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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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郁达夫从杭州北上避暑，在北平逗留月余。8月25日日记记：“昨晚为中元节，北海放荷花灯，盛极，人也挤得很。晚饭后回来，路上月明如昼，不意大雨之后，却有此良宵矣。”
钱穆有野趣之好。在西南联大时，他平时住在昆明郊外僻静的县里，除到昆明授课外，便是独居著书，用一年时间写了洋洋50万言的《国史大纲》。陈寅恪曾来这里一游，笑道：“在此写作真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钱穆后转投成都的齐鲁大学，同样选择城外三十余里的一座孤宅。他函告学生：“乡居最惬吾意。”
钱穆与钱锺书家有旧。杨绛和钱锺书订婚后，1933年秋天从无锡北上清华读书，钱穆则在燕京大学教书，钱锺书的父亲便把杨绛介绍给钱穆同行，以便有个照应。两人一路无话，杨绛回忆说：“我们买的是三等坐席，对坐车上，彼此还陌生，至多他问我答，而且大家感到疲惫，没有什么谈兴。”车过蚌埠后，窗外一片荒凉，“没有山，没有水，没有树，没有庄稼，没有房屋，只是绵延起伏的大土墩子。”杨绛叹气说：“这段路最乏味了。”钱穆却说：“此古战场也。”钱穆告诉杨绛，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杨绛说：“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而起了吊古之情，直到‘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在望，才离开这片辽阔的古战场。”
汪曾祺在高邮县城读初中时，护城河沿河栽有一排很大的柳树。汪曾祺说：“柳树远看如烟，有风则起伏如浪。我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烟柳’、‘柳浪’，感受到中国语言之美。可以这样说：这排柳树教会我怎样使用语言。”
1948年夏天到1949年夏天，汪曾祺在北平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工作了一年。他后来回忆：“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我就到屋里看书。我住的宿舍在右掖门旁边，据说原是锦衣卫——就是执行廷杖的特务值宿的房子。四外无声，异常安静。我有时走出房门，站在午门前的石头坪场上，仰看漫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钱穆是无锡人，他在20岁上下的时候，大约有一年时间，每周都坐船来往于家乡的梅村和荡口两镇。他晚年回忆说：“余坐船头上，读《史记·李斯列传》，上下千古，恍如目前。余之读书，又获深入新境，当自读此篇始。”
曹聚仁20多岁时，在暨南大学教书。学校设在距上海十多公里远的真如镇，那里还是旷野，一派野趣横生的景致。曹聚仁说：“那时的真如，可以说是十足的农村生活，环绕暨南四周围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自己家乡的农村差不多，因为海风大，绝少有楼房。散散落落，有几处园子，连带有几座楼房，那都是上海大户人物的郊外别墅，假日消闲之地，并不出租的。后来，我和张天放师，总算找到了一所靠近杨家桥的楼房一同住下，当我们厌倦于上海尘杂生活的时候，这是很好的新环境。”“住在洋楼里，欣赏农村景物，当然是高雅的，隔篱桃花盛开，一阵风过，送来了菜花香，岂不是羲皇上人？这样的诗意生活，我是领会得的。”
1924年6月，周作人去山东讲学，6月1日车抵济南，他在一封信中说：“十点钟车到济南站后，坐洋车进城，路上看见许多店铺都已关门，一一都上着‘排门’，与浙东相似。我不能算是爱故乡的人，但见了这样的街市，却也觉得很是喜欢。有一年夏天，我从家里往杭州，因为河水干涸，船只能到牛屎浜，在早晨三四点钟的时分坐轿出发，通过萧山县城，那时所见街上的情形，很有点与这回相像……我不能说排门是比玻璃门更好，在实际上玻璃门当然比排门要便利得多。但由我旁观地看去，总觉得旧式的铺门较有趣味。”
