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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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但是该国法律不准妇女在没有丈夫的许可下购买土地或贷款。美国要求莱索托改变法律，因为急需这笔经费，莱国只得照做。
强调这类性别差异可能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是对于救援工作者和国家领袖而言，这些差异再明显不过了。博茨瓦纳是过去几十年来世界上成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外界也公认其前总统莫哈埃（Mogae）为非洲最有能力的一位领袖。当我们委婉地暗示非洲的女人往往比男人工作得更勤奋，处理金钱也更为明智时，他笑了，如此回应：你们说得太正确了，女人的确更会做事。银行是看到这个现象而雇用更多女性的第一个行业，现在每个行业都这么做了。在家里也是，女人比男人更会处理家务。在博茨瓦纳的行政部门，女性也开始独当一面，现在政府部门有一半是女性的天下。中央银行总裁、检察总长、礼宾司长、检察长——现在全是女性。在非洲，女性表现得优异许多，这在博茨瓦纳可见一斑。而且男女的特征不一样。延后消费的现象在女孩当中比例较高，而且她们会买耐用持久的物品，储蓄率也更高。
有些经济发展专家希望看到更多女性进入政府机构和决策层，认为她们能够把对家庭的贡献扩大至国家。目前世界上已经有81个国家为女性保留了某些职位，通常是国会里的部分席次，这样做可以提升她们的政治参与热情。目前11个国家拥有女性高层领导者，而女性掌握了全世界16％的国家立法席次，跟1987年的9％相较起来确实提升了一些。
为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更多女性参政，美国国会前议员玛乔丽（Marjorie Margolies…Mezvinsky）做了许多有前瞻性的努力。1993年，民主党员玛乔丽刚当选众议员，克林顿政府总预算案（包含提高税金以达收支平衡）就在这时被送到了国会。事后来看，那笔预算案常被视为一个里程碑，让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了稳固扎实的财政基础，但在当时却引起强烈争议。作为新议员，玛乔丽力量薄弱，共和党人士扬言，如果她投票赞成提高税金，就把她推下台。最后她还是投了决定性的一票支持克林顿的预算案。一年之后，她的确因微小的票数差距而落选了。她的政治生涯就此结束。
现在玛乔丽领导着“国际妇女运动”（Women's Campaign International），该组织指导女性民运人士如何让公众关注自己的事业，如何竞选公职以及如何为达到目标而组成联盟。“国际妇女运动”曾在埃塞俄比亚训练女性应如何有效地推行运动，使得该国国会的女性比例从8％提升至21％。
寻求更多女性政治家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女性被认为在同理心及达成共识方面特别卓越，若她们担任领袖，可能会比男性更为平和且善于调解纷争。然而，我们没有看到多少迹象显示，现代的女性总统或首相比男性表现得更好或更平和。事实上，女性领袖并没有对孕产妇死亡、女孩教育或性贩卖投入特别的关注。可能因为贫穷国家那些位高权重的女性，比如已故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已故的巴基斯坦总理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Macapagal…Arroyo）等人，几乎都来自精英家庭，从来没有经历过贫穷妇女所承受的虐待。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圈约定俗成地认为，女性官员在地方层级事务方面的确影响重大，要是她们担任市长或学校董事，往往更能注意到妇女及儿童的需求。1993年后，在印度有一个精彩的实验，那时印度修宪规定，1/3的村长职位要保留给女性。开展实验的村庄是随机挑选的，因此可以比较由女性管理的村庄在治理上是否跟男性统领的村庄有所不同。结果发现，村庄财政支出的优先级是不同的。在女性管理的村庄，安装了更多抽水泵或水龙头，而且维护得也比较好——可能因为在印度汲水是女人的工作。在其他公共服务上，她们做得也不比男性差，研究员没发现有什么基础设施被忽略。当地居民的报告显示，在女性治理的村庄，他们必须塞红包贿赂的机率大幅降低。
