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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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路边，去帮一个路过的车夫推车上坡。冯之为人，于此可见一斑。
丁文江对钱昌照说：李宗仁比较忠厚，没有一句假话；白崇禧相当狡黠，没有一句真话。
吴蕴初身为大资本家却全无资本家的恶习。抗战胜利后，吴的工厂与资源委员会合资，成立董事会，吴被推为董事长。他召集董事会时，午餐就在会议桌上吃，四菜一汤，不备烟酒，由厂里的大师傅烹饪。参加董事会的人曾戏谑他为“犹太人”。吴本人生活一向简朴，自己的衣食，家里的陈设都极其普通。工厂每年的盈利，除提出一部分扩充规模外，全部捐献社会。
《语丝》同仁聚会时，林语堂说郁达夫：“我们坐在老藤椅上，他常抚弄他的小平头，显得狂放、任性又满足。”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问校长严鹤龄：我一条腿能否出洋。严说：“怕不合适吧！美国人会说中国人两条腿的不够多，一条腿的也送来了。”潘听后大怒。此时一个在清华教图画的名叫Star的美国女教师出来为潘做主，说：“潘光旦不能出洋，谁还能出洋？”潘的成绩在清华同届中首屈一指。
周诒春任清华校长时，正直、直爽、有本事，但架子大，他不允许同学正面和他谈话，学生有事情找他，得站在一边说。
潘光旦在清华读书时，属于品学兼优的学生。唯一的“劣迹”是某个严冬的深夜，潘光旦起夜时不敢外出如厕，就在宿舍门口撒尿，恰巧被正巡查的斋务主任迎面撞上，给了他一个记过处分。当年清华中等科宿舍的厕所号称九间楼，面临操场，黑灯瞎火，加上狂风怒吼，夜里上趟厕所的确没拧�
西南联大成立后，原清华、北大、南开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来巡视学生宿舍。蒋梦麟觉得条件太简陋，张伯苓则认为国难当头，学生也应接受磨炼，梅贻琦曾是张伯苓的学生，未便表态。蒋梦麟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就不要他住在这宿舍里！”张伯苓说：“倘若是我的孩子，我一定要他住在这宿舍里！”
1936年夏天，苏南一些高中的学生军训后前往南京中山陵，接受蒋介石的检阅和训话。学生集合站好后，蒋介石缓步登上中山陵的平台，而检阅总指挥桂永清随后从平地迈着正步一阶一阶走上中山陵，这本事确实得练一阵子。
西南联大教授刘文典讲的是庄子，他开讲时必说一句话：“《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闻一多讲楚辞，开头则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闻一多上课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可以抽烟。西南联大的另一位教授唐兰是古文字学专家，却开了一门“词选”课，课上只讲《花间集》。据说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只是用无锡腔调（实是吟唱）念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凤’——好！真好！”
抗战时期，敌机经常空袭后方，西南一带有所谓“跑警报”一说。雷海宗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授课内容已烂熟于胸，无需备课，讲到哪算哪，每回上课现问学生：“我上次讲到哪里了？”然后就滔滔不绝地接着讲下去。班上有个女同学，笔记记得最详细，一句话不落。雷海宗一次上课前问她：“我上一课最后说的是什么？”该女生打开笔记本看了看说：“你上次最后说：‘现在已经有空袭警报，我们下课。’”
西南联大时期，有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每次跑警报都提着一个手提箱，里面其实并非贵重物品，而是他的女朋友的情书。他把这些信视若生命，有时也会拿出一两封给别人看，因为信里没有卿卿我我的缠绵话，只是一个聪明女人对生活的感受，文字很俏皮，充满了英国式的机智，是一些很漂亮的essay，字也很秀气。汪曾祺说：“我看过这个女人的照片，人长得就像她写的那些信。”
