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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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调解教派之间的冲突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的做法就是再好不过的例子。查士丁尼曾几次三番地试图融合对立双方的见解，并于公元553年主持了由东罗马天主教和一性论派主教共同参加的特别大公会议，旨在结束由来已久、愈演愈烈的相互指责；同时他还亲自出席许多神职人员参加的小型会议，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他死后，有人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人们如何看待他为寻求和解所做的努力：“他把局面搅得一团糟，却还在生前赢得了荣誉；但在死后，作为惩罚，他只能去到最底层（即地狱）。”其他人采取不同的办法，甚至为了平复争议，干脆就避免谈论宗教。
当西方还在为各种不同见解吵得不可开交时，东方教会却发起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具雄心、最具深远影响的运动，一场在规模上可以和后来发生在美国及非洲的福音主义运动相媲美的活动：基督教在没有政治权力做后盾的条件下在新的地域迅速传播。
阿拉伯半岛最南端涌现出大批殉道者，表明宗教触角延伸之广，甚至连也门的国王都成了基督徒。一位会讲希腊语的旅人在公元550年去到斯里兰卡，发现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基督教群体，领袖则是一位由波斯任命的教士。
基督教甚至触及到草原部落的游牧民族，这让君士坦丁堡的官员们非常吃惊。作为和平谈判的条件之一，君士坦丁堡要向这些草原部落派遣人质。等到这些人质回国，大家发现有些人额头上居然刻着十字架的刺青。问他们原因，他们说，当时发生了瘟疫，人群中的基督徒建议这么做（以求上帝保佑），自那以后，那边的国家一直都安然无恙。
到6世纪中叶，亚洲腹地已拥有了自己的地区主教。巴士拉、摩苏尔、提克里特等城市聚集着大批的基督教信众。福音遍及的范围已经相当广阔，位于泰西封附近的科赫（Kokhe）都有不下五个主教辖区。像梅尔夫、贡德沙普尔等城市，甚至是中国的西部绿洲之城喀什，都比坎特伯雷更早拥有了自己的主教。这里的许多基督教中心在首批传教士抵达波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世纪之前就已存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Bukhara，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同样是大量基督徒的家园，比基督教进入美国早了一千年。事实上，即使在中世纪，亚洲的基督徒也比欧洲的多得多。毕竟巴格达、德黑兰、撒马尔罕这些地方到圣地耶路撒冷的距离，要比雅典、罗马、伦敦、巴黎近得多。只不过基督教在亚洲的成功长久以来被后人所遗忘。
基督教的传播要归功于波斯帝国萨珊统治者的包容和变通。国王库思老一世（Khusraw I，531—579年在位）以善待外国神学家著称。在当时的君士坦丁堡，他被人们誉为“文学爱好者和睿智的哲学家”。一位君士坦丁堡的学者对此颇有微词：这真是不可思议，前不久他还在反对历史学者阿加提阿斯（Agathias），现在一下子却变得这么聪明；他的讲话粗鲁野蛮，怎么可能理解哲学的精髓？
到6世纪下半叶，东方教会上甚至开始出现为波斯统治者祝寿祷告的场景。不久之后，人们还将看到波斯国王亲自组织新教区的选举，并鼓励他治下的所有主教：“快来……选出你们的领袖……在他的管理和领导下，让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坛和圣殿布满整个波斯帝国。”萨珊统治者已经从曾经的亚洲基督教迫害者变成了它的捍卫人。
这是波斯帝国自信心增强的一种体现。现在君士坦丁堡需要定期给波斯献上贡金，因为罗马人的军事和政治重点都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了：草原部落略有消停，罗马正将精力放在收复和重建地中海地区曾经陷落的行省上。5世纪和6世纪是波斯的繁荣期：宗教的宽容带来了经济的增长。中央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税收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无数的新城在波斯大地拔地而起。大型的水利灌溉工程，特别是在胡齐斯坦和伊拉克，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有些地方的供水系统可以绵延若干英里。复杂的政府管理机制从容运作，从黎凡特（Levant）一直覆盖到中亚腹地。
