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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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他发布了看起来是为了讨好英国人而牺牲当地居民利益的政令之后。全国的清真寺都拒绝以舒贾沙的名字来称颂“胡特巴”这一统治者的荣誉称号。没过多久，对英国人以及被认为是亲英分子的人来说，喀布尔已经是个危险之地了。
1841年11月，苏格兰人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在喀布尔遭到伏击身亡。他曾在这一地区广泛游历，因其知名作品和无休止的自我推销而闻名英国。不久之后，英国做出了撤兵退回印度的决定。1842年1月，少将埃尔芬斯通（Elphinstone）指挥的撤退队伍在前往贾拉拉巴德（Jalalabad）途中的山口处遭遇攻击，在冬季的雪地里几乎全军覆没，这是英国军事史上最耻辱和惨痛的记忆之一。只有一人奇迹般地生还——医生威廉？布莱顿（William Brydon）。一本《黑森林》（Blackwood）杂志救了他一命：为了保暖，他把杂志卷起来塞到帽子里，从而抵御了阿富汗砍刀的大部分力量，否则他必死无疑。
英国人在其他地区也企图先发制人、遏制俄国人的势力，但这些努力并不比在阿富汗的更有成效。他们希望同布哈拉的埃米尔（Emir）修好，并在阿富汗以北地区赢得影响力，最终却事与愿违。亚历山大？伯恩斯和其他人将这片地区描绘成一幅民风淳朴的画面，让英国人误以为自己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与世隔绝的希瓦（Khiva）、布哈拉和浩罕等中亚汗国，根本无意卷入一场被自私自利的英国人天真地称为“大博弈”（the great game）的游戏。两位英国官员查尔斯？斯托达特（Charles Stoddart）和亚瑟？康诺利（Arthur Conolly）上尉于19世纪40年代初来到布哈拉，提出中亚地区英俄关系问题的解决方案，结果却在一大群狂热的围观者面前惨遭斩首。
第三个来到布哈拉的是一位叫作约瑟夫？沃尔夫（Joseph Wolff）的不凡人物。沃尔夫的父亲是一名德国犹太拉比，但他自己却改信了基督教。他曾经被罗马的大学除名，之后又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其导师是一名反犹太主义者，曾因观点过激而被学生们在大街上扔臭鸡蛋。作为一名传教士，沃尔夫最初前往东方是为了寻找遗失的以色列支派。最后，他设法进入布哈拉，试图找到失去音信的两位公使。在这之前，他还给埃米尔写了一封信，让埃米尔不禁猜想这可能是个怪人。信中称：“我，约瑟夫？沃尔夫，著名的基督教犹太人。”“你们要小心了，”信里接着说，“我就要进入布哈拉，对康诺利和斯托达特被处死一事进行调查。但我知道布哈拉居民热情好客，因此并不相信这个谣言。”他很幸运，没有享受到和那两个人一样的待遇，而是被关进监狱并被告知将会一直待在里面直到死去。不过最后他还是得到了释放，但他的遭遇和死亡也相差无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战略的角度讲，俄罗斯对布哈拉和中亚地区其实并没有太大兴趣。反倒是这一时期的一些民族学研究，例如在圣彼得堡大受欢迎的阿列克谢？李夫辛（Alexei Levshin）关于哈萨克人的著作，显示出俄罗斯人对那些没有读写能力但却极具“音乐和诗歌天赋”的民族越来越强的好奇心，尽管他们从表面上看既愚昧又野蛮。正如伯恩斯所写的，俄罗斯人在该地区的野心并不大，他们最主要的两个目标是促进贸易和禁绝将俄罗斯人当作奴隶贩卖的行为。问题是，英国人从伯恩斯的作品中读到的并不是这些，真正引起他们注意的是他那些危言耸听的报告：“圣彼得堡宫廷对亚洲这一地区怀有长远的构想。”
驻巴格达总领事亨利？劳林森（Henry Rawlinson）不知疲倦地游说，他警告所有愿意听他说的人，除非俄罗斯的崛起被抑制，否则英国将在印度面临严重的威胁。可行的办法有两个：英国可以将帝国延伸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并建立一个能够保护西方通道的缓冲区；或者从印度派出一支主力部队向高加索地区的俄国人发动攻击。劳林森大力支持他能找到的当地反俄势力：他为伊玛目？沙米尔提供武器和资金，后者在车臣的军事基地是19世纪中叶俄罗斯境内一根拔不掉的刺。劳林森的帮助导致车臣地区形成了长期反俄恐怖主义的传统。
所以，一旦出现可以削弱俄国的机会，英国自然不会放过。如何对待基督徒的问题让奥斯曼帝国陷入了混乱局势，并在煽风点火之下迅速升级。1854年，英国人向黑海派出了一支大部队，与那里的法国人会合——法国人急于保护其在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广泛商业利益。他们的目的很简单：要给俄国一个教训。
