时刻准备着-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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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西北任你游（2）
我思忖着白云观签上的那句话：“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后来，我第一次担任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那档节目就叫《东西南北中》，尽管我唯物，尽管不信命运，但是我唏嘘慨叹人生的巧合！

漂在北京（1）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很快，很短，我没有那么多考虑具体问题的时间，整个旅程都处在亢奋和激动中。飞机是一种很神奇的交通工具，不仅仅因为快，它让我有恍如隔世的迷离感，因为起飞的地方和降落的地方是两个世界。　　到了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熙熙攘攘，虽然没有今天那么豪华，但是各种指路灯箱，五花八门的广告也足以让人目迷五色。机场挤满了离别和团聚的人们，而我即不属于离别，也没有人等待团聚。对于北京，我是异乡客，用现在的话说：我是一个“北漂”。　　狠狠心打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出租车。上车之后坚定地说了一句：去中央电视台！当时北京正在修建三环路，像个巨大的工地。还没到正月十五，街上的人不多，节日的气氛依稀存在。晃晃悠悠40分钟，到了中央电视台东门。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地来到东门传达室，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的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在北京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我拎着不多的行李，风尘仆仆来到中央台东门，傻傻地递上军人证和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证，对值班阿姨说：“我去文艺部找人。”　　“先打电话吧！”阿姨努努嘴指着放在窗台上的电话。　　我想起了那个6850开头的电话号码，不用看通讯录，烂熟于心。　　高立民的电话没人接。　　又打了一个，杨澜的电话没人接。　　之后，我再打，找高立民，找杨澜。　　属于我歇脚的地方就是传达室的长凳，上面坐着一排人，两个上访告状的，三个等人的，一个学生模样的。不一会，上访的走了，等人的等到了朋友也走了，学生模样的人不断地打电话，终于得到了一个否定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最有悬念的就是我，干等。　　就这样，在那条长凳上度过了我在北京的第一天，从我决定来北京到现在，整整24小时。24小时，我的世界变样了，但是至少此时此刻我还没有后悔。　　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我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晚上的住宿是我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看似简单的衣食住行离开家全成了事儿。在家的时候听一个来过北京的朋友说，文化部附近有一些旅馆比较便宜，也许文化部招待所住的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吧，这就是我当时的逻辑。但是文化部在哪儿呀？和中央电视台一个性质，应该不远吧？此时的我一天都没有吃东西，我找了个小面馆勉强吃了一碗汤面，比我们的兰州拉面差远了，还特贵。我又狠狠心，再打一辆“面的”，坐在车上心里特别不踏实，文化部的招待所究竟在哪儿？车似乎又开了很远，看着计价器开始蹦字儿，我的心揪着疼，什么都没干成，就花了这么多钱，今后怎么办？也许自己真的太莽撞了，来北京之前竟然连个朋友都没有联系，弄得如此狼狈不堪。　　好在出租车终于在20元之内到了文化部。当时的文化部在现在文化部的对面，是一个高大但老旧的楼，门口有警卫站岗。我被出租车丢下后孤零零地拎着行李在大街上没目的地走，眼中踅摸着有没有什么旅馆。我的衣着打扮和手中的行李都昭示着我是一个外地人，用现在的话说：外地来京打工人员。　　文化部在沙滩儿，北京人说的时候加上儿化音，我不知道，只知道自己在“北京的沙滩”　　转悠了很久。在天即将擦黑的时候，我在路边的角落里看见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招待所”　　三个字。走进去一看，是一家人防工事改造的地下旅馆。走过一条很黑的楼道才看到旅馆的“前台”，一个胖胖的大妈操着熟练的北京话，盘查了我的军人证。登记之后，分给了我一间三人房中的一个床位，价钱是每夜14元。就这样，我在繁华北京的地下，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值得庆幸的是，和我同住在一间屋里的是两个来北京寻梦的画家，沙滩离美术馆很近，他们住在这里到美术馆非常方便。在这个简陋的小屋，至少有三段不同的梦想。
漂在北京（2）
