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那些人那些事-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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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贯中出于“贬曹”的需要，在《三国演义》里把曹操的锦囊妙计一笔带过，而无中生有地渲染诸葛亮的锦囊妙计，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倒是合肥人记住了曹操曾在当地有过锦囊妙计，大为叹服。现在合肥有一道招牌菜叫“锦囊妙计”，把鸡（计）放在猪肚（锦囊）里，用果树枝小火煨制10个小时以上，经九沸九变，终成徽菜中的拳头产品。这道菜，就是献给曹操的。
215年，面对东吴的十万大军，在曹操的锦囊妙计里被安排与李典一起出战的张辽，却全然想不起徽菜的美味，他只想着如何以七千人打退十万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躲过孙权的围杀，才能不让曹操猜忌自己，才能躲过曹操的“判杀”。乐进和李典，纷纷质疑曹操的锦囊妙计，说什么出战就是以卵击石飞蛾投火羊羔奔虎口。于是，就有了《三国志》里“诸将皆疑”的记载。违背曹操命令，首先担责的是张辽，所以张辽没有质疑曹操命令的权利，军令如山，他作为合肥一把手，只有执行命令的义务。可是，李典和乐进，又怎么会听他的？
八百人要去打十万人吗？———
张辽拿着曹老大的锦囊妙计，对李典说：“尚方宝剑在此，我们出击吧！”李典白他一眼，懒得理他。李典虽然不敢抗命，但是他完全可以糊弄一下，带着几个士兵，出去吆喝一下，放几支箭，然后撤回来，就可以说是出击了，到时就说自己为保存实力而退兵，曹操也不能拿自己怎么着呀。看着张辽在那里咋呼，李典冷冷地想：你喊吧，以七千人去迎战十万人，你活腻了，临死还拉我垫背，没门！
孤掌难鸣，独木难支，一共才三员大将，才7000士兵，要是自己不能把合肥城揉成一团，先不说曹操怪罪，关键是自己难以从合肥全身而退。那样自己只有两个选择：A。力战而死，落个烈士的名，虽永垂千古，但是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B。战败而逃，落个怯战罪名，被判处死刑，遗臭万年。关键时候，张辽的口才发挥了作用。曾经独上三公山，以三寸不烂之舌劝得昌豨放下武器，张辽的口才也着实了得。他开始发表演讲，先是慷慨激昂地表示决一死战，动之以情，又大讲特讲合肥对国家的重要性，晓之以理，李典等人似乎动心了。可是，战场不是“百家讲坛”，单凭一张嘴就能打天下，以七千人人迎击十万人，这是自杀性袭击，玩命！张辽的搭档们，目光游移不定，他们嘟囔着：不如等救兵，好歹能多活几天。
张辽无奈，只好把曹老大抬了出来，说：“主公远征在外，等到救兵到了，孙权早就把我们打败了。主公早就准备好了信函，他在遥控我们呢，是要我们趁敌人还未集合起来，去迎击他们，挫其锐气，来安定军心，这样，才有希望守得住城池。成败之机，在此一战，你们还犹豫什么呢？”他其实是说，曹操早就安排好了我们出战，出战若败，责任在曹操，要是不出战，失败了，那合肥守将就得上军事法庭了。张辽的口才果然了得，句句拿“领导说了”来压制人，但是又不露痕迹，更妙的是，张辽把出击的话撂那里，谁不配合，那就伸着脖子等着挨曹操的刀吧！当然，李典和乐进都是威风凛凛的大将，绝对不是吓大的，关键是张辽的分析给大家指了一条生路。
于是，《三国志·李典传》就有了这样的记载：“典慨然曰：‘此国家大事，顾君计何如耳，吾何以私憾而忘公义乎！’”很明显，张辽和李典的个人矛盾还是很深的，李典能这样表态，我们敬佩他公而忘私，也叹服张辽的谈判效率。恐怕最关键的，还是张辽的军事天才让李典信任。
安内便可攘外，事不宜迟，张辽下发了敢死队招募令，其肯定有诱人的悬赏，最起码是当天晚上能饱餐一顿牛肉。有个哥们儿说：“敌人的十万大军在城外，刀光掩盖了日光，我们都是吃了这顿不知还能否吃下顿的主儿，就当敢死队员吧！”另一个哥们说：“对，最起码能在死之前尝尝牛肉是什么滋味！”那时候的草民，能吃得上一炖牛肉，那绝对是吃大餐了。哀兵必胜，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张辽招募的八百敢死队员大块吃煮牛肉，吧唧吧唧的咀嚼声，在黑夜里格外动听。此时，孙吴军营，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十万大军，舟车劳顿，累，太累了！每个人倒头便睡，甜甜的呼噜声，在黑夜里也格外动听。凌统睡着了，甘宁睡着了，凌统睡觉时皱着眉，可能他还记挂着甘宁是自己的杀父仇人。吕蒙睡着了，嘴角一动一动的，可能在背书呢，其实他没有必要这么刻苦，鲁肃早就说过“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了。孙权呢，更是在中军帐里高枕无忧地梦周公，不，他很可能梦到曹公了，梦到合肥被他的十万大军踏平，中原的万里河山向他的怀抱走来———要不，他的嘴角为何带着笑？
