枯枝败叶-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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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脸对脸地瞧着他，打量着他。我说：“您没有注意到他至少比您高一头吗？”他扭过头去瞧了瞧棺材，说道：“不管怎么样吧，说他是用这根绳子上吊的，我没有把握。”
我心里有数，事实就是如此。其实他心里也明白，就是故意耽搁时间，怕给自己找麻烦。他漫无目的地踱来踱去。我看出来了，他心里发虚。他担心的是两件互相矛盾的事：拦着不让下葬，固然不好；吩咐举办安葬仪式，怕也不行。他走到棺材跟前，一转身，冲着我说：“除非我亲眼看见他吊在那儿，否则我很难相信。”
我一气之下真想下个命令，叫长工们打开棺材，把悬梁自尽的人再吊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是，我女儿恐怕承受不了，我外孙也是，她本就不该把他带来的。尽管这样对待死者，凌辱一具不能自卫的肉体，搅扰一个刚刚在棺材里安息的人，于我倒是无所谓的。挪动一具宁静地躺在棺材里尽情歇息的尸体，并不违反我的处世原则。我满可以把死者重新吊起来，只为了看看那家伙究竟能有多得寸进尺。但是，不能这样做。我对他说：“您放心，我是不会下这种命令的。如果愿意，您可以自己动手把他吊起来。出了什么事，由您负责。请记住，我们可不知道他死了多久了。”
他没有动，还是站在棺材旁边，两眼望着我，接着扫视了一下伊莎贝尔和孩子，然后又瞅着棺材。忽然，他脸向下一沉，咄咄逼人地说：“您心里该明白，会出什么事。”我很清楚，他不过是想吓唬吓唬人。我说：“那是自然。我这个人就是敢作敢当。”他两手交叉，满头大汗地朝我走过来，想用某套精心设计的滑稽动作把我给镇住。他说：“请问，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人昨天晚上上吊的呢？”
我等他走到跟前，一动也不动地瞄着他，直到他呼哧呼哧喷出的热气扑打到我脸上。他站住脚步，还是交叉着两手，一只手在腋后晃动着帽子。这时候，我对他说：“如果您是代表官方向我问这个问题，我很乐意回答。”他还是站在我面前，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听见我的话，他既不吃惊，也不慌张。他说：“当然了，上校。我是代表官方向您提问。”
我准备详详细细地把这件事讲一讲。我相信不管他要兜多少圈子，只要我态度坚定又耐心冷静，他最后总得让步。我说：“是他们几个把尸体解下来的，我总不能老让他挂在那儿，等您决定好什么时候来。两个钟头以前，我就去请您。总共才隔着两条街，您可是整整走了两个钟头。”
他还是纹丝不动。我拄着手杖，站在他面前，身体略向前倾。我讲道：“再说，他还是我的朋友。”没等我说完，他就撇着嘴笑了笑，还是原来那个姿势，把一股酸臭气喷在我的脸上。他说：“这算得上世上最省事的解释了，是不是？”他突然把脸一绷，说：“照这么说，您早就知道他要上吊喽？”
我知道他是在故意找麻烦。于是我耐心、口气缓和地说：“我再重复一遍，我刚一知道他上吊的消息，就立刻赶到您的住所，这是两个钟头以前的事了。”他连忙说：“我正在吃午饭。”似乎我这句话不是在说明事实，而是在向他提问。我说：“我知道。我想恐怕您连午觉都睡过了吧。”
这么一来，他没话说了，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旁边的伊莎贝尔睃了一眼，又看了看那几个长工，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他的表情不大一样了，好像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打定了主意。他转身朝警察走去，嘀咕了几句。警察做了个手势，出去了。
随后，他朝我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说：“我想跟您到隔壁房间谈一谈，上校。”他的口气完全变了，声音里透着紧张慌乱。我朝隔壁房间走去，他用手轻轻架着我的胳臂。哦，我竟然知道他要跟我说些什么。