住在文化部招待所非常不方便。北京之大，出乎想像，到中央电视台要坐一个多小时的公共汽车，而且没有直达车，倒车就要倒好几回。我已囊中羞涩，不可能像头一天似的那么奢侈地打车了。向大妈问清了路线，第二天一早，我穿了一件干净便装，又辗转来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中华世纪坛的位置是一个公共汽车总站，从那儿下车后，到中央台东门。　　来到中央台东门口，武警森严地把守着大门，传达室的窗台上依旧放着几部分机电话，直拨6850之后的四位数字就可以。于是，我又开始拨打高立民的电话，经过了很长时间的等待后，依旧无人接听。于是不厌其烦地拨打和等侯。从中午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简单的四位数字打了整整半天，这个号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到了很晚的时候才听别人说，因为春节假期还没有完全过完，多数部门都没有上班，只有新闻部以及有晚会任务的部门在值班，其余的还在享受大假。估计高立民他们也是这种情况。　　第一天就这样无功而返，回去的路上又随便吃了碗面条。整整一天，除了问路，我竟然一句话都没有说！是啊！跟谁说？说什么？没有朋友，更没有亲人，又舍不得打长途电话回家。　　在兰州我虽然也是一个无名小辈，但是从来没有感觉到孤独。　　人在一个没有亲情环境中的寂寞，是一种无法排遣的煎熬！回到地下旅馆，倒头便睡。同屋的画家也是寻梦未归，半夜听到他们回来的脚步，疲惫而沉重，尽管没有交流，但我知道他们也许遭遇了这个城市同样的冷遇，现在知道那种感觉就叫“郁闷”。　　第二天，依然是同样的程序，依旧是无人接听的电话，我开始不奢望什么了。想想自己也挺莽撞的，为什么不在兰州联系好了再来？为什么不先确认人家上班的时间？看来光是鲁莽和激情远远不够，还要得要领才对。传达室的阿姨对我的到来熟视无睹，也许这样的人她们见得太多，早已见怪不怪。　　晚上仍旧回到地下，仍旧到那个面馆吃面。其实中央电视台到文化部之间的这段路，要经过繁华美丽的长安街、天安门，可以看到北京最令人心动的夜景，我在黑暗的心情包裹之下，哪能看到亮丽的景致？当时中央电视台对我来说就是北京的全部。这一天显然对周围的环境熟悉了一些，我安慰自己：碰壁的主要原因是没有经验，没有找到要找的人，一旦电话打通，就会一通百通。“黑夜过去，就是早晨”我这样开导自己第三天依然执行旧的程序。早上，和我同屋的那个画家退房走了，临走的时候还向我道了声再见。真不知道他遭遇到什么，而今又在何方？也许已经如愿以偿地在巴黎开画展了？也许他不会想到当年那个天天上电视台找人的小伙子已经是观众熟悉的主持人了吧？青春岁月的那种执着追求是令人终生难忘的。　　真是天道酬勤。第三天我竟然打通了杨澜的电话。　　当电话忽然有人接听的时候，我的心都快蹦出来了，声音非常熟悉，是杨澜！“杨澜，你好！我是兰州的朱军。”　　“啊，你好。”她竟然记得我。　　“我来北京了，我在中央电视台的东门，你能接我进门吗？”　　“对不起，我不在台里，我在外地呀！”　　顿了两秒钟，杨澜问我：“你住哪里呀？”　　“文化部招待所。”　　“怎么住那么远呀！那边有招待所吗？干脆你住燕京饭店吧，梅地亚太贵了，我在外地不方便，等我回来咱们再联系吧。”　　“好啊，谢谢！”我急忙道谢，我是挺虚荣的人，绝对不想给人添麻烦。不管怎么，杨澜给了我一条切实的建议，我还是很感激的。　　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领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高立民的电话还是没有打通，反正也没事，到燕京饭店看看吧。杨澜提到的梅地亚宾馆在中央台北边，当时显得特别气派，听说台里重要的嘉宾都住在那里，这个宾馆几乎和中央电视台齐名。而燕京饭店也属于老字号，离中央台步行20分钟可以到，就在长安街的边上。但是一走进大堂我立刻后悔了，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我断定根本没有能力消费。

漂在北京（3）
在前台处，我轻声问一个值班的小伙子：“请问标准间多少钱一天？”　　穿着笔挺制服的服务员，似乎从穿着和相貌上看出我是外地人，不屑地甩过一句：“二百六！”　　接着追问：“您住几天？”不屑的眼神继续着……　　“噢，谢谢！我替朋友打听的”我遮掩着自己的尴尬。　　但是，我知道无论怎么掩饰，那种难堪一定写在脸上。我低着头快步走出大门，不长的路显得很远，我不敢回头，觉得许多眼睛在看我。其实我错了，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在意发生在这个异乡青年人身上的事情。走出大门，我在长安街上奔跑了很久，直到气喘吁吁地停在一个家属院无人的角落里。我倚着墙蹲了下来，抱着头，心绪如麻——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角落，也不知道自己努力的价值所在，甚至没有了希望和幻想。　　后来《艺术人生》中的很多嘉宾都有类似的经历，而且都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然而走过来了，发现挺庆幸，因为困难成了自己的战利品，成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当初置身其中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名状。　　我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住不住燕京饭店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找到自己要找的人。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男人！至今我时常用这四个字鞭策自己。　　于是，又回到了东门，继续等侯！高立民的电话仍然没人接。　　第四天，我依旧一早来到东门打电话等待。看见台里上班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拿着证件接台外的人进去办事。每当有人从书包里掏出证件直接被武警放行时，我都羡慕不已。在东门遥望中央电视台里面，一个高楼，一个矮楼，高的叫“方楼”，矮的叫“圆楼”，来来往往的人熟练地念叨着这两个楼的名字。　　这时，我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子从东门出来，大声地叫着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从远处跑来，跟着小姑娘办好手续便进了门。不一会，小姑娘又出来，又接进去两个人，看的出小姑娘可能是专门负责接人的，小小年纪，权力不小。传达室的阿姨见到她便直接办证，还笑呵呵地搭着话。　　当小姑娘第三次出来的时候，我硬着头皮迎了上去，厚着脸皮和人家搭讪。以前从来没有和陌生女孩说话的习惯，这次实在被逼无奈，只能“不择手段”了：“小妹妹，你是哪个部门的？”　　“有什么事吗？”　　