正如帕默斯顿勋爵在战乱期间所指出的：“真正的目标在于遏制俄罗斯的勃勃野心。”在克里米亚、亚速海和其他地方（如高加索和多瑙河沿岸）爆发的这场莫名其妙的战火，其表面下隐藏的是更深层次的利益斗争。这位魅力超凡、受人尊敬的英国外务大臣还向他的政府同僚们提出了一个分裂俄国的计划：要想控制俄国同时捍卫英国在印度利益，就必须让土耳其人获得对克里米亚和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尽管这一庞大的计划没能实施，但它却有力地证明了俄罗斯的扩张对英国官员来说不啻是个噩梦。
一些人对英法两国的侵略行为感到震惊。随着战事的推进，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大量义愤填膺的文章。他从中找到了丰富的素材，用来完善几年前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帝国主义具有破坏性影响的观点。马克思详细罗列了陆军和海军开支的增长，并在《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发表数篇评论，强烈抨击那些将西方拖入战争的人的虚伪本质。当阿伯丁勋爵（Lord Aberdeen）因俄国战场上持续严重的伤亡而被迫辞去首相职务时，马克思难以抑制他的欣喜之情。伦敦物价的上涨引发了英国本土的抗议活动，对于马克思而言，这显然说明了受一小撮精英摆布的英国帝国主义政策是以牺牲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共产主义并非出自于克里米亚战争，但是无疑因此而完善。
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也是如此。在俄罗斯被打得满脸开花后——其代价是大量英法士兵的牺牲，其中包括了那些参与了丢人现眼的冲锋行动的轻骑兵——终于在巴黎举行了停战谈判。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伯爵（Count Cavour）也是谈判桌上的一员，他之所以能够参加谈判，是多亏了他的国王维托里奥？埃马努埃莱（Vittorio Emanuele）曾派出过一队士兵去黑海支援法国。加富尔巧妙地利用了这次亮相的机会，呼吁意大利统一和独立。这一号召得到了盟友们的响应，并激起了支持者的归国热情。五年后，撒丁国王成为了意大利国王，这是一个由众多迥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区组成的国家。坐落于罗马市中心、历时三十年建成的、壮观的维托里亚诺纪念堂（Altaredella Patria）——用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的话说，是为了让罗马感受意大利人，以及让意大利感受罗马人——标志着意大利的建国运动达到了顶峰，而推动这场运动的无疑是东方数千英里外的那场争夺土地和影响力的战事。
对俄罗斯而言，1856年巴黎和谈上所提出的条件几乎是一场灾难。英国和法国勾结在一起，试图往他们对手的脖子上套绞绳。俄罗斯被剥夺了在高加索地区得来不易的果实，并承受了无法使用黑海军事通道的耻辱。黑海被宣布为中立区，任何军舰不得驶入。同样，黑海沿岸也要非军事化，不得修建防御工事和军火库。
和谈的目的是羞辱俄国并扼杀它的野心，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凡尔赛的和约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并造成了危险的后果。克里米亚战争暴露出沙皇军队与英法盟军的差距，后者经验丰富且训练有素。和约促使俄罗斯进入了一个转型改革期。战争的惩罚如此严厉，以至于俄国人试图尽快摆脱这一枷锁。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在收到了一系列措辞尖锐、将俄国军队批得体无完肤的报告之后，开展了彻底的军事整顿。
显而易见的措施包括：征兵年龄下限从25岁调整至15岁，一下子降低了军队的平均年龄；同时大量购入先进装备，以替换那些老旧失灵的装备。不过，最惊人的改变来自于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革。尽管爆发于19世纪50年代末的严重银行危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克里米亚的失利和之后的羞辱才是促使沙皇废除农奴制（该制度使得大量的人口被卖身给富裕地主并束缚在土地上）的主要因素。短短五年，这个在俄罗斯延续了数个世纪的奴隶制度就宣告终结了——虽然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相比，俄罗斯还是晚了一步。这预示着社会现代化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它们帮助俄罗斯在19世纪下半叶取得了惊人的发展速度：1870年至1890年间，钢铁产量增加了五倍；而铁路网的极大扩展，正如一位现代学者所指出的，“将俄罗斯从它的地理局限性当中解放了出来”——换句话说，即将广袤的国土连成了一个整体。英国不仅没有将俄罗斯关起来，反而把这个妖精从魔瓶里放了出来。
