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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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11点回家。
1929年，鲁迅说：“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
学者陈序经长年在南开等高校任教，还兼管校务。他每天凌晨4点起床写作，天亮后夹着公文包上班。他的大量著述，都是利用天亮前这个时间段完成的。
民国前期，清华对学生的作息时间有严格要求。1927年4月的一期《清华周刊》对此有详细介绍。学生每天7点起床，7点半早餐，8点上第一节课。上午4节课，课间休息10分钟，9点55分做柔软体操。12点午餐。饭后一般在图书馆阅报。下午1点至4点上课。4点一到，吹喇叭五声（后改为敲钟八响），图书馆和宿舍一律关闭，学生必须到操场或体育馆进行“强迫运动”，完毕后洗浴，进晚餐。晚饭后自由活动。晚7点半至10点半自修。10点50分打钟就寝，11点熄灯。
画家汤定之居上海时，每天6点起床，洗漱、吃早饭后，开始创作。12点进午餐，饭后小睡，午休后不再作画而是看画，自谓：“午后的观画，即明日午前作画的良好准备。”然后出门访友，或到南京路新雅茶室品茗。新雅茶室乃文人聚集之地，每日朋好满座，不必预约。中外古今上下，一直聊到夕阳西下方归。有时候买些新雅的叉烧包带回家。晚9点准时上床就寝。汤居北京时，也保持这样一种起居状态，只是下午品茗处由新雅茶室改成中山公园或北海公园。
画家沈心海从不睡懒觉，每天清晨即起，赏玩花木一两小时，而后进餐治事。黄昏后从不动笔。郑逸梅说：“他的行径，恰和卫生之道，不谋而合的。”
12．习惯
明星影片公司老板张石川给人的印象是“鼻子灵，手脚快，口若悬河，能把死人说活”，他有时讲电影故事，能把一群和拍戏不相干的人吸引来“听总经理说书”。而一回家，他即换了一个人。其妻子回忆说，张石川不好人情往来，受不了悠闲，反对消遣，不会休息，他的时间都被商品化了，除了拍戏，还是拍戏。到家后，不是床上一躺，就是马桶上一坐，看蝴蝶鸳鸯派的小说，其实也不是消遣，而是从中找素材编剧本。说张石川是一台制造电影的机器，似也不为过。
闻一多留下的照片中，不少是抽烟进行时拍的，可见其烟瘾之大。给人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他任西南联大教授时，嘴含烟斗在石林的留影，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不少画匠的“模特”。闻一多任教青岛大学时，总是抽当地产的红锡包牌香烟。
载漪平时不穿洋布，不点洋蜡，不用洋纽子。只要是沾上“洋”字的东西，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抵制。民国以后，他从西北回北京，路过兰州时，甘肃督军张广建在省公署设宴款待，并邀请各厅局长作陪。张不明载漪的底细，出于对端王的盛情加讨好，这顿饭安排为西餐。载漪入席后，发现长条桌上铺着白色桌布，摆着一份一份的刀叉，顿显不悦。他对张广建说，吃洋饭我不习惯。张以为载漪是不习惯使用刀叉，便把载漪请到旁边，自己坐在客人席上，亲自为载漪切菜。载漪碍于面子，很不情愿地吃了这顿饭。
阎锡山每次理发，都令其警卫持枪对准理发师的太阳穴，以防自己被行刺。
宋美龄有洁癖，日常生活中离不开蒸馏水和矿泉水。在庐山时，也要人从山下捎上去蒸馏水。她还曾把维琪牌瓶装矿泉水犒赏给侍从室的高级职员。
蒋介石有记日记的习惯，从不间断。在广州时，无论多忙，他睡前都要把日记写好。他请了几个有文字根底且书法不错的老夫子帮他抄写日记，去哪儿都带着他们。
翻译家耿济之不嗜烟酒，不染恶习，却有两个“怪习”：写作时，左手手指总是有节奏地敲着桌子；思考时，总是把上嘴唇翻到鼻尖，把笔夹在当中。
收藏家陈梦家很有生活情调，但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不喜欢听音乐。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去世后，有传吴稚晖将继任，吴说：“不可以，千千万万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
丰子恺自称平时生活离不开这几样东西：一毛大洋一两的茶叶，听头大美丽香烟，有人供给开水的热水壶，随手可取的牙签，适体的藤椅，光度恰好的小窗。