这间屋子和那间不同，又宽绰又凉快。庭院里的阳光照得屋里亮堂堂的。他的眼神惊惶不安，笑得颇不自然。只听他说：“这件事只能这么办了……”没容他说完，我就抢着问：“要多少？”一听这句话，他又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梅梅端来一盘甜点心和两个小咸面包，这还是她从我妈妈那里学来的。时钟敲过九点。在店铺后面，梅梅坐在我对面，味同嚼蜡地吃着，毫无食欲，仿佛甜点心和小面包只是用来留客。我是这么理解的，于是就任凭她尽情回忆。缅怀过去，梅梅流露出无限的眷恋和惆怅之情。在柜台上那盏昏暗的油灯下，她比戴着帽子、穿着高跟鞋走进教堂的那天显得憔悴多了，苍老多了。很明显，那天晚上梅梅特别怀念当年的生活，似乎这些年来她的年龄一直静止不动，时间也根本没有流逝，直到那天晚上回首往事，时间才又流动起来，她也才开始经历姗姗来迟的衰老。
梅梅直着腰坐在那里，神色凄然。她谈起上世纪末大战以前我们家绚丽多彩的田园生活。她回忆起我妈妈。就是我从教堂回来，她和我开玩笑（她用带点揶揄的口吻对我说：“恰薇拉，你都快结婚了，也不跟我打个招呼。”）的那天晚上，她回忆起我妈妈的。而我在那段日子里也特别想念妈妈，正尽力回忆她的模样。“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梅梅说。而我真的相信她。我坐在梅梅对面，听她说话的口气，有时挺有把握，有时又含含糊糊，似乎在她的回忆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传闻。不过，她是出于一片好心，她甚至相信时光的流逝已经把传闻变成了遥远的、难以忘怀的真人真事。她说，战争期间我父母背井离乡，逃亡在外，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在马孔多落下脚来。为逃避兵祸，他们到处寻找一个又兴旺又静谧的安身之处，听人家说这一带有钱可赚，就找到这里。那时候，这儿还是个正在形成的村落，只有几户逃难的人家。他们竭力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恪守宗教习俗，努力饲养牲口。对我父母来说，马孔多是应许之地，是和平之乡，是金羊毛＇2＇。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就动手重建家园，没过几年，就盖起了一所乡村宅院，有三个马厩和两间客房。梅梅不厌其详地追忆这些细节，谈到各种荒诞不经的事情，恨不得让它们都重演一遍。这当然是办不到的，为此她很伤心。她说：“一路上，倒也没遭什么罪，从没缺吃少喝。”就连那几头牲口也在蚊帐里睡觉。这倒不是因为爸爸是个疯子，或是有钱没处花，而是因为妈妈是个大慈大悲的人，特别讲究人道。她认为，在上帝看来，保护人不受蚊虫袭击和保护牲口不受蚊虫袭击，同样都是天大的好事。不管走到哪儿，我父母总是带着一大堆稀奇古怪、碍手碍脚的东西。箱子里装着祖辈的衣服，这些老人早在我父母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尸骨即使掘地几十米也未见得能找到。盒子里的炊具则早就没人用了，是我父母（他们是表兄妹）的远房亲戚传下来的。甚至还有一个装满圣像的箱子。每到一处，他们就用这些圣像搭起一座家用的神坛。全家简直就是一个古怪的戏班子，有几匹马，几只母鸡，还有四个在我们家长大的瓜希拉长工（他们都是梅梅的伙伴）。他们跟着爸爸到处流浪，仿佛马戏团里的驯兽。
梅梅回忆往事，不胜凄怆。看起来，她似乎把时光的流逝看成是个人的损失。她那被回忆揉碎的心灵在想：倘若时光静止不动，她岂不是还在路上游逛吗？长途跋涉对我父母来说固然是一次惩罚，但对孩子们来说，却像过节一样。有些场面还颇为罕见呢，比如睡在蚊帐里的牲口。
她说：打那以后，事事就都不遂心了。上世纪末，疲惫不堪的一家人来到刚刚出现的荒村——马孔多，对刚刚遭到战争破坏的往昔美好生活还恋恋不舍。梅梅想起了刚到这儿时我妈妈的情况。她偏着身子骑在一头骡子上，挺着个大肚子，面色焦黄，像得了疟疾似的，两只脚肿得沾不了地。我爸爸心里恐怕也不太满意，可他还是不顾风险浪恶，预备要在这儿扎下根来，等着妈妈临盆。在跋涉途中，孩子在妈妈腹内逐渐长大。然而越是临近分娩，死神离妈妈也越近。
