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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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通常用武力来对抗葡萄牙的奥斯曼来说，真是有点不可思议。1538年，奥斯曼向印度西北部的第乌港（Diu）发起了大规模进攻，随后还连续袭击葡萄牙的舰船。其中一位奥斯曼舰长名叫赛菲尔（Sefer），他在16世纪中叶凭借一系列成功获得了巨额的财富。奥斯曼“尽享葡萄牙的战利品，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富有”，一名欧洲船长这样说道，并详述了塞菲尔的船队变得如何发展壮大，如何凭借几艘小船取得巨大的成功。“他究竟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麻烦？究竟还想把多少财富运回家乡”？奥斯曼显然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据另一位观察家在1560年的记载，每年都有几百万磅的香料运抵亚历山大港，“难怪运往里斯本的货物变得那么少”。
到了这一时期，香料贸易的利润已经开始慢慢回落。所以葡萄牙人开始把投资从香料转向其他商品，特别是棉花和丝绸。这一转向在16世纪末令人瞩目，此时的纺织品正以前所未有的数量运往欧洲。某些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当代学者也表示认同），导致这一结果的是插手香料贸易的葡萄牙政府高层的腐败，以及许多来自皇家的错误决策：不仅征收高额的进口税，而且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效率很低的物流系统。奥斯曼帝国的成功给葡萄牙以及周边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称霸印度洋的关键在于谁能从卖往欧洲的商品中争取到最大的税收。奥斯曼顺利地从中分得了不小的份额。红海、波斯湾和地中海港口的物流不断增加，君士坦丁堡中央银行的收入也与日俱增（尽管国内需求的增加同样增加了政府的收入）。整个16世纪，人们的年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长，这不仅促进了城市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状况，也让乡村焕然一新。
黄金时代的黎明并不只属于欧洲。从巴尔干半岛到北非，大规模建设工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纷纷上马，而支撑这些项目的则是越来越多的关税收入。许多极负盛名的辉煌建筑都是由苏莱曼大帝（Sultan Sulaymān the Magnificent，1520—1526年在位）——这位大帝的名号本身就是当时时代精神和富裕的象征——时期的首席建筑师希南（Sinān）所设计。希南建造了80多座清真寺、60多所伊斯兰学校、32座宫殿、17家救济所和3所医院，还有在苏莱曼大帝及他儿子的统治时期设计的多座桥梁、水渠、澡堂和仓储货栈等建筑。赛里米耶清真寺（Selimiye）建于1564年至1575年间，坐落在今天土耳其西北部的埃迪尔，是建筑学和工程学上的辉煌成就，“值得人类膜拜和敬仰”，当时人说。它同时还是一个宗教野心的宣言：“世人们”认为，我们不可能“在伊斯兰的土地上”建立一座像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伟大的建筑，埃迪尔的清真寺证明他们错了。
在波斯，类似的辉煌建筑同样拔地而起，同时还发展出了完全可以与欧洲文化繁盛时期相媲美的视觉艺术。一个新帝国于15世纪初帖木儿去世之后在大汗的领土上突然崛起，它就是萨法维（Safavid）王朝。到阿拔斯一世大帝（Shah ？Abbās I，1588—1629年在位）时，帝国的国力达到了顶峰。大帝目睹了伊斯法罕（Isfahan，今伊朗中部城市）令人惊叹的重建过程：根据精心规划的城市布局，旧市场和旧街道被全部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店铺、澡堂和清真寺；大型灌溉系统能确保伊斯法罕新城的用水供应——这对坐落在城市中心的园林杰作国王广场（Bāgh…i Naqsh…i Jahān）来说至关重要，它被誉为“润饰世界的花园”。辉煌的国王清真寺（Masjid…i Shāh）也建于这一时期，人们希望它能与埃迪尔一样，成为伊斯兰世界最璀璨夺目的明珠。如当时某评论者所说，阿拔斯大帝使伊斯法罕看上去“如同一座充满华丽建筑的天堂，公园里花香四溢，为花园和小溪平添生气”。