联大同学中，也有个别人从不跑警报，始终安然无恙。有个广东同学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缸子到锅炉上煮莲子。警报解除时，他的莲子也煮烂了。一次敌机炸了联大，此人居然听着身边的炸弹声依然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许宝是俞平伯的内弟、数论专家，也好昆曲。抗战期间在昆明，他常和友人唱曲，然后去翠湖西路一家北京人开的小饭馆聚餐，饭后结账是AA制。常常是掌柜的还扒拉着算盘，许宝已经把钱敛齐了交到柜上。掌柜的颇为诧异：怎么算得这么快？
医学家尤彭熙曾遍游欧美诸国，说：“地球并不大，我到处都遇到熟人。”
画家白蕉自称“懒汉”、“天下第一妄人”和“蕉老头”。
画家胡亚光年轻时风度翩翩，陈蝶仙说：“与亚光共谈笑，如对玉山琪树，令人自生美感。”一次，某作家续弦，胡亚光和梅兰芳都去参加婚礼，且比肩而坐。有人仔细观察，认为胡亚光的美胜于梅兰芳，便就此写了篇文章，登在《晶报》上。
梁启超和郭沫若都属于才子式的学者。侯外庐说：“郭沫若曾告诉我，梁启超形容自己的能力时说过：点起一盏油灯，日文就学会了。而郭老自己，则一星期就学会甲骨文。”
有人这样描述叶公超：“方面大耳，头发溜光，个儿高，背微驼，肩胸宽厚西装挺，口衔一个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风度。”
巴金说：“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
陈寅恪任教清华时，父亲陈三立一度居上海。某年暑假，陈寅恪的几个学生去上海拜谒陈三立，老人和几个学生坐着谈话，陈寅恪则立于一旁，直到学生离去。
黄裳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蓬春曾把梅兰芳请来参观。学校布置下去，严禁学生围观。黄裳想请梅签名，料定他会去新建的瑞廷礼堂，便事先躲在礼堂后台守着。果然梅兰芳在校长们的簇拥下来到礼堂，这时黄从后台突然走出，给客人和陪同人员来了个突然袭击，校长等对此也束手无策，黄从容地将一张卡片递了过去。梅兰芳踟蹰了一下，轻声问：“是横着签还是竖着签呢？”梅写起字来纯熟老到，和他说话的声音有点两样。此时黄裳注意扫了两眼：“他脸部的髭须已经青青地布满了双颊了。”
抗战期间，黄裳曾在重庆大街上见过吴玉章一面，他说：“吴老穿了熟罗绸衫，拿了折扇，飘然在中山路上走着，的确很有点旧时代文酒风流的文士的飘逸的风致。”
1948年，北大校长胡适到南京竞选总统。某日，胡到龙蟠里书库看《水经注》的善本书，中午，江苏省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驱车来接胡适去新街口三六九酒家吃饭。饭馆老板见胡适光临，赶紧拿出纪念册请胡适题字。胡自知字不如柳，再三谦让，请柳题写。柳题毕，胡适在柳书旁边端端正正地写上四个字——“胡适随侍”。
出于对刘师培学问的敬重，黄侃一向对刘执弟子礼。1915年，刘参与筹安会活动，招集北京学术界名人到他家，商量“联名上书”、拥袁世凯称帝事宜。黄起初不明真相，到了刘家，听明意思后，他起身说了句：“刘先生以为这样好，你一个人去办好了。”言毕，拂袖而去。
钱穆曾谈及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钱穆的不少学生回忆说，他讲先秦史别具一格，是“倒叙”式的，即从战国讲起，而春秋、西周，并且从不循规蹈矩地面面俱到。有学生描述说：“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他以炽热的情感和令人心折的评议，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
新凤霞晚年不离轮椅。但在病前，她走路一向风风火火，比一般人要快得多。据新回忆，这是小时候“赶包”练出来的。当年她和母亲在天津演戏，从南市到法租界、劝业场，没钱坐车，一路都是连走带跑。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快走”的习惯。
10．性格
段祺瑞性憨直，经常口无遮拦。有一次他在执政府当着众多大员的面指着北京卫戍总司令鹿钟麟说：“这是我从前的兵。”后来段被通缉，鹿主动请缨捉拿他。
阮玲玉和胡蝶都曾供职明星影片公司，两人性格迥异。阮玲玉是苦孩子出身，性情刚烈、奔放，在摄影棚里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对大导演张石川也并不言听计从，有时甚至令张颇伤脑筋，不久即脱离明星公司。胡蝶则是另一类人，银幕上下、从里到外，她都是美人，而且为人柔顺、和蔼、乖巧，拍戏很用心。成了“电影皇后”以后，也不拿架子。她在明星公司一干就是十多年，直至抗战爆发。两人截然不同的命运和结局，似乎应了那句“性格使然”的老话。
