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叹息-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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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赔款
传说谈判中东洋人要求清政府赔偿三万万两白银，但李鸿章挨了一颗子弹以后，东洋人当即减少一万万两赔款，此说并不属实。历史上李鸿章是在第三轮谈判后遇刺的，当时日方根本没有要求清朝赔款三万万两。1895年4月1日第四轮谈判时，东洋人才亮出了三万万两白银的赔款。4月3日，陆奥宗光在致东洋人驻各国使节的电报中明确说：“作为获得伟大胜利之结果，我方要求之条件决非过高，而提出较次更少之要求，东洋人国民终究不能满意”，要求他们对列强“相机为我方要求条件进行辩护”。由此可见，东洋人起初是咬定三万万两的赔款条件的。到了4月9日，中方向日方提交了赔款改为一万万两的修正案，与此同时东洋人人在破译李鸿章电报时看到“倘彼犹不足意，始终坚执……只有罢议而归”一句时感到恐慌，因为东洋人最害怕的状况就是李鸿章停止谈判归国，引发列强干涉，于是伊藤博文等决定作出让步，明治天皇也说，万一谈判破裂，即便东洋鬼子打到北京，也“难免要受外国的干涉，最后割据的领土也将成为泡影”，遂同意让步方案。4月10日第五轮谈判，东洋人出示的最终修正案中将赔款折中为二万万两白银，此后不再更改。从东洋人减少赔款的过程可以看出，其关键因素是对欧每列强的忌惮，而并非小山丰太郎行刺后为抚慰李鸿章所致的。小山丰太郎行刺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洋人同意无条件停战，最多只能看作是减少赔款的间接因素。李鸿章在奏折中则将东洋人让步归结为自己“力与坚持，多方开导”的结果，虽不无自夸之嫌，但也没提及他是被东洋人人枪击后才减少了一万万两赔款的。
不履日地
李鸿章在《马关条约》谈判时费尽心力，伊藤博文则态度强硬，极尽羞辱之能事。在条约缔结前最后一次谈判时，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没有想到阁下是如此严酷执拗之人！”随后愤然离去。李鸿章登船回国，发誓终生不再踏上东洋人土地。一年后李鸿章访问每国时途经东洋人，果然因“衔马关议约之恨，誓终身不复履日地，从人敦劝万端，终不许”，终于没在东洋人上岸。
弃台传闻
传说李鸿章曾向慈禧太后或光绪皇帝进言“台湾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割让出去并不可惜”，这句话被广为引用。然而也有相关研究及评论者指出，根据所有可见史料档案，未能发现李鸿章发表这段评语的记录。相反，李鸿章在与当时东洋人首相伊藤博文进行《马关条约》的谈判时曾声明“台湾土地肥沃、物产饶多，民亦服王化，设官署，置吏员，纯然如本土”、“拟请所让之地，如果勒令清政府照办，两国子子孙孙永成仇敌，传至无穷矣”、“台湾已立一行省，不能送给他国”，等等。
☆、第三十一章 六个小人物
第三十一章 六个小人物
甲午战争失败，威海湾失守，潮 战场失利，清政府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
甲午战争的惨败更加速了清政府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清政府人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清政府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 这在客观上促使清政府城乡的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清政府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因为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商洋厂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清政府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清政府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变法奠定了阶级基础。
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清政府人开始思考要通过何种道路来挽救清政府的问题。林则徐、魏源等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但是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付诸行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洋务运动，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清政府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却表明靠洋务运动并不能救清政府。
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中的很多人亲身参加了洋务运动的实践。经历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清政府真正要学习的是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了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只进行一 些理论上的宣传，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局限性。尽管如此，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梁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清政府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来宣传变法。他之所以要借用孔子的名义来宣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的思想在当时极具震撼力， 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仍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顽固势力的妥协。
将维新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严复认为要挽救清政府，必须维新，要维新，必须大侣“西学”。他通过发表文章和翻译西方着作，无情抨击了封建顽固思想，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维新主张。严复虽然没有参加维新运动的实践，但是他对西学的介绍和宣传却对近代早期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也为酝酿中的戊戌变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
三个“要不要”的论战，即要不要实行维新变法，要不要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要不要改革封建的教育制度。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必然会遭到保守思想的反对，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不可避免。这是一场维新与守旧、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是清政府的资本主义思想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维新派利用这次机会使自己的思想广泛传播开来，清政府的知识分子进一步开阔了眼界，解放了思想，更多的人倒向了维新阵营。
康有为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祖父康赞修是道光年间的举人，父亲康达初做过江西补用知县。康有为自幼学习儒家思想，1879年开始接触西方文化。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没有考取。南归时途经上海，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吸取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维新变法的思想体系。
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借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受阻未上达。
1891年后，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
1895年，他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签订，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又未上达。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了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在北京组织强学会。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着《东洋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4月，他和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号召救国图强。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筹备变法事宜。
