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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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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编辑傅东华每年要犯一两次“轮盘赌”的瘾。届时他先是把家里的现金输干净,再把妻子的首饰、衣服和自己的衣服送到当铺,最后是以种种借口向同事朋友以及一切他认识的人借钱,从一元到百元不等。直输到不能再向同事朋友开口了,他在家睡上一两天,这赌瘾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开始发愤翻译书挣钱,得了钱先还债,再去当铺赎回首饰、衣物等。渐渐等到手头有点积蓄,就又到了犯赌瘾的时候。
    学者罗尔纲随胡适到北平后,养成访书的爱好,自认为这“成为一个最感兴趣的生活”。初入北大时,月薪仅60元,不得不写稿挣外快贴补家用。后工资涨至130元,他仍过着90元一月的生活,囊有余钱,便去琉璃厂、隆福寺、头发胡同、东安市场等处逛书摊。
    抗战前,胡适住北平米粮库时,每晚6点下班,11点回家。这段时间是他一天最快乐的时光。罗尔纲说:“他不打麻将不跳舞,不看电影,不听京戏,他做什么娱乐呢?他喜欢倾谈,那他的娱乐就是倾谈吧。”
    鲁迅每天抽两三盒烟。1925年的一次病后,医生给了鲁迅若干警告,鲁迅在写给友人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11年后,鲁迅因肺病去世。
    钱穆说:“余好吹箫,遇孤寂,辄以箫自遣,其声乌乌然,如别有一境,离躯壳游霄壤间。”
    当年程小青和周瘦鹃相约戒烟。犯烟瘾时就用陈皮梅和五香豆替代香烟。忽一日包天笑从香港给两人各寄来两罐三五牌香烟。两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终于没抵住诱惑,破戒复吸。有人事后评说:“引人入胜,是卷烟本色,包公可谓替物行道者焉。”
    学者潘光旦说:“除了收藏书籍,我就只爱好旅行了。在上海是青年会约我到各地去讲演的。在云南我每一次暑假总要到外面去跑跑。”潘一生爱书,1926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下船的时候,兜里只剩一块钱,还不够付回家的交通费,因为回国前,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买书上了。
    杨杏佛喜欢骑马,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时,他在上海大西路养了两匹马。逢星期天,他都会驾车出游,然后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一两小时。
    “五四”时期,唐山煤厂的工人在八九千上下,他们的日工资为2角,月薪6元。他们往往拼命干活,把两星期的工赶在一个星期做完,余下的一周便出去吃喝嫖赌。李大钊分析说:“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安慰他们的劳苦。”
    顾颉刚在北大读书时,爱逛戏园子,有钱就去广和园、中和园、天乐园、广德楼等地听戏。他曾休学半年,其间几乎天天泡在戏园子里。
    梁实秋说:“麻将一道要推太太小姐们最为擅长。”他曾听说某太太有接连三天三夜不离开牌桌的纪录,后来身心近于崩溃,吃什么吐什么。他还认识一个太太,每天午后二时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呼朋引类,一直打到深夜。梁实秋的朋友卢冀野和她多次交手,曾说:“国民政府于各部会之外应再添设一个‘俱乐部’,其中设麻将司,司长一职非这位太太莫属。”
    画家颜文樑少时喜欢吹军号,其父生性好静,对他的这个爱好颇为反感,不许他在家吹,颜便爬到屋顶上照样吹。
    徐悲鸿喜欢石头。他在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时,常去雨花台和夫子庙淘石头。某日,友人潘稚亮到南京去徐家探访,看中了一枚雨花石,就当面向徐索讨,徐笑而不答,潘知道徐不肯割爱,也就算了。潘回乡后不久,收到了徐悲鸿的一封信:“我一生磊落,所有无不可与人共之,所不可共者,惟拙荆与此石耳!公有请,亦未能峻拒,姑以拙作《松鹤图》奉贻可乎?”徐悲鸿还在画上题诗一首:“云表藏踪迹,苍松冰雪姿。清风明月夜,一唳动人思。”
    上世纪30年代,留美女学者俞庆棠曾问梁漱溟有什么爱好,梁答:我的爱好是思考问题。他曾说:“思想就是消遣,工作不是负担。”
