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趟民国:1912-1949年间的私人生活-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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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撞皇敲颗傻嗖簧跏摈值某す樱傲剿平诺木尚印>蛹沂保乙芩姹阆猩⒌淖杂伞谌榷95以上的热天,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臂膀,穿一短背心了事。我要我的佣人随意自然,如我随意自然一样。我冬天要一个暖炉,夏天要一个热水浴房。”“我要几位知心朋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谈话起来,无拘无碍,柏拉图与《品花宝鉴》念得一样烂熟。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的人,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也许相反。”
潘光旦说:“我近年来有一个主张,就是觉得大小家庭都不好,最合理的是不大不小的家庭,剔除了大小家庭的缺点。这种不大不小的家庭,是由老壮少三辈组织成的,老人有丰富的经验,壮的有力气做事,少的有理想同朝气,使着家庭的福利能够进步。这样的家庭,可以利用各人的特点,向外发展,对于国家同社会,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有益处的。”
潘光旦主张女人40岁之前最好在家带孩子,教育子女,等孩子成长起来,母亲再参加社会工作。但这个观点遭到清华女学生几乎一致的激烈反对。
蒋介石说:“夫妻谐和为人生唯一之乐事也。”
1925年春,孙中山病重入协和医院,西医已无办法。这时张静江、胡适等人向孙中山推荐中医。孙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鲁迅说:“人到无聊,便比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
1920年,吴宓与陈寅恪在纽约碰面,当时,两人还是30岁上下的青年,难免谈及爱情与婚姻。吴宓日记记下了陈寅恪的几段论道,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也。(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又如:“陈君寅恪云:‘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又云:‘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南开校长张伯苓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以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整鞋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舒服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
梁实秋说:“清茶最为风雅。”他就这个结论所举的例子是:“抗战前造访知堂老人于苦茶庵,主客相对总是有清茶一盂,淡淡的、涩涩的、绿绿的。”
汤定之不喜欢荤素搭配的炒菜,说:“荤的就是荤的,素的就是素的,何必弄得不荤不素呢!”
丰子恺将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艺术生活,三是灵魂生活。弘一法师的出家,即是不满足于艺术生活,登上三楼,一探宇宙之真相,人类之究竟。
梁漱溟说:“我总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我的生活就是如此。比如,我喝白水,不大喝茶。我觉得茶,它有点兴奋性。我都不要喝茶;白开水好。我吃饮食,要吃清淡的,一切肉类,人家认为好吃的东西我都不要吃,并且我吃得还很少。”
黄裳说:“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总得有点好玩的事做做才会觉得生活有滋味。”
林语堂说:“人生在世,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吴昌硕说:“吃东西用筷子,何等文雅,西菜动用刀叉,尚具原始习性,是野蛮习惯,不足取法的。”
画家程瑶笙不缺钱,而自奉甚俭。他不抽烟,不喝酒,食无鱼,出无车,寓中的家具多为从旧货店廉价买来的,一个长几还缺条腿,用煤油箱垫着。但他以济人为乐,曾说:“我得天独厚,福当和人共享。”
吴湖帆对陈巨来说:“凡遇不相识的人,要绝对让人看不出你是个印人,我是个画家。假使叶恭绰对任何人都大谈其铁路建设,梅兰芳对任何人大谈其西皮二黄,岂不自形浅薄?”
钱锺书说:“‘永远快乐’这句话,不但渺茫得不能实现,并且荒谬得不能成立。快过的快不会永久;我们说永远快乐,正好像说四方的圆形,静止的动作同样地自相矛盾。”“快乐在人生里,好比引诱小孩吃药的方糖,更像跑狗场里引诱狗赛跑的电兔子。几分钟或者几天的快乐赚我们活了一世,忍受着许多痛苦。我们希望它来,希望它留,希望它再来——这三句话概括了整个人类努力的历史。”
周作人很反感用笼子养鸟,他说:“如要鉴赏,在它自由飞鸣的时候,可以尽量的看或听,何必关在笼里,擎着走呢?我以为这同喜欢缠足一样的是痛苦的赏玩,是一种变态的残忍的心理。”
1924年12月7日,周作人致信学者江绍源:“我的意思,衣服之用是蔽体即以彰身的,所以美与实用一样的要注意。有些地方露了,有些地方藏了,都是以彰身体之美,若是或藏或露,反而损美的,便无足取了。裙下无论露出一只脚两只脚,总是没有什么好看,自然应在纠正之列。”
黄裳年轻时好酒,他是记者,常喝得晃晃悠悠地去上夜班,照写评论不误。他说:“喝酒的回忆都是很愉快的。正是因为‘少年不识愁滋味’,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酒是可以解忧的。”
林徽因说:“颐和园的山太俗气了,颐和园的精华在后山。”
辜鸿铭主张纳妾,他的理由是《字说》中云,“妾”为“立女”,供男子疲倦时靠一靠。有外国女士与之争辩,说未尝不可以反过来,女子累了,用男的做手靠,因而也可以一妻多夫。辜鸿铭反驳的理由是:一个茶壶可以配四个茶杯,没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
吴佩孚一生,在生活上奉行“三不”主义,即不出洋,不住租界,不娶妾。
1925年,李金发由郑振铎介绍加入文学研究会,成为该会的第149个成员。这个文学青年一旦进了文学的圈子,接触到一帮所谓声名赫赫的人物后,才发觉他们“其实都是亭子间绞脑汁的可怜寒士,若能在中学做一国文教员,或与书局有关系,做一位编辑,便沾沾自喜,终身有托。文人无出路就是如此情形。”李金发最终放弃了他曾经梦想的文学之路。
曹聚仁一生,集学者、作家、报人等于一身,交游极广,可以说文章和朋友都遍天下。他曾在文章中说:“说到朋友之间的相处,我该提一提柏斯格(法国17世纪思想家,即帕斯卡)的话:‘没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说我们的话,和在我们背后说的会相同的;人与人间的相爱,只建筑在相互欺骗上面;假使每个人知道了朋友在他背后所说的话,便不会有多少友谊能够保持不破裂的了。’朋友相处,也和冬天的刺猬一般,离开得远了,彼此感不到温暖;相处太迫近了,彼此的针又会刺痛了彼此的肉了,只能相互保持若干距离,以彼此能感到温暖而又不至相互刺痛为度。”
朱自清祖籍浙江绍兴,在扬州长大,他说:“许多人想到扬州是出女人的地方。但是我长到这么大,从来不曾在街上见过一个出色的女人,也许那时女人还少出街吧!不过从前所谓‘出女人’,实在指姨太太与妓女而言,那个‘出’字就和出羊毛、出苹果的‘出’字一样。《陶庵梦记》中有‘扬州瘦马’一节就记的这类事,但我已毫无所知了。另有许多人想,扬州是吃得好的地方。这个保你没错儿。北京人寻常提到江苏菜,总想着是甜甜的腻腻的。现在有了淮扬菜,才知道江苏也有不甜的;但还以为油重和清淡的山东菜不同。其实真正油重的是镇江菜;扬州菜若是让盐商家的厨子做起来,虽不到山东菜的清淡,却也滋润、利落,绝不腻嘴腻舌。不但味道鲜美,颜色也清丽悦目。”
田汉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田汉的伴侣安娥的爱情观也与此吻合,她认为,在相爱的男女之间应该“争爱情不争躯壳”,“重内容不重形式”。安蛾说:“女人为什么非看重结婚这个形式?假如男女的结合是基于爱情的话,同居也好,结婚也好,有什么关系呢?企图用结婚这一形式作为爱情的保障,那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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