尽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称他们对女性村长较不满意。进行研究的学者对于这点感到困惑不解：服务愈优良，不满意的程度却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义者不高兴，连女性村民也同样不满。一般民众似乎对于政府强迫他们接受女性领袖感到惴惴不安，他们厌恶女性领袖，因为平均而言她们比男性领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验更少。这个现象的确说明，至少在印度，女性从政者面临一个难关：即便她们提供的服务优于男性，但一开始却遭受更严厉的评判。
后续研究发现，村庄一旦曾由女性村长治理过，民众对于女性领袖的偏见就消失了，这时村民的评判标准就没有性别之分了。这种研究显示，为女性保留地方领袖定额是值得的，因为此举克服了阻碍女性候选人的最初障碍。印度式的女性官员配额似乎打破了性别屏障，让后来的政治体制变得更为民主开放。
不管女性担任领袖的影响如何，其广泛的效应都不容忽略，这点我们从美国历史当中就可以找到直接证据。之前提过，美国在女性取得投票权之后，孕产妇死亡率才大幅降低：当女性能发出政治声音时，她们的生存境遇也更可能会被优先对待。此外，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当女性获得投票权之后，会有更多经费分配到公共卫生，尤其是儿童健康方面，因为这是女性投票者强烈关心的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格兰特·米勒（Grant Miller）曾经做了一项精彩的研究，他想知道妇女得到投票权之后，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公共卫生医疗措施。研究发现，如果某一州的妇女获得了投票权，该州的政客会抢着分配更多经费给儿童健康护理，以便赢得女性投票者的青睐；但在女性依然无法投票的州，这种事情没有发生。“《普选法》颁布的第一年内，立法投票表决的模式转变了，地方性的公共卫生支出大约提升了35％，”米勒教授写道，“颁布《普选法》之后，儿童死亡率降低了8％～15％……从全国来看，这样的降低幅度等同于每年大约避免了2万名儿童死亡。”
同样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1920年，第十九条宪法修正案赋予全国妇女投票权，一年之后国会通过了《谢泼德…唐纳法案》（Sheppard…Towner Act）。该法案是用来保护孕产妇及婴儿的，是公共卫生领域的划时代计划。“促使国会通过此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民意调查时被新的女性投票者痛批，”一名历史学家这么写道。这段时期美国健康卫生方面的改善令人惊叹：1900～1930年间，1至4岁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了72％，当然，出现如此大改变的原因还有很多。如同米勒教授指出，反对妇女参政的人士经常提出以下理由：如果妇女参与外部活动，儿童就会受苦。事实上，我们的历史证明，对于美国的儿童来说，女性参政具有广泛的救命般的好处。
送给戈蕾蒂的“关怀”包裹
布隆迪北部青翠蓊郁的景观是非洲最美的景色之一，绵延的丘陵耸立于深绿色田野的尽头，咖啡树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这里用泥砖砌成的小屋稀稀落落，气候比低地地区更为怡人。然而，这块风景如画的土地上住着地球上最贫穷的一群人，戈蕾蒂·尼亚本达则是其中最孤苦伶仃的一个。
戈蕾蒂的家是红黏土盖成的茅屋，她就好似一个被关起来的囚犯。这里的妇女每次离开宅院时，都要征求丈夫的许可，而戈蕾蒂的丈夫伯纳德性情乖戾，不喜欢让她出去。戈蕾蒂35岁，生了六个孩子，但是她连一个人去市场的权利都没有。
伯纳德和戈蕾蒂有三亩贫瘠的土地，种了香蕉、树薯、马铃薯和豆子，赚的钱几乎不够生活。疟疾让该地区的许多居民都丧了命，而他们家也穷得无法给孩子买蚊帐。伯纳德通常一周去酒吧三次，花上两美元喝杯香蕉啤酒。他去酒吧所花的费用，是家里可自由支配收入的三成。
从来没上过学的戈蕾蒂什么都不准买，也完全不准掌管钱，她连100法郎的纸钞（不到10美分）都不曾摸过。她和伯纳德会一起去市场购物，钱由丈夫付给卖方，提东西回家的是她。伯纳德与戈蕾蒂的关系，除了性之外，就是虐待与被虐待。