    沈钧儒喜欢石头,家中辟有“与石居”。
    程瑶笙某日去上海五马路古玩市场闲逛,看见一块三四尺高的供石,玲珑剔透,爱不罢手,一时竟不肯离去。索价时,古玩商看透了程的心思,报以高价,程照价买下,雇人力车运回,自己则步行扶护。自此,程每天对着这块石头凝视出神。几天后,吴昌硕来访,问这石头的来历,程一一作答。吴说:“这好东西应当大家玩玩。”说着就到街口雇来一辆车,连人带石一起运走了。程瑶笙虽不愿割爱,却不敢在吴面前说个不字。直到吴昌硕搬家,才把石头归还,程终获完璧归赵,一再抚摸,好像久别重逢的亲人那样。
    作家郑逸梅也好“玩纸”,尤喜收藏书札。他回忆说:“当时环境愈恶劣,生活愈困苦,那就爱好更酷。为衣食奔走了一天,很疲乏的回寓,总是荧然一灯,出所藏尺牍,展玩一番,这时已夜深人静,更觉精神贯注,万虑俱蠲。猛抬头见时钟已指向12时,才自己对自己说:明天一清早要赶学校上第一课,可以睡息了!才脱了衣,胡乱地往被窝里一钻,不一会,便酣然入梦了。”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业余爱好之一是音乐。1920年,他在巴黎用随身携带的一张八开12行五线谱纸谱写了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这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曲调如曲名,低沉的主调中带着高亢的强音。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20年代,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纪念晚会上,第一次公开演奏。它的面世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学者和诗人刘大白是围棋高手。他是曹聚仁的老师,家里有一副日本棋子及棋盘。曹聚仁回忆:“我和他下棋,一心想多吃他几个子,在紧要关头,他偏不让我吃;有时,我的棋子快死了,他又放开我一路,让我去救活来,他不让我赢,也不让我输得太多,他是应付得有分有寸,显得他的世故很深,决不是我们所能测其高深的。”
    9.做派
    李叔同年轻时曾是典型的“酷男”,任职浙江第一师范后便变了个人。平时灰布长衫,黑布短褂,平底鞋。他很少和同事来往,上课时夹着书本进教室,下课后径直回宿舍,走路很快,从不左顾右盼。
    范旭东身为大老板,去世后却没给家人留下什么可观的遗产。他生前曾在天津、上海、香港、重庆等地生活,住的都是一般中等家庭所能租赁的房子,出门很少坐汽车。只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时住沙坪坝,离市区过远,才乘坐公司的汽车。他平时从不请客送礼,更不邀宴权贵,常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倓虚法师是河北人,40岁出头才出家,此前阅历丰富,经过商,当过兵,行过医,开过药铺,学过道教、基督教。因而他讲经别有一套,谈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如说书乃至说相声。有人评论说:“他的讲经,是以经文做引子,扇子数珠,花瓶香炉,辣椒茄子,葫芦西瓜,一色一香,左右逢源,随拈皆是,乘性而谈。天天讲经,却不提经中一字。”北洋政府的大员如马冀平、叶恭绰、杨麟阁等,都被其口舌说动,当了他的护法。
    军阀张敬尧督湘时,想物色个安徽籍的名士当教育厅长。张的军事参议陈建谟把合肥人童茂倩介绍给张,张即派员前往礼聘。童抵达长沙后,张在督署设盛宴为童洗尘,除军政要员外,还请来名士王辏г恕5蹦昴媳币楹停踉庖幻骸肮桃彩牵裼桃彩牵畏帜媳保蛔芏灾扯灾皇嵌鳌!闭獯握啪匆⑸柩纾隹推爰螅蹶'运才姗姗而来。他头戴红顶瓜皮缎子帽,垂着红线小辫,身着八团花缎马衬,金色缎夹袍,茶青色缎裤,脚踏三道云厚底黑缎鞋,装束颇为扎眼。张敬尧上前迎王落座,王说:“承张大帅赐饭,至感!但有一要求,即我带一位不速之客——服侍人周妈来,现在门外,请准予接见。”张派左右接人。周妈约40多岁,天足,身穿平江青布袄裤,长眉秀目,仪态大方,虽半老徐娘,却风韵犹存。由于座中都是男宾,张令另设一席,让其妻女出面招待。席间,周妈引经据典,谈吐风雅,张敬尧的妻女竟瞠目不能对,只有干听着。王晚年参与各种活动,周妈都不离左右,王到北京,周妈也随同而来,名片上印着“王氏侍佣周妈”。
    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平时头后梳一个小髻,旗袍贴身,大衣适体,穿高跟鞋,在甬道上都是紧步走过。她见到蒋周围的工作人员,总是自然地面带微笑,平易近人。工作人员与她接触,不会感到拘谨,也不会觉得宋有任何骄矜之气。宋平时和人谈话委婉适度,蒋介石侍从室一工作人员说:“六年中我未曾见闻她和蒋有过口角。”宋美龄说话的声调,总能把握到让对方听清楚为止,从不大声叫嚷,更不颐指气使。
