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自传-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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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军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在下面三条原则下保持其光荣传统：其一，保障和加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其二，保障工、农成分的绝对优势；其三，保障高度政治工作的传统，保持学习制度。当时我虽然对某些问题认识模糊，但保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是明确的。此外，对大纲没有增减。传达大纲是中央的决定，不传达是不行的，但要使它如何切合实际，才能对于抗日民族战争有利。在传达和讨论这个提纲结束时，我还讲了几句话，大意是：根据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按照实际情况去办。如给养问题，扩大八路军问题，等等。
为了坚决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在一九三八年春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制度。规定了扩编八路军的四种不同名称。即：教导旅、新编旅、暂编旅、补充旅；分给四个战略区，即：五台山区、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各从第一旅起，扩编多少算多少，报告延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备案就是，根本就不要请示，更不报告国民党政府。根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给养自筹。建设了根据地，有了政权区，可征收救国公粮；没有建设根据地政权以前，即捐、借、指派、没收汉奸财物，不靠国民党发饷、发给养。
到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根据地先后发本币〔66〕，禁止伪币和法币〔67〕在根据地内流通，建设“三三制”〔68〕抗日民主政府。在战争指导上，是基本的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平型关的伏击战，及大破袭战、反磨擦战等，这些也是游击性的运动战，我们把它叫做运动游击战，或叫做游击运动战，没有打过什么正规战。上述这一切，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都是根据毛主席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方针执行的。红军两万八千人改编为八路军，经过八年抗日战争发展到近百万大军，是在毫无援助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没有毛主席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是不可能设想的。“七大”期间，毛主席写《论联合政府》报告时，在枣园我对他说过，华北抗战基本上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当时，毛主席说，是执行了正确路线，而不是什么基本上。我说，百团大战后期，在反扫荡战中，太行山区有两个旅打得比较苦些，伤亡也比较大些。毛主席说，锻炼了军队。
但是，在传达“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以后半年多的时间中，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中的官兵叛变的现象。同时，国民党对八路军的发展加以限制，对共产党的发展也加以限制，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从这些事实中，我逐渐体会到王明路线的危险性；也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论著的重大意义及其正确性。铁的事实证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能由无产阶级共产党领导，而不是什么共同领导。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实现抗日民主“三三制”联合政府；不可能改造自己党、政、军的反动机构；也不可能实行减租减息和发展民族经济，因而它也就不可能坚决领导抗日战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就无异于束缚革命势力发展的手脚，实际上就是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向封建买办阶级投降。
所以，直到一九三八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至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一条，原来思想上就没有准备实行。在当时，我们想，在日军占领区，蒋介石是去不了的，也管不着我们，一切还是照毛主席的独立自主方针办。到一九三八年秋六中全会时，八路军已发展到二十五万人，成立了许多暂编、新编、教导旅。这些从未通过国民党，如要通过它，一个也不会准许。
在六中全会后，执行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自觉得多了。如执行“又斗争又联合”、在反磨擦斗争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就比较熟练得多了。对王明路线，我只是在具体实践时行不通，才被迫抵制的，认识是不深刻的。直到一九四三年冬到延安，准备出席“七大”，在学习两条路线和研究若干历史问题时，我才进一步认识两次王明路线错误的严重性。第一次的“左”，第二次的“右”，实质上都是破坏民主革命的，不过，第二次王明路线没有起到领导作用罢了！从这里也认识到自己见事迟，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开始总是模糊的，一定要问题发展到明显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好像人的手指开始分支在手腕处，我要等到五个指头摆出来时才认识的。
反磨擦〔69〕战役
一九四○年八路军在华北进行了两个“大战役，一是“反磨擦战役”，一是二十四个团的“大破袭战”。这两个战役对坚持华北抗日战争都是必要的。现在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和经过：
首先说“反磨擦战役”。
