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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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往医院抢救。
林语堂的女儿们常说：“世上找不到两个比爹妈更不相像的人。”林语堂说：“翠凤外向，我内向！我是气球，她是压载物，我们就如此互相恭维。她有条理，生性严肃，随时穿得整整齐齐，喜欢做该做的事情。”而林语堂则恰好相反，他举例说：“餐桌上，她总是挑方方正正的腿肉和胸肉，不吃肫肝之类的玩意儿。我一向喜欢翅膀、肝肠、脖子……我魂不守舍，乐观，对人生抱着顽皮的看法。我讨厌一切拘谨的象征，讨厌领带、裤腰带和鞋带。”
傅雷性格暴躁，但他有幸娶了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朱梅馥。傅雷夫妇的朋友杨绛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之杂物，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个折扣的吧？”
潘光旦是优生学和家庭问题专家，他本人的家又是一个什么样子？《潘光旦传略》有这样一段话：“家庭极为和睦。夫妇特别亲敬，彼此公开以‘三姐’、‘光旦’相称。女儿年幼时在家没有受到过父母打骂。父亲有时还不免挨打，一手接住女儿小拳头，呵呵直笑。全家人在亲友和各自同事中，总是被亲近和尊重的。真是个难得的从来没有家庭问题的家庭，真像是一位研究和讲授‘家庭问题’的人的家庭。”
1935年，《清华暑期周刊》的学生记者去潘光旦家采访，写成一篇《教授印象记》，当中说：“潘先生现在有三位女公子，资质都非常的聪颖。大的今年才五岁，剪一手的好图案。潘先生特地在上海给她买花花绿绿的颜色纸，潘太太专备给她一把剪刀，梅校长夫人，看她剪得好手艺，送她两本贴簿。假如你到潘先生的家里，好运气碰着她在的时候，她会拿出她的成绩来给你看。你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总是贴着十分美丽，手工精细的，长方形的，四方形的，圆形的，八角形的，六角形的，人形的，动物形的，五花八门的可爱图案。”
1927年3月，康有为在其上海豪宅“游存庐”过七十大寿，各路贺客云集。门生梁启超所赠寿联为：“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奉觞豆于国叟，至欢忻于春酒，亲受业者盖三千焉！”全联集《史记》、《汉书》和《郑康成集》中的句子而成，将康有为比做孔圣人。清逊帝溥仪则派人送来亲题的“岳峙渊清”匾额和一柄玉如意，作为寿诞贺礼。这让康受宠若惊，居然重整前清官服，遥拜天恩，并挥笔写下一份“谢恩折”，由书记用小楷誊清，印了1000份分赠前来祝寿的宾客。
清华校长梅贻琦夫人称潘光旦的三个女儿“好比宋家的三姊妹一样”。后来又添一女，成为四姐妹。其中之一的潘乃穆回忆说：“父母对我们一视同仁，没有偏向。乃谷回忆：最有趣的是母亲如有糖果分配给我们吃的时候，采取长幼有序的原则，平均四份，大姐先挑。乃谷至今认为公平合理。比如分花红（沙果），大姐挑红的，不怕小；小四挑大的，不怕酸。要是某次大姐发话说，这回小四先挑，她更高兴。小四先吃完，再去找大姐要，大姐总是给她一些。所以，每次分吃的，都是皆大欢喜。”
抗战期间，宋美龄和蒋介石闹别扭，一度借口在香港养病，拒绝回重庆。1940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令纬儿来见，以今日为余阳历生辰，陪余晚餐，妻本约今日回来，尚未见到，亦无函电，不知其所以也。”11月9日日记记：“经、纬两儿在港得皆见其母，回渝父子团聚，此最足欣慰之一事。如西安事变殉国，则两儿皆未得今日重见矣，实感谢上帝恩惠不尽。惟爱妻抱病在港，不能如期同回，是乃美中不足耳。”当月30日，日记又有类似的一段话：“两儿亲爱，兄弟既翕，此为本月最大之乐事，亦为十五年来最苦之一事。今能完满团团，此非天父赐予之恩，决不能至此，能不感谢上苍乎？爱妻不能如期回渝，是乃美中不足耳！”蒋是基督徒，当年平安夜，他在日记中说：“三年来圣诞前夜，以今日最为烦闷，家事不能团圆，是乃人生唯一之苦痛。幸纬儿得以回来为伴，足慰孤寂……”然而转过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口气有变，1941年2月4日，蒋介石写道：“接妻不返渝之函，乃以夫妻各尽其道复之。淡泊宁静，毫无所动也。”
