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配角演义-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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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夜，张绣军放过了最大的目标曹操，却杀死了没有抵抗能力的曹昂，仿佛他们不是张绣和贾诩的部署，而是严格按照卞夫人的利益图纸来行动。
尽管根据破案逻辑，最大受益人不等于是凶手，可这一次，实在是有些太过严丝合缝了，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人为操作的痕迹。
夺嗣，本来就是历史中最为丑恶的事情之一。在权力面前，亲情道德什么的全都要退居二线。即使用最大的恶意去猜测，有时候都无法触及它的极限。
当我再一次在史料中翻检的时候，猛然发现，宛城之战的结局，远远要比想象中更符合卞夫人的利益。这片笼罩在宛城上空的黑幕，陡然被扯开大大的一片。
曹丕在《典论》里曾经自叙平生，他写道：“建安初，上南征荆州，至宛，张绣降。旬日而反，亡兄孝廉子修、从兄安民遇害。时余年十岁，乘马得脱。”
原来当时在宛城的，不只有曹昂、曹安民和典韦，还有日后的魏文帝曹丕！
他当时只有十岁，也跟随父亲来到了宛城。袭营事件发生以后，曹丕骑马独自跑掉了。看看，年仅十岁的曹丕逃过了贾诩的精密围杀，逃过了西凉骑兵凶悍的追击，不但活了下来，而且完好无损——这已经不能用奇迹来解释了。
我们看到，贾诩安排的这一次袭营，实在是一次无比精确的打击：杀死了世子曹昂，卞夫人的丈夫曹操乘马得脱，卞夫人的长子曹丕乘马得脱。不仅完美地干掉了卞夫人希望消失的人，而且放跑了所有卞夫人希望活下来的人。
这一切，就像是卞夫人与贾诩早就商量好的一场戏，每一个转折，每一个人物的结局，都被脚本早早安排妥当。卞夫人和贾诩，这两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人物，却在宛城联手上演了一出精彩的阴谋大戏。
也许有人会问，卞夫人在这里获得了足够的利益，她有动机；可是贾诩呢？他做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他辅佐的张绣能从这次叛变中得到什么好处？
答案是，张绣得不到任何好处，他只是贾诩手里一枚可悲的棋子。而贾诩，在这次策谋中可是收获多多。
纵观贾诩的一生，我们会发现，这个人虽然智谋无双，但却是一个极端的利己主义者。他的所有行动，都是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的。
当初董卓身死之后，西凉将领们要撤回关西。贾诩意识到，自己没有兵权，一旦王允反攻倒算，他没有反抗能力。于是贾诩给西凉诸将献了毒计，怂恿他们一起反抗杀回长安。
在长安城里，他意识到李傕、郭汜的胡作非为早晚要完蛋，便有意识地给汉臣们施舍些小恩小惠，赚取声望，然后抽身离开，投奔段煨。
当他意识到段煨要威胁到自己生存的时候，又一次毫不犹豫地离开，找到了张绣。张绣对于贾诩来说，是一个很理想的主公：战力很强大，但没什么脑子，对贾诩言听计从，容易控制。
仔细分析就能发现，贾诩对张绣的每一步安排，都是处心积虑、精心计算的。贾诩在张绣帐下，一共为他做了三次至关重要的决策。
第一次决策是淯水降曹。这一次投降，是贾诩施展他惊人谋略的前奏，目的只是为了把曹操骗来宛城。
接下来，便是贾诩怂恿张绣在宛城叛曹。这一次叛变的结果对张绣来说一点好处也没有，只是平白惹起来曹操滔天的仇恨。
对于贾诩呢？他在策划时故意放走曹操、曹丕，杀死曹昂，对卞夫人施了一个巨大的人情。这份人情既是恩情，也是要挟，为贾诩日后在曹氏的生活埋下了一个伏笔。换言之，贾诩通过这两次反叛，拿张绣的政治生命换来了给自己的一份偌大的好处。
第二次决策，是在袁、曹交战的时候。当时大家都认为该去投靠势力强大的袁绍，唯独贾诩力排众议，说服张绣第二次投降了已成死敌的曹操。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张绣与曹操有杀子之仇，曹操一定不会原谅，可贾诩偏偏算准曹操在大战之际，一定会优待张绣，以示容人之量。等到袁绍失败以后，大家都称赞贾诩有远见，预见到了袁绍的败亡，为主公张绣找了一条好出路。
这个决策被视为贾诩最精彩的谋略之一，一直到现在还被人拿来证明贾诩的英明。
可我们仔细想想，这个决策里，真正得利的是谁呢？
绝不是张绣。
张绣杀了曹昂，与曹操已是死仇。即便大战在际，曹操不敢对他动手，也早晚会用其他手段把这股怨气发泄出来。后来的历史证明，曹昂始终是曹操的一个心结，所以他才暗中授意曹丕，终于逼死了张绣。假如张绣去投奔袁绍，或许无法改变官渡之战袁绍失败的命运，但至少要比在曹操麾下要安全多了。
深谙人性的贾诩，对这一点不会毫无觉察，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说服张绣去投降曹操。
当张绣宣布投降以后，曹操高兴地握着贾诩的手说：“让我信重于天下的人，是你啊。”听到没有，曹操用的是第三人称单数，单指贾诩，没有张绣。
张绣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错投了主公，埋下了杀身之祸，所换来的，不过是贾诩一个人的名声大噪。