东吴十万大军，从上到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赢定了：十万兵马攻向一个只有七千守军的城池，曹军主力又在关中，不可能来得及赴援，不赢，难啊！孙权这一方的人，有什么理由不美美地睡一觉呢？如果睡不好，明天攻下合肥来，无精打采地接受张辽的投降，也太不威风了吧。张辽来偷袭咋办？哈哈，张辽吃了豹子胆？他纵使吃了豹子胆来偷袭，我们十万人砸也得把这只豹子砸死！
有人质疑，东吴当时拿不出十万大军来，双方力量悬殊没那么夸张。其实，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是毋庸置疑的，姑且不说《张辽传》里有明确记载，合肥之役后六年，曹丕追念张辽在合肥之功，下诏书说：“合肥之役，辽、典以步卒八百，破贼十万，自古用兵，未之有也。”诏书是国家权威文件，可信度是很高的。曹丕的诏书还否定了另外一个推测：张辽的八百敢死队员是骑兵，突进突退。三国时代，骑兵是豪华之师，七千人里不会配置这么多骑兵，何况，骑兵适合于进攻，曹操不会给固守的合肥留下这么多骑兵。张辽的八百勇士，正如曹丕诏书所言，都是步卒。但是，张辽作为主将，很可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不过肯定不是吕布的赤兔、刘备的的卢、曹操的绝影、曹洪的白鹤。孙权军中，人人安然入眠。合肥城内———今夜无眠。今夜无眠，并不是吃牛肉吃多了撑的。吃牛肉的人至少有803人，800敢死队员以及张辽、李典、乐进。乐进虽然被安排守城，但是作为领导，他没有理由不享受敢死队员的牛肉待遇。极其悲壮地吃完牛肉，802个人都在想：真的要以800人去冲击十万人？
张辽，一个人默默地推演着每一个步骤，正像剔着骨头缝里的每一丝牛肉。就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平旦，黎明之时，寅时，正是老虎开始离开山林返回洞穴的时候。
合肥，城门洞开，八百个猛虎悄然出击，领头的，是一只比老虎还凶猛的狮子。张辽告诉李典和八百猛士：我们要面对的，不是十万人，可能只是几千人而已。张辽的战术很明确：“及其未合逆击之”（趁他们还未集合起来主动迎击），当时孙权带来了十万大军不假，但是十万大军不可能在同一天到达进攻地点，即使和孙权先期到来的军队，也不可能都围在孙权的中军边上。骄兵必败，孙权认为稳操胜券，但是尚武的他还想胜得漂亮一些，他和部将抢起了头功，先于甘宁、凌统等人到了进攻地点。兵临城下，孙权洋洋得意，可能还弄个阅兵式、开个誓师大会什么的，反正是把自己的位置暴露了。张辽的情报人员对孙权的中军帐准确定位，张辽确定了攻击目标———孙权的中军。
寅时，凌晨3时到5时，星月退隐，日光未显，一天中最黑的时候。按照《黄帝内经》，这个时候是肺经当令，人体的气血开始重新分配，心需要多少，肾需要多少，这个气血的分配是由肺经来完成的。所以凌晨3时到5时的时候，应该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一天中最脆弱的时候。张辽选择这一时刻发起突袭，占据了天时。
孙吴军营，打瞌睡的卫兵很快被解决了，八百猛士杀进吴军鼾声此起彼伏的营帐内。一些人在践踏合肥的梦里被合肥猛士杀了，他们是幸福的，死了也做梦；一些人被杀戮声惊醒，睡眼蒙胧中，只觉刀光一闪，头颅就落地，他们是懵懂的，死了也不知道是谁杀的；一些人醒得早一些，抓起裤子来就跑，可是也被追上砍死，他们是不服气的：合肥守军怎么敢杀出来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张辽把孙子兵法运用得炉火纯青。以八百人冲击十万人，这是一个疯狗打法！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一种不可理喻的激情和狂气。