据传蒋纬国并非蒋介石所亲生，而是戴季陶与日本女护士重松金子所生。1916年10月6日蒋纬国出生后，按照两人事先说好的，由日本人田纯三郎带到上海，交给蒋介石当时的妻子姚怡诚抚养；另一说是蒋介石和戴季陶都与重松金子有染，蒋纬国也有可能是蒋介石和重松金子所生。蒋纬国耳闻自己的不明身世后，曾去找戴季陶面询究竟。戴季陶拿出一张蒋介石的照片、一面镜子，自己对着蒋纬国坐下。他要蒋纬国照着镜子对比自己和蒋介石：“你是像这边的，还是像那边的？”蒋纬国看来看去，答说还是像蒋介石“多了些”。戴季陶笑道：“那不就结了吗！”
许广平说：“他（鲁迅）不高兴时，会半夜里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莱谟斯一样，跑到空地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了伤的羊，跑到草地去舔干自己的伤口，走到没人的空地方蹲着或睡倒。这些情形，我见过不止一次……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寻到了，也一声不响的并排睡下，我不禁转悲为笑，而他这时候倒爬起身来了。他决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他时常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
美国女记者项美丽在中国生活了十年（1935—1944），其中五年住在上海，大部分时间是和邵洵美同居。他们在霞飞路置了一处“并不富丽而是普通”的寓所，属于临街的平房，有竹篱笆和外面隔开。邵洵美早有家室，他们同居是公开的，邵妻盛佩玉也不反对，项不时去邵家拜访，盛都以礼相待。
广东人梁炎卿后来在天津发迹，成了大买办。他虽有妻妾四人，但没染上洋场恶习。梁一生不赌博，不奢侈，摒绝烟酒，不备车马，终生过着清简的日子。
作家汪曾祺十几岁时，就和父亲对坐喝酒抽烟。他17岁时给初恋情人写信，父亲在一边帮着出主意。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汪曾祺说：“他的这种脾气也传给了我。不但影响了我和家人子女、朋友的关系，而且影响了我对我所写的人物的态度以及对读者的态度。”
谢冰心和吴文藻留学归国，先后到燕京大学教书。两人即将成婚时，学校分配给他们一栋燕南园的小楼。谢冰心回忆说：“1929年春，我们都回到燕京大学，我在课余还忙于婚后家庭的一切准备。他呢，除了请木匠师傅在楼下他的书房的北墙，用木板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外，只忙于买几张半新的书橱、卡片柜和书桌等等，把我们新居的布置装饰和庭院栽花种树，全都让我来管。”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小时候生活在安徽老家，后被陈独秀接到上海，但并不在一起生活。陈独秀安排两个孩子白天在外做工，晚上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两个孩子的后妈（也是姨妈）高君曼看不下去，向陈独秀提出让孩子回家居住。陈说：“你真是妇人之仁，那样虽是善意，反而容易生出恶果。少年的人生，就应该让他们自创前程。”
梁漱溟教育子女有独到之处，其子梁培宽回忆：“从小学到中学，父亲从不过问我的考试成绩，从没有向我要过成绩单。考大学这样的大事他也不管不问。我上初一的时候，考试成绩一般都是中等，父亲也没提出更高的要求。”“有一年寒假，学校突然通知我补考地理，那时是60分及格，我考了59分。通知单寄来时，父亲刚好在旁边，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以后，一个字都没有说就还给我了，没有不满的表示或任何批评。我理解他的意思，不及格是怎么造成的，你自己清楚，不需要我说，我也说不出来；不及格之后应该怎么办，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也不需要我多说。”
画家白蕉一次与妻子吵架，愤而击碎一烟灰缸。事后不免懊悔，说：“天下无不是的老婆。”
曹聚仁这样描述他的忘年交吴稚晖：“他个人生活的简朴，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看起来，一件旧的布大褂，领口叉开，一副土老儿样子。他住的是三等小旅馆，坐的四等火车，喝的是小茶馆，吃的小饭馆，夹着一把纸雨伞，一日步行百里，70岁了，还会爬上峨眉山顶去。他绝对不坐人力车；有人送他一辆新车，他就用锯锯掉了把手，放在房间里当作椅子坐。”