“我来找人，可是人不在，我想进去找，没有人接。我是兰州的军人。”　　“那你跟我说也没有用呀！”　　“给你看我的军人证，我不是坏人，我找《地方文艺》的人。”　　“我不能随便接人！”　　女孩斩钉截铁地说，白了我一眼就又进去了，弄了我一个大红脸。30岁的人了，又是当兵的，跟人家中央电视台的年轻女同志“套磁”，人家怎么想我？　　我沮丧地站在门口，忽然多了一个心理负担，想挽回点面子，真希望高立民能马上出现救救场。没多久，那个小姑娘又出来接人，见我站在那里脸都冻红了，主动问：“那个军人，你过来。我问你，接你的人还没有联系上呀？”　　我摇摇头。　　“我再看看你的证件。”　　我赶忙掏出军人证递上，照片上穿军装的我挺精神，至少比当时落魄的样子要神气得多，小姑娘仔细看着我的证件，我连忙解释：“千万别误会，我是实在没办法了，看你来回接人才求你帮忙给问问。”　　也许我的长相实在不像坏人，要不就是当时的样子实在可怜。小姑娘想了想说：“这样吧，我把你弄进去看看，要是找不到你的朋友就赶快出来，千万别自己乱跑，千万别说是我接你进去的！”　　“真是太感谢了！”我简直觉得遇见了大慈大悲的菩萨，千恩万谢地跟着她来到传达室的阿姨那里，先将自己的证件递上，在一个小本上简单登记，阿姨将登记的表格撕下一半，盖个印章给我，再将一个写着号码的不干胶贴纸贴在证件的背后。

漂在北京（4）
我拿着那个半截的登记表和半截不干胶，终于在苦苦守候四天之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小姑娘嘱咐我：出门不要忘记退卡。说完，径直走了。我赶紧说了声谢谢，当时一激动，忘了问小姑娘的姓名和部门。直到今天我都万分感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真想知道她是谁，真想当面说声谢谢。我一生都会记住，把我引进中央电视台大门的，竟然是一个我至今都不认识的陌生女孩。　　或许她早已不记得这件事，但是她无意中的举动给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次帮助。我多么希望她能看到书中的这个段落，接受我由衷的谢感。记得在《艺术人生》节目中，陈坤讲到当时他陪着同学考电影学院，本来自己没有什么考试的愿望，但是一个不太熟识的叫陈畅的朋友不但鼓励他试试，还主动帮他交了200元报名费，没有那位朋友的鼓励和帮助，也许就没有今天走红的陈坤。后来陈坤与这个朋友就此失散，陈坤对他却铭记在心。当我们节目的编导找到现在深圳的陈畅，并接通电话的时候，陈坤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而陈畅却在那里极力回忆，还不好意思地说，其实他根本记不清帮助陈坤的事情，只是依稀记得大家一起考过试。有的时候，无意中的一个举动可能成就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每每想起这件事，我都特别感动，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可是我连恩人是谁都不知道。然而，又一想，人生在世，其实每时每刻都在接受别人的恩惠，自己经常浑然不知，假如说回报的话，就让我们都善待他人吧！说不定你自己无意中一个热心、一个善举就可以给别人一个重要帮助，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帮助与被帮助中成长的。今天，每当我帮助了一个人，就觉得是回报了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那个帮助过我的小姑娘现在一定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相信善有善报！我永远祝福她！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的太宿命，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机缘的巧合。　　拿着这张珍贵的进门条，我终于走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　　中央电视台像个迷宫，没人引导简直蒙头转向。上次有人领路还晕乎，这回心虚加胆怯，就更找不着北了！上了电梯，奇怪的是电梯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到中央台10年了，唯独那次只有我一个人。　　电梯里有一面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算是那天见到的唯一的“熟人”。电梯的门关上，我不知道该上几楼，犹豫的时候肩膀碰到了“21”。“21就21吧，不行再下来”，隐约记得文艺部好像就是20多层。　　随着电梯门打开，我眼前一亮，出现了“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　　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　　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　　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　　”　　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啊？”我也愣住了。　　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　　，“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　　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　　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　　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　　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　　等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