黄裳的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他说：“在我的记忆里，天津这个城市是温暖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留恋的地方。”他回忆说：“在梨栈十字路口的转角，有一家天津书局，小小的只有一间门面，但橱窗的布置却很有特色。一个冬天的傍晚，天上飘着雪花了，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我在这橱窗里看到了用棉花铺成的雪地、红丝带捆好的贺年片、小纸房子、‘故宫日历’……错落地安排在‘雪地’上，还有几本新书。行人匆匆地从背后走过，没有谁停下来欣赏这美丽的雪景。我想，这大概就是给我带来温暖回忆的一个特定场景。”
抗战期间，黄裳到重庆读大学，曾在长江上游的小镇上住过一段时间。他后来回忆：“乡居寂寞得很。当时是初春，常常和朋友到江边渡口的小竹棚里，喝着用小玻璃瓶装的橘精酒，吃豆腐干，喝苦苦的沱茶。看看鼓吹过江的上坟船，听听充满了寂寞哀愁的船夫的歌声，同时心里也总想着忘不了的一些人和事。”
王维诗云：“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钱穆说：“诵中国诗此十字，亦如读西方一部哲学书。”他解释说：“枯坐荒山草庐中，雨中果落，灯下虫鸣，声声入耳，乃使我心与天地大生命融凝合一……又兼及自然科学，生物学。着语不多，而会心自在深微处。此为音乐人生与数理人生、物质人生之境界不同，亦即双方文化不同之所在也。”他还由此联想到自己的一段切身感受以为呼应：“余在对日抗战中，曾返苏州，侍奉老母，居耦园中。有一小楼，两面环河，名听栌楼。一人独卧其中，枕上梦中，听河中栌声，亦与听雨中山果灯下草虫情致无殊。乃知人生中有一音的世界，超乎物的世界之上，而别有其一境。”
18．识见
诗人朱湘15岁考入清华，后因抵制学生早餐时的点名制度，记满三个大过而被学校开除。他在写给低两级的同学罗念生的信中说：“你问我为何要离开清华，我可以简单回答一句，清华的生活是非人的，人生是奋斗，而清华只是钻分数，人生是变换，而清华只有单调，人生是热辣辣的，而清华是隔靴搔痒。我投身社会之后，怪现象虽然目击耳闻了许多，但这些正是真的人生。至于清华中最高尚的生活，都逃不出一个假，矫柔。”后来他还当面告诉罗念生，他恨死了清华，他若是有仇人，一定劝他送儿子入清华，这样才害得死人。
朱湘从不看电影，认为那不是艺术。
上世纪20年代，丁西林对梁实秋说，他理想的家庭具备五个条件：一是糊涂的老爷，二是能干的太太，三是干净的孩子，四是和气的佣人，五是二十四小时的热水供应。
丰子恺说：“趣味，在我是生活上一种重要的养料，其重要几近于面包。别人都在为了获得面包而牺牲趣味，或者为了堆积法币而抑制趣味。我现在有幸而没有走上这两种行径，还可省下半只面包来换得一点趣味。”
学者钱穆认为，快节奏、功利化的生活，不是一种高级活法。上世纪40年代，他曾说：“从鸦片战争五口通商直到今天，全国农村逐步破产，闲散生活再也维持不下来了，再不能不向功利上认真，中国人正在开始正式学忙迫，学紧张，学崇拜功利，然而忙迫紧张又哪里是生活的正轨呢。功利也并非人生之终极理想，到底值不得崇拜，而且中国人在以往长时期的闲散生活中，实在亦有许多宝贵而可爱的经验，还常使我们回忆与流连。这正是中国人，尤其是懂得生活趣味的中国人今天的大苦处。”
钱穆理想的生活环境是什么呢？他说：“人类断不能没有文化，没有都市，没有大群集合的种种活动。但人类更不能没有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自然、乡村、孤独与安定。人类最理想的生命，是从大自然中创造文化，从乡村里建设都市，从孤独中集成大群，从安定中寻出活动。若在已成熟的文化，已繁华的都市，已热闹的大群，已定形的活动中讨生活，那只是挣扎。觅享用，那只是堕退。问前途，也恐只有毁灭。想补救，只有重返自然，再回到乡村，在孤独的安定中另求生机，重谋出路。”
钱穆还说：“一切物质生活全没多大深度，因此影响于全部人生的，也并不深刻。乘飞机，凌空而去，只是快了些，并不见得坐飞机的人，在其内心深处，便会发出多大变化来……若使其人终身囿于物质生活中，没有启示透发其爱美的求知的内心深处。一种无底止的向前追求，则实是人生一最大缺陷而无可补偿。人生只有在心灵中进展，绝不仅在物质上涂饰。”
闻一多任青岛大学教授时，曾在一封信里说：“我们这青岛，凡属于自然的都好，属于人事的种种趣味，缺憾太多。”
丰子恺喜欢到一些没名的、游人多不会光顾的去处赏景。他说：“我把三潭印月、岳庙等大名鼎鼎的地方让给别人游。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是范蠡致富的秘诀，移用在欣赏上，也大得其宜。”
钱锺书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朴素的人生观。”