日本军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后，在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就发动了反共宣传，什么“共产党捣乱”、“八路军游而不击”、“不听指挥”等等。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在平江杀死和活埋新四军通讯处的问冰。山东的石友三、秦启荣〔70〕，河北的张荫梧、朱怀冰、侯如塘〔71〕等等，他们也打抗日旗子，但没有看见或听到他们向日本人打过一枪，却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杀害地方抗日干部。在山西，阎锡山发动秋林事变〔72〕，屠杀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进攻新军（决死队）。在河南、湖北，发生屠杀新四军干部的惨案更为严重。陕西绥德专员何绍南专门搞特务，破坏陕甘宁边区，在三原设检查所扣押八路军车辆和来往人员等。真是数不胜数。
一九三九年冬，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图控制太行山，派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向八路军“收复失地”；委任张荫梧为河北省警备司令，专门袭击八路军后方，打击抗日游击队。早在六月份，他就发布了“曲线救国”论〔73〕，我十一月从延安回太行山，路过西安、洛阳时，反共空气已异常紧张。过三原时，我逮捕了检查所两个特务，因为他们要检查并扣押我乘的大卡车。我放出了八路军被扣车辆，质问他们，是谁的命令要检查和扣押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卡车？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还是程潜主任的命令？我把逮捕的特务送给程潜，要求惩办。我对程潜说，上海“四一二”事变、长沙“马日事变”，把第一次大革命，变为反共反人民的十年内战，反得好吧！送掉一个东北把日本人接到武汉来了。这些顽固分子，是秘密的汪精卫，比公开的汪精卫还坏。在程潜处，我指着何绍南的鼻子说：“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做尽了坏事，破坏八路军的抗日后方。”当着程潜面，我说，今天谁要反共，他先放第一枪，我们立即放第二枪，这就叫做礼尚往来，还要放第三枪。程潜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我说，干净消灭他，他就不再来磨擦了。临别时，我对何绍南说：“再去绥德当专员，老百姓抓了你公审！”何未再去绥德当专员了。绥德专区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了。
这次陪我去见程潜的，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同志。回到办事处时，林老对我说，今天为什么发这么大火？我说，这火是要烧的，不烧打不退反共高潮，也阻拦不了何绍南再去绥德。伍云甫在座，他说，也是要闹一下，他们实在太可恶了。这是一次政治侦察：究竟蒋介石敢不敢打内战。如果他要打内战，他就要踢开英美，投降日本，他这步棋是不好下的。这次侦察是有价值的。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派，带典型性的中间派。他说，放第三枪就不对了，这就等于中间派批准了反磨擦斗争，而且是武装斗争。但是不要过分。
从西安乘车到洛阳，见了卫立煌，拜访了一些民主人士，如李锡九等。在李处不意中遇到孙殿英（新五军长），我把上述反共磨擦情况，又说了一遍。李锡九是个老好人，他很着急。孙殿英是土匪出身的，极狡猾，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八路军会有办法对付的。这意思是说，你打吧。我说，也要请你帮帮忙。他说，照你们的方针办事，“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我懂得了他的意思：你们打他呗，我新五军是守中立的。以后我们打朱怀冰部，追歼其残部时，新五军在下操，他根本不介意。
在卫立煌处谈了好几次。他请了好几次饭，这也是怕内战的表现。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中间派，内战时期的坚决反共分子。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他是中路司令。在进攻鄂豫皖苏区时，国民党为表彰他的反共功绩，把金家寨改为立煌县。我向他说了国民党的反共情况，他不置可否，只劝我要相忍为国。我说，我忍，顽固分子不忍怎办？我说，有打内战的危险。他说，内战是打不成的啊！再打内战就完了。在西安事变后，卫立煌的态度是“反共好，反不了”。十八集团军是受他指挥的，但他从未指挥过。“再打内战就完了”，这是当时国民党中抗战派的心情。
我临走告别时，他说，垣曲渡河后到第十军吃饭，陈铁军长派人在等着。这也是怕打内战的表现。我上车时，有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对我说，他们准备分三路进攻八路军总部。此人送我上车后就走了，可能是卫部下对八路军的同情分子。我到陈铁军部吃饭时，想，陈铁叫我去干什么？陈是醴陵人，他妻是湘潭人，当教员的。陈妻对我说：“现在空气不好，彭先生个人走路要小心些。”垣曲到阳城中间有一段隘路，悬崖绝壁约三十里，我带小电台、警卫班和译电人员十余人，避开隘路，爬山另找小路。当晚露宿发出了电报，调集七个旅，准备反磨擦战役。
我回总部时，部队已准备好了，从晋察冀边区调两个旅，由聂荣臻亲自率领到达武乡。一九四○年一月底开始反击反共磨擦，只三天，全部歼灭朱怀冰军两个师、侯如墉旅、张荫梧一个纵队，共十余个团，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保证了太行山根据地和山东、苏北、皖北、河北平原的联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当时，有意放走鹿钟麟及其卫队千人。中条山有蒋嫡系五个军未动；晋城滇军曾万钟军、林县新五军均未动；阳城有孙楚军也未动。从此，太行山结束了武装磨擦，打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武装反磨擦的“有理、有利、有节”所取得的胜利。
这次，第一次取得了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彼以武装进行磨擦，我也只有以武装反对磨擦，从斗争中求团结，才能取得胜利。如不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太行山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建立不起来的，整个华北抗日根据地都会受影响。不给顽固反共分子以坚决打击，也就争取不了中间势力。所以第一次反磨擦战役是必须的，是正确的。只团结不斗争，是不能坚持统一战线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即为了抗日，为了发展革命势力，而不是削弱革命势力。这是毛泽东思想和革命路线。一切为了抗日、一切服从于抗日，反磨擦战役正是这一矛盾的统一。在这次胜利之后，没有展开讨论，提高认识，肃清王明路线影响，这是一个严重缺点。
这次战役，我事先没有请示。这是第一次反磨擦战役，应该事先请示，得到中央批准后再进行。可是我当时的处境是严重的，随时都有遭受袭击的可能，来不及请示。事后报告了中央，得到了认可。
大破袭战役（亦名百团大战）
一九四○年二月，在反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胜利后，敌伪顽在华北地区制造谣言来迷惑群众，主要是挑拨八路军与地方民众的关系。如说：“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有一部分人上了圈套，而对八路军产生了怀疑。国民党以“曲线救国论”指使他们的一些部队降日，组织伪军，秘密承认伪军合法化。