更绝的是，没有人会因此指责贾诩，因为张绣确确实实地得到了曹操的礼遇，大家只会赞美贾诩的先见之明。至于张绣投靠曹操以后会发生什么，那就不是贾诩的责任了。
获取了最大利益，规避了最多风险，还叫任何人都挑不出错。贾诩的手法之绝，令人叹为观止。
可见贾诩当初投靠张绣，只是利用这个单纯的青年来提升自己的价值，然后待价而沽，踩着张绣的肩膀攀爬上更高、更安全的位子。他为张绣打造的每一步规划，最终都是为了自己。张绣就如同是一株乔木，被贾诩这根藤蔓死死缠住，表面上两者共生，实际上却是藤蔓吸干乔木的最后一滴汁液。
我甚至有一个极端的猜想。说不定整个宛城之战，都是贾诩的一手策划。他拟定好计划，主动暗中联络卞夫人，说我会给你和你的孩子带来机会，你也需要在以后的日子里帮助我。卞夫人无法抵挡这种诱惑，与贾诩开始了合作。
相比起张绣的悲惨结局，贾诩在曹营的生活要快乐多了，因为他有一个坚定强大的盟友——卞夫人。卞夫人对贾诩，恐怕是既敬又怕，既对他在宛城的恩情由衷地感激，也对他掌握着自己的秘密而感到恐慌——如果曹操知道曹昂的死与卞夫人息息相关，那么事情将一发不可收拾。
曹操对贾诩的才能十分赞赏，再加上卞夫人一直吹着枕边风，曹操不知不觉地把宛城的仇恨全部转移到了张绣头上。贾诩此后的仕途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成为三国混得最好的几个人之一，与张绣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当曹丕、曹植长大以后，开始为了立嗣而明争暗斗。贾诩作为魏国重臣，选择了支持曹丕。曹丕曾经向贾诩请教过如何当上世子，贾诩面授机宜，给了他不少建议。而当曹操问贾诩究竟该选谁为继承人时，贾诩婉转巧妙地暗示他，应该立曹丕。在贾诩的帮助下，曹丕终于夺取了世子之位。
贾诩为何如此力挺曹丕呢？原因无他，实在是因为曹丕是当年宛城阴谋的参与者——尽管他那年才十岁，未必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参与者就是参与者。
曹植虽也是卞夫人的儿子，可在宛城之战这件事里，他是完全无辜的。如果曹植当了皇帝，宣布彻查宛城事件，那么连曹丕带贾诩都要倒大霉；但如果曹丕当了皇帝，宛城事件便会被彻底掩盖起来，没人会再提起。
曹丕没有辜负贾诩的厚望。当他篡位当了皇帝以后，下令销毁以及修改关于宛城之战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陈寿的《三国志》里，看不到半点贾诩与宛城之战有关联记载的原因。而贾诩则被授予太尉之职，用来酬谢他为自己和自己母亲所做的一切。
贾诩明白自己所隐藏的秘密有多么深重，他对于曹丕不能完全信任，害怕有一天会被皇帝灭口。于是，这位策谋深长的老人老老实实地蛰伏起来，平平安安地渡过余生。史书记载贾诩在魏国的晚年生活是“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完全是夹起尾巴来做人。
天下人都称赞他是懂得韬光养晦的智者，哪里知道这位智者不得已而为之的实情。
可是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宛城之事尽管保密功夫做得极好，曹丕和贾诩都闭口不谈，可还是有丝丝缕缕的猜疑与揣测在隐秘地流传着。我们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尚且可以凭借只言片语推断出事情的真相，当时的人显然更有条件进行推测。
有一本叫做《荀勖别传》的史料，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晋武帝的时候，司徒的位置出现了空缺，就问荀勖什么人可以接任。荀勖回答说：三公是极其尊贵的职位，不可以轻易授予别人，当年魏文帝曹丕授予了贾诩太尉的职位，孙权在江东听到以后，为之嘲笑不已。
天下人都认为贾诩是高人，为何孙权却要嘲笑他呢？莫非是知道贾诩的什么丑事，觉得这种小人不配担任三公？
再联想到南朝宋时的裴松之，恰恰是从吴国的官修史书里找出了贾诩与宛城之战的联系。我猜，大概是宛城之战被当时的人猜出一点端倪，流传到了江东，被孙权听到了一部分真相，特意记录在史书里。
当我们后来之人翻开满是灰尘的木简，这些只言片语就会变成一把古旧的钥匙，引导着我们打开一扇大门，门后则是一个充满阴谋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的建安二年春夜，贾诩就这么矗立在宛城城楼之上，安详地等待着。不知在那个时候，这个宛如恶魔一般的男子会低声呢喃些什么。
《孔雀东南飞》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
我对《孔雀东南飞》的兴趣，最早始于陆侃如先生。他在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考官问他孔雀为何东南飞，陆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楼。”以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有问有答，可谓精妙之极。