在一个自信、求知以及越来越国际化的文化环境中，书籍、书法和其他视觉艺术，特别是细密画（miniature painting）开始走向繁荣。一些作品专门论述如何进行艺术创作，比如《卡隆苏瓦尔》（Qānūn al…？uvar），它用韵文的形式巧妙而优美地阐述了艺术创作的技巧。不过作者也警告读者，虽然人人都想掌握绘画技艺，但“你必须知道，若想在此领域取得成就，天赋是必不可少的”。
财富和繁荣带来了一番新景象：伊斯法罕的加尔默罗会（Carmelite）教士能向波斯国王呈上一本波斯文译本的《旧约？诗篇》（Book of Psalms），并受到了热情的接纳；教皇保罗五世（Paul V）送上的中世纪插图版《圣经》也让波斯国王非常高兴，国王还让波斯学者解释图中描绘的内容；当时正值当地犹太人以波斯语（但用的是希伯来字母）抄写《托拉》的时代，展现出波斯人不断增强的宗教宽容和文化自信。
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都发了大财，这要归功于远东贸易中的关税和过境税，当然还有欧洲本土新富对各种奢侈品需求的增长——从皇室到商人，从宫廷大臣到富裕农民。然而尽管这些近东国家在从美洲跨大西洋涌入黄金、白银和珍宝的冲击中获益甚多，但最大的收益来源还是要属那些出口量最高的货源地，即印度、中国和中亚。
欧洲成了黄金白银的交易所，这些贵金属都来自资源富足的地方，比如波多西（Potosí）——安第斯山脉上的银矿（位于今玻利维亚）——它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单一银矿，仅一个世纪内的产量就超过了全球产量的一半。用汞提炼白银的技术也得到了发展，使得整个采矿运作成本更低、速度更快、利润更高。这一发明极大加快了南美资源经伊比利亚流向亚洲的再分配进程。
大量的贵金属被熔铸成钱币，然后运往东方。自16世纪中叶开始，每年都有几百吨的白银出口到亚洲，以换取人们紧缺的东方商品和香料。16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的一张购物清单显示出人们的胃口究竟有多大。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de Medici）公爵出资高额赞助佛罗伦萨商人菲利普？萨塞蒂（Filippo Sassetti）到印度远航，同时还给了他一张购买各种海外商品的清单。公爵最后收到的礼物包括斗篷、绸缎、香料、种子和腊塑植物模型，还有各种药品，包括一种治疗毒蛇咬伤的药。这些都是公爵和他的弟弟费迪南多主教（Cardinal Ferdinando）特别喜爱的东西。对于当时高层权贵来说，这类奢欲是十分普遍的。
因美洲的发现和非洲海上通道的开辟，欧洲及近东地区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要论辉煌程度，可能当时世上任何地方都比不上印度。哥伦布跨越大西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地区在帖木儿去世后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整合过程。1494年，帖木儿的后裔之一巴布尔（Bābur）在继承了中亚费尔干纳谷地的全部领土后，将扩张的目光盯向撒马尔罕，并迅速取得成功。在遭到乌兹别克对手的驱逐后，他率军南下，经过数年收效甚微的征战，他又将注意力转向了他方。他先将喀布尔收入囊中，随后通过驱逐残暴专制、怨声载道的洛迪（Lodi）王朝，成为德里（Delhi）的主人。
巴布尔展现出自己是一个热情的建设者。他兴致勃勃地建造了喀布尔壮丽的巴布尔花园（Bāgh…i Wafa），里面不仅有喷泉，还有石榴树、苜蓿草坪、橘树以及从遥远的原产地带来的其他植物。巴布尔自豪地写道，当橘子变黄的时候，“景致最佳，布局最精”。征服印度之后，他依然热衷于设计花园，只是抱怨当地的地形不好。他对印度次大陆北部的水源供应相当不满：“放眼望去，一片荒凉，根本不值得再花费任何精力进行开发。”最后他终于在阿格拉（Agra）附近找到了安居之地：“（该城附近）并没有真正合适的地方，我们也只能将就将就了。”最后，在花费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之后，他终于在“糟心、混乱的印度”打造了豪华的花园。
尽管巴布尔对当初的南征多有担忧，但他的行动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没过多久，这片新领土就发展成一个强大的帝国。新商业通道的开辟、欧洲购买需求和能力的增长，都意味着有大笔的现金涌入印度。大部分收入都被印度人用来购买马匹。我们说过，在14世纪曾有成千上万的马匹经中亚贸易商之手售出。大草原上的马匹十分抢手，它们营养好、体形大，不像次大陆的马“那么小，一个人骑上去就几乎四脚着地”。流入欧洲的银子先是被用来购买东方的商品，而后，为了展现体面和社会地位，又被花在了最好的坐骑上——就像当今那些石油国的富豪们把流入的钱花到法拉利、兰博基尼和其他豪车上面一样。