当时，日军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伪军依靠几条交通线，不断向我根据地扩张占领区，增多据点。同时，日军采用多面政策，除军事进攻，还有政治诱降、经济封锁、文化欺骗。日军推行所谓“治安强化”〔74〕政策后，伪军、伪组织扩大，敌占区扩大，我抗日根据地愈见缩小，部队给养供应困难。日军又封锁与隔绝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对晋东南实行其“囚笼政策”〔75〕，使形势日趋严重。敌伪依靠据点到处抢掠，实行“三光”政策，人民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给敌伪以沉重打击。亦有少数地区的群众，在敌人的严厉威逼下，甚至有动摇投敌者。从一九四○年三月前后至七月，华北抗日根据地大片地迅速变为游击区。大破袭战之前，只剩下两个县城，即太行山的平顺和晋西北的偏关。原来一面负担的群众变为两面负担（即对抗日政府负担，又对伪政权负担）。
国际上，由于东方慕尼黑危险的增加，对敌占区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也有影响。
可是敌伪深入我根据地后，普遍筑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是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我是一个有利的战机。
这些，都是促使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再者，还由于对敌人的动向有错误的估计，也是发起这次战役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认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西南国际交通线路〔76〕被截断，增加了国民党的动摇；敌人又散布“八月进攻西安”的空气，再截断我西北交通线，在这种紧张的空气里，国民党就更加动摇了，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八路军总部决定七月上旬开始准备，八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进行大破袭战。原定兵力是二十二个团（晋察冀十个团，一二九师八个团，一二○师四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和白晋路（注：①白晋路是白圭至晋城的铁路，现已拆除。）；并拟于“八一三”前后开始向敌各交通线进攻。任务分配是：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于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
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估计到破袭战开始时，日伪军会有相当部分，必从我根据地内向外撤退，故部署我各军区和军分区应预有准备，乘敌退出碉堡工事时，尽量消灭敌人，平毁碉堡及封锁沟、墙。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当时是青纱帐旺盛时期，虽敌伪碉堡密布，还是未被敌人发觉。为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以便给敌伪更大震动，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注：①百团大战在八月二十日开始。）的。故未等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在战斗开始并且取得了一些胜利以后，各根据地有不少武装力量乘敌伪仓皇撤退时，自动参加了战斗，自发地奋起追歼敌伪，加上原布置的二十二个团，共有一百零四个团。故在发表战报时，名为百团大战。这说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是有高度自觉性和积极性的。日本军华北司令部对此役名之日挖心战。以后每年此日，作为挖心战纪念日。
此役共消灭日伪军三万余人，自动瓦解溃散的伪军、伪组织比此数要大得多。正太路、平汉路一个多月才通车。收复大量县城，有些得而复失。在破袭时一度收复有四五十县，最后得到巩固的县城还有二十六个以上。太行山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六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三县；五台区有阜平、灵邱、涞源、浑源四县；晋西北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八县；冀中收复河间等数县；冀南区收复南宫等数县；冀鲁豫平原区收复南乐、清丰、内黄等县。从这一点来说，给日伪震动是很大的。由于当时敌伪军把一些力量深入到我根据地内部，分散守备那些星罗棋布的碉堡去了，造成了各铁路沿线的守备减弱，所以战役开始后，进行得比较顺利。
这次破袭战，相当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消灭了相当多的伪军和伪组织，摧毁了敌伪军在我根据地内为数不少的堡垒，收复了不少县城，缴获了大量物资，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这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对日寇当时的诱降政策以及东方慕尼黑〔77〕阴谋以很大打击，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此役也给了投降派又一次打击，提高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威，打击了国民党制造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谣言。蒋军有后方接济、国际援助。八路军深处敌后，毫无援助，为照顾大局，还能进行百团大战，把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引为己任。让全国人民去评断，去教育自己。在对日大规模破袭战中，我军也取得了一部分攻坚经验，便利了以后我们开展敌后的敌后武工队的活动。在华北伪军、伪组织中的瓦解工作也迅速开展。大片解放区的恢复，改变了两面负担的局面，减轻了人民痛苦。
此役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立即给我来电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所以这次战役是取得了不少胜利的。
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我对日军向我进攻的方向估计得不对。本来敌人准备进攻中原及打通粤汉路和湘桂路，而我以为（据我们情报工作者的报告）是要进攻西安，怕敌人进占西安后，截断中央（延安）同西南地区的联系（实际上这种顾虑是不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