人们甚至在巴黎和约笔墨未干之时，就能够感受到俄罗斯的远大抱负。代表沙皇参加和平谈判的代表之一、军事专员尼古拉？伊格纳提耶夫（Nikolai Ignat’ev）对俄罗斯的遭遇，尤其是对俄罗斯在本国黑海沿岸所受的制约深感愤怒。他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同学兼密友戈尔恰科夫（Gorchakov）公爵商量，要在中亚执行一项任务，目标很明确：“发掘、促进（这一地区的）友好关系，在提升俄罗斯影响力的同时，削弱不列颠的势力。”
伊格纳提耶夫积极游说政府对波斯和阿富汗进行考察，并派外交代表出访希瓦汗国（Khiva）和布哈拉汗国。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目标是找到一条沿着源自咸海的锡尔河和阿姆河中的任何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他强调，如果俄罗斯能够与印度边境地区的当地人结成联盟，并激起他们对英国人的敌意，那将会是十分理想的：这能让俄罗斯取得捷足先登的优势，而且不仅仅是在亚洲。
由伊格纳提耶夫等人主导的这一计划收获了成效。在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的15年内，俄罗斯未费一兵一卒就将数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一位老练的观察员在一份1861年提交给伦敦外务部的报告中指出，组织有序的探险活动加上巧妙施加于中国的外交压力，使得俄国“于短短的十年间”就在远东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没过多久，大草原南部的更多疆域以及那些遍布亚洲心脏地带的绿洲，统统落入了俄罗斯人囊中。到了19世纪60年代末，塔什干、撒马尔罕、布哈拉以及富饶的费尔干纳谷地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圣彼得堡的附庸国，并且最终都会被帝国吞并。俄罗斯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庞大贸易交通网络，该网络将俄国的西部边界与东方的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北部的白海（White Sea）与南部的高加索山脉和中亚全都连接在一起。
当然，事情并不可能一帆风顺。尽管在克里米亚溃败之后立马启动了现代化改革，但俄罗斯人在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还是拉伤了肌肉。帝国的转型需要筹集大量的资金，出于地缘政治和财政考虑，俄罗斯只能将阿拉斯加贱卖给美国。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崛起所带来的威胁。伦敦的意见是尽可能想办法挽回颓势；或者，如果不行的话，就将俄罗斯的注意力转移至别的地方。
第十六章
战争之路
19世纪末，俄罗斯人的野心急速膨胀。没过多久，他们就废除了《巴黎和约》中所有关于黑海的条款。俄罗斯一个接一个地说服了欧洲各国政府，默许从整体上修改和约，或删去相关条款。绝大部分国家都没有提出反对，只有一个例外：英国。1870年冬，英国内阁收到的关于废除条款的提议副本被泄露给了圣彼得堡的媒体，同时泄露的还有伦敦断然拒绝的消息。戈尔恰科夫公爵推波助澜的努力在俄罗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英国媒体对此义愤填膺。
《旁观者》（Spectator）杂志宣称，俄罗斯想要重新谈判的企图是十分恶劣的，“是对欧洲法律、国际道义和英国政策的公然挑衅和藐视”。不少人相信战争迫在眉睫，因为除了使用武力遏制俄罗斯外，英国别无他法。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给《泰晤士报》（The Times）的信中写道：国人对此事的反应非常激烈；这些行动也许是在挑衅，但是不应该触发军事冲突。在给外务大臣格兰维尔勋爵（Lord Granville）的电报中，维多利亚女王也同意：“能否给这些主要报刊一点暗示，不要在这里鼓动战争情绪？”
引起英国人担忧的，与其说是黑海的局势，不如说是俄罗斯不断秀肌肉的行为。采取军事行动不切实际，手里又是一副政治烂牌，英国人除了让步别无选择。这也让首相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遭受到众议院富有魅力的政客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冷嘲热讽。俄罗斯得到了它想要的，即能够在黑海沿岸自由活动，以及在克里米亚和黑海北部沿岸的港口部署战舰的权力。一位英国目击者称，这一“胜利”结果使圣彼得堡感到非常满意。据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私下里为此欣喜若狂，他下令在冬宫的小教堂演唱《感恩曲》（Te Deum），之后在圣彼得保罗大教堂“虔诚地祈祷了一段时间”。