林语堂在评价明代李笠翁所提出居室的“自在”和“独立性”这两大要素时，认为“自在”比“独立性”重要。他说：“因为一个人不论他有怎样宽大华丽的房屋，里边总有一间他所最喜爱，实在常处的房间，而且必是一间小而朴素，不甚整齐，和暖的房间。”他尤其欣赏李笠翁的这样一段见解：“凡人止好富丽者，非好富丽；因其不能创异标新，舍富丽无所见长，只得以此塞责。”
1924年5月31日，周作人在津浦铁路的火车上致信孙伏园说：“我并不是不要吃大菜的，但虽然要吃，若在强迫的非吃不可的时候，也会令人不高兴起来。”
1924年，周作人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婚后，张幼仪的哥哥张君劢反对妹妹再嫁，说：“女人只能出嫁一次，否则中国的风俗都没有意义了。”
上世纪40年代，学者金性尧的一个朋友想把杭州一所三上三下的旧式住宅卖掉，在西湖边另建别墅。金不赞成长居湖滨，这涉及他的一套对生活的理解：“我们对于一切美的欣赏，应该保持一点心理距离；如果一天到晚的对着湖光山色，则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们深切的依恋，深切的低徊，反而会感到厌倦。最好，与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遥，偶然的于一个月中，来此盘桓徜徉，方能于精神上、于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轻松的调剂，然后又依依的跟它叩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正如天天读李杜的诗篇，也会逐渐生厌，所谓忙里偷闲，方是真正的领略悠闲之趣。否则，便流于无聊和扯淡，变成‘几乎无事的悲剧’了。少时读宋人诗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至今犹觉绿叶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这样的半日之闲，才抵得上十载劳顿。”
赵景深说：“钱歌川是有生活情趣的，他不把生活过得公式化。”
钱锺书说：“心直口快的劝告，假使出诸美丽的异性朋友，如闻裂帛，如看快刀切菜，当然乐于听受。不过，照我所知，美丽的女郎，中外一例，说话无不打着圈儿拐了弯的；只有身段缺乏曲线的娘儿们儿，说话也笔直到底。”“无友一身轻，威斯娄的得意语，只算替我说的。”
梁思成说：“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休息，以及烹饪、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这一切表现的总表现曾是我们的建筑。”
谢六逸写信给友人：“聪明人不愿结婚，甚至不必有个家。”谢本人不仅结了婚，而且有一群孩子，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美满的家。
吴宓说：“除了学术与爱情，其他问题一概免谈。”
梁漱溟曾谈及择偶标准：“在年龄上，在容貌上，在家世上，在学识上，我全不计较，但愿得一宽和仁厚的人。不过，单是宽仁而缺乏超俗的意趣，似乎亦难与我为偶；有超俗的意趣，而魄力不足以副，这种人是不免要自苦的；所以宽仁超俗而有魄力者，是我所求。这自然不容易得，如果有天资大略近乎这样的，就是不识字亦没关系。”
梁实秋说：“齐（如山）先生心胸开朗，了无执著，所以他能享受生活，把生活当作艺术来享受，所以他风神潇洒，望之如闲云野鹤。他并不是穷奢极侈地去享受耳目生色之娱，他是随遇而安的欣赏社会人生之形形色色。他有闲情逸致去研讨‘三百六十行’，他不吝与贩夫走卒为伍，他肯尝试各样各种的地方小吃。有一次他请我们几个人吃‘豆腐脑’，在北平崇文门外有一家专卖豆腐脑的店铺，我这北平土著都不知道有这等的一个地方。”
杨振声说：“字画只求其好，何必名家？”
有人曾向鲁迅提起，欧阳予倩、田汉等人想以改良京剧来宣传救国思想，鲁迅笑道：“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张爱玲着装分不出前卫还是落伍。一次她去印刷所看书稿的校样，在与女工聊天时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女工问：“穿祖母的衣服，不是和穿寿衣一样了吗？”张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1936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作家吴朗西去永安公司附近赴宴。下了电车后，他先去一家彩票店买航空公司奖券撞撞运气。此时，有人过来拍他的肩膀，吴回头一看，是鲁迅，他一时紧张，说不出别的话来，便问鲁迅：“先生，您买不买奖券？”鲁迅笑答：“我从来不买发财票。”
