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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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辛亥，上谕：
　　朕阅经略大学士傅恒屡次奏报，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瘁。……所奏实不过十得其五，然即此而观，则人力之难施，大概可见。从前讷亲、张广泗若将此等情形，据实入奏，朕必早有裁酌，何至劳费若此。此固朕上年运度驳杂所致，而朦蔽之罪，伊二人实已不容于诛矣。且如天赦、班拦等处，羊肠鸟道，备极险巇。经略大学士惟躬亲跋履，乃深悉其难。
　　看来皇帝已洞悉“番境道路奇险”，“处处俱有碉楼”，但尚未放弃“扑碉”之计，他还需要说服自己的一个过程：
　　但经略大学士密奏，扑碉终非长策，应另为筹办。朕思贼番据险负隅，凡属要害，俱有坚碉。扑碉而外，更有何计。讷亲张广泗之罪，实在欺蔽偷安，种种乖张。至于驱兵扑碉，似未可以为非。……然亦险着。未知果能奏效否？
　　健锐云梯营碉楼，北京香山，清军练兵之用，《清史图典》《乾隆朝》，页49
　　但仍“决意收局”，前敌若无进取，甚至只派“岳锺琪坐镇炉地”（打箭炉）即可了，
　　（小金川）原属化外，盖亦天然界限。所以古称蛮夷荒服，以不治治之。经略大学士留兵在彼弹压，想确有所见，不专为米粮火药也。此事屡经贻误，从前马良柱连有克捷，若益以三千人，早可奏功，而张广泗不与，此一误也。张广泗分兵十路，措置乖方，不能乘机前进，此二误也。讷亲身图安逸，不能鼓励士众，又不将实情入告，此三误也。……朕在数千里外，固不能豫烛其难，是以又有此番料理。经略大学士未履其境，亦无由深知其难，是以力请视师。今朕已洞悉形势，决意收局。经略大学士目击身亲，所见宁不相同。……若三月内果得勒乌围、刮耳崖，尚须斟酌，若不能，则但以万人令岳锺琪坐镇炉地，加意防御，自足绥辑蛮徼。朕熟计深思，无逾于此。
　　壬子，复谕：
　　今日阅班第所奏川省夫马钱粮拮据之状，及舒赫德所奏直隶、山、陕、一带地方情形，朕心深为追悔。不知上年何以办理至此，岂非前谕所谓命运使然者耶。然总因从前在事诸臣，并无一人据实入告。朕实不知其难，即经略大学士傅恒在朕前时，亦不知其难。近经朕悉心访问，经略大学士又身履番境，班第等亦稍稍敷陈，朕始悉其险阻困惫，举属创闻，非意料所及。若不早为转计，日引月长，劳费无已。……此种番蛮，乃依古以来所有，上天并育并生，原置之化外，……若必以中国之治治之，是以人力而抗天心也。……天不可违，则成功岂能豫必？朕目前实不敢存盼望成功之意矣。
　　傅恒可谓“如朕亲往”，代朕亲征，君臣之间的接近也就无以复加，
　　设令（大军）顿刃悬岩，军威少挫，将何以为班师之地？……究之事有难为，功有难就。兵亦人耳，以之扑碉，徒致伤生，岂遽得志？
　　“扑碉”之策，也就愈发可疑。甲寅，傅恒奏：
　　查军营习气，惟事张大其词。攻一碉伤数十百人，则云查明再报。伤贼一二人，则云数十数百，皆拖尸而去，无首级可考。一碉不过内地一户，得一户而伤人数十数百，借此报功，欺罔已极。贼碉守者七八人，敌我兵数百。攻以大砲百数，仅缺墙壁，随破随整。现恐损兵于无益之地。
　　丙辰，皇帝坦承了此番办理的错误：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丁巳，谕军机大臣等：番境之难，乃天生奇险。以朕所见，既知番境之难，即当见险而止。
　　碉堡，是双方争夺的中心，此时，傅恒终于道出“扑碉”之艰难，这也许是他唯一直言道出不同意见之处：
　　从前皆务攻碉，劳费无功。……枪炮惟及于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伏其中，自下击上。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同时大举分地奋攻，而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出其不意，取道前进，务在破其巢穴，擒虏贼酋，于三四月间定报捷音。＇21＇
　　现在，皇帝终于了解到这些情况。当初张广泗、讷亲的无法取胜，也就难怪了。
　　对于傅恒此件密奏，时人程穆衡以为其意在“微示难克状，阴启罢兵之萌”，“其曰精兵直捣贼巢，无非姑为大言，以强上意，明知上必不从，而己可解于廷臣，谓非一无所能者”。＇22＇不错，傅恒在此是使用了“下克上”的“招术”，如果说是这样，他却不是始于此时，而且较之更难觉察罢了。
　　戊午，皇帝进一步质疑傅恒“力主直取刮耳崖之策”，谕：
　　自朕思之，究属险着。……此番大学士如朕亲往，……则经略大学士之所见，即朕之所见。朕既一一洞悉，则朕所指示机宜，与身历者无异。经略大学士虽才智颖敏，亦由朕数年以来教导而成，识见何能高出于朕。……当以朕言为是。心说诚服。凡事遵朕谕旨而行。
　　看来，此刻皇帝一方面是从各方面知悉了敌情，因而深切自责，另一方面，他还要“摆平”尚在一味进取的傅恒（也有几分是说服自己，尽管傅恒是有意为之）。而傅恒的“反行为”，似乎是越来越玩“大发”了。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一时也难中止。
　　己未，谕军机大臣等，直言若傅恒仍不遵旨行事，将降旨将其召还：
　　金川水土恶薄，与内地迥殊。前据鄂实奏称，人易发喘，须服人参。经略大学士傅恒亦奏称番境气候不佳。观此则蛮方荒徼，非人所处也明甚。……朕今始觉悟，实悔其迟，此亦上年运度驳杂之所致也。……过犹不及，讷亲之退缩已失之不及，而观经略大学士一往之概，若执意不悟，……朕即明降谕旨，召经略大学士还京，以军事付策楞、岳锺琪等经理。
　　甲子，谕军机大臣等：
　　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据奏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攻之，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一贼，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有是理乎？……用兵原非易事，但可希冀成功，劳瘁自所不惜。不然，则以身所目击、万无可望之举，欲违其本心，勉强从事，虽愚者亦不出此。……今朕所降谕旨，名正言顺，实经再四筹酌，见其确不可移。
　　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办理讷亲一案，初非豫有定见，而辗转以致于不可解免。近日撤兵之计，初犹未免希冀。两日来反复熟筹，灼见其必不可易。可见朕经理庶政，初无成见，天地神灵，鉴临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所谓顺天者昌，吉祥善事，无踰于此。若必为所难为，向后作何收局，可不为之寒心。
　　丙寅，谕王大臣：
　　金川用兵一事，朕从前实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讷亲前往，谓与朕亲往无异。彼时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据实奏闻，原可片言而定。讵意讷亲惟图安逸，高傲乖张，不恤士卒。而贼境之艰阻，从未一言奏及。与张广泗同一挟私朦蔽，以致糜帑劳师。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相度机宜。
