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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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君士坦丁作为罗马皇帝荣耀无限，他奠定了欧洲基督教的基础，但却从未有人注意到接纳一个新宗教必须付出的代价：它严重影响了基督教在东方的生存前景。现在的问题是，已经扎根于亚洲的基督教能否在注定要面临的挑战中幸存下来。
第三章
基督之路
然而没过多久，罗马和波斯的紧张关系便逐渐缓和，对待宗教的压迫也日趋宽松。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罗马人在公元4世纪时有了新的威胁，他们必须为保全自身而战，因此被迫从波斯撤退。在沙卜尔二世去世（公元379年）前的一系列战役中，波斯成功夺取了通往地中海的贸易要道及交通关塞：尼西比（Nisibis）和西纳格拉（Sinagra）被重新收复，大半个亚美尼亚被纳入版图。虽然地区间的重新平衡有助于化解仇恨，但一直要等到罗马和波斯共同面临新的挑战，双方才真正化敌为友：灾难正沿着草原飞驰而来。
此时的世界正在经历一场气候环境变化。欧洲的海平面上涨明显，北海沿岸疟疾盛行；在亚洲，咸海的盐分从4世纪初便出现骤减，干草原上植被的变化（这一点通过高精度的花粉分析可以证明）以及天山山脉上新冰川的形成，一切都表明，这是一场影响广泛的全球性环境变化。
这种变化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比如前不久在中国敦煌附近发现的4世纪古粟特商人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食物短缺，饥荒遍地，死了很多人，灾难已经降临，难以描述；皇帝已逃出都城，逃走前放火烧了皇宫；粟特商人被饥饿和死亡折磨殆尽。写信人提醒他的同伴：别再去中国做生意，那里根本无利可图。他还描述了一座又一座被洗劫一空的城池。不得不说，这一切都是上天造成的。
混乱局面给原本各自为营的草原部落创造了绝佳的统一机会。这些民族的活动范围从蒙古高原一直延伸到中欧平原，最好的牧场以及可靠的水源确保了政权的稳固。其中一个部落在击败其他竞争者之后成为草原上的霸主。那位粟特商人在信中把这些人叫作xwn，即匈奴人，西方的称法是匈人（Hun）。
公元350年到360年间，草原部落开始放弃自己的地盘向西部移动，于是引发了一股较大的移民浪潮。这很可能和气候变化有关，因为这让草原生活变得格外艰难并导致了激烈的资源竞争。移民浪潮的影响波及了从阿富汗北部的巴克特里亚到多瑙河畔的罗马边界之间广阔的区域。在多瑙河地区，难民的数量大幅增加，匈奴入侵黑海北部使他们丧失了家园，他们乞求能在罗马帝国落脚。局势瞬间变得异常危急。派往前线稳定局面的罗马大军于公元378年在色雷斯（Thrace）平原被打败，皇帝瓦伦斯（Valens）战死。防线已被突破，一支支草原部族如潮水般涌入帝国的西部行省，直接威胁着帝国心脏。过去，从黑海北部延伸至亚洲内陆的草原带一直被看作是难以生存的蛮荒之地，那里只有野蛮的武士，没有文明和资源。罗马人做梦也没想到，那里也能像连接东西方、穿越波斯和埃及的路线一样，成为世界的主干道。然而现在，草原部落正是通过这一地区，将死亡和灾难带入了欧洲的中心。
波斯人面对草原部落的威胁同样感到震惊。他们的东部边境行省遭受着疯狂的袭击，灌溉系统严重失修，人去城空，几近崩溃。匈奴对高加索地区的攻击规模同样浩大，战俘和残骸遍及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的各个城市。随后，在公元395年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中，匈奴人摧毁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主要城市，在被击退前一直打到了都城泰西封。
为了驱除野蛮部落，维护共同的利益，波斯和罗马出人意料地达成了联盟。他们一起修筑了一道防护墙以阻止游牧部落顺高加索山脉南下。防护墙从里海绵延至黑海，总长近125英里，在南方文明世界和北方野蛮世界之间构成一道天然屏障，保护波斯内陆免遭外部攻击。这是建筑工程史上的一项奇迹，防护墙全部用从大量砖窑烧制出的砖块砌成，墙脚下挖有一条15英尺深的护卫运河，沿线还均匀地建有40座要塞——要塞由大约3万名士兵把守，驻扎在远离城墙的营地。这道屏障只是萨珊王朝保卫波斯北疆免受草原部落侵袭的众多革新举措之一，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梅尔夫等贸易中心的安全——进攻者若来自卡拉库姆荒原（Karakum，位于今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将首当其冲。