灯光照出梅梅的侧影。她那印第安人特有的粗犷神情，像马鬃或马尾一样浓密平直的头发，让她看上去就像一尊正襟危坐的神像。坐在店铺后面这间热气腾腾的小屋子里，她的面色发青，好似幽灵，说起话来，恰如神在讲述自己如何饱经人间沧桑。我过去从没有和她接近过。可是这天晚上，她突然如此诚挚地向我表露出亲切的感情，我感到一种比血缘关系更牢固的东西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梅梅的话刚一停，我忽然听见屋里——就是我和孩子、爸爸现在待的这间屋里——有人咳嗽，是一种干咳声，十分短促。我又听见他清清嗓子，在床上翻了个身。没错，就是他的声音。梅梅暂时不说话了，一片愁云悄悄地遮住了她脸上的光彩。我早已把他忘掉了。在这儿待了这么大的工夫（大概已经十点了吧），我一直觉得只有梅梅和我两个人在屋里。过了一会儿，屋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了。我手里端着盛甜点心和面包的盘子，一口没吃，胳臂都端酸了。我朝前倾了倾，说：“他醒着哪。”而她不动声色、冷冰冰、完全无动于衷地说：“他每天都睁着眼，一直到大天亮。”我明白了，为什么梅梅想起我们家先前的生活，显得那么留恋。如今，生活起了变化，日子好过多了，马孔多变成了喧闹的集镇。钱多得花不了，每逢周六晚上，人们都可以在镇上大肆挥霍一气。然而，梅梅对美好的昔日还是感到恋恋不舍。外面在大肆挥霍金钱，而在店铺后面，梅梅依然过着枯燥乏味、不为人知的生活，白天守着柜台，晚上和这么个脓包男人一起过夜。不到天亮他不睡觉，成天在家里转来转去，一双淫荡的狗眼睛——这双眼睛我永远也忘不了——总是贪婪地盯在她身上。一想到梅梅和这么个男人一块过日子，我真感到难过。我还记得那天夜里，他拒绝给梅梅看病。他是个铁石心肠的畜生，什么痛苦啊、欢乐啊，一概不懂，整天在家里遛过来遛过去。头脑最正常的人也会让他给逼疯的。
我的声音平静下来了。既然他在家里，没有睡着，听见我们在店后叙家常，也许又要瞪起那双贪婪的狗眼了，我想还是换个话题吧。
“小买卖做得怎么样？”我问。
梅梅笑了笑。这是凄凉的惨笑，看起来倒不是因为现在情绪不佳，而像是她把这种惨笑收藏在抽屉里，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拿出来。她笑得很笨，似乎平时难得一笑，连怎么正常笑也忘得一干二净了。“就那样。”说着，她莫名其妙地摇了摇头，随即又沉默了，真教人捉摸不透。我想我该走了，把盘子递给梅梅，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动，也没向她解释什么。只见她站起身来，把盘子撂在柜台上。从柜台那儿她瞧了我一眼，又重复了一句：“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刚才我坐在背灯影的地方，灯光从背后照过来，脸模糊不清。梅梅在谈话的时候，准是没看清楚。现在她站起来，把盘子放到柜台上，隔着灯刚好看见我的正脸，所以她才说：“你和她长得一模一样。”她走过来，又坐下了。
她又追忆起妈妈刚到马孔多的那几天。妈妈一下骡子，就坐到一把摇椅上，一连三个月没动窝儿，饭也懒得吃，有时候接过午饭，手托着盘子直到后半晌。她的身体僵直，坐在摇椅上从不摇动，两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感到死亡正从脚底板朝上蔓延。就这样，她一直等到有人来，从她手里拿走盘子。分娩的那天到了，临产的阵痛使她陡然振作起来。她自己站起身，然后由别人搀着她走完从走廊到卧室这二十步路。九个月来，她默默忍受着死亡的逼近，如今更加痛苦不堪。从摇椅到床边的这段路途，她经受了几个月长途跋涉中没有经过的痛苦、折磨和刑罚。但是，在了却一生中最后一个心愿前，她终于去到了应该去的地方。
梅梅说，妈妈一死，爸爸完全绝望了。后来据爸爸自己说，家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想：“男人身边没有妻室，谁都不会认为你是正派的。”他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亲人去世了，应该种上一株茉莉，这样就能夜夜想起她。于是，他在庭院靠墙根的地方种了一株茉莉。一年以后，他续了弦，和我的继母阿黛莱达结婚了。
有几次，我觉得梅梅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了，可最后，她还是忍住了。她原本是幸福的，可她自愿放弃了幸福的生活。今天能稍偿所失，也算心满意足。她又笑了笑，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脸上露出温柔的表情。她身子朝前一倾，似乎已经在心中理清了这笔痛苦的孽债，并且发现在美好的回忆中，总还是得大于失吧。她又笑了，脸上又现出原来那种宽厚、调皮的亲切劲儿。她说，还有一件事是五年以后发生的。那天，她走进饭厅，爸爸正在吃午饭。她对爸爸说：“上校，上校，办公室里有个外乡人要见您。”
＇1＇伊莎贝尔的昵称。
＇2＇希腊神话中一只会飞的公羊克律索马罗斯身上的毛。金羊毛不仅象征着财富，更象征着对幸福的追求。
3