苏州当年多家茶馆有固定的茶客，据说有人从十几岁起开始泡茶馆，一直泡到六七十岁甚至更老时死去。他们每天跟上班一样，按点到，坐同一个位子。甚至有人还立下遗嘱，死后子承父业，儿子要继续天天坐在他的遗座上喝茶。
尚小云逢演出时必得喝滚烫的茶水。据说他从来不怕烫，能用刚开的水漱口。刚沏的茶，他张口就喝。唱戏时，他的茶壶有专人管着，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了场没有滚烫的茶水喝，他多半要大发雷霆。
浦江清任教清华时，每晚上床后，“例须读书一二小时”，而清华是到点熄灯，浦便秉烛夜读。一日蜡烛用毕，浦差校工去买洋蜡，谁知误买了卷烟，致浦“是晚苦极，辗转不能睡熟”。
战后胡适任北大校长时，家在东厂胡同。他每天坐一辆黑色雪佛兰轿车上班，车里总是放上许多线装书。到松公府夹道北大办公楼门前下车，胡适便抱着一摞书进办公室，下班又抱着一摞书出来，天天如此，从不拎皮包。
刘文辉虽有大烟瘾，却未受大烟所累。他每天黎明即起，四季不变。即便吸大烟时，也总是一边抽一边看报纸，成为习惯。
胡适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日记写在专门定制的稿纸上，一张十行，每行25字，边宽格大。胡适写日记与众不同，除了记人记事，还剪贴当日的报纸，故篇幅惊人。胡适的酬酢之事几乎天天不落。他居上海时，某日罗隆基、徐志摩、梁实秋同去其极司菲尔路寓所，适其待客，三人便在书房等候。徐志摩挑头，偷看起胡适的日记，胡饮宴时罗列的名字中时有三人出现，罗隆基说：“得附骥尾，亦可以不朽矣！”
鲁迅烟瘾极大。在浙江两级师范教书时，抽强盗牌；到北京后，抽哈德门牌，都不是什么高档烟。鲁迅当众吸烟时，动作也与众不同，不是先把烟盒掏出来，抽出一根叼嘴上点燃，而是把手伸进衣内口袋里，直接摸出一根烟来。
高长虹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到鲁迅那里的朋友，一去就会碰见一只盖碗茶的。我同培良，那时也正是最喜欢喝酒的时候，所以在他那里喝酒，是很寻常的事。有时候也土耳其牌、埃及牌地买起很阔的金嘴香烟来。劝他买便宜的国产香烟，他说：‘还不差乎这一点！’”
1933年2月4日，茅盾带着一本刚刚出版的《子夜》偕妻儿去鲁迅家。当时茅盾还不习惯签名送书，鲁迅则有收藏签名本的习惯。鲁迅翻开《子夜》的扉页一看，是空白，就把茅盾拉到书桌旁，打开砚台，递过毛笔。茅盾说，这一本是给您随便翻翻的，请提意见。鲁迅说，不，这一本我是要保存的，不看的，我要看，另外再去买一本。鲁迅还请茅盾参观了他专门收藏作者赠书的书柜，其中有些书还精心包上了书皮。自此以后，茅盾以作者身份送书，便都签上名字。
叶楚伧好酒，编《国民日报》时，习惯于边喝高粱酒，边嚼花生米，边写评论。
林语堂自称除了睡觉，无时无刻不在抽烟，所有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
潘光旦出门时总拎着一个黄色的旧皮包。他不抽纸烟，只抽烟斗。他与不少文人一样，有翻用旧信封的习惯。
鲁迅常衣冠不整，给人不修边幅的感觉，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他身边随时使用的文具和书籍等，却一向规矩整齐，一尘不染。许广平说：“如书籍龌龊了，急起来他会把衣袖去揩拭，手不干净，也一定洗好手才翻看。书架的书，是非常之整齐，一切的文具用品，是经他手的，都有一定的位置，不许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和许多文人一样，有把旧信封拆开翻转再利用的习惯，他甚至还用牛皮纸自制信封。据许广平回忆，鲁迅做的信封“非常之整齐匀称，绝不歪斜，大小异形，用一定的方法、技巧，纯熟而又敏捷。”鲁迅对废纸等的利用十分在行，许广平说：“每于包裹的东西拆开之后，不但纸张摊平，放好，留待应用，而且更把绳子卷好，集在一起，预备要用的时候，可以选择其长短粗细，适当地用。”
鲁迅惯于喝浓茶，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北京时，“独用一只有盖的旧式茶杯，每饮一次泡一次。”鲁迅抽烟也是一根接一根，在北京时，不大用火柴，而是用烟头点下一根烟，那时也不用烟缸，满地都是烟头。许广平说：“一天过了，察看着地下烟灰、烟尾巴的多少，就可以窥测他上一天在家的时候多呢，还是出外。”