    女作家苏雪林晚年谈到另一个女作家凌叔华时说:“叔华固容貌清秀,难得的是她居然驻颜有术。步入中年以后,当然免不了发胖,然而她还是那么好看……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问题,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史量才是中国老牌报纸《申报》的老板,虽身列风云人物,但平时衣着随便,甚至一年四季都穿一件蓝竹布长衫,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老板中,是不多见的。他走路更有特点,两脚的脚跟都不着地,看上去一跳一跳的,有如雀跃,因此得名“麻雀先生”。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体态消瘦,面如黑炭,看似一大烟鬼,因而常被误传为瘾君子。张学良就曾遣人持大包烟土相赠,被张季鸾拒绝。
    段祺瑞当政时,在私人品行上有“六不总理”之称,即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1930年5月,虞洽卿的母亲病故,虞回乡奔丧。有报社记者追踪过去,亲见他每到饭点,便拎着一个竹制小板凳,坐在灶间厨边吃,自盛自添。旁边有成堆的男女佣人,虞从不使唤。桌上的菜也极其简单,不过是一碟黄泥螺,一碗豆瓣汤之类。
    抗战胜利后,胡政之到香港主持恢复港版《大公报》,等于第二次创业,条件极苦。此时的胡政之虽已跻身“报业巨头”之列,却对自己的“身份”并不介意。他单身住在报馆宿舍顶楼的一间小屋内,生活自理,上下班坐公交车。有员工曾在巴士上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人多车挤无空坐,胡政之立于车中,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拿着一小包花生米,逐粒送入口中,肥胖的身躯随着车行的节奏而晃动,悠然自得。这包花生米,备不住就是胡的一顿晚饭。
    胡政之生活之简朴和单调是出了名的。在天津时,他就是一身布衣,从没穿过皮大衣。他不打麻将,不看电影,不抽烟。唯一的嗜好是喝酒,醉酒之后也难免闹出些笑话,他晚年身患肝病,与嗜酒大概不无关系。
    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原名冼炳成,学徒出身,创业15年,直至而立之年仍一事无成。后与人合作创办冠生园,终于发迹,他也更名冼冠生。做大后的冼冠生仍不失本色,这在芸芸暴发户中,是难得一见的。他从不涉足歌厅舞场,唯一的爱好是听听京戏。抗战期间,他将妻子留在上海,只身在重庆八年,始终住在冠生园的楼上,从不外宿。
    上世纪30年代,金陵大学请名家黄侃去讲课,黄侃答允每周授课四小时,分两次到校,但有个附加条件:“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
    1926年,郁达夫和郭沫若等去广州,行前创造社同仁在九江路一家宁波菜馆给他们饯行。席间有人谈到正准备办个叫《野火》的刊物,约郁、郭等人写稿。郁达夫要了几张纸,拿起笔就在饭桌上写了一篇杂文,取名《蛋炒饭》。
    臧克家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适张宗昌督鲁,教育厅长、清末状元王寿下令大中学校学生一律读经。学校请来两个行将就木的老先生来讲经。一个据说是前清的翰林,眼睛似已失明(疑似唐文治),凭人扶着上讲台,张口“关关雎鸠”,连小注都一字不错地背下来;另一个讲《孟子》的是个结巴,头一句“孟子邹、邹、邹……人也”说了一分多钟。
    湖畔诗人汪静之写的情诗打动过不少少男少女,包括作家许杰。许杰一直以为汪是个风流倜傥的帅哥。1935年,许在上海教书,夏天到杭州过暑假,住在岳坟附近的一个尼庵里。一天有客来访,告诉他隔壁住着汪静之夫妇,许不禁一惊,汪竟然是个“矮胖丑怪”的人物,许杰说:“而就是他那位夫人呢,也不见得怎样的漂亮,我们只是在每天晚上,听见她那么娇声娇气的说话时,倒使人想起是一个女人,但却也不一定是诗人所歌咏的皇后。”人诗两张皮,被汪静之演绎到了极致。
    李宗仁说:“陈炯明身材魁梧,仪表非凡,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便是他总不正眼看人。和我谈话时,他远远地目光斜视,殊欠正派。孟子说‘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大概便是如此。”