马匹贸易的利润很大。葡萄牙人刚抵达波斯湾和印度洋的时候，最先引起他们注意的商品之一就是马匹。他们在16世纪初向国内发回激动人心的报告，描述当地人对纯种阿拉伯马和波斯马的需求，还说印度王公们愿意出高价购买这些骏马。随后，越来越多的葡萄牙人开始涌入运送马匹的高利润贸易，以至于还引发了某些技术革新，比如一些海船被设计出专门用作马匹运输的功能。 这些马匹大多数都来自中亚。随着资金源源不断地流入印度，马匹的需求量大幅上涨，激增的收益甚至引起了中亚地区的通货膨胀。巨额利润为修筑桥梁、扩建旅舍以及确保通往北方地区主要商道的安全提供了支持，这些工程项目又为中亚各城市开启了新一轮的繁华兴盛。
建设马匹贸易所需的基础设施同样有利可图。一位嗅觉敏锐的投资商将目光转向了贸易要道上的驿站建设，并在16世纪中叶的15年内建造了1500多座驿站。这一时期的资金涌入情况甚至在锡克教经典《格兰特？沙哈卜》（Granth Saheb）中都有反映（在这本经典中，世俗、商业和灵魂处于同等地位）：上师告诉他的随从们说，要购买效用长久的商品，而且要详细记账，这是铭记真理的法门。
一些坐落在交通要道上的关口城市因便于马匹贸易而蓬勃发展，其中就包括喀布尔。不过，最令人瞩目的繁荣发生在德里，它因靠近兴都库什山脉而得到了飞速的成长。随着该城商业地位的提升，其统治者也声望日隆。在莫卧儿帝国的扶持下，当地的纺织工业也发展迅猛，其产品能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卖出高价。
没过多久，强大的帝国便开始扩张，用它的经济实力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地区，并将它们整合在一起。在整个16世纪，巴布尔和他的儿子胡马雍（Humāyūn）及孙子阿克巴一世（Akbar I）目睹了莫卧儿帝国大范围的扩张过程：至1600年，其疆域已西起印度西海岸的古吉拉特（Gujarat），东至孟加拉，北连旁遮普的拉合尔（Lahore），南抵印度中部。这并非为了征服而征服，而是把握良机夺取富饶城市和地区的控制权，以强化和巩固新生的帝国。如一位葡萄牙耶稣会会士在他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所说，征服古吉拉特和孟加拉（两地都拥有繁荣的城市和可观的税收）使阿克巴成为“印度王冠”的主人。每一次扩张都强化了中央的权力，并为帝国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
莫卧儿帝国还带来了新的思想、趣味和风尚。曾长期被蒙古人和帖木儿崇尚的细密画，如今受到了新统治者的青睐，他们从远方各地聘请艺术大师前来创办美术学校。观看赛鸽和柔术表演——两项在中亚地区颇受欢迎的消遣活动——成为一种潮流。
建筑风格和花园设计的革新更为显著，来自撒马尔罕完美的建筑和园林艺术风靡了整个新帝国。这些建筑成就在今天仍然可以得见。胡马雍位于德里的华丽墓地不仅延续了帖木儿时代的风格（由布哈拉的一位建筑师设计），更标志着印度历史崭新时代的到来。同时引进的还有园林风格：将建筑与环境巧妙融合，显然是受到了中亚的影响。在繁华的拉合尔，到处都是新建成的纪念碑和精心设计的广场。凭借本身拥有的巨大资源以及有利的全球局势，莫卧儿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帝国，并最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帝国的新首都法地布尔？西格里（Fatehpur Sikri）建于16世纪下半叶，其豪华程度充分展现了帝国的无限资源和皇家理想。精巧设计、由红砂岩建构的庭院楼阁融合了波斯、中亚和印度的建筑风格。来访者若在这里受到接待，便不可能再对当地统治者的权力有半点质疑。
一座最为著名的纪念性建筑可以成为欧洲财富大量流入亚洲的佐证，那就是沙？贾汗（Shah Jahān）在17世纪初为他的妃子阿姬曼？芭奴（Mumtāz）所建的陵墓。在妃子去世的那天，沙？贾汗向穷人施舍了大量的金钱和食物。在选定一个最佳葬礼方案后，沙？贾汗拿出相当于今天几百万美元的资金修建了一座圆顶建筑，随后又花了几百万美元，用最好的镀金工艺和数不尽的黄金来装饰墙壁和圆顶。陵墓两侧建有“顶着华丽天篷”的亭子，亭子周围又有花园环绕。附近市场的税收则被拨出，用以陵园日后的维护和修缮。
对许多人来说，泰姬陵（Taj Mahal）是世上最具浪漫色彩的建筑，充分展现了一位丈夫对妻子深深的爱，但它同时也反映出其他内容：环球贸易给莫卧儿统治者带来了巨额的财富，使他有财力向自己可爱的妻子表达深刻的思念之情。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由于世界轴心的重大转移，此时欧洲和印度的财富都是以南北美洲的付出为代价的。
沙？贾汗对妻子去世的哀思，与不久之前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形成了完美的对应。玛雅帝国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同样非常繁荣。“那时的人们都十分健康，从不会有骨痛的毛病，也不会发烧，不会得水痘，没有胸痛，没有肺病。那个时代，人们的发展井井有条。后来欧洲人来了，他们改变了这一切。他们带来了很多可怕的东西。”一位作家在此之后不久写道。在美洲发现的黄金和白银被运到了亚洲，就是这种财富的再分配促成了泰姬陵的诞生。这不得不说相当讽刺，印度（India）的富强竟然是以地球另一端的“印第安人”（Indian）的苦难为代价的。