可是，战争是生命的博弈，张辽明白，敌人不会因为你有激情和勇气而不杀你。《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八百人冲击十万人，是勇气，更是智慧。张辽冲击的只是孙权的中军，并且进攻在寅时发起，敌人熟睡中毫无防备。敌人在睡梦里被惊醒，揉着惺忪的睡眼，听到军营里杀声连连，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四处逃命。慌乱和恐惧，比禽流感和猪流感的传播速度要快何止千倍？因此，孙权带来的人越多，军营里越慌乱，局势就越难控制。兵找不到将，将找不到帅，帅找不到孙权，吴军成了被疯狗冲击的羊群。未等近身搏战，吴军已先自溃。“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张辽打的是心理战。牧羊人孙权从被窝里爬起来，被亲兵们架着，慌慌张张地和溃卒抢夺逃生之路。牧羊人也成了被惊着的羊。
大将张辽，披甲持戟，挡我者死，一往无前，他就像来自雁门的边关雄风，锐不可当。风过处，躺下了几十人，其中有两员大将。“雁门张辽在此！”张辽高声喊着自己的名字，杀开一条血路，直奔孙权而去。以八百人冲击十万人，尚能如此肆无忌惮，三国群英，又有几个？在千军万马之中，在刀光剑影之中，高喊自己的名字，这可不是广告和炒作，张辽是在告诉敌人：我就是张辽，所有的刀所有的剑所有的枪都来吧！张辽也是在告诉与自己生死相依的八百猛士：我张辽在这里，弟兄们，冲啊！
贵族出身的孙权何曾见过疯狂的打法？他彻底被张辽震慑了，彻底忘记了自己拥有绝对优势兵力，彻底忘记了只要自己从容调度，把这群疯狗围住还是不成问题的，即使是羊，任你杀，等你杀累了，手抬不起来了，也可以再用羊角把你顶死。可是，张辽把孙权吓蒙了。哼，小样儿，就是要给你一个下马威！孙权被张辽赶到了一个高坟上去，太狼狈了。可是，更狼狈的还在后面。张辽冲过来，威风凛凛地站在下面，对孙权喊着：有种的下来和我单挑！十万人都打不过你，哪里还敢和你单挑？孙权哆哆嗦嗦地捏着一支长戟，放在胸前虚张声势。面对张辽威猛的呵斥，不知孙权是否吓得尿了裤子，即使没尿裤子，恐怕也是来不及穿裤子就被张辽逼得在部下面前裸奔了。
“生子当如孙仲谋”，孙权毕竟是孙权，凭着一个高高土坟的地利，孙权暂时站稳了脚跟，他看到张辽只带来了一小撮人，不由得又气又恼：他娘的，也太小看老子了！吴军从四面八方涌来，孙权把土坟当成了指挥部，他组织士兵把张辽层层包围起来，密不透风。孙权的意图很明显：杀不死你，也要憋死你。
东吴患上“恐辽症”———
1992年1月30日的奥运会预选赛，徐根宝率队南下吉隆坡，国奥队最后一战打平即可出线，结果中国队开场9分钟就连失三球，最终以1比3告负惨遭淘汰，这也成了中国队“恐韩症”的起源。此后，无论世界大赛还是友谊赛，中国队始终无法战胜韩国队，逢韩不胜成了中国足球一大心病。就这么长此以往地下来，“恐韩症”这个名词出现了。“恐韩症”是世界足坛的一个笑柄，必将永垂人类足球运动史。中国男足没必要为此自卑，早在215年，孙权就患上了“恐辽症”。
当时孙权带领十万大军攻击合肥，却在睡梦里被张辽带领八百猛士杀得差点儿裸奔，在全体将士面前丢尽脸面，开始对张辽产生了恐惧心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孙权是总司令，他的骨头一软，整个东吴就缺钙。因此，当时蚂蚁一样的孙吴士兵，潮水一样地涌去，却啃不动张辽这个钉子。张辽却舞动长戟，掀起一股雁门雄风，潮水般涌来的吴军又潮水般的倒下和退去，很快，潮水般的包围圈为张辽敞开一个口子，孙权灰头土脸地看着张辽带着几十个猛士突出了包围圈。
应该说，张辽此时已经完成了目标：“折起盛势，以安众心”，张辽以八百人冲击十万人，其实就是打一场心理战，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张辽知道自己虽然拿着刑天的干戚，但是自己并不是砍了头还能舞干戚的刑天。太阳已经升起，东吴士兵马上就会醒过神来，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地前来增援。张辽必须要退了，他也顺利地退了。可是，他听到了身后传来带着哭音的喊声：“将军要舍弃我们吗？”张辽心头一震，深深地忏悔，他为自己忘记了那些还留在孙吴刀剑从里的猛士们而脸红。八百勇士，自己带出来，怎么能撇下他们呢？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张辽转身，又杀了回去，这一次，他不是在为曹操而战，他是在为自己手下的士兵而战，是在为自己的义气而战。三国群星璀璨，为士兵而战的，有谁呢？不过，吴军渐渐定下心来，知道自己面对的只是八百人，就大着胆子向张辽杀来。张辽毫不胆怯，把一杆长戟舞得虎虎生风，孙吴没人敢抵挡他。但是张辽赢得也不轻松，“自旦战至日中”，张辽拼杀了半天，才杀出重围。