鲁迅说：“诚然，用经济学的眼光看起来，在现制度下，‘闲暇’恐怕也确是一种富。”
邵洵美认为：赌博富于诗意。
金岳霖说：“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
金岳霖说：“30年代相当早的时候，唐擎黄先生同我从晚八点开始讨论‘雅’这一概念，一直讨论到午夜两点钟以后，我们得出的结论只是这东西不能求，雅是愈求愈求不到的东西。”
徐悲鸿和蒋碧微去法国前逗留北京期间，徐每天四处交际，蒋则枯守家门，她说：“往后几十年里，虽然经常听朋友在说北平住家怎么理想，可是我就从来不曾想过要到北平去住。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那北平一年的生活，只有苦闷和贫穷。”
林语堂说：“欲探测一个中国人的脾气，其最容易的方法，莫过于问他喜欢林黛玉还是薛宝钗。假如他喜欢黛玉，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假如他赞成宝钗，那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有的喜欢晴雯，那他也许是未来的大作家；有的喜欢史湘云，他应该同样爱好李白的诗。”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执教，他对厦门有如此印象：“此地初见虽然像有趣，而其实却很单调，永是这样的山，这样的海。便是天气，也永是这样暖和，树和花草，也永是这样开着，绿着。”鲁迅还说过：“我不爱江南。秀气是秀气的，但小气。听到苏州话，就令人肉麻。此种语言，将来必须下令禁止。”
梁实秋说：“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个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
徐志摩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1935年10月29日，鲁迅致信曹聚仁：“今天却看先生之作，以大家之注意于胡蝶之结婚为不然，其实这是不可省的，倘无蝴蝶之类在表面飞舞，小报也办不下去。”
鲁迅说：“自己一面点电灯，坐火车，吃西餐，一面却骂科学，讲国粹，确是所谓‘士大夫’的坏处。印度的甘地，是反英的，他不但不用英国货，连生起病来，也不用英国药，这才是‘言行一致’。但中国的读书人，却往往只讲空话，以自示其不凡了。”
1936年4月，鲁迅致信颜黎民：“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是走开十年了，也想去看看。”
张竞生说：“新男性应该具有硕大的鼻子，浓密的胡须，宽阔的肩膀，强健的肌肉；新女性则应该具有高耸的鼻梁，红润的脸颊，丰满的乳房，肥胖的臀部，粗壮的大腿以及发达的性器官——所有这些都是性交过程中性趣冲动达到最高潮的产物。”
周作人说：“在中国我觉得还是北京最为愉快。”
郁达夫说：“女人终究是下等动物，她们只晓得要金钱，要虚空的荣誉，我以后想和异性断绝交际了。”
胡适在课堂上曾给“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这句格言加了一条：“时髦不能跟。”
林语堂曾用第三人称自述生活方式：“他主张优游岁月，却认为全中国除了蒋先生和蒋夫人，就数他最劳碌，他硬是静不下来，火车老不进站，他一定在站里站外逛来逛去，到商店巡察各种糖果和杂志。宁可走三层楼梯，不愿意等电梯。洗碟子速度很快，却老是打破一两个。他说爱迪生可以24小时不睡觉，不足为奇，端赖你工作专心与否。‘一位美国议员演讲五分钟，爱迪生就会睡觉，我也和他差不多。’”
林语堂说：“我想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切不可像一间和尚的斋堂，或如府第中之客室。天罗板下，最好挂一盏佛庙的长明灯，入其室，稍有油烟气味。此外又有烟味、书味及各种不甚了了的气味……”“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在热度9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