《孔雀东南飞》这首长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不过当时只是沉浸在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之中，并未有其他想法。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厌倦了魔兽、看腻了松岛枫，重新从书架上抽出这首长诗，决定陶冶一下情操。
这一次重读，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未曾多加注意的细节：这首诗篇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故事却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建安年间，那正是三国鼎立前最热闹的二十几年，究竟《孔雀》中的人物，是否会与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英雄发生奇妙的交集呢？这让我产生了一些考据的兴趣。
《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雀》）的序里提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可见这个故事发生在庐江，而且能称府的，只能是庐江郡的治所。后汉时期庐江郡的治所在舒城，一直到建安年间，才迁移到了皖城。《孔雀》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皖城。这个后面会有解释。
按照诗里描述的情节，刘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先是县令来向刘家求亲，被拒绝之后，太守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说客，为自己第五个儿子求亲。刘兰芝的哥哥说嫁给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里相比，是“否泰如天地”，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属的诸曹掾史中的一员，职位在功曹、督邮、都尉、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个上计吏，拿的是最低级的工资——佐史奉，一个月八斛。因此他家境比较贫寒，还得让老婆“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每天织布以补贴家用。
这个“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刘兰芝做儿媳妇的太守，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它是《孔雀》一诗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一座重要桥梁。虽然诗里没有明确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选来。
简单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间按照先后顺序担任庐江太守的，有陆康、刘勋、李术（述）、孙河、孙绍、朱光、吕蒙——中间其实还有个雷绪，但他只是盘踞，并没正式获得任命，不算在内。
建安年间的庐江太守演变历程大略如下：
陆康是灵帝时人，约在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为庐江太守，他在兴平三年（公元195年）被袁术派孙策杀死。袁术随即委派麾下大将刘勋继任庐江太守，迁治所于皖城。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刘勋被孙策杀死，孙策派了李术（述）担任庐江太守。建安五年，孙策死后，李术颇有反意，被十八岁的孙权一举击败，随即孙河被擢为庐江太守，但很快这个头衔又让给了孙绍（这个孙绍不是孙策的儿子，而是北海人，后来做了孙权的丞相）。但因为雷绪、梅乾、陈兰等人一直闹事，庐江一直无法安定。
曹操派扬州刺史刘馥单骑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绪等人投降，皖地遂平。随后曹操又派了朱光来做庐江太守，以巩固皖城一线。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攻下庐江，俘虏朱光，吕蒙拜为庐江太守。从此庐江一分为二。吕蒙转任汉昌太守后，吴属庐江太守在孙河、孙皎的督管下空置了一段时间，最后归到了徐盛头上。而魏属庐江太守则是刘馥的儿子刘靖——不过那都是曹丕称帝之后的事情了。
由此可见，娶刘兰芝给自己第五个儿子的太守，应该就是这七人之中的一位。
首先，陆康可以排除。他在改元建安之前就死掉了。
其次徐盛也可以排除，他接任庐江太守的时间太晚，算不上建安年间。