梁启超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其父以塾师为生。梁启超自幼在家接受启蒙教育。11岁至广州应学院试，中秀才。后在“学海堂”就读，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17岁中举人。18岁购得《瀛环志略》，从此开始接触西学。不久，以弟子礼拜见康有为，并于1891年受业于万木草堂，其“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1895年，中日甲午战败，遂随其师康有为并各省1300名举人联名上书，此即着名的清末“公车上书”。从此开始了他鼓吹变法，高倡改革的政治活动。
1896年，任上海《时务报》主笔，发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等，为传播变法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成为当时知名的风云人物。
1897年11月，赴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教学中积极宣传变法思想，培养出蔡松坡等高材生。
1898年，入京协助康有为等促成“百日维新”。其间，梁启超活跃非凡，为变法事业鞠躬尽瘁，显示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东洋等地，耳闻目睹西方之学，思想又有新变。在东洋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鼓吹变法维新。
从1901年至1903年短短的三年间，撰写了近百篇文章，广泛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其人物涉及霍布士、斯宾诺莎、卢梭、培根、笛卡儿、达尔文、孟德斯鸠、康德等、其领域遍及历史地理、教育、政治，名人等各个方面，对当时的清政府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被誉为“舆论界骄子”。
1905年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继续发展，但梁启超对清廷心存幻想，思想逐渐落后于时代，成为保皇立宪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
袁世凯在1896年4月受到监察御史胡景桂的弹劾，指他在小站练兵时犯下“嗜杀擅权”、“克扣军饷”，“诛戮无辜”等多条罪状，荣禄当时视察新军，为新军军容所动，力保袁世凯，袁世凯才得以留任。1898年9月20日袁世凯抵达天津，1898年9月21日晚袁世凯听到杨崇伊从北京带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帝失去朝廷政权并遭软禁！
1895年4月，东洋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的组织发动下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因顽固派的阻挠没有送到光绪帝的手中，史称“公车上书”。公车上书失败后，维新派积极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着书立说，介绍外国变法经验教训，在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学会、学堂，为变法制造舆论，培养人才。维新变法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
1895年8月十七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鼓吹变法；组织强学会。
1896年8月，为了宣传变法而制造舆论中心，《时务报》在上海创刊。
1897年冬，严复在天津主编《国闻报》，成为与《时务报》齐名的在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阵地。
1898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在湖南成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在康、梁等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逐渐形成。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变法自强为宗旨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17所，出版报刊19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和报馆达300多个。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引发了列强瓜分清政府的狂潮。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指出形势迫在眉睫，如果再不变法，不但国亡民危，就是皇帝想做老百姓都要做不成了。后来，光绪帝接见康有为，表示不做“亡国之君”，让康有为全面筹划变法。
1898年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4月，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4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发起成立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变法正式开始。变法期间，光绪帝先后发布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
1898年6月16日，慈禧太后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
变法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变法运动的开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匡、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
1898年7月30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它？”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
1898年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东洋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1898年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遂向太后哭诉。
1898年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与刘光第、杨锐、林旭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1898年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1898年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北京。前东洋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1898年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1898年9月17日，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萌。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1898年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1898年9月19日，慈禧回宫。
1898年9月20日，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东洋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变法”失败。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
1898年9月24日，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第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罢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全部都被废止。
戊戌变法的内容包括，（1）开放言路。光绪皇帝下诏，允许报纸“指陈利弊”，“中外时事，均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又下诏，凡院、部司员欲条陈意见，可以上书，通过本衙门的“堂官”（首长）代传。普通百姓可以到都察院呈递；（2）精减机构。撤销詹事府（主管皇后、太子家事）、通政司（主管内外章奏）等六个衙门，各省也要做相应精减；（3）任用新人。维新派杨锐、刘光第、谭嗣同都被光绪任命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秘书），参与新政。
（4）仿效康熙、乾隆时的旧制，在紫禁城内开“懋勤殿”，使之实际上成为皇帝与维新派讨论制度改革的机构（未能实行）。
经济建设
康有为强调清政府必须以工商立国，才能富国养民；另因为官办企业多弊病，故也着重鼓励民办企业、设铁铁路矿务总局
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并在各省设分局、广泛开设农会，刊印农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