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有惧内之名。周有一次在北京家中大宴宾客，来者皆为冠盖。席间有人知其底细，故意捉弄他，发起叫八大胡同妓女条子伴客，周不便阻止。酒酣时，肉竹并奏，甚嚣尘上。周太太闻后大怒，吩咐佣人把电灯总闸拉了，顿时漆黑一片，客人和妓女只好摸黑散去。次日，周作民挨个向客人登门道歉。
谢之光当年是上海画月份牌的三大名家之一。谢行为放浪，但惧内。某次外遇被老婆侦知，赶去捉奸，谢一见老婆拔腿就跑，其妻眼看着追不上，急中生智，连呼抓强盗，把警察引来。谢被捉拿后，其妻过来笑嘻嘻地对警察说：“他不是真的强盗，我们夫妻吵闹，故意诬说他的。不过劳烦了你们，真对不起！”
抗战期间，史学家侯外庐在重庆曾寄居郊外的白鹤林“冯家洋房”，一度与著名学者晏阳初为邻，住上下楼。晏阳初虽然致力于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过的却是全盘西化的日子。侯外庐后来回忆说：“在白鹤林，晏阳初维持着相当高的生活水准。他的家庭雇有两个满口京腔的女佣，一个西餐厨师。据其家人说，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基本上不吃中国饭。相反，他的中英混血的太太却肯于说中国话，也肯于吃中国饭。晏阳初刚搬来时，我的孩子们兴奋异常，因为晏家也有几个孩子，他们以为从此有伙伴了。但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允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之间还是偷偷地建立起友谊，直到晏家搬走，他们还秘密来往了好几年。是晏阳初不识童子之心吗？恐怕不是的。晏阳初拒人千里的态度或非偶然，因为他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百姓的。”
马一浮11岁丧母，19岁丧父，20岁丧妻，未续弦，无子女。唯一的亲人是他的大姐，大姐一家一直和他一起生活，大姐生病用药时，他必亲尝。大姐去世后，马恸哭不已。熊十力称其“太过，未能免俗”。马一浮听后说：“人的悲伤，是本性的自然流露，谈不上什么过与不过，俗与不俗。”马后来搬离原住地，以免睹物思人。
曹聚仁说：“我和男女工人（指佣人）都是兄弟叔侄相称。除了戏台上，我们没听过‘老爷、少爷、少奶、太太’的称呼。因此，我在上海、杭州、赣州……住了那么久，绝不让女工们叫我‘少爷、老爷’，同桌吃饭，有如一家人。”
8．癖好
钱化佛“玩纸”成癖，无所不收，如书札、烟盒、火花、贺年片、请柬、讣告等等。所藏烟盒达万件之多，火花有十余万枚。抗战期间，日军侵入上海租界后，到处张贴告示。钱化佛白天见到告示，夜里便瞒着家人冒险去揭。揭前先得用湿抹布濡润，然后轻轻揭下，确保完整无损。下雨天则是揭取告示的最好时机。如此积年累月，钱终于攒成一整套敌伪告示，后来这成了研究抗战史的重要文献。
北洋政客潘复每天抽一听（50支）三炮台烟。这烟并非启听即吸，而是要经过一番繁琐的再加工。他的姨太太们先把茉莉花熏干研末，再开听取烟，用耳扒将烟丝掏出，拌以熏干的茉莉花末，然后装回原来的烟卷。这套程序完全是手工操作，费神费事，非心细手轻是干不了的。一听烟弄下来，需潘的两三个姨太太折腾一天，故潘从不向别人让烟。
明星影片公司的两巨头张石川和郑正秋都有大烟瘾，两人常常一榻横陈，凑一块边抽边讨论剧本。在烟榻上工作，并且富有成效，这算是当年的一景。
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晚年寓居上海法租界，以把玩古董为乐，终因此送了命。1938年9月30日上午，蓝衣社特务谢志磐带着两个“古董商”，携八件古物到唐宅“兜售”。唐绍仪对货品甚为心仪，一面在楼下客厅看货，一面遣仆人上楼取款。此时，装成古董商的刺客掏出利斧砍向唐的头部。待仆人们赶到时，唐已倒在沙发上，奄奄一息，斧子还嵌在头上，刺客早没了踪影。唐被急送广慈医院抢救，终因失血过多，不治而亡。事后的调查结果是：尽管唐的周围有不少人成了汉奸，但唐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