可是，张辽毕竟是凯旋了！这一战，“吴人夺气”，合肥城里的守军欢呼雀跃，可惜那时没有把主将抱起来扔到空中的习惯。士兵们无比崇拜地看着自己的战神，回想着杀出重围的他为了救士兵又身陷重围，不由得心潮澎湃。他们一边整备守城事宜，一边感动而自豪地谈论着这个他们的战神。合肥城内，战神镇守，众志成城。孙吴士兵，无比窝囊，垂头丧气。在张辽高喊着自己的名字在孙吴军营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时，在张辽呵斥着孙权下来决一死战而孙权吓得动也不敢动、动也是打哆嗦的时候，东吴就患上了“恐辽症”。
东吴走不出“恐辽症”的阴影，包括孙权在内，每个人的胆都被吓破了，胆汁都流进长江里，随滚滚长江东逝水流走了。大军到齐了，孙权又壮起了胆，他铁青着脸指挥大军攻城，咬着牙，他暗暗地发誓：攻下合肥来之后，非让你张辽在十万将士面前为我磕头不可！《左传》上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孙权却是一鼓丧气，再鼓三鼓时，士兵们就只想着逃跑。
十多天过去了，东吴诸将连续强攻了十余日，合肥城仍然安如泰山。望着近在咫尺的合肥城，吕蒙、诸葛瑾、甘宁等成功人士咀嚼着酸涩的挫败感。孙权幻想：就这样围下去，使合肥成为一座孤城，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直到城内粮尽草绝，城里的人连苍蝇也吃不上，这时，胜利就属于他了。重度“恐辽症”患者孙权已经不敢想着速战速决，虽然他握有十万大军。劫营一战可以出其不意，而守城纯粹硬碰硬了。兵法有云：“十则围之”。孙权的胆子固然小，但是有十几倍于敌的军力，他还是敢于一边打一边围的。战神张辽，除了被耗死，还能有什么选择？
罗贯中让两个大男人合葬———
这一天，张辽对战友们说：现在我这里有一个好消息，有一个坏消息，你们想先听哪一个？坏消息：孙权军中爆发瘟疫，有可能传染到城里来。好消息：因为瘟疫，孙权决定撤兵。
《三国演义》出于炒作的需要，误读历史，说成是张辽偷袭造成孙权撤退。其实，历史上，是孙权撤退才给了张辽再次偷袭的机会。在整个战役期间，张辽虽然第一次以八百人突击到孙权本队，但那只是一次心理战，是在告诉孙权：我张辽的拳头不是吃素的。但是随后孙权的十万大军围住了合肥城，接连攻打了十余日，无奈吴军患上“恐辽症”，集体疲软，合肥城仍然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如此，当时曹军主力在汉中，难以驰援合肥，孙吴仍有围而克之的可能。
可是，一种比“恐辽症”更具直接杀伤力的瘟疫在孙吴军内蔓延。这次瘟疫规模不大，《三国志·甘宁传》记载了这次瘟疫：“建安二十年（215年），（甘宁）从攻合肥，会疾疫，军旅皆已引出”，这里说得很清楚，当时孙权决定撤兵，是因为遭遇了瘟疫，造成了非战斗减员，他担心自己再不撤退，十万大军就成了亡灵部队。每一个东吴将士都明白，把战败的责任推到瘟疫身上，是因为责任是孙权的。当时，决定战争走向的不是瘟疫，因为瘟疫并不严重，要不，在《张辽传》和《孙权传》里就会有记载了。可是，这场瘟疫只在《三国志·甘宁传》里以“会疾疫”一笔带过，并且当时甘宁、凌统等人还能与曹军血战。如此说来，瘟疫只是孙权决定退兵的一个借口而已，最多是原因之一。
十万大军，耷拉着脑袋回撤。每个人的心里，无比窝囊：十万人玩不转七千人，耻辱啊！更大的耻辱还在后面。孙权攻打合肥的过程———犯的第一个错误是不该第一个先到达，以致被张辽劫营；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不该最后一个离开，以致被张辽追杀。征而无果，士气受挫，军心涣散，逃跑的人越来越多，不逃跑的人在商量着炒孙权的鱿鱼，跳槽到魏军那里去。谁愿意跟着一个窝囊废干呢？孙权提心吊胆地先督促着大部队从逍遥津撤退，自己则拖在尾巴上，带领着吕蒙、蒋钦、凌统、甘宁等人，在一千多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垂头丧气地向逍遥津赶去。
张辽登上城墙，仰望逍遥津，他发现孙吴的旌旗停在江北。本来是逃命的部队，却在敌人的地盘上安营，这个脑残的家伙是孙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