我们跟她坐在茅屋后面的草席上聊天。那天晴空万里，空气凉爽清新，不时传来悦耳的虫鸣鸟叫。戈蕾蒂穿着棕色针织衫（美国人捐给慈善组织后，辗转送至中非），下搭颜色鲜艳的黄色包裙。她的头发剪得很短，几乎是理了小平头，因为这样比较容易打理。当她说到自己时，不禁皱起眉头：“我以前总是待在家里，不认识什么人，一个人独来独往，心情糟糕极了。我先生说太太的工作就是烧菜煮饭、待在家里或去田里干活。我就是那样过活，觉得很气馁，也很生气。”
后来戈蕾蒂的婆婆告诉她，一个叫“关怀”的美国救援组织在她们村发起了一项计划，要关怀妇女的需求。戈蕾蒂迫不及待地征求伯纳德的同意，希望能够参加一次“关怀”在村里举办的聚会。“不行！”伯纳德回答。戈蕾蒂只好闷闷不乐地待在家里。后来祖母又告诉她“关怀”多么多么好，这又燃起她参与的渴望。戈蕾蒂一再向伯纳德恳求，而他一再拒绝。后来有一天，戈蕾蒂在未经许可之下擅自前往。伯纳德发现后，一开始大发雷霆，不过由于细心的戈蕾蒂已经提前准备好晚餐，照顾到了他的每项需求，他也就作罢了。
“关怀”计划以联会的方式运作，每个联会约有20名妇女。由于祖母和其他妇女都急于参加，戈蕾蒂她们组成了一个新的联会，大家推选戈蕾蒂为会长。会员们经常一起工作，这天到这家耕田，那天到那家翻地。
有一天，20名妇女全部来到戈蕾蒂家，帮忙耕作她家的整片田地。“我丈夫看到时非常高兴，”戈蕾蒂说，心里偷偷得意，“他说，‘这个团体不错。’所以他让我继续参加。”
每次聚会，每名妇女都会带来相当于10美分的钱。钱会集中起来，借给其中一名会员，这名会员必须把钱投资在能够赚钱的事项上，之后连本带利偿还。事实上，这些妇女等于成立了自己的银行。戈蕾蒂借了2美元，购买了肥料，为菜园施肥。这是她第一次管理金钱。肥料使得马铃薯大丰收。戈蕾蒂在市场一连卖了好几天，赚了7。5美元。仅仅三个月之后，她就偿还了贷款（包括利息共2。3美元）。这笔资金会继续借给另一名妇女。
马铃薯让戈蕾蒂手头突然阔了起来。她花4。2美元买了香蕉，制作成香蕉啤酒，卖得非常好。这让她开始了制造及出售香蕉啤酒的小生意。又轮到她借款时，她拿这笔2美元的贷款扩张了啤酒事业，然后用赚得的利润买了一只怀孕的山羊。一个月后，山羊生下一只小羊。现在，戈蕾蒂拥有两头山羊和一份啤酒事业（每到晚上，她得把山羊牵进茅屋里，免得遭人偷窃）。伯纳德垂涎欲滴地望着戈蕾蒂酿制的一罐又一罐香蕉啤酒，但是她坚决不让他碰——这是要卖的，不是自己喝的。由于赚钱的是戈蕾蒂，他只好勉强克制自己。一次伯纳德染上疟疾需要住院，她的地位提升了——戈蕾蒂用卖啤酒赚来的钱以及“关怀”联会的贷款帮他支付了医疗费。
“现在伯纳德不会管我了，”戈蕾蒂说，“他看到我能做事，现在还经常会问我的意见。他看到了我对家庭的贡献。”联会成员也利用聚会来交换驭夫术，学习饲养动物、解决家庭冲突及经营自己的事业。客座护士也向妇女提供健康教育，告诉她们何时带孩子去接种疫苗，如何发现性传染病，以及如何预防艾滋病。妇女也有机会接受了艾滋病病毒检测，戈蕾蒂呈阴性反应。
“以前，这里有些妇女得了性传染病，自己都不知道，”戈蕾蒂说，“现在她们已经治好了。我打了避孕针，要是能早一点知道这种事情，我就不会生六个孩子了，可能生三个就好。但如果我从来没参加这个团体，可能会想生十个。”
“关怀”的聚会也引导妇女到医院生产，帮新生儿登记，这样孩子才能拥有合法身份。许多国家的女孩所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她们从来没有出生证明或其他法律档案，因此在官方眼里不合法，没有资格得到政府的救助。救援社群里越来越多人承认，国民身份证系统（当然身份证必须难以伪造）有助于保护女孩免遭拐卖，也会让她们更容易得到健康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关怀”计划让妇女明白，女性不应畏缩不前，而是要能够在聚会中分享贡献，以及采取坚定的立场。“这是个女性不能发言的文化，”戈蕾蒂说，“我们有个说法，‘母鸡不能在公鸡面前咕咕叫。’但是现在我们可以发言了，我们是社群的一分子。”许多妇女，包括戈蕾蒂，也通过“关怀”参加了特殊识字班。戈蕾蒂在我们面前费力地写出自己的名字，好证明她是真的会写字。
布隆迪北部的男人往往把力气花在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咖啡上——不管是自己种，还是在种植园里当劳工领酬劳。收获之后，手头变宽裕了，许多男人就会用这笔钱包二奶——通常是少女，她们会一直待到把男人的钱花光为止。二奶得到的报酬是衣服和珠宝，她们是家庭收入的一大笔开支，也是艾滋病扩散的渠道。然而，参加“关怀”方案的妇女目前正努力根除这项传统。联会里如果谁的丈夫包二奶，其他妇女就会自组治安会，把情妇赶走。有时候，她们还会去找那名先生，罚他十美元。如果她们来势汹汹，他有时会乖乖缴款，这笔钱就成为联会的资金。