通读《孔雀》一诗可知，故事发生的时候，庐江还是个太平地方，老百姓不为战乱所苦，日子过得尚算温饱，大家吵吵嚷嚷为琐事烦恼。太守尚有闲情逸致给自己第五个儿子娶媳妇，婚礼大操大办，十分隆重。
这样一来，吕蒙、孙河、孙绍三位也被排除了。
吕蒙被拜为庐江太守时，正驻屯浔阳，主要精力放在镇压庐陵山贼。庐陵山贼被平之后，吕蒙紧接着就去攻打长沙、零陵、桂阳，忙得晕头转向，庐江事务恐怕根本顾不上，更别说给自己儿子娶老婆了。
孙河担任庐江太守的时候年方弱冠，别说生不出五个儿子，就是生得出，也没法办婚礼。而且孙河接任庐江太守的背景，很不寻常。当时孙权刚接替孙策，立足未稳，急于立威，所以对当时担任庐江太守的李术下了狠手。过程极其惨烈：“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三国志·吴主传》）先是困城，后是饥荒、屠城，然后又是大迁徙，庐江百姓救死不暇，谁也不会有心情办什么婚礼。
而接任孙河的孙绍，年纪虽然够了，但他面临着南方雷绪等人的叛乱、北方扬州刺史刘馥的制压，焦头烂额，没坚持多长时间就跑了，也没余裕做这件事。
朱光是庐江太守里在位最长的，他于建安中赴任，一直到建安十九年才被孙权俘虏，少说也有十年光景。他会不会就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三国志·吴主传》载：“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权所略，徵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朱光在任期间，为了防范东吴的军事压力，治下居民尽数东迁，整个庐江只留下一个近乎军事要塞的皖城。
曹操拔汉中数万户，让诸葛亮经营几十年都不能彻底恢复。从庐江等地一次迁走十几万户，这等规模，可见对当地经济伤害有多大。
事实上，庐江当时已经变成了曹、孙两方势力此消彼长的边境地带，长年处于兵锋之下。朱光承担着繁重的战备工作，就算想给儿子办婚事，也断不会如诗中所说“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骢马，流苏金镂鞍”这般奢靡。
那么，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刘勋和李术。
也就是说，《孔雀》的故事基本可以认定发生在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之间。
刘勋在任时间是建安元年到四年，而李术在任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到底他们两个，谁才是《孔雀》里的太守呢？
看来我们还是要从诗中去找证据。
焦仲卿回去与母亲诀别的时候，说：“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庭兰就是白玉兰，一般于农历二月中至三月初开花，花期为整个三月，是以又名“望春花”。长江流域的白玉兰花期一般在农历一月。根据竺可桢的观点，汉末正处于中国历史第二个寒冷时期，平均气温比现代要低1到2摄氏度，所以位于江南的庐江，花期也会和现在黄河流域相等同。
因此，从焦仲卿所描述的情景来看，所谓“大风寒”正是一岁之初倒春寒之际，大概就是二三月间。
从诗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守正在高高兴兴筹备着婚礼。《孔雀》诗里说得清楚：“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也就是说，刘兰芝的婚礼，是定在了三十日。结合焦仲卿家的“庭兰”被风霜摧折的情形来看，当为三月三十日。
那一天是太守亲自确定的良辰吉日，焦、刘二人殉情，也是在这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推算一下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较清楚，一查便知：
〖建安元年为丙子年，三月辛辰
二年为丁丑年，三月甲辰
三年为戊寅年，三月丙辰
四年为己卯年，三月壬辰
五年为庚辰年，三月庚辰〗
日子较难推算，因为在灵帝末年，朝廷改用《九章算术》的作者刘洪改进过的四分历。因此我设定了一个基准点。《后汉书·献帝传》载：“（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
同一个月内出现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个日子。辛丑和己巳一头一尾，两者相差二十九天。同传又说“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谒太庙”。以此为参照，可以确定建安元年八月一日为甲子。
接下来就是冗长而单调的推算，从略。总之从建安元年到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里，唯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符合太守所谓“六合相应，良吉三十”的标准，其他几个日子，按照传统命理学说来看，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