　　大学士傅恒兼程抵营，……历陈山川形势，有云臣随侍车驾，所历诸山，从未见有此险峻者。大学士傅恒身膺重寄，锐意成功，所陈不过十之四五。而朕详加筹度。看来坚碉奇险，实非人力可施。……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王大臣等可通盘筹酌，详议具奏。
　　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金川撤兵一事，前两次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后所降谕旨，及军营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见，具议以闻。据伊等合词公奏，佥称揆理度势，撤兵之旨，诚为允协。朕复细加体访，中外人情，并无异议。且有谓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者。此事朕志先定，绝无游移，又复询谋佥同，足见理势当然，确不可易。
　　“中外人情”（包括“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这是皇帝第一次提及人心之向背，而不仅及于兵锋之利钝、用兵之代价——现在，他终于可以正视所有那些“负面”的信息；如所周知，自雍正以来朝廷不能掌控的政治讯息就很少了，
　　据守备杨自功、周郁称贼寨周围约三四里，石墙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内有碉房十余座等语。如此坚碉，岂易攻克？无论沿江仄径，不能直抵贼巢，即使竟达刮耳崖，将坐困石城之下，进退无据，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顺意之事。……
　　再连年用兵以来，所费军需银两米石，实为浩繁。……又云贵督抚等会奏派雇长夫，背运军装，一时赶办不及一摺，……办理之拮据，即此可见。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还朝，其它概可勿问。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辣手皇帝，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再问一句，大约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图谋不轨”？想来，傅恒的“反行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接到谕旨，星驰还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时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实限于不知，小题大做，不知何以办理至此。经略大学士果能旷观远览，亦当知此举之不值一办，转为重视莎罗奔、郎卡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允降班师，实为至当。经略大学士归期一日未经奏报，则朕一日不能释然。著传谕知之。＇24＇
　　令傅恒限期还朝复命，几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论筹办受降一事，上谕：“朕思莎罗奔、郎卡虽云穷蹙求活，岂不虑及一离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为尝试，亦未可知”？可以说已经预见其“虚假”的一面。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尝质疑：“既云乞降，而逆酋并未到营；即郎卡果病重，莎罗奔何以亦不亲行”？可见其中“奥妙”不少。
　　先是，大金川莎罗奔遣人赴岳钟琪所驻之党坝军营，投送甘结，愿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后，永不敢侵扰邻番；二、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黾勉，诸事惟命是从；三、从前侵夺邻番地土尽行退出；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伏诛；五、悉行送还从前侵掠内地民人、马匹；六、枪炮军器照数献出。
　　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率兵四五十人亲赴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翌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及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钟琪与其订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军营前纳款。
　　二月初五日，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卡撒军营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郎卡投降。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受佛却银。受降既，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班师还朝。
　　二月十五日，傅恒自大金川报捷奏摺飞递至京师，途中仅八天而已。因降旨通行晓谕曰：金川平定，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献捷班师。＇25＇
　　就在金川之役结束的第二年，传教士刘松龄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他就说到关于战争结局的另一个“版本”：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不是，为此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对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
　　这也许足以说明，在金川前线一切都可能发生，莎罗奔也许曾经“乞降”，不过，那也许是主动发起“谈判”，因为战争本来即不是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成为“两败俱伤”，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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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参见郭成康《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电子版，感谢郭成康的赠与）、郭成康编写《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5＇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擢户部侍郎，十年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