时代改变有多大，从伯纳德开口向戈蕾蒂要钱这件事上即可见一斑。“我不见得每次都给他，因为我们要存钱，”她说，“但有时候我会给他一些。他让我加入团体，这让我过得开心，因此我也想让他有机会开心一下。”此外，戈蕾蒂不再每次出去都征求伯纳德同意了。“我还是会告诉他我什么时候要出去，”她解释，“但我是告知他，不是请求他的恩准。”
戈蕾蒂打算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事业。她想要繁殖山羊出售，同时继续兜售自酿的啤酒。当然，她仍有可能遇到问题：伯纳德可能会心生嫉妒而拿她发泄；野兽可能会猎杀她的山羊；一场旱灾可能会毁了她的作物而让她债务缠身；布隆迪不稳定的局势可能导致民兵掠夺她的作物；而她酿制的那些啤酒可能会把更多男人变成酒鬼。这种乡村小额金融模式虽然可以帮助部分家庭，不过依然有局限。
但到目前为止还算顺利，而且这个方案费用低廉。“关怀”这个为期三年的方案，为每名妇女付出的不到100美元（三年之后，戈蕾蒂毕业了，项目会在新的地区展开）。也就是说，捐助者一周付出65美分就能帮助戈蕾蒂。这不仅改善了她的生活，也意味着布隆迪又多了一位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贡献的人。同样，戈蕾蒂的孩子现在有钱买笔和本子来继续学业了。更重要的是，这里多了一个模范，大家亲眼看到一名女子的蜕变。
戈蕾蒂和她的山羊在家门口。
（拍摄：尼可拉斯）
“妈妈变得不一样了，”戈蕾蒂上六年级的长女帕丝卡西说，“现在如果爸爸不在家，她可以自己去市场给我们买东西。”
至于伯纳德，他有点不愿意接受采访，可能是明白自己在这出家庭剧里扮演的是个较不讨喜的角色。但是在随意聊起香蕉价格之后，他承认拥有伴侣比以前拥有仆人还令他快乐。“看到妻子赚钱，把钱带回家，”他说，“让我对她更尊敬了。”
伯纳德可能只是在说我们想听的话，不过戈蕾蒂身为驯夫者的名号越来越响亮，总有人求助于她。“现在如果邻里发生了口角，他们就会找我帮忙，”戈蕾蒂得意地说。她还说要更积极地参与小区计划，参加更多村里的会议。一旁的伯纳德听得一脸惊慌，但是戈蕾蒂视若无睹。
“以前我低估了自己，我不会跟任何人表达，”戈蕾蒂说，“但现在我知道自己有好点子，而且会告诉别人我的想法。”
第十一章 中国与卢旺达
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鲁迅，《忧“天乳”》（1927）
我们一直在记录贫困妇女的世界，现在且让我们休息一下，介绍一位亿万富翁。
张茵是个娇小、热情的中国女性。她一开始是名成衣女工，一个月赚六美元，除了养活自己，还要帮家里养活七个兄弟姐妹。20世纪80年代初期，她搬到深圳经济特区，在一家中外合资的纸张贸易公司工作。在那里，张茵学得了经营纸张生意的微妙之处。本来可以继续待在公司不断发展，但是她野心勃勃，想要不断突破。1985年她到香港独闯，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不到一年，那家公司破产了。张茵就在香港自立门户，在当地购买废纸，再运回内地。她很快发现，美国和中国的废纸市场之间有庞大的套利机会。由于中国的森林不多，大部分的纸张是由稻草或竹片制成，质量低劣，这使得从美国回收的废纸（由木浆制成，在美国当地非常不值钱）在中国成为贵重商品——尤其因为工业化的关系，纸张需求急遽上升。
张茵与来自中国台湾的丈夫合作，一开始通过中盘商购买美国的废纸，1990年，她搬到洛杉矶，开始自己去联系业务。她开着二手的道奇小货车拜访加州各处的垃圾场，跟他们约定时间收取废纸。垃圾场也很乐意和她交易。
“我得从头学起，”张茵说，“这是我和先生两人的公司，而我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她能够以低廉的费用把废纸运回中国，因为货船把玩具和衣服从中国运到加州港口后，回程大多没有装载任何商品。随着中国对纸张需求的蹿升，张茵的事业愈做愈大。1995年她回到中国，在南方新兴都市东莞开设了制造纸板的造纸厂，专做包装出口商品的瓦楞纸箱。
张茵在加州的回收公司叫作“美国中南控股”，就交易量而言，目前是美国输往中国最大的纸原料出口商。她在中国的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