萨珊帝国在这一时期形成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控制甚至深入到了集市上每个铺位的布局。有份文献记载了政府如何把商人的贸易组织成规范的行会，并指派专门官员亲自监督商品的质量及价格。随着财富的增长，长途的奢侈品贸易和贵重品贸易也在发展：在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商品被敲上印章，作为出售或出口的许可；成捆的合同文件被存放在政府的档案机构。商品从波斯湾运到里海，然后又通过海路和陆路运往印度。与斯里兰卡和中国的交易量大幅上涨，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交易同样如此。自始至终，萨珊统治者们都对帝国境内境外的一切动向充满了兴致。
这些长途贸易的相当一部分是由粟特商人承担的。粟特人以其大型商队、精明的头脑和紧密的家庭关系著称，他们有能力在穿越中亚、进入新疆等中国西部地区的主要干道上从事商品贸易活动。奥莱尔？斯坦因（Auriel Stein）在20世纪初发现的一大批珍藏信件完整记载了粟特人的贸易模式、复杂的信贷体系、运输方式，以及所销售的货物。他们的商品中有很多是金银饰品，如精致的发卡和器皿，此外还有大麻、亚麻、皮毛、藏红花、胡椒、樟脑，但他们最擅长的是丝绸贸易。粟特人是连接城镇、绿洲和不同区域的黏合剂。他们在中国丝绸（深受罗马皇帝和贵族喜爱）抵达地中海东岸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同样，他们在返程中也会购买别的货物：在中亚各地都可以找到君士坦丁堡铸造的钱币，即使在中国腹地都能看到银质水罐这样的贵重物品——在6世纪中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雕刻着特洛伊战争场景的银罐。
当各种宗教开始互相接触，借鉴便不可避免。我们很难深究其中的细节，但你会吃惊地发现，光环是印度教、佛教、琐罗亚斯德教和基督教艺术的共同视觉形象，它连接着上天和人间，象征着所有这些宗教中有关发光、照耀等最为重要的元素。在当代伊朗塔齐布斯坦（Tāq…i Bustān）有一座著名的雕像，纪念的是一位马背上的统治者，他被飞翔的天使所环绕，头上有一个光环，让这个地区的任何宗教信徒都非常容易辨认。另外，人物的手势造型也同样如此。佛教的毘怛迦手印（vitarka mudra）——右手拇指和食指相捏，其他手指微微伸开——被视为是和上天的沟通，特别为基督教艺术家们所推崇。
基督教沿着商道广泛传播，但也遇到过阻碍。世界的中心向来纷乱嘈杂，各种信仰、观念和宗教在这里相互借鉴，当然也少不了碰撞和冲突。精神权威地位的争夺变得越来越激烈。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双方的宗教领袖都在试图划清两者的界限：前者坚持反对异族通婚，有意更改了复活节的日期，以免和犹太教的逾越节相冲突。但这对有些人来说还不够。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约翰？克里梭斯顿（John Chrysostom）在4世纪初极力倡导礼拜仪式应要更加打动人心，抱怨基督教目前的状态很难和犹太教竞争，因为对方用的是戏剧场一样的教堂，礼拜的时候有大鼓、七弦琴、竖琴和其他乐器鸣奏，还有演员和舞者出来活跃气氛。
犹太教的元老们对于吸纳新的信徒并不热衷。就像著名的拉比海亚（？iyya）说的：“不要去相信异教皈依者，因为他们仍心存罪恶。”另一位知名拉比赫尔伯（？elbo）则说，皈依的异教徒如无赖般让人恼怒、不易相处。波斯的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态度尤其强硬，认为他们属于入侵者，这在《犹太法典》（众拉比阐释犹太法律的文献汇集）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巴勒斯坦那版只略微顺带提及耶稣的《犹太法典》不同，这部巴比伦版的法典对基督教极尽所能的残暴以及福音中的教义、故事和人物统统发起攻击。比如，圣母诞子就被嘲笑为骡子生崽；耶稣复活的说法也同样遭到无情讽刺。他们编写了有关耶稣详细而复杂的负面故事，包括恶搞《新约》特别是圣约翰四福音书中的某些场景，试图表明基督教的入侵将是多么大的威胁。他们系统地论证了耶稣只是一个伪先知，说他被钉上十字架完全是由于他自己的过错——换句话说，不关犹太人什么事。犹太教徒试图通过这些粗暴的做法来抵抗以牺牲犹太教来获益的基督教。
