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挑战 [rising to the challenge]-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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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重塑美国。我们的道路状况欠佳，基础设施非常薄弱。自诩能够刺激经济的项目收效甚微。与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美国那些大量业务素质不过关的适龄工人。当众多社区在创建各种制造型企业的时候，尽管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大量的失业或者待业工人，但却没有足够的合格应聘者能为这些制造工厂服务。虽然改善美国合法的移民体制是一项重要的目标，但我们也不能只依靠去印度或者中国为特定的行业招聘人才。当面对年仅50岁的失业工人时，我们不能直接抛弃他们，我们必须为他们创建再就业的体系，保障他们的正常生活。
显然，我们必须对政府进行根本意义上的改革。当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最新的丑闻（包括操控退伍军人待业时间、冷漠对待国家英雄）被曝光于公共视野的时候，我们都表达了对于这些行为的愤怒。更让人惊讶的是，当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新时代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时候，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还在进行自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持续了30多年的主要系统升级，直接影响了美国为退伍军人提供生活照顾的质量和效果。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的地区总部最近受到了威胁，原因就是官僚主义者桌面上堆积如山的工作文书，这已经背离了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成立时的初衷，也对其正常运转的效率造成了影响＇4＇。《平民医疗法案》的上线为所有改革的成效提供了最佳的佐证。暂且不说奥巴马医改政策的内容，一个斥资数亿美元、推行了若干年的网站为什么会无法正常运转呢？答案：因为负责建设该网站的政府机构里官僚主义作风过于盛行。
政府里的这些人并非等闲之辈。但是，在以数字、移动、虚拟、个性化为鲜明特征的时代，官僚结构、等级制度、繁文缛节绝对行不通。官僚主义无法赶上变革的速度，而变化是信息时代无处不在的特征；官僚主义也无法解决人们其他需要解决的复杂问题。官僚主义的产生是为了实施控制，但21世纪，这个信息时代是无法被控制的。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代，但却绝不可能控制这个时代的发展。只有拥有真才实学、懂得灵活应变、能够创新创意的人，才能在新时代中生存。而官僚主义，究其根本，将扼杀掉所有这些特性。自由主义者口口声声地说更多的政府管制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但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基本的事实：官僚主义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新时代只能“见光死”。往最乐观的方向讲，官僚主义继续苟延残喘，给时代发展戴上了镣铐；糟糕的是，它们往往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美国人必须重建美国对全球经济的领导权，成为新世纪全球经济的发电所。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在能源生产、保健和医疗生物技术方面遥遥领先；在军事和航空技术方面主导发展（无论是登上陨星、开展火星旅行还是重返地球）；在信息技术上，美国也必须牢固自己的领袖地位，这些都是推动各国未来发展的全球经济命脉。我们必须在主导美国未来的各个方面占据引领者的位置。
美国必须成为21世纪创新的动力源，以确保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能不断提高，并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幸福做谋划。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保护知识产权，无论是个体发明者的创造，还是属于美国这个国家的知识产权，我们必须警惕其他国家会千方百计地垂涎觊觎这些宝贵财富。
最后，我认为，我们必须重现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权。我们不崇尚武力和战争，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需要美国的支持和维护，我们必须具备无可争辩的军事优势。
领导权将让我们获得控制自己命运的力量，并获得影响整个世界前进方向和注意力的能力。这当然需要我们付出代价，但首先需要的是美国具备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支持同盟者的决心。
