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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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5月24日和6月10日，《人民日报》又先后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反党集团”也最后又上升为“反革命集团”。胡风也就被打成十恶不赦的重大的既是历史的又是现行的反革命。

　　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一个重大历史错案就这样铸成。

　　这个历史错案是毛泽东亲自过问了的。　为此，这里自然就有必要说一说郭沫若了，看看他在这次批判行动中是怎样的表现和态度。

　　对于这一次由批判《红楼梦》研究而发展为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再进而转为“深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斗争，郭沫若不像前一次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批判武训那样因为自己有过“错误”而背上包袱。他完全可以无所顾虑，轻装上阵。不仅如此，这次运动的对象不但与他毫无关系，相反，对于胡适以至胡风，他原就印象不佳，对于批判他们，不存在思想转弯的问题。以他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一开始就会知道这次批判运动是由谁倡导，由谁发动，由谁指挥的。更何况，这次批判运动的背景正是全国为实现国家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重要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这次批判运动，被视为对于全国人民的“文化动员”，无论是谁，即使对之认识不够，理解不深，也都必须努力认识，加深理解，跑步跟上形势。特别是，这次批判运动一开始就加强了组织的领导，层层开会布置动员，郭沫若还在中国科学院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被推举为领导整个批判运动的委员会主任，不管实际情况如何，至少名义上可谓前线总指挥。所以，无论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说，他都必须积极参与批判运动，只能积极参与批判运动，乐于参与批判运动。

　　由于上述原因，郭沫若在毛泽东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对以俞平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进行批判后，即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认为由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错误所引起的讨论，“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

　　接着，他又在全国文联主席团与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作题为《三点建议》的长篇发言。发言首先检讨了“我们的错误”，说“解放以来，我们虽然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包含我自己在内，并没有上升到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我们懈怠了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放任了并助长了这种错误思想，甚至还成为了这种错误思想的俘虏。”

　　他还检查“自己在思想斗争上的漠不关心”。说：“我要感谢领导着我们的党，领导着我们的党中央，适时地揭发了我们的错误，为我们撞响了警钟，使我们在错误面前睁开了眼睛。”

　　接着发言从当前《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性质说起，说这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提出“应该坚决地展开对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斗争”，“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提倡建设性的批评”，“应该加紧扶植新生力量”。

　　与此同时，他也用了一定篇幅批判了胡适的实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历代自由讨论的风气如何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指出批评应当做到“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并特别提醒培养新生力量必须“包含着爱护、教育、锻炼的过程”。

　　平心而论，郭沫若的这个“发言”，尽管是紧跟形势，调子不低，但仍然比较平和。至少，总调子还是谈学术思想领域中的斗争，而且也不乏与人为善的精神。

　　只是，随着批判运动的逐步深入和升级，他的调门也跟着转换，直至1955年5月25日，即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第二批材料》的次日，他就以文艺界学术界及人民代表的身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请依法处理胡风》的吁请，说什么“胡风集团已不仅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而且是我们政治上的敌人。”

　　并提出要求：“请依法逮捕胡风。”这样一来，就使得专政机构逮捕胡风不但成为合法，而且好像是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一致要求。对于此着，由于未见必要档案，至今无法说明郭沫若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在什么情况下，由谁指挥他这样做。但历史不能不作出判定，郭沫若这样做是实在没有必要，实在有失水准，实在做得不对。

　　不过，更严重的事情还在后面。这就是发生在1957年夏季及此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的反对“右派”的斗争。

　　这段历史先让我们按下不表，留在后面再谈。

　　●三、云缝中投射的一缕阳光

　　20世纪50年代前半叶，尽管政治运动不断，中国社会总的说来是呈现着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气象。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摸索着前进，不断地总结着经验教训。

　　1956年是很不平常的一年。

　　元旦刚过，全国人民就沉浸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欢乐中。

　　在这一年里，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阶级力量和政治形势的总的状况，对于文化、教育、科学、文艺提出了着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这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策。

　　毛泽东以锐利的眼光吸收了历史发展过程中表明的一些最基本的规律，同时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用最简明形象的话语概括出这一政策的精髓。事实证明，真正按照这一政策方针去做，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能发展，就能繁荣。相反，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会停滞，就会枯萎，就会倒退。

　　当时国内的情形是，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加快建设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把新中国建设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变化，也推动了我们国内思想解放要求的产生。为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反对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任务。广大人民群众也迫切地要求扩大和保证社会主义民主生活，迫切要求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195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颇不寻常的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他一开始就向到会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想不想走？”

　　中国当然是不想走。

　　现在的问题是，为了避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中国该怎么办？

　　毛泽东接着回答了自己刚提出来的问题。他说：“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于是他便根据自己的认识讲了10个问题，即《论十大关系》。其中就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他明确地说：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另一种学术。