罗马不仅愿意为这道波斯城墙的维护提供常规的资金资助，而且还派出了军队协助保护。公元402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霍诺留（Honorius）指定只有波斯国王一人可以做他儿子即罗马皇储的监护人，表明他正设法与过去的敌人重归于好。
但一切都已为时过晚，至少对罗马来说是如此。黑海北部草原部落的迁移已经在帝国莱茵河边界掀起狂风暴雨，令罗马人难以应对。4世纪后期的一系列进攻致使罗马的西部行省门户大开，部落首领不仅获得了军事上的荣耀，更有物质上的收获，这无疑吸引了更多的追随者，从而为后续进攻奠定了基础。帝国军队在边疆保卫战中苦苦挣扎，一轮又一轮的防卫被击溃，最终导致高卢沦陷。当颇具野心和手段的阿拉里克（Alaric）带领他的西哥特部族进军意大利并屯兵罗马城外的时候，局势开始急转直下。元老院很愿意接受阿拉里克提出的条件，但阿拉里克失去了耐心，并于公元410年一举攻下罗马。
令人震惊的消息立即传遍了地中海。耶路撒冷根本不相信这一噩耗。“信使的声音被淹没了，哭泣之声打断了他的讲话，”圣杰罗姆（St Jerome）写道，“一个征服了整个世界的城市却遭遇了征服……谁会相信？谁能相信几百年来靠征服世界建成的罗马已经崩溃，众国之母如今已成为坟墓？”至少罗马城未被大火焚烧——历史学家约尔丹尼斯（Jordanes）在一个世纪以后写道。然而，无论是否被大火焚烧，西罗马帝国的崩溃如今已成为事实。
没过多久，西班牙地区也因遭受阿兰人（Alan）等部落的攻击而失陷。阿兰人的家乡远在里海和黑海之间，他们的貂皮贸易活动曾被两千年前的中国历史学家详细记载。另有一支名叫汪达尔（Vandal）的蛮族，他们曾被匈奴击败，但之后于公元4世纪20年代攻入罗马的北非领地，占领了主城迦太基，以及周围为帝国西部供应大部分谷物的美丽富饶的行省。
这些似乎还不够。公元5世纪中叶，在纠集了一大群蛮族——特里温哥特（Terevingian Goth）、阿兰、汪达尔、苏维汇（Suevi）、戈比德（Gepid）、纽里（Neurian）、巴斯塔尼（Bastarnian）——之后，匈奴王阿提拉（Attila）亲自率兵出征欧洲。匈奴人的到来造成了极大的恐惧。他们“就是罪恶之源”，一位罗马学者写道，而且“极端野蛮”。他们从小就在极为寒冷、极为饥渴的条件下生活，身上穿的是用野外老鼠皮缝在一起的衣服，吃的是草根和生肉——也许在吃之前会在两腿之间温热一下。他们对农耕毫无兴趣，另一位学者说，他们只想从邻邦掠夺粮食，并在这个过程中奴役邻邦——他们就像是一群狼。匈奴人用刀在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的脸上刻下划痕，以防他们长大后脸上长毛；他们在马背上的时间太长，以至于整个身体都已经卷曲变形；他们用弯腿站立的时候就像是野兽。
尽管我们想摒除这些偏见，但对古代头盖骨的研究证明，匈奴人可能的确存在人为挤压小孩前额和脑后头骨的情况，目的是使其头部能够长得更为尖细。虽不能就此认为匈奴人极端残暴，但至少在当时人看来是如此。
匈奴的到来给东罗马帝国也造成严重威胁，而在此前，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各种动乱均未曾殃及过这里。虽然小亚细亚的各行省、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尚未受到冲击，都城君士坦丁堡也安然无恙，但他们不敢心存侥幸。皇帝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严阵以待，包括建筑了一系列巨大的防御城墙。
这些城墙连同分割欧洲和亚洲的河道水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匈奴王阿提拉在夺取多瑙河北部之后，曾侵掠巴尔干半岛达十五年之久。君士坦丁堡政府不得不向匈奴人纳贡以换取和平，后者由此获得了大批的珠宝和黄金。通过各种赎金和贿赂从罗马人手中拿足财富后，阿提拉又转道向西，但他的铁蹄却遭遇到了阻碍——不是罗马军队，而是匈奴的宿敌们。在公元451年的卡塔洛尼平原（位于今法国中部）战役中，阿提拉被一支由众多草原部落民族组成的联军打败。匈奴王在新婚之夜（并非首次）死去。他兴奋过度，最终因脑出血死于睡梦之中。据当时人描述：“他平躺在那里，沉浸在美酒和美梦中……醉酒而死对一个驰骋沙场的王者来说是一种耻辱。”
那些日子里，人们更愿意谈论罗马崩溃后的世界将何去何从，而不是将其视作“黑暗时代”。但即便如此，当时的惨象也如一位现代学者所说的：哥特、阿兰、汪达尔和匈奴横扫欧洲和北非，他们烧杀、奸淫、掠夺的程度已难以言述；帝国的文明水准一落千丈，石构建筑几近消失，原先的富庶和雄心彻底崩塌；曾经能将陶器远送至苏格兰爱奥那岛（Iona）的长途贸易线路，如今被地方市场的小商品交易所占据；据格陵兰北极冰层污染检测表明，当时的帝国冶炼活动大幅缩减，其技术已回落到史前时代。