赵健臣在上海当庄客时，有一次和汤百万走在大街上，赵要叫黄包车，被汤拦住，汤说：“这样好的柏油马路都不走，太可惜了！”还说：“有钱不用，就容易找钱。”赵后来牢记这些话，终成亿万富翁。他曾回忆说：“我在上海当庄客，每月只规定零用其钱五元。为了躲避朋友的邀约，晚饭后我就上街去溜马路，常独自一人到‘大世界’去玩，因为只花二角钱的门票，既可吃茶又得看戏，甚为划算。”
云南出茶叶。当年西南联大有个姓陆的同学，泡茶馆是出了名的。某一时期，他的盥洗用具就放在茶馆里，每天起床后就到茶馆洗漱，然后泡一杯茶，吃两个烧饼，看书。一直到中午，起身出去吃午饭。饭后回来又是一杯茶，直到吃晚饭。晚饭后，又是一杯，直到灯火阑珊时，才挟着一本书回宿舍睡觉。
画家汤定之吸烟但不吸纸烟。他在家吸水烟，外出吸雪茄。
画家颜文樑有恋旧的习性。他年轻时外出写生放画具的竹筐，直至去世还留在家里。他的父亲去世前一天，曾给他一个苹果，他没吃，日久成灰，颜文樑便用一个玻璃器皿将苹果收藏起来，留作纪念。
报人钱荠尘居上海凤阳路，他有个习惯，有客人来访，不用茶水而用糖招待；他的另一个习惯是和客人谈话时，让两只猫依偎在身边，边抚摸边聊天。
南开的创办者严范孙每天都展看家里的山水画，有人问其何故，他答：“此身虽在尘嚣，此心却不可不置诸秀峦清涧之间。秀峦清涧不可得，其惟于丹青尺幅中求之。所谓慰情聊胜于无也。”
名士马一浮平时生活有“一上一下”的习惯。一上，指应邀赴宴时，必凌踞上席而坐，虽达官豪客也不客气；一下，指友人请他题诗写文，甘愿殿后，从不以名家身价与人计较高低。
汪曾祺有随意翻书的习惯，这是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养成的。他晚年回忆说：“我不好好上课，书倒真也读了一些。中文系办公室有一个小图书馆，通称系图书馆。我和另外一两个同学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看书。系办公室的钥匙就由我们拿着，随时可以进去……有的同学看书是有目的有系统的。一个姓范的同学每天摘抄《太平御览》。我则是从心所欲，随便瞎看。我这种乱七八糟看书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我觉得这个习惯挺好。”
13．聚会
瑞蚨祥老板孟靓侯是山东人，张宗昌督鲁时，孟回乡扫墓，曾受到张“专列”加八名士兵随车护卫的“礼遇”。后来张宗昌到北京，孟靓侯投桃报李，在织公会所盛宴招待，请来杨小楼、梅兰芳等名角唱堂会，请来潘复、江朝宗等头面人物当陪客。这场宴席所费据说不下于一般中人之产，并且筹备经月才张罗起来。而张宗昌也只是“听一曲好戏，吃几箸名菜”，便匆匆离去。
1929年秋冬之交，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峡防局内招集一次盛大的聚餐会。来赴宴的多是一些当地名流，所谓“有教养的小布尔乔亚”一类人士，饭菜也相当讲究。但吃法很特别。餐厅不设座椅，来宾都站在桌边，自卢作孚起，一举筷子，大家都牢守“食不语”的教条，只听一阵稀里哗啦声，不到十分钟，这顿盛大的聚餐会便告结束。事后有人诧异地问卢作孚，何以把聚餐当成了打仗？卢答：人要紧张地工作，一顿饭慢条斯理地吃，实无道理可说，徒以养成松懈的习惯，故不能不改革之。
军阀陈调元军权旁落后，出任南京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他每天必备一桌酒席，招待赋闲在家的旧日袍泽和幕僚。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依然如此。陈的妻子让厨房每天另给他准备一份好菜，陈必端出与客同享，绝不独吞。后来，物价日涨，客人便劝他到后面自吃，不必出来招待。陈之念旧，于此可见一斑。
1926年，吴醒汉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一号寓所组织了一个辛亥革命同志俱乐部，常在这里聚会。一次宴会，借宿吴家的马毓英发现，来客多西装笔挺，穿戴齐整，唯有晚到的居正衣衫褴褛，貌似一村夫。这装束令马顿生敬意，席散后，他对吴说：“居正真不愧为革命的元老，生活如此艰苦朴素。”吴听了一笑：“觉生（居正号）是最会装穷的，别信他那一套。你不信，看他在吴淞所修建的房子，多么舒适。孙先生给他的革命活动费和革命烈士的抚恤费，他都克扣了，用来修自己的房子。”
抗战期间，傅雷蛰居上海，曾与十余友人组织两周一次的茶话会。参与者均为知识界人士，有钱锺书夫妇、李平心、陈西禾、周梦白等。大家轮流作文化或科学方面的专题讲座，同时议论时局。傅雷本人讲过法国文学；朱滨生医生讲过普希金枪伤可否治愈的问题；宋奇讲过英国诗歌中的布谷鸟问题；雷垣讲过相对论入门问题；沈知白讲过民族音乐现代化问题；周煦良讲过红学研究；伍子昂讲的是近代建筑……
