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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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
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
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王充的结
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秦始皇并未“坑儒”,
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
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在中
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战。尽管正统
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文化的渗透冲击中,
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
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
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君守节”、
“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治上的被压迫和思
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
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
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
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
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代价冲
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候,我们的帝
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之中。屈原、岳飞、
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家文化
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退敌兵的战
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另一个文化世界,
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
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
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
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
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
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
发厉害,大有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
口“子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
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国,终
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腥屠杀之后,
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往”云云,原来竟是
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
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
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
“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
口号的同时,也以“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付诸了行动……
中华民族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当我们面对兵马俑这扇
2000 多年前的秦帝国向后人开启的窗口,难免要作这样的遐想:假如当时的秦文
化能够征服关东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学说全部更新,中华民族
的进程和历史命运会是何等模样?
难以逾合的裂痕
1988 年12 月22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后,
满怀激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了。在此地
——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伟大的人民致敬!”
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事,同时也
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耀目的丝绸之路。
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
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7000 公里的古道上,中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
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比美”的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
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
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使近代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亡灭实是由于贪
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是罗马的
金银财宝,还有大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它各国的胡豆、胡瓜、核
桃、芝麻、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
然,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生
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愿和自
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它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况且丝绸的
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一千多万两白银作代
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不愿再
作这桩残酷的交易时,以“弱肉强食”的理论行事的西方列强,便使用大炮轰开了
中华帝国的大门。于是,他们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鸦片交易更为昂贵的金银财宝,中
华民族遭到了比购买吞吸鸦片更加迅速的灭亡之灾……
然而长夜迷蒙,恶梦乍醒。残痛的历史渐已生锈。血泪却难消失。当中华民族
从苦难中站起,当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洗掉脸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领结,以友好的姿
态踏入中国时,却发现面前竟横隔着一条条难以愈合的裂痕——故事之一:
1988 年秋,西方某国一个旅游访问团来到秦俑馆参观。当这个团的成员走进
秦俑一号大厅时,顿时被面前的兵马俑军阵惊得目瞪口呆,大有刘姥姥进大观园之
势。唯有一个看上去精明机灵的青年却与众不同地没有惊觉之意。当旅游团成员在
导游娓娓动听的讲解中缓缓前行时,那机灵的青年用眼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悄悄挤
出人群,在确定没有危险后,迅速举起手中的相机,对准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马俑。
就在闪光灯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时,他又旋即躲进人群之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听起导游的讲解。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青年人的相机按住,打
开盒盖,将胶片抽了出来。整个过程短暂迅速、干脆利落,大出包括照相者在内的