　　5月2日，在第二次谈“十大关系”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说：

　　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又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学说，那么多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是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话说回来，“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八个字，作为一种方向，一种提倡，毛泽东早在1956年以前就提出过，只不过不是同时提出来，也不是作为一种政策提出来的。

　　早在195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立，请毛泽东题词，他就题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当时戏曲界对于发展京剧问题有不同意见，发生了争论。有的人主张对京剧不能批评，而应当完全继承；另一些人则相反，认为京剧落后，宣扬封建思想，应当完全否定。针对这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则认为各种戏曲都应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从当时情况看，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戏曲创作和表演。

　　“百家争鸣”是1953年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的方针。那一年，中央宣传部组织了一个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由陈伯达任委员会主任。陈向毛泽东请示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毛泽东就对他提出“百家争鸣”四字方针。显然，这也是针对当时的历史研究而言的。

　　这一次，“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同时提出，并且是作为党在文化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这却是头一回。

　　毋庸否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教育和科学事业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确实出现了不少的问题，突出的就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形式主义相当严重。这是因为建国以后在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开展了几次重大的批判运动，促使了“左”的思想倾向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滋生和发展。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混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争鸣，对于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中的不同意见动辄上纲上线，乱扣政治帽子。与此同时，在“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口号下，把苏联的一些错误作风错误做法（诸如在学术研究领域中的宗派主义以及政治干预学术）也都“学习”过来了。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对文学艺术和学术研究极为不利的气氛和局面。当时，在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56年4月5日发表）在分析到我们中国自己的情况时，就说：

　　若干年来，我们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和文艺批评的研究领域中有了一些成绩，但是一般说来，还有许多不健康的状态存在着。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

　　现在看来，这些话说得并不尖锐，并不深刻，不过还是说出了一些问题。文章说到的这些情况，自然也早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也促使他在借鉴苏联教训时严肃考虑我国自己的问题。如前所述，他在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就正式提到要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接着，他又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方针政策的提出，既体现了科学和艺术发展的要求，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他说：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从这种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按照毛泽东的本意，就是要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各种不同意见之间的自由争论，以此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如果我们能够真正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能够始终坚持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政策，则无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是幸，对于我们的国家是幸，对于我们的民族是幸。而事实上，在我们建国以后的几次文化思想批判运动中，所缺乏的恰恰是各种不同意见的大胆的自由的辩论，因此不但问题得不到深入的讨论，反而让形而上学、教条主义滋生蔓延。即使对于过去的老账不算，如果在这一方针政策提出后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贯彻，那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可是历史的发展，还要曲折走弯路，这就真是不以人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了。

　　然而，不管怎么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郭沫若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对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期望和信心。而他自己也的确是一心一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和精神，努力为贯彻“双百”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努力的。

　　郭沫若毕竟是一位学者，一位真正的文学家。从他的直感出发，他也应当知道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是不利于文化、教育、科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

　　所以他在1954年就说：“我们应该广泛地展开学术上的自由讨论”。他通过总结我国发展科学文化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指出：“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这些感受和认识，可以说完全是和毛泽东的看法相一致的。所以，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方针后，郭沫若就表示要迅速而正确地贯彻这一方针政策。

　　1956年5月26日，亦即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不久，郭沫若就邀请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向学术界、文化界人士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重要报告。后来有人问他请陆定一作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

　　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这就是我请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动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提出后，郭沫若在许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对这一方针政策作一般性的表态，而且深入地谈自己对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譬如他在一篇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的文章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并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交响曲”，“而不是‘乱鸣’”。接着，他又在一篇题为《“百家争鸣”万岁！》的文章中说：“百家争鸣”“具有它的时代性。”“由于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因而每个‘百家争鸣’的实质也各不相同。”同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中实现‘百家争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更有利的条件。”他这样来阐述“双百”方针政策，当然也与他处在文化科学教育文艺事业的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使文艺界的风气很快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人们对一些过去看来十分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开始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讨论。文艺创作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有所克服，作家敢于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得到发扬和深化，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也兴致勃勃，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次月（6月）亲自选出一百种花来，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写出一百首诗。虽然因为诗人“所熟悉的花不多”，只写出了《牡丹》、《芍药》、《春兰》三首，后在1958年补足写成101首正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集《百花齐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于这一方针政策的由衷赞成和拥护。

　　实际上，他不但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和宣传，也从艺术创作上上热情歌颂，努力实践。1958年3月，他为了表明自己拥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意凑齐了一百首写花的诗，加以用象征、引申的手法，阐述“双百”方针，歌颂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虽有些诗显得生拉硬扯，艺术粗糙，如其中《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另一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解说“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但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样积极主动响应毛泽东，支持毛泽东，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想真正将这“双百”方针政策付诸实践。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贯彻这一方针政策时，情况就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