靠着白银的流通，几块主要大陆已经紧密相连。白银吸引着许多人到新世界去寻找财富。在16世纪末，一个游历至波斯湾霍尔木兹（Hormuz）的英国人记述说，该城到处都是“法国人、佛兰德人、日耳曼人（Almain）、匈牙利人、意大利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拿撒勒人，土耳其人和莫尔人（Moor），犹太人和非犹太人（Gentile），波斯人和莫斯科人”。在极具诱惑力的东方，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前往的不仅是商业利益，还有挣钱更多的工作机遇。在波斯、印度、马来半岛甚至是日本，炮手、向导、领航员和船长都不难找到工作机会。那些想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人——逃兵、罪犯和不良分子——都有新生的机会，这些人的技艺和经历会得到当地统治者的重用。干得出色的人真有可能成为自由王子，比如那位在孟加拉湾和马鲁古海（Molucca）的幸运的荷兰人，“愿意和多少女人跳舞都可以”，“几乎整天”都在“全裸”地欢歌舞蹈、酩酊大醉。
1571年，西班牙人建造了马尼拉城（Manila），由此改变了环球贸易的格局。此番殖民活动给当地居民带来的损害要比第一次跨越大西洋的殖民小得多。西班牙人的初衷只想建立一个获取香料的基地，但它很快发展成了一座大城市，一个亚洲与美洲之间的联络点。现在，货物无须先经过欧洲，而是直接跨越太平洋运达，用来支付的白银也同样不需要绕道。马尼拉成了可以买到各种商品的贸易中心。据1600年左右该城的一位高级官员称，这里能得到不同种类的丝绸、丝绒、缎子、织锦和其他各类纺织品。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床上饰品、卧室挂布、被单和挂毯”，桌布、坐垫、地毯、金属盆、铜壶和铁锅一有尽有。锡、铅、硝石和来自中国的火药同样能够买到。还有其他罕见的东西，比如“用柑橘、桃子、鸭梨、豆蔻和生姜制成的防腐剂”，栗子、胡桃、马匹、类似于天鹅的亚洲家鹅、八哥以及其他许多稀有物品。官员接着说，如果我要把市场上能买到的东西全都罗列出来，那将“永远也写不完，纸都不够用”。用当代评论家的话说，马尼拉应该算是“世界上首座全球性城市”。
这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商业通道。可以想见，在马尼拉通道建成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开始出现长期的衰退。这其中有来自国内的经济压力，抵抗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和波斯帝国需要巨大的军事开销，但跨越数千英里的新贸易通道的出现，必定是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下滑的原因之一。从美洲流经菲律宾至亚洲各地的白银数量令人震惊，至少比16世纪末17世纪初此条通道上流往欧洲的数量大得多。新世界流往欧洲的财富开始减少，引起了西班牙某些高层人士的警觉。
白银之路像一根丝带一般环绕世界。贵金属最后都流向了一个地方：中国。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国辽阔的疆域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使它成为一个奢侈品生产国，包括陶瓷。由于陶瓷在欧洲大受欢迎，中国甚至出现了超大型的仿制品市场。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在造访南京时写道，中国人“素有仿制古董的天赋，能工巧匠辈出”，因工艺精良赚得了很多利润。在中国，有专门的著作告诉你如何鉴别赝品，比如刘侗的作品就能教你如何鉴定宣德铜炉或永乐瓷器。
中国有能力满足巨大的出口市场需求，而且还能相应地提高产量。比如福建的德化县，就成为专门烧制满足欧洲人需求产品的瓷器之都。丝绸业同样得到大笔投资，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这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商业行动，有利于明帝国资本的迅速积累。有些学者确信，明朝在1600年到1643年间的收入应当是多了四倍以上。
大笔资金流向中国的第二个原因是贵重金属之间的汇率失衡。在中国，白银和黄金的价格比例一直在6：1左右浮动，远低于印度、波斯和奥斯曼帝国。白银价格几乎是16世纪初期欧洲的两倍。这便意味着欧洲的白银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