段祺瑞好围棋，也好麻将，甚至不惜为此贻误正事。有一次在天津宅中打牌，三缺一，家人就把陆宗舆约来。事后段对亲信邓汉祥说：“打牌虽是游戏，也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陆打牌时，鬼鬼祟祟的样子惹人讨厌。别人的票子都摆在桌上，他则装在衣袋里，随时摸取。别人和了牌，他便欠倒一下，使别人不痛快。”
虞洽卿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他酷嗜跳舞，晚年为一个舞场主持开幕式时曾说：“我现在能活到七十余岁，全凭跳舞之功，诸君如欲精神旺健，盍兴乎来。”
林森有收藏癖。1932年夏天，他上庐山避暑。某日，几个古董商送货上门，林森正把玩间，他的一个亲戚在门口望见四个彪形大汉抬着一顶无顶藤轿飞步而来，定睛一看，轿子里坐的是蒋介石，便向屋内喊了一声：“委员长来了。”林森却声色不动，依旧品赏古玩，直到蒋步入室内，才起身将蒋引入客厅。
林森虽好古玩，却舍不得出高价，因而所收珍品极少。古董商也都知道他的脾气，只带些低档货来推销，林一般出三五元选购一些。抗战期间林森病故于重庆，胜利后，遵其遗志，他所收藏的数百件字画和古玩展销于南京花牌楼某裱画店，所得之款捐给故乡的闽侯中学，据说其中只有两页苏东坡的手迹还算比较珍贵。
安徽军阀兼政客陈调元吃喝嫖赌抽样样不落。他打麻将，若输了牌，就施展起赌徒的本领，即每次出牌时，暗地里带一张牌回来卡在手里，几次打出抓进，他想要的牌就能摸回来。堂堂一个集团军总指挥、省主席，牌桌上竟然屡施偷鸡摸狗的手段。
汤玉麟爱马成癖，在热河主席任上，一有空就往马厩钻，蹲在马群中闻马粪味，视此为一大享受。他也常和马厩头王三把聊马。一些官迷见缝插针，先把王三把买通，等汤蹲着闻马粪的当口，凑上去跪在主席跟前求道：“大帅啊！您贵人多忘事，不认识我了（实则真不认识），您当营长时我在某连某排当班长，今天您荣升主席大帅了，我还没饭吃呢。”王三把拿了人家手短，就在一边帮腔说：“主席啊，可不是的，他是您的老部下，当一辈子兵了，还没饭吃呢。”汤便说：“妈的真不成器，怎么混成这个样儿！”又说：“叫秘书来，写封信，到某县找县长要个官儿干。”
商震喜欢打马球。他雇佣外国人来饲养管理他的洋马，马厩全都是洋房。他还聘请外国专家教他打马球。他任军长的32军有一支全国军队中唯一的马球队，还到上海参加过国际万国马球队的比赛。
日军侵占江南后，找到北洋时期安福系的重要角色曾毓隽，想请他出面到南京组织伪临时政府。曾不想顶汉奸的骂名，含糊其辞地推托一番后，推荐了在北洋政府当过国务总理的梁鸿志。日本人去找梁鸿志，梁又来找曾商量，问曾：“你说我干还是不干？”曾答：“你得干。”梁说：“你为什么非叫我干不可？”曾说：“你跟我不一样。第一，你生活上喜欢讲排场，豪华太过；第二，你好色；第三，你喜欢玩古董。这三件事都非有很多的钱不可。你不干，哪儿来的钱？”梁鸿志便当上了第一任伪南京维新政府的主席。梁上任后，想回过头来再拉曾下水，哪知曾早已溜之大吉，躲到香港去了。
陈荒煤生在上海，年轻时家住法租界霞飞路。他嗜书如命，买不起就逛书店。当时四马路是上海新旧书店最集中的地段，距陈家大约5里地。陈荒煤经常去那里，一逛就是大半天。如上午去，中午就吃一碗阳春面或两个烧饼，天黑再回家；若是下午去，晚上买个油条烧饼吃了，接着逛。
上世纪20年代，上海几家大报的要闻编辑都染有抽大烟的恶习，常到望平街左近的小烟馆“聚吸”。报馆的工役便把电稿或小样送到烟馆，这些编辑往往就着鸦片灯审阅。那时邵力子刚创办《民国日报》，尚无新闻渠道，便常去烟馆和一群当编辑的烟民闲聊，他并不吸烟，目的是在不经意间从他们口中获取新闻。当年《民国日报》上的所谓“北京专电”，其实不少都来自烟馆的闲谈。
漫画家丁聪的父亲是个京剧迷。丁聪上中学时，常和父亲上剧场看戏，或用收音机及唱机听戏。丁聪嗓子不行，一来二去，便学会了吹笛子，后来发展到能在正式的演出场合给名角伴奏，而且与笛子名家同场演奏也能合拍，曾令田汉等大为称怪。丁晚年时，有人提及这些事，请他当场献技，那时他已40年没碰过笛子，拿来一吹，竟致上气不接下气，丁叹道：“毕竟是老了。”
邵洵美好赌，曾总结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京西名刹戒台寺从前高僧辈出，到了民国，寺运零落，败相悉现。僧众吸毒，已是公开的秘密。不少穷和尚染上烟瘾，他们往往夜里摸黑翻山越岭、往返几十里地去做法事，换来几角经贸，置衣衫褴褛、饥寒交加于不顾，立马就去买白面。
李叔同当年多才多艺，绘画、音乐、戏剧、诗文、书法、金石等无所不好，也无所不通。成为弘一法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