大街对面的教堂后边，原来有个连一棵树都没有的院子。这还是上世纪末我们来到马孔多那会儿的事呢。当时，还没有动手盖教堂。那里是一片光秃秃、干巴巴的土地，孩子们放学后常在那儿玩耍。后来，动工修教堂，在院子的一头栽了四根木头立柱，圈起来的地方正好盖一间房子，用来存放修建教堂用的砖木。
教堂竣工的时候，有人在小房子的墙上抹上了一层泥，又在后墙上开了个门，通往寸草不生、乱石堆积的光秃秃的小院落。又过了一年，小房子修了修，能供两人住。屋里弥漫着一股生石灰味，但多年来，这间屋里还就数这股味儿好闻些，能教人舒服点。再往后，墙上刷了白灰，盖房子的人给后门安上门闩，在临街的大门上加了把锁。
这间屋一直没有主儿。谁也没查问过地皮是谁家的，砖木材料又归谁所有。第一位教区神父来到马孔多后，住在一户殷实人家里。后来他调到另外一个教区。就在那段日子里（有可能是在第一位教区神父离开之前），一位妇女怀抱着个婴儿住进了那间屋子。谁也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搬进去的，也不知道她从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把门打开的。屋角放着一口黑油油的水缸，上面长满青苔，墙壁的钉子上挂着个罐子。墙壁上的白灰已经剥落了。院里的石灰地被雨水浇得结了一片硬疙瘩。那女人用树枝搭了个遮太阳用的凉棚，而由于没有棕榈叶、瓦或锌板苫顶，她就在凉棚旁边栽了棵葡萄，又在临街的大门上挂了一丛芦荟和一块面包，说是为了避邪。
一九〇三年，宣布新的教区神父要来的时候，那娘儿俩还住在这间屋子里。当时，全镇有一半人拥到大道上去，迎候新来的神父。乡村乐队正弹奏着一首充满感情的曲子，这时候，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来，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说神父骑着骡子已经来到前面拐弯的地方了。乐师们立刻站好队，弹奏起一首进行曲。致欢迎辞的人登上了临时搭起的高台，专等神父露面，马上就向他表示敬意。过了一会儿，雄壮的乐曲戛然而止，演说者也从桌子上爬了下来，欢迎人群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外乡人骑着一头骡子走过来。骡子的屁股上驮着一只马孔多人从未见过的大箱子。这个人目不斜视地一直朝镇上走去。在旅途中，神父固然也可以穿便衣，可是谁也不相信这个脚蹬军靴、青铜脸色的旅客会是一位身着便服的神父。
的确，他不是神父。就在同一时刻，从小镇另一边的小道上来了一位陌生的神父。他骨痩如柴，脸颊干瘪，傲气十足，骑着一头骡子，法袍提到膝盖上，举着一把褪色的破伞遮挡太阳。走到教堂附近，他向人打听教区神父的住处在哪里。他问的那位老兄大概完全不了解情况，回答说：“教堂后面的那间小屋就是，神父。”正好那个女人不在家，只有孩子在半掩的门后玩耍。神父下了坐骑，把一只鼓鼓囊囊的箱子搬到屋里，箱子没有锁，开裂着，只用一根皮带——不是箱子本身的那根皮带——扎住。他打量了一下这间房子，把骡子牵进来，拴在院子的杏树荫下，随后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一张吊床。吊床的岁数和那把伞大概不相上下，磨损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他把吊床沿对角线挂在屋里的柱子上，然后脱掉靴子，打算睡一觉。那个孩子张大一双惊恐的圆眼睛一直盯着他，他根本没有理会。
女人回来时，看到神父突然光临，一定是大吃一惊。他的脸毫无表情，简直和牛脸不差分毫。那个女人大约是踮着脚尖溜进房间的。她把折叠床挪到门口，把她的衣服和孩子的破衣烂衫卷成一包，慌里慌张地走出房间，根本顾不上水缸和罐子了。一小时以后，欢迎人群从相反方向开进小镇。乐队打头，在一群逃学的小鬼簇拥下，演奏着一首雄壮的乐曲。他们来到小屋时，只有神父一个人在那儿，懒洋洋地躺在吊床上，法袍没有系扣，赤着一双脚。一定是有人把神父来到小屋的消息报告给大道上的欢迎人群了，不过谁也没有想到问一问神父干吗跑到这间房子里来。也许他们以为神父和那个女人沾亲带故。那个女人急急忙忙地离开也准是误会了，她以为神父手里一定有使用这间房子的指令，或是房子归教会所有，又或者只是怕人家问起她为什么一不缴房租，二没得到任何人的许可，就在这间不属于她的房子里住了两年多。当时人们没有问这件事，过后也没有谁问起。教区神父不打算听什么欢迎辞，他把礼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