世界需要美国。这看似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陈述，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认同这一点。我们向往和追求美好，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信仰。实现有效的主导权，美国需要道德明确、现实主义的洞察力、勇于行动的果敢以及知道何时可以采取行动的智慧。
道德明确要求美国承认，虽然世界上存在灰色地带，但依然黑白分明。当道德界限变得模糊时，美国就会给世界带来了麻烦。
对于目前面临的威胁，美国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美国必须得承认，有的国家正在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得到核武器，还有少数国家正在暗地支持网络恐怖主义。美国还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美国人必须要采取行动。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永远不会去做的事情。为了保障国家和世界的安危，我们必须要保持军备，随时应对突发的状况。然而，我们不需要涉足其他国家的事务。美国进入阿富汗去捣毁恐怖主义者的巢穴，这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但是，想要在一个2 000多年以来都不存在政府的国家建立中央集权，这绝对是不切实际的行动。
行动的勇气要有知道何时该行动的智慧相伴。说得更加直接一点儿，时机决定了一切。如果你要阻止侵略，你应该在有人蓄谋侵略的时候就以严肃的态度去阻止，而非在已经发生了侵略后再去考虑如何对抗。领导力要求具备预见力，并随时做好应对威胁的准备。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必须将威胁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
美国的领导力要求我们的官员了解说话时机和行动时机的区别，但我们现在的美国总统却似乎混淆了这两者。他以为他开口说了就代表他已经开始做了，说出的话，如果指示了行动的意图，那么就是有价值的。
其实，就在做和说之间，不仅美国总统奥巴马让美国人感到失望，整个美国政治也是如此。因为，美国人民一直生活在职业政客横行的世界中。以前，有来自美国各界的人士参政、议政、从政，而今，美国的领导者中却绝大多数是律师或者专业政客。很多人生来就是一心向善的良民，而他们所接受的法律执业训练和在政府的工作经历更是教会了他们君子动口不动手。因为在法庭和立法程序中，说话和行动几乎是同义词。
然而，对于我们这些非律政科班出身的人而言，实效并非来自言语和好心，而在于实际的行动和结果。无论是将新产品推出市场，还是发布一场全新的创新活动，都需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实现目标。这不仅要求我们自己身体力行，还得要动员身边的人。最重要的是，这样的机制要求你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切实负起责任。
领导者还应当能够善于发现每个问题背后蕴藏着的巨大机遇。美国和俄罗斯都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但其中也蕴藏着重建北约和加强重塑欧洲及导弹防御系统的机会。世界面临着来自伊朗和ISIS的威胁，但面对共同的敌人，也让我们获得了更好的重新构建中东关系与格局的机会。约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埃及、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甚至以色列，这些都是这一地区具有重大利益分歧的国家，彼此之间有着较深的怀疑和敌意。如果美国从中协调，那么，这些国家共有的利益将有可能变成共同的立场，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因此，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挖掘每一个美国人的潜能，振兴美国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活力，重塑美国的大国形象。同时，通过改革政府，重建美国对世界的主导权。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组织自己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呢？
结构和进程
虽然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会认同这些目标，但是我们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可能会各有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说深刻理解技术和全球化这两个双螺旋非常重要的原因。事实上，面对如今的实际情况，并非所有方法都能行得通。只有放权式的决策才是可行的，集权化官僚主义的消亡将不可避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对自己的生活要求更多的选择权和控制权，而科技的进步将日益满足人们的这些需求。在新的时代，源自于发掘个人潜能的智慧已经成为我们掌控命运的重要手段。在这样的时代中，简化政府流程，缩小政府机构，赋予个人更多的选择权和控制权将成为社会治理的唯一理性出路。