陈强初演《白毛女》，对黄世仁强奸喜儿那场戏，无论如何也演不到位，其实是成心不想演好。导演正告他：“你不是陈强，是黄世仁。”陈强狡辩道：“这戏演好了，还有人喜欢我吗？我还没结婚呢！”
李叔同和欧阳予倩早年同在日本留学。一日，李叔同约欧阳予倩早8点到他家，两人住处相距很远，欧阳予倩被电车耽误，晚到了几分钟，名片递进去后，李叔同从楼上打开窗户，说：“我和你约的是8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罢关窗离去，欧阳予倩只好掉头往回走。
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时，宿舍门外有个信插。一天晚上，他已经睡下，学校的收发员跑来敲门，说有电报，李在屋里应道：“把它搁在信插里。”第二天早上他才取看电报。事后有人问：“打电报来必有急事，为什么不当时拆看？”他答：“已经睡了，无论怎么紧急的事情，总归要明天才能办了，何必着急呢！”
《大公报》两大当家人——胡政之和张季鸾——工作上的配合天衣无缝，但性格迥异。据说胡工作之外不大合群，奉行独乐主义，更有人指其“孤僻成性，同人对之尊而不亲”。而张季鸾则与下属打成一片，“喜交游，善谈笑，爱热闹，嗜饮啖”。他一到，往往就宾客盈门。无应酬时，他愿意拉一二同人去吃小饭馆，闲暇时也时常约同好唱唱昆曲，是个不缺亲和力的总编辑。
何应钦生性懦弱，行事优柔寡断，缺少勇气、毅力和决断力。与此相应的是，他待人谦恭和蔼，少有恶言急色，对朋友极有礼貌，对学生和部属也从不摆架子。无论上班和开会，何一贯遵守时间，准点到，不缺席。但何也有手面不大的弱点，对部下往往有一钱如命的苛求。
刘峙接人待物好打哈哈，口齿笨拙，不善辞令，貌似忠厚实诚，实则内藏机谋，个性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动摇。他常对人说：“我刘经扶是大智若愚的人。”
宁汉合流后，被软禁于南京孔祥熙宅的胡汉民获释。他离开孔宅的当日，门前车水马龙，除蒋介石之外的几乎所有文武大员都来送行。胡由女儿木兰扶出大门时，众人排列两旁，纷纷向胡问好。胡不予理睬，旁若无人地直趋坐车，上车后抬眼看见囚禁期间负责他警卫事宜的一个工作人员，便又下车上前与之握手，连声道谢。
宋霭龄为人低调，平时深居简出，不爱抛头露面。但她有掌控局面的能耐，可以摆平蒋宋孔三大家族之间的摩擦和矛盾，连蒋介石遇事都让她三分。她称蒋介石为“介兄”，是蒋周围唯一一个不用“总裁”、“委员长”称呼他的人；在公众场合，蒋介石对她毕恭毕敬。
孔祥熙表面上嘻嘻哈哈、东拉西扯，对铭贤学校学生、山西同乡、旧日部属都视为亲信，给人以“厚道”和“怀旧”之感。
陈布雷为人质朴，待人宽厚，助人为乐。抛开职业和立场不论，他是个好人。
蒋介石平时不苟言笑，但也有例外。某次蒋的侍从室组长以上人员聚餐，蒋也加入，宋子安在座。席上宋子安说到一件关及卫生的话题时，蒋指着侍从医官吴麟孙开玩笑说：“不卫生找他好了。”
方志敏在狱中给鲁迅写过一封密信，想请鲁迅托宋庆龄向蒋介石保释其出狱。这封信是通过胡风转给鲁迅的，胡风回忆说：“鲁迅看了后，沉默了好一会，说，蒋介石是什么人？这绝对做不到。”
上世纪20年代，清华学生有“四子”之说，即子沅（朱湘）、子潜（孙大雨）、子离（饶孟侃）、子惠（杨世恩），四人同住西单梯子胡同的两间房内。“四子”中唯有子惠性情随和，与人无争；另外三个诗人的性格都属于急躁暴烈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四人中硕果仅存的孙大雨提起朱湘以老大自居的态度对待他，仍不能释怀。
朱湘的朋友罗念生说：“朱湘性情倔强、暴烈、傲慢、孤僻，表面上冷若冰霜，内心里却热情似火。”“他并不懂得人情世故，太相信别人，太诗人化了，所以他处处上当。”
上世纪30年代，一次学者熊十力与冯文炳因争论一个问题互相抬杠乃至扭打起来，熊十力声色俱厉地说：“我代表的是佛，你不同意便是反对佛！”
抗战期间，五战区豫西别廷芳部的民团曾建奇功。别廷芳目不识丁，为人清廉正直。豫西产西瓜，历年偷瓜者不绝，别廷芳便发布“偷瓜者死”的告示。一日，别的女婿途中口渴，就便在附近瓜田里拿个西瓜吃了。此事被别知道后，立即吩咐卫兵，推出枪毙。别的独生女抱住父亲大哭，替丈夫求情，说如果丈夫被杀，女儿终身靠谁呢？别把女儿推开说：“枪毙了他，有我养你一辈子！”
1943年秋，刘峙接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对刘的评价是：“身为大将而胆小如鼠。”据说刘夜里起来小便，竟然要两三个卫兵陪着。
熊十力性狷狂，曾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他，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讲的是戏论。