当然，犹太教自身也开辟出了一些根据地。在阿拉伯半岛西南角的希木叶尔（？imyar）王国，即今沙特阿拉伯和也门的所在地，犹太教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如近期在卡拿（Qana）等地发现的4世纪犹太教堂所示。事实上，希木叶尔对犹太教十分热衷，并将之定为国教。等到5世纪末，在拉比公会谴责基督教之后，当地的基督徒纷纷因信仰遭到迫害，其中包括大批修道士和主教。
6世纪初，一支实力平庸的埃塞俄比亚远征军穿过红海入侵希木叶尔，试图以一个基督徒傀儡取代当地的犹太统治者，结果导致一场针对基督教的严厉清算报复：教堂或被摧毁，或被改作犹太教堂；成百上千的基督教徒遭到驱逐和迫害——有一次，共计两百名基督徒被赶入教堂圣殿，全部被活活烧死。所有这些行动都作为喜讯报告给国王，国王向整个阿拉伯地区发布消息，庆祝这场由他发动的灾难。
对于基督教在萨珊帝国的发展，琐罗亚斯德教的祭司们也同样开始做出回应，特别是在数位当政权贵也转投基督教之后——这无疑又是一系列的报复和悲剧。另一方面，基督徒则开始通过道德故事鼓励人们坚定信仰，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史诗般的“三月的传说”（Qardagh）。一个聪明的年轻人，狩猎时像波斯国王那样勇猛，争辩时如希腊哲学家那般敏锐，但他放弃了波斯行省总督这样的光荣职位而选择皈依基督教，结果被判了死刑。他逃出了囚牢，不料却做了一个梦，那梦告诉他：不必抗争，要为信念而死。执行石刑时，他的父亲朝他投掷了第一块石头。基督徒用一篇优美的叙事文来纪念他，以此鼓励其他人找到信仰、皈依基督。
基督教成功的秘诀部分在于它对宗教使命的执着和投入，但它也会适当地调和宗教热情与现实情况之间的矛盾。据7世纪初的文献记载，教士们曾花大量时间试图融合佛教的观点——这种做法也许十分费力，但至少会使问题简单些。一位抵达中国的传教士写道，圣灵的观念与当地人的信仰完全相符：“诸佛乘着一股慈悲之风（这便是圣灵）度化整个世界。”他接着说，上帝自创世之日起便掌管永生和长乐，因此“人们将永远崇拜佛祖”。他认为，基督教与佛教不仅仅是契合那么简单，从广义的角度讲，基督教就是佛教。
有些人试图规范基督教与佛教的融合，于是创造了一套混合的“福音”。它有效地简化了前者复杂的教义和故事，结合东方人熟悉并容易接受的元素，以便加快基督教在亚洲的发展。这种双重混合的神学理论通常被称为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它认为，用人们易懂的文化和熟悉的语言进行布道才是传教的最佳途径。结果可想而知，基督教得到了大批人群的广泛支持，因为这些教义被人为地诠释得似曾相识、更易接受。
其他宗教和信仰也依靠类似的方法获益不少。颇具魅力的马兹达克教（Mazdak）在5世纪末和6世纪初开始迅速流行——这从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评论家对该教信众大量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可以得见。马兹达克教的态度和行为，包括饮食习惯，都遭到了恶意的诽谤，他们甚至被污蔑为喜欢群交。事实上，就我们所接触到的重要资料来看，马兹达克提倡的是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与佛教对待物质享受的态度、琐罗亚斯德教对物质世界的怀疑以及基督教长期奉行的苦行主义都有明显的共通之处。
在这种充满竞争的宗教环境里，维护好自己的物质财富同坚持信仰一样重要。一个在6世纪穿越撒马尔罕（乌兹别克东部城市）的中国旅者注意到，当地人坚决抵制佛教，任何寻求栖居的佛教徒都会遭到烈火驱逐。不过这一次却是例外：这位来自中国的到访者被允许当众讲法。在他的个人魅力和出色口才下，很多当地人都转信了佛教。
没有人比佛教徒更了解展示自己信仰和宗教信物的重要性了。另一位前往中亚取经的中国僧人曾吃惊地发现，巴克特里亚当地人对圣物遗迹都非常崇敬，包括一颗佛陀的牙齿、一只佛陀用过的盥洗盆，以及一把装饰着精美珠宝的荞麦扫帚。
还有人用更直观、更富戏剧感的手段来赢得支持。洞窟是宣传和强化宗教信仰的传统场所，它们通常沿贸易通道而建，一方面省去了寺庙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又为贸易和旅行提供了方便。孟买海岸的象窟和印度北部埃罗拉（Ellora）的洞窟庙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洞窟内满是宏伟华丽的神祇雕像，意在展示道德和信仰的至高无上——当然，在这里是指印度教的至高无上。
不过这些都显然无法与巴米扬（Bamiyan，位于今阿富汗）相比。地处向南通往印度、向北通往巴克特里亚、向西通往波斯的十字路口上，巴米扬拥有 751座雕满佛像的洞窟。其中的两座塑像——一座高180英尺，另一座有前者三分之二的高度，但更为古老——矗立在山崖岩刻壁龛中近1500年之久，直到2001年被塔利班摧毁。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无知、野蛮的行径，与“宗教改革”运动中英国及欧洲中北部地区毁坏宗教艺术品的暴行如出一辙。