英国人无法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外交和政治上的成功。但他们很快便想出了一些新的手段。关于英国统治者称号的议题被提交讨论：考虑到英国治下的领土、地域和人口的规模和分布，有人提议应该将君主的头衔从国王升级为皇帝。这一修饰性的改变在国会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想要更改沿用了数个世纪的级别、头衔和名称的主意吓坏了传统主义者。格兰维尔勋爵告诉上议院，国王对下一级的统治者拥有最高权威，没有必要升级君主的头衔。他宣称：“议员们，关于女王陛下本人的尊严，没有什么比‘维多利亚’‘大不列颠及爱尔兰女王’这样的头衔更有吸引力了。”这才是君主应有的名称。
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和沙皇。除了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外（沙皇Tsar是凯撒Caesar的简化形式），为了在官方外交和正式场合中显示出他所有的荣耀，沙皇的正式头衔中罗列了完备而冗长的统治地区名单。在19世纪70年代中叶，新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向国会强调，一个高于女王的头衔将提升印度人民的信心，他们对涉足中亚的俄国始终感到忧心忡忡。维多利亚女王赞同这一原则，她写信给迪斯雷利说：“从印度打击俄国是正确的方式”，而且一个更高级别的头衔有助于加强印度臣民的忠诚。
另一些议员怀疑用这样的方式竞争究竟是否有必要。一位议员说：我们英国人“已经统治了印度一百年”，难道仅仅“为了能与俄罗斯相提并论”，就要变更女王的头衔？然而，东方的剧变还是让一些人深感压力，他们挑衅地宣告“不列颠对印度斯坦的统治将一直延续下去”，因此，“这一领土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割让出去”。俄国的边界距离女王在印度的领土只有数天的行军路程，这是造成恐慌的一个重要因素。经过激烈的争论，国会终于在1876年通过了议案，宣称维多利亚不仅仅是一位加冕四十多年的女王，还是一位女皇。她本人也很喜欢这一说法：在赐给迪斯雷利的圣诞贺卡中，她的签名是“女王兼女皇，维多利亚”。
在这种看似肤浅的手段之后，是更为实际的措施。在日益紧张的局势下，英国越来越担心它的领土会被对手夺走。英国人和俄国人都致力于在对方的国土上建立间谍系统，试图赢得当地居民的支持，并拉拢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士。旁遮普骑兵团的麦克林（Maclean）上校是19世纪80年代那些受委派监视波斯、印度和阿富汗边境活动的间谍之一。他建立了一些由当地商人和电报运营者组成的团体，并且鼓励他们打听传递有关这一地区事态发展的消息。麦克林的目标是穆斯林的神职人员，他送给他们围巾、地毯、雪茄甚至是钻戒，以显示与英国合作的好处。麦克林为这些贿赂行为辩护说，这是拉拢当地权势人物的必要手段。然而，这些礼物最后都被当地统治者用来在这片让外部势力激烈竞争的动荡地区上强化神权。
真正让英国人担心的是俄国的意图和能力，以及俄国在中亚的扩张对印度施加的压力。伦敦开始将重点转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峙上，迪斯雷利建议女王做好授权派遣英国军队进入波斯湾的准备，同样，作为印度女皇的她还应该命令她的军队将俄罗斯人逐出中亚、赶回里海。局势愈发紧张，总督利顿勋爵（Lord Lytton）在1878年至1880年间两次下令入侵阿富汗，并在喀布尔统治家族中扶植了一个傀儡。英国锲而不舍地劝说波斯人签署《赫拉特公约》（Herat Convention），该公约承诺保护中亚地区抵抗俄罗斯的扩张。但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波斯人在该地区有着自己的利益，而且英国在近期的干预活动中不仅没有帮忙，反而使阿富汗获益，这让蒙受损失的波斯人耿耿于怀。与此同时，英国还采取措施与坎大哈以北的人建立联系，以便更快获取任何俄国人的行动信息，无论是军事还是其他方面。
政府高官们绞尽脑汁，商讨该如何应对俄罗斯可能入侵印度的情况。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系列报告开始从更宏观的战略角度研究这一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英国与俄罗斯在其他地区的分歧和紧张关系也会给东方带来压力：在1877年俄国入侵巴尔干后，一份备忘录探讨了“万一英国加入土耳其一方与俄国开战，他们可以在印度采取哪些手段”；而一份写于1883年的备忘录则怀疑“俄国可能入侵印度吗”；不久之后的另外一份备忘录的题目是“俄罗斯的弱点是什么，以及当前的局势对我们在印度制订的边疆政策有何影响”。这些文件的作者、鹰派人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