我天生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当我发现使用保守主义的方法在解决问题和发掘个人潜能方面更起作用时，也就对保守主义思想更加深信不疑。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发现保守主义方法的优点并将其发扬壮大，美国将会继续保持其在21世纪的领导力。
当我们考虑应该如何来组织人民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时，我们肯定会碰到许多集权性质的政府项目遭遇解体或者分权的情况。这并不表明政府已经失去作用，相反，政府应当意识到它真正的职责不是控制他人的生活或者机会。政府的作用是为人们创造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最佳环境。为此，在一个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人们更加需要保守主义的原则。
我们必须对每个政府项目、每一个法律条文和规定进行重新定义和审批。如今，这些责任落在了那些希望减少法律约束或者义务的人身上。我们应该推翻这种模式，把这项工作交给那些希望保证某个项目得以运行，某条法律或者法规继续生效的人身上。如果你想要实施这个项目或法律规定，那么，就请提交这个项目或者法律法规可行、必要的证据。事实上，我们发现有很多项目、法律条文都并没有切实的证据可以证明其有效性，更有趣的是，很多项目和法律规定的出现并非来自于民意。
我们必须将更多的项目和选择权下放至各个州政府。因为受决策影响越大的人群会越在意决策的过程，因此对决策过程就会更加负责，结果也会更加有效。另外，各州政府还会自觉平衡自己的预算，这将对那些自称所有项目都必不可少，任何一分钱都不能节省的官员们来说，更能起到制约作用。
公民也应该对政府开支有知情权。而今，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即使有所了解，也只会对新项目和在年度预算时存疑的项目进行拨款程序的检查。任何与联邦政府打过交道的承包商都知道，每个机构都会将其剩余的预算在财政年度的最后6～8个星期内全部花光。不管需不需要，都是如此。这表明，这些机构只会关注一个问题：到底还能争取多少额度的预算，而不是真正需要的预算是多少。如何改变拨款程序并最终控制在目前看来已经明显失控的联邦预算过程（目前可计算的政府负债已经高达18万亿美元），看起来似乎有很多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各有千秋。我的建议是每两年开展一次“零预算”活动，也就是每一个政府机构都必须向国会汇报他们开销中每一分钱的去向和理由。能摆在桌面上讨论的问题就是每一个项目的每一分钱应该怎么分配，而不是相比前一年，财政预算增加或者下降了多少。在当今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每个机构都需要向公众递交一份年度预算报告，来说明纳税人所缴纳的每一分税额都用在了哪里。
衡量标准和绩效激励
下面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来衡量我们的进步，如何界定成功，并对成功提供奖励？
答案就是改变政府官僚主义的作风，创立任人唯贤的制度。政府中有很多心地善良、智慧超群的人，但是政府缺乏完善的制度去对优秀的绩效进行奖励；并对渎职和不作为的官员进行惩罚。这些爱岗敬业的公务员无法得到赏识，其才能也得不到发挥。因此，公务员考核制度需要改革，建立更有效的绩效评估和奖惩制度。
一直以来，我们会对通过新法律和新法规创造的政绩赞赏有加。如今，我们需要转变思维，提倡废除不必要的法律、减免冗余的规定，我们要鼓励政府项目的整合。我们还要鼓励跨部门合作，对于那些各自为政的行为加以取缔。我们应当按照每天新完成多少业务来衡量成功，要对美国新产生的专利进行定期发布。换言之，我们要对具有创新和生产力的人和项目进行嘉奖。比尔·休利特曾说过：“只有成就才需要被衡量。”当你在衡量一件事时，一定是因为这件事情很有价值。所以，让我们对那些有价值的事物进行评估和嘉奖，比如项目合并、取缔繁文缛节、增加储蓄等。汤姆·科伯恩参议员是美国的英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感谢他，因为他始终坚持揭发联邦政府的浪费、欺诈和腐败行为。
每个政府项目都应该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进行重新审视。我们要不断提出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可以重来一遍，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条件下，我们应该如何将这些利益以最优的方式送到人们身边？我们应该要求公民向我们提供手机上的哪些信息？我们如何确认他们的身份？我们如何通过科技的发展为人们创造福利？在机会国际中，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移动银行为那些身处贫困中的妇女提供贷款。然而，美国的退伍军人却不得不在填写完大量的申请表格之后，再等待若干个月的审批时间，最终还不一定能获得他们应得的国家补贴，这一切不是非常可笑吗？在科技领域中，修正一个持续几十年的系统性问题和顽疾，往往要比创建全新的体制更加困难、耗时，代价也更高。因此，我们需要为政府开垦出一片绿地，而非花费几十年的时间来纠正一些永远不可能完全解决的问题。