    1923年,李宗仁初识白崇禧。白给李留下的印象是“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
    北伐期间,蒋介石约李宗仁到前线视察。当时战况正酣。李宗仁因蒋介石没有当过下级军官,未曾亲上前线一尝炮火轰击,担心他会被四周的枪林弹雨吓着。他们走到城边,流弹在左右飕飕横飞。这时李宗仁默默观察,见蒋介石极为镇定,态度从容,颇具主帅风度。
    黄侃讲课时常抑扬顿挫地吟诵诗章,引得学生也跟着唱和,这声调被北大学生称为“黄调”。
    冯友兰把人生哲学划为多重境界。西南联大时,某日冯去上课,路上碰见金岳霖,当时冯不过四十多岁,蓄有长髯,穿长袍,有道家风范,金笑问:“芝生(冯友兰字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答:“到了天地境界了。”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被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黄裳曾作为记者去狱中探访,随后著文写道:“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衬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消瘦,右面庞上有老人当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须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1946年,郭沫若曾出游南京。一日正和一群人逛玄武湖,见张申府独自从湖边道上走来,郭后来写道:“他显得那么孤单,但也似乎潇洒。浅蓝色的绸衫,白哔叽的西装裤,白皮鞋,白草帽,手里一把折扇,有点旧式诗人的风度。”随后又写道:“我心里暗暗佩服,他毕竟是搞哲学的人,喜欢孤独。假使是我,我决不会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我可能跳进湖里面去淹死。但淹死的不是我,而是那个孤独。忽然又憬悟到,屈原为什么要跳进汨罗江的原因。他不是把孤独淹死了,而一直活到现在的吗?”
    吴昌硕个矮,晚年成一小老头,头上盘着一个发髻,无须,有道士风貌,故自治一印曰“无须道士”。
    冯友兰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学生数分钟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逐渐露出笑容。
    李叔同出家前,走路的脚步很重。他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事和邻居姜丹书回忆说:“(李叔同)每走过余室时,不必见其人,只须远闻其脚步声,而知其人姗姗来矣。”
    1932年4月27日,夏承焘去杭州顾颉刚家拜访,他对顾的印象是:“肃客殷勤,姁姁如老妪。谈吐朴讷,尤觉悃愊可亲。”
    潘光旦只有一条腿,但他并不因此自卑乃至自闭,反而常以自身的缺陷逗闷子,例如他说:“对于孔老夫子,鄙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哦,对不起,应该是四体投地。”
    经亨颐任浙江第一师范校长时,曹聚仁是这个学校的学生。五四运动前后,经校长经常给学生讲时事,每提到曹汝霖,总说成“曹聚仁”,引起学生哄堂大笑。经亨颐个子很高,说话很慢。曹聚仁说:“我看到戴高乐的照片,不禁想起这位校长来。”
    张宗昌督鲁时,一次到济南大明湖、趵突泉、千佛山这三处名胜观光游玩,在大明湖,随从为他讲了刘鹗、杜甫等对济南风光的评价,张宗昌问:“杜甫是谁?他会打炮么?”
    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身上颇有些“异类”的成分,他的朋友徐碧波说:“程小青,性豪放,能言善辩,擅排难解纷,躯干很高,双目炯炯有神,不拘行迹,嗜膻腥,常在市集摊子边长凳上坐喝羊肚汤。某日到他家里,见他上装穿一件黄色制服,胸前一排黄铜纽扣,刻有铁路图案,问他往年是不是做过某车站员工?他笑答:‘昨日方从估衣店中买来的。’其边幅不修,竟是这样的。”
    北大教授刘师培住北京西单大同公寓时,一次朋友去看他,他正吃饭,满嘴乌黑。原来他吃饭时看书过于专注,一手持书,一手拿着馒头。本来是用馒头蘸菜汤,却蘸上了墨汁,刘竟浑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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