曹礼吾和曹聚仁曾同在暨南大学任教，两人是朋友，却常被别人弄混。曹礼吾对曹聚仁说：“我的名片上要附刊一行字——并非曹聚仁。”曹聚仁说：“他性慢，我性急；他把世事看得很穿，我一天到晚要出主意，不肯安分；他衣履非常整洁，我十分不修边幅；然而我们非常相投，可以说是管鲍之交；用佛家的说法：‘这是缘吧！’”
马寅初一次去拜访黄侃，和他说起《说文》。黄很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抗战期间，一次黄琪翔请田汉吃饭，事先说好是一桌客人。届时田汉带着三十来人去赴宴，黄见状哈哈大笑：“我事先就防了你这一手，恰好准备了三桌。”
胡汉民谈到孙科时说：“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因为他在外国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同发，有时三种一起发。”
邓散木腕力极强。他年轻时，一次去酒馆，跑堂的见他不像是有钱人，就把他晒在一边，专心去侍奉几个纨绔子弟。邓也没说什么，向店里要了几个核桃，放在桌子上，右手掌一运力，核桃应声而碎。店家及邻座都大吃一惊，以为遇上“绿林”高手了，赶紧过来招待。
邓散木家里挂着这样一张《款客约言》：“去不送，来不迎；烟自爇，茶自斟。寒暄款曲非其伦，去、去，幸勿污吾茵。”他当年的结婚请柬也别具一格：“我们现在定于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在南离公学举行结婚仪式，所有繁文俗礼，一概取消，只备茶点，不设酒筵。到那时请驾临参观指教，并请不要照那些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倘蒙先生发表些意见，和指导我们如何向社会的进取途径上前趋，那便是我们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万倍的。”
孔祥熙曾请潘光旦调查其家谱，以证明他是孔子之后，潘一口回绝，说：“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丰子恺一向蔑视权贵。住在缘缘堂时，家乡的县长慕名求见，事先带话来，丰便在门上贴上“谢客”两字。抗战期间，丰住在贵州遵义，当地豪绅罗某几次上门求画，都被挡了回去，某日罗突然袭击，丰正吃午饭，不及回避，只得倒了杯清茶，敷衍了几句，即起身进卧室了。抗战胜利后，孔祥熙想出高价买丰子恺的西湖套画，杭州市长也曾亲自到家中求画，都被丰拒绝。
王云五说：高（梦旦）先生是一个老少年。
叶公超说：“他（徐志摩）对于任何人、任何事，从未有过绝对的怨恨，甚至于无意中都没有表示过一些憎嫉的神气。”
巴金告诉沈从文，他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讲话。沈从文便说起，他第一次上中国公学的讲台，教室里坐满了学生，他骤然感到那么多年轻的眼睛盯着自己，立时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好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字：“请等五分钟。”而当时是中国公学学生的罗尔纲的回忆则是另一个版本：“沈从文只读过小学，是胡适把他安排上大学讲座的。选他课的约有二十多人，但当他第一天上课时，教室却坐满人，他在讲坛上站了十多分钟，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惊叫了一声说：‘我见你们人多，要哭了！’”
抗战期间，当年上海滩的两个大佬虞洽卿和王晓籁常往返于重庆和昆明之间。两人行事风格迥异。虞洽卿到昆明都借宿友人家，友人嗜烟，不及招待，早饭由虞自理。虞洽卿每天只花一毛钱买四个小馒头，后物价上涨，馒头变成三分一个，有人戏问虞洽卿如何应付，他答：“我改吃三个，反而可省钱一分。”一女戏子曾随虞洽卿从重庆到昆明，有人问她，虞是阔人，路上用什么招待呀？她答：至多吃到蛋炒饭，这就算最丰盛的了。王晓籁则是另一路，每天牛奶面包，听任物价上涨，从不更改。
傅雷多才多艺但性格暴烈急躁，楼适夷说：“我亲眼看见他抓住孩子的头发，提着小脑袋往墙上去撞，好像立时三刻要把孩子处死的神情。”抗战结束后，昆明一家美术学校请傅雷去当教授，傅雷便从上海起兵发马、捆载而去，一路跋山涉水。到昆明的当天，即去参加一个讨论教学计划的会议，因一言不合，他马上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