齐协民是报人出身的政客，抗战期间寓居天津法租界，与“天津一班所谓退隐士绅、下野军阀、闻人后裔和银行巨子等，酒食征逐，消磨岁月”。他们组织了一个“二五聚餐会”（每星期二、五聚会），轮流在自家坐东。
天津行商分所成立于民国初年，由一些强势而闲在的买办组成。加入这个组织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非暴发户；二、个人资产在百万以上。分所所址设在当年日租界和中国地界接壤处，属于“三不管”地带，便于成员吃喝嫖赌抽。分所成员大约有五十来人，每天傍晚6点左右到“所”聚会，消遣作乐。
行商分所不设账房，负责人名于老八，另有十余员工。所内赌博不用现款，由于老八代为记账，事后清算。分所内备有中西餐及点心部，名酒菜肴应有尽有。如逢某人遇喜庆事，就叫义和成、聚和成、全聚德、会芳楼（清真）等饭庄来，大摆宴席。成员也可以带亲友去玩，但须严控来宾身份，穷小子是进不去的。
1922年11月的一天晚上，北洋政府盐务署长张英华在小方家胡同设家宴，内务总长孙丹林到场时，见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霨、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廉等已在座。吴、王两议长正横榻抽鸦片，见孙丹林进来，便举枪让孙，孙辞以不会吸烟。后众人入座打牌，又让孙参加，孙仍以不谙赌博相辞。吴景廉嘲讽道：“孙总长既不会吸烟，又不会打牌，真是好人，无怪乎现在有好人内阁之称号也。”
1917年秋，研究系退出段祺瑞内阁后，决定派汤化龙和林长民赴日本、美国考察。行前，汤化龙在石板房胡同头条私宅宴请30多位研究系在京要人。席间，田骏丰痛饮梁善济从太原带来的汾酒，竟致过量，醉死在汤家的沙发上。汤当时顿足大哭，极为哀痛。哪知就在这次考察行将结束，汤于温哥华候船回国期间，在当地华侨举行的宴会上，被一个理发师拔枪击毙，客死他乡。
张学良易帜后，何其巩为北平市长。一日他在家宴客，席间强迫学者傅增湘喝酒，不喝则罚说笑话一个。傅便即席编了一段：“我幼年在私塾读书时，有一学长，读书不通而好拽文，之乎者也，常不离口。会其新婚之夕，我与同学好事者数人，潜到其窗前听房，久久不闻声息。众皆兴尽，行将散去。突闻新郎长吁一声，悄问新妇：‘何其巩（通恐）哉？’”
1936年5月23日，金城银行广州分行开业。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特地从上海赶来主持开幕仪式。当日贺客云集，晚周作民率同人宴客于广州南园酒家，来者不拒。有人记述说：“菜肴丰盛，有燕窝、鱼翅、烤小全猪诸品。酒，中外均备，茅台尤多，尽吃。橙汁如流水，一切听客饮用。一夕之费，耗资甚巨。”周作民在中厅招待要客，同席有罗文干、梁士诒之子梁定蓟、广东财政厅长区芳浦等。席间罗文干说：“我在银行界有两个好友，一张公权，一即周作民，不过两人共患一种病——怕老婆。”众人听后哄堂大笑，周则张开五指发誓：“谁怕老婆，谁是王八。”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因翻墙跌伤胸椎，到杭州西湖别墅疗养。南京中央医院电疗科的黄医生曾去治疗一个疗程，蒋病况大为好转。一天上午，蒋用方言对黄说：“黄医官，依弗同我讲言话，晓得地个宁蛮好白相。今朝请依吃饭，到‘楼外楼’去吃糖醋里脊好哇啦？”中午之前，励志社头目黄仁霖把所有医生都招至楼外楼，蒋本人也乘车前往。医生们原以为主人请客自然是主客同席，哪知蒋的侍卫人员早已给蒋另定专室，医生们则单在一起聚餐。
抗战胜利后，戴笠到北平，在伪宪兵司令黄南鹏家大宴华北群奸。饭后，他宣布依据中央命令，将席上汉奸悉数逮捕。
1933年夏的某日，陈彬和在新亚饭店请客，招待德国女作家柯贝尔。胡风应邀赴宴，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进有冷气的房间。”
1938年春天，郭沫若到长沙访田汉，田请郭吃饭，有数人作陪。郭沫若喝高了，醉中一时诗兴书兴并发，索笔狂草，题诗一首。跑堂的在一边叹道：“这位先生是谁？写诗不用打稿子，拿起笔来龙飞凤舞，就跟我们扫地一样。”
战后，作家李健吾受郑振铎委托在上海办《文艺复兴》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