当时的人无法理解世界秩序的崩溃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比部落蛮族羸弱？为什么让我们遭受如此煎熬？”5世纪基督教作家撒维安（Salvian）感叹道，“为什么让我们被蛮族征服？为什么让我们臣服于敌人的统治？”他总结出的答案很简单：我们有原罪，上帝在惩罚我们。也有人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历史学家、非基督教徒佐西姆斯（Zosimus）就认为，罗马人坚守自己信仰的时候可以称霸世界，一旦他们放弃信仰转而接受新宗教，灾难便降临了——这不是一种臆断，这是事实。
罗马的崩溃让亚洲的基督教徒们松了口气，抵抗草原部落的共同目标让他们与波斯帝国的关系大为改善。而且随着罗马的衰落，基督教对于波斯人来说，再也不像一个世纪以前君士坦丁大帝率兵进攻波斯并试图解放那里的基督教徒时那样颇具威胁，如今甚至都很难在波斯找到基督徒的踪迹。因此在公元410年，一系列由国王伊嗣俟一世（Yazdagird I）提议的会谈开始举行，目的是为了正式确立基督教在波斯的地位，并规范其信仰。
如同在西方一样，亚洲的基督徒对于“跟随耶稣”的准确含义、信徒该如何生活，以及如何表达和追求自己的信仰等方面，都产生了许多分歧性的见解。前面说过，科德在3世纪的碑文中提到两种基督徒，即通常意义上的波斯本地皈依者拿撒勒以及被罗马帝国放逐的基督信徒。他们的崇拜方式和宗教教义均不同，这并不奇怪，因为像在伊朗南部法尔斯（Fars）的阿尔达希尔（Ardashīr）等地就有两种教派，一派是用希腊语布道祈祷，另一派则用古代叙利亚语。不同教派的冲突有时会酿成暴力，比如在苏兹阿纳（Susiana，位于今伊朗西南），主教们都试图用拳头来与对立派算账。在波斯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泰西封，主教们试图为当地所有的基督教团体建立统一的秩序，结果却困难重重、不了了之。
其实，要想解决教派冲突，莫过于一次性消除所有分歧，就像早期圣徒们在一开始所尝试的那样。“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圣保罗提醒加拉太人，“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诅咒！”（《加拉太书》1：9）传福音——顾名思义就是“传递好的消息”——靠的是确定的经文，这样便能解释圣子是谁、他要传达的准确信息是什么，并确立统一的信仰体系。
为了结束西方早期基督教争论不休的局面，君士坦丁大帝曾于公元325年在尼西亚（Nicaea）组织了一个宗教公会。来自帝国各地的主教聚集在一起，就圣父、圣子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这是导致争端和教派分裂的主要问题），同时也解决其他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尼西亚公会议的成果是在教会的组织结构上达成了一致，解决了计算复活节日期的问题，并将基督教信仰的内容立典成文，即现今仍存于世的《尼西亚信经》。君士坦丁此举意在解决宗教纷争问题，以确保帝国的完整和统一。
波斯的主教和罗马帝国疆域之外的主教都未被邀请参加尼西亚公会议。于是波斯分别在公元410年、420年和424年单独举行会议，让主教们有机会探讨解决和西方同僚所面临的同样的问题。会议得到波斯国王的大力支持，他被誉为“常胜王中王，教会的仰仗”，他像君士坦丁一样，热衷的是从基督教的支持中获益，而不是卷入教会之间的争端。
这几次会议取得的成果并不牢靠，为之后的教会权力斗争埋下了隐患。不过，会议还是就教会组织结构等重大问题达成了共识（尽管仍是充满争议和不快）：在泰西封辖区设立大主教一职，“作为整个（波斯）帝国所有兄弟主教的首领和管理者”。他们就神职任命这一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主要目的是避免竞争教区重复设置神职机构的情况发生。人们也确定了一些重要宗教节日的日期，并决定应当脱离“西方主教”的领导和干涉，因为这将影响到东方基督教会的领导地位。最后，会议接受了尼西亚公会议的信经和准则，以及在此期间其他西方公会议达成的协议。
这应该是一个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时刻，一个基督教灵魂和肉体重归一体的时刻。靠着两条强有力的臂膀（即罗马和波斯，两个最伟大的文明古国）的并肩合作，大西洋与喜马拉雅山脉被紧紧联系在了一起。有了罗马的资助以及波斯统治者的接纳，基督教本当成为不仅是欧洲而且是亚洲的主流宗教。但不幸的是，一场内讧爆发了。
一些主教认为教会的和解决议削弱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指责教会某些领导人物不仅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且也没有得到过任何正式任命。接着，基督教内部爆发了武装冲突，导致许多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庙被焚毁。这使原本已经妥协的波斯国王不得不改变了态度：放弃宗教宽容立场，重新开始捍卫波斯上层贵族的信仰体系。这无疑是一种倒退，基督教未能顺利地迎接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反而将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和迫害。