当我们说到丝绸之路，印象中总是东方和西方之间的来往交流。其实，在其他方向上也存在着大量的互动。就如公元7世纪的一位中国人所描述的，叙利亚是一个“出产防火布、还魂香、月光珍珠和夜光宝石的地方。那里从未听说过土匪和盗贼，百姓安居乐业。人人遵纪守法，国君任人唯贤。此地幅员广阔，物黍丰登，文学作品繁荣淳朴”。
从实际情况看，尽管各派宗教竞争激烈，但最终在取代传统信仰、习俗和价值观上逐渐占据优势的还是基督教。公元635年，远赴中国的传教士成功说服皇帝取消对这一西方宗教的抵制，并让它成为合法信仰，因为它非但不会对帝国造成影响，反而能增强帝国的实力。
到了公元7世纪中叶，竞争格局似乎变得更加明朗了。基督教压过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佛教，长驱直入地向亚洲进军。长期以来，各种宗教在这一地区相互竞争，它们不断学习以求赢得更多关注。谁能想到最具竞争力、最有可能获得最终成功的，却是这个诞生于小镇伯利恒（Bethlehem）的宗教。离耶稣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基督教要将触角远抵太平洋，从而向西贯穿至大西洋，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不过，就在基督教取得胜利的关口，阻碍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势力正在崛起，它不仅覆盖了建有城镇的大片区域，还连接着陆地和海洋。一场激战削弱了这一地区现存的所有政权，从而为新势力的诞生创造了机遇。那时的情形就好比互联网突然出现在古代：各种新思潮、新理论、新趋势一方面威胁、削弱既有的秩序，一方面又在利用着过去几个世纪构建起来的交通网络。这种全新世界观的名称——“伊斯兰”未能反映它的变革特性，因为这个词的原意是“顺从”，没有表达出世界将如何改变。然而不管怎么说，变革已经到来。
第四章
变革之路
伊斯兰教诞生在一个充满动乱、争议和灾难的世纪里。公元541年，在先知穆罕默德得到启示的一个世纪前，一场异样的灾难将恐怖气氛洒向整个地中海地区。它的传播速度快似闪电，等到人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一切已为时过晚。无人能够幸免，死亡人数难以想象。据一个几乎失去所有家人的当事者说，埃及边境的一座城市被一扫而空：原本人口密集的城中只剩下七个男人和一个十岁的孩子；屋舍的大门敞开，家中的金银财宝无人看管。众多城市遭受着毁灭性的袭击，君士坦丁堡在5世纪40年代中期曾每天有1万人死亡。不仅是罗马帝国遭此劫难，没过多久，东方城市同样受到影响，灾难沿着交通贸易要道蔓延，袭击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逐渐进入中国——鼠疫带来了太多的灾难、绝望和死亡。
随之而来的还有长期的经济衰退：田野里没有农民，城镇里没有商人；整整一代年轻人不幸遇难，直接影响到人口数量，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自然，这也影响到君士坦丁堡皇帝们的外交策略。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执政前期，帝国取得了一系列优异的成绩：北非各行省的经济开始复苏，意大利行省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应对漫长的边界，包括东方边界上随时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帝国精密布置、灵活用兵。但到查士丁尼执政后期，想要维持这种状态已非常困难：人力出现短缺，军队遭受质疑，在大瘟疫袭击之前，帝国财政已开始出现严重赤字。
经济停滞让民众对查士丁尼的统治怨声载道。最严厉的批评是指责他为了讨好邻国，大笔出钱，胡乱捐赠。查士丁尼非常愚蠢，以为“散发罗马帝国的财富去满足那些蛮族就能破财免灾”——查士丁尼时代最尖刻也是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这样评价道。他冷酷地嘲笑皇帝“迫不及待地将帝国的大笔资金送给蛮族”，送给东南西北的所有的蛮族，甚至送给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人。
查士丁尼的继任者放弃了这一策略，对罗马的邻国采取一种非常强硬的非妥协政策。公元565年查士丁尼死后不久，阿瓦尔人（Avar，草原最大部落之一）的大使向君士坦丁堡催收贡品，遭到了新皇帝查士丁二世（Justin II）的轻蔑对待：“你不用再指望从本帝国得到大笔财富，也不用再想着为我们做任何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