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技术可以在很多方面成为我们的朋友。它可以打破等级制度，确保每一个市民都能获得更多的政府运作信息。通过公众的知情权，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责任感。当人们掌握了政府运作的状态，他们就可以在遇到问题时找到相关责任人。关注责任制度，往往能提升对绩效和成果的关注程度。
人们都希望能够选择和掌控自己的人生。竞争和自由市场为大众带来了更多的选择权和控制权，而裙带资本主义则不能。我来自技术行业——无须争辩，这是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管制最宽松的行业。正是这个行业，驱动着全球经济年复一年、日新月异的变革，也正是这个行业，让消费者看到了更高的价值、品质和更低的成本。这并非巧合。这是因果关系。我们应该使用相同的方式来实现医疗和教育改革。政府的官僚主义是无法促进产业发展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它只会给人们的生活带去层出不穷的问题。
当我们因为想要改革联邦政府工作方式，减少繁文缛节而不得不承受必要的困难时，我们应当时刻铭记要彻底解决这些早该解决的问题，需要时间和强有力的领导。反对这一伟大的挑战或者对之视而不见，只会让最有意志力的人感到心寒或者对改革望而却步。当人们开始发出质疑的时候（人们在面对困难时肯定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不管是否必要或者是否可行，请始终坚信集权化的官僚主义在数字、移动、虚拟和个性化的时代必将失败。人类的潜能是我们必须要关注、挖掘和利用的无穷的资源，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把握住时代的发展机遇。
文化和行为
系统变化的最后一个参数与文化和行为有关。我们珍视什么？我们的行为方式是怎样的？改变文化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只能通过从下往上的路径展开。在这里，我依然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对基本的问题都持有一致的观点。
美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族群背景，都能意识到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于短期的满足。我们必须要有长期的目标和愿景。美国人已经厌倦被人利用，或成为政治游戏的筹码。他们不想再看到广告战和互相诋毁。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针对我们所有人所面临的问题展开理性的、互相尊重的探讨。以前那种传统的竞选活动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人们早就知道竞选作秀应该停止，而真正的改革有待我们进一步推进。
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知道，当下，自我放纵的社会风气猖獗，一些人提倡所谓出格和大胆的做法，但是人们从本能上会对教宗方济倡导的谦逊和自律肃然起敬。有太多的人想着要在政界一展拳脚、出人头地，却没有几个人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我们尊敬美国老兵，因为我们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勇气、服务和牺牲，这些正是我们深深珍视的品质。我们可以以此鼓励全美人民，积极参与社区中的各种服务工作。比如，我们不应该忽略每天在各地慈善组织中承担志愿者工作的成百上千名女性，我们应该把她们尊为美国的英雄。
然而，即使我们对之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政治态度，却依然有太多的领导者不懂得应该如何嘉奖或者鼓励他人，甚至不能做到尊重他人。我记得我在竞选参议员的时候，有个出资人对我说，“你居然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潜台词是，毕业于顶级名校，而你竟然持有反堕胎的观点，简直是犯傻。当人们开始讨论婚姻平等的问题时，有人直言不讳地表示，任何不支持同性婚姻的人都是自私冷漠缺乏同情心之人。茶党还因此被称为种族主义者。美国民主党议员南希·佩洛西严厉地批评共和党是“雷·赖斯党”，奥巴马总统对于那些与自己持有异议的人也表现得唯利是图、缺乏智慧。从保守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我们的语言和语调同样非常重要。不管移民危机的出路是什么，但称他们为“外星人”肯定是一种不尊重人的做法。将47％的美国人都界定为“索取者”，把他们排除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之外，这样的行为也同样欠缺尊重。就是因为这些人过去没有支持我们的候选人，就不愿意与他们互动，这不仅缺乏礼貌，更是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
当然，媒体往往就是喜欢报道不和谐的事件，唯恐天下太过太平。冲突就是新闻，丑陋的冲突更是大新闻。所有这些只会让政治话语更加被人轻视，让人们不再彼此尊重，不再鼓励文明的沟通方式。但究其原因，是领导者设定了这样的文化基调。
当信仰来自民间，但却无法鼓励人们公开对话时，美国的文化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