早期激烈的宗教争端大多是地方性的。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堡主教、最杰出的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之一圣格列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记载了他曾被诽谤者当面怒斥的情景。他写道，那些人朝着他号叫，像一群乌鸦。遭受攻击的他如同身处巨大的沙尘暴中，被各种猛兽围攻：“他们就像一群炸窝的黄蜂突然飞到你的脸上。”
相比之下，发生在5世纪中期的这次内讧波及范围更广、斗争更加激烈。内讧在西方的两个对立教派之间展开。一方是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聂斯脱里（Nestorius），另一方是亚历山大城的宗主教区利罗（Cyril），他们的主要争端在于耶稣究竟是神还是人。显然，此类问题并不能靠和平商讨解决。区利罗是个天生的政治家，为了赢得支持不择手段，比如大量的贿赂行径：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以及他们的夫人送上精致地毯、象牙座椅、高档桌布等奢侈品，有时甚至直接送现金。
东方基督徒对于如何解决这些争论感到束手无策。他们认为问题出在古叙利亚语翻译成希腊语的过程中，具体说来，是对“化身”（incarnation）一词的理解。事实上，争论的背后完全是一场两位教会首脑之间的权力斗争，最终只有一个人的教义会被采纳接受并因此获得荣耀。争论的焦点最后落到童贞玛利亚（耶稣之母）的身份上。在聂斯脱里看来，对她的描述不应该使用Theotokos（神的母亲），而应使用Christotokos（耶稣的母亲）——换句话说，耶稣只是个人类。
最终区利罗技高一筹，聂斯脱里遭到罢免。突然改变的神学立场破坏了教会的稳定。一个公会议上做出的决定或许会在其他公会议上遭到反对，因为对立教派会采取激烈的游说。争论的核心围绕着耶稣是不是神人二性的问题：二者如何神奇地融于一体，二者的关联又是怎样？耶稣和上帝的确切关系也是热议的问题，即耶稣是由上帝创造，因而处于从属地位？还是说耶稣也是万能的，故而二者互相平等、共同永生？这些问题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Chalcedon）大公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交锋。最终，会议确定了新的宗教定义，并且应当被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接受。定义的附加条款警告说，任何持有异见者都将被逐出教会。
东方的教会马上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东方的主教说，西方教会的新教义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有点接近于异端邪说。于是他们公布了新的信条，明确了耶稣的一元性，并威胁任何胆敢“认为或宣传我圣主受难与变化”的人都将被罚入地狱。连罗马皇帝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他关闭了一所位于埃德萨（Edessa）的东方基督教派学校，该校不仅以叙利亚语、埃德萨方言阿拉美语，还以波斯语和粟特语来教授经书和圣人的言行。与使用希腊语的地中海地区基督教不同，东方基督教从一开始就认为，想要吸引更多的新信徒，就得提供能够让尽可能多的族群看得懂的传教资料。
埃德萨学校的关闭加深了东西方教派之间的分裂，特别是由于许多学者被罗马帝国驱逐出境，最后都到波斯寻求避难。时间久了，麻烦越来越大，因为住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被认为理应捍卫“正统”教义，并镇压任何邪教和异端。公元532年，经过在高加索山脉的一系列冲突与动荡之后，罗马与波斯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其中的主要条款是：波斯官员应该对那些违反卡尔西顿大公会议决议，或被罗马官方视作危险分子的主教和教士进行搜捕并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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