所有人的预料。
年青人见整个胶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顿足,呜哩哇啦地叫唤起来,其悲痛之状
如丧考妣。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未理会青年人的叫唤,抬手指指竖在坑壁旁“严禁
拍照”的白色木牌,潇洒地走向别处……
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看起来并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后,还是找到了那位工作人
员进行了一番采访。
“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在复述了别人讲给我的故事之后,为防止讹传,我特
意说出此言以证真伪。
“是真的。”他答。
“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您带有一种奇特的心理去做了这件事。”我按自己的
思维逻辑作出推断。
他笑了笑:“没有什么奇特的心理,本来大厅中明明白白竖着‘严禁拍照’的
牌子,他却视而不见,非要和我们较劲儿,那我们按规矩就要给他一点惩罚。”
“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许我的推想错了。”“不是错了,你说得也有一些道理。
一般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客,如果在大厅里拍了照,我发现后大
多是先解释或提出警告就算拉倒了,用不着什么惩罚。而对有些国家的游客却不能
含糊,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要不他还以为你软弱可欺,以为这里是100 年前
的敦煌莫高窟或圆明园,要是给他一点惩罚和颜色,他就会清醒地认识这兵马俑坑
再也不是100 年前的敦煌莫高窟,可以任他们盗窃、残踏,也不是圆明园,可以任
他们抢劫和焚烧。那个年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昨天的中国了
……也许这样做显得有些过分或不太友好,但要友好就要相互尊重。
你若不尊重我,我也很难尊重你,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而现在还道貌岸然、趾高气扬的国家中的人……”工作人员说完这番话后,望着我
反问道:“你认为我想的和我做的是错还是对?”“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没有正
面回答他的提问。理解就是最好的回答,我想。
故事之二:
在秦俑博物馆大门口的治安办公室里,我和干警聊着近几年的治安情况。
“还有没有人敢来盗窃将军俑头一类的文物?”我问。
“自从秦俑馆建馆以来,从没有发生文物失窃事故,至于以前将军俑头、武士
俑头还有其它什么头被盗,与秦俑馆毫无关系。”身边的高副科长说着,似在证明
着什么。
我怕重新落入将军俑头案之争的怪圈,干脆说道:“那扒窃游客财物的小愉,
这些年应该有并且也应该会出现在秦俑馆吧。”“这倒是事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
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对付这些不法分子的。”他说着,瞥了一眼墙上悬挂的一长
排耀眼的锦旗没有再作声。我知道那便是他们业绩的标志和人生的荣耀。
关于抓扒手的话题,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建立过功
绩和付出过代价。
“前几年这里的小偷比较多,大多从西安市过来的。其特点是脚穿平板鞋或球
鞋,这些鞋子基本都是新的,他们几乎三五天就要扔掉一双,重新换一双式样不同
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公安人员从留下的脚印中辨别出他们的踪迹。但他
们衣着打扮却比较普通,褂子上的扣子大多没有齐全的,因为他们经常在人群拥挤
的公共汽车或商场行窃,扣子有不少被挤掉。我们掌握了这些扒窈分子的特点后,
比较容易地抓获了一大批。后来是,西安的扒手来一个栽一个,最后一个也不来了,
都到其他地方开辟阵地去了……”公安干警兰革利向我生动地描述了抓扒手的经过。
另一名尚不知姓名的干警接着讲道:“1990 年11 月那次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个与众不同?”我问。
“那个时候北京正在开亚运会,外国游客来的特别多。一连几天就有外国游人
跑到治安办公室,报告说自己丢了相机、钱和其它贵重东西。我们感到很奇怪,怎
么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发生了数次外宾钱财被盗的事件?难道是西安和当地的扒窃集
团又在反攻,打进秦俑馆?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帮扒窃分子的踪影。
“这是一帮完全不同于西安和当地扒窃分子的盗窃团伙,每个人都是西装革履,
打扮整齐,看上去很有些商界人物的味道。我们在暗中观察时发现,这个扒窃团伙
共有9 人,所采取的扒窃步骤和方式是3 人为一组,共分3 组。
每组又分前、中、后三点一线,最前方的是跟踪外国人,第2 个紧随背后掩护,
而第3 个则拉开一定的距离,手端照相机悄悄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一看这阵势就
知道遇上了高手。根据不同的敌情,我们也改变了往常单个跟踪的战术,也分为3
人一组,将计就计,给他们造成了掩护和观察上的困难。
这样在一天之中就将两组6 人全部在作案的瞬间当场抓获。共缴获照相机3 台
和约合13400 多元人民币的外汇。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查我们才进一步得知,这是一
帮从桂林赶来的扒窃分子。这个团伙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受到公安机关的通缉的在逃
犯罪分子,号称‘西南虎’。奇怪的是他们行窈的对象全是外国人,并对西方那些
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的洋人特别感兴趣。我们在初审中间罪犯朱国林和李建国,
为什么不扒窃中国人的财物而专盯洋人,他们的回答是:‘中国人太穷,一是没有
多少钱财,再说中国人偷中国人的东西也不仁义,算不上是站着尿的男子汉。洋人
们钱多物重,得手后感到过瘾和解气,因为他们在旧社会来中国耀武扬威并且还明
抢明夺。眼下的政策不容许咱明抢明夺,暗地里摸他们点钱财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罪
过……? 听完这位干警的叙说,我心里隐隐作痛。
图腾的幻象
当我们穿越历史的腥风血雨,冲破几经飘荡弥漫的政治迷雾眺望世界的时候,
我们发现已接近世纪的边沿,当世界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一种巨大
的落差明白无误地横在面前。
“亚洲四小龙”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而劫后余生,在衰变中长存的东方巨龙
仍没有腾飞长空,做视苍穹。
于是,炎黄子孙再度展示出中华民族坚韧、执著的性格,以悲壮的进击姿态试
图在瞬间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以展视昔日那个辉煌帝国的盖世雄风。
我们欲以慷慨悲歌之气,在古老得生锈的轨道上作腾飞前的滑行——自80 年
代起,香港、澳门、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市的文物交易市场,一度出现了
空前的繁荣,许多稀世之宝琳琅满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廉价拍卖,任人购买,出
售价格日渐下跌,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这种奇异的文物繁荣和价格直线坠落的现象,立即引起了西方各国文物商店、
文物收藏家和国家博物馆的惊恐。世界经济情报组织和各国文物保护管理机构,立
即派人探寻这奇异现象的渊源,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世界文物市场的剧烈冲击
波来自东方的中国。德国的一家杂志明确地指出:“现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也大量涌入市场,这种现象引起
了全世界文物收藏家的惊恐和不安。而这些廉价拍卖的稀世文物,几乎全部是通过
非官方贸易渠道,以走私的形式流入国际市场的……”西方记者的报道并未夸大其
辞,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84 年以来,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先
后发生被盗案件300 余起,有数万件珍贵文物被盗走。陕西省境内,仅1987 年和
1988 年两年时间,就发生足以让国内外震惊的文物盗窃案11 起。
秦陵发掘工地曾发生罪犯王更地从该处仓库盗走秦将军俑头的重大案件。就在
此案发生的第七天,也就是1987 年3 月4 日,西安市省建三公司一处一队停薪留
职工人张善贵,又携带断线钳、尿素袋及黄挎包等作案工具,以西安专程来到眉县
文化馆,按照事先踩探到的路线,悄悄溜入文化馆第三层楼,用断线钳将文物陈列
室两道门的四把铁锁剪断,入室后又剪断拴有13 个青铜编钟的铁丝,并用秤钩撬
开放有复制品的纹方尊的展柜,将馆内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西周牴臣铜编钟一件、
西周饕餮纹铜编钟二件和同一纹形的方樽一件盗走,当夜返回西安,后被公安机关
抓获,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同年秋,河南省灵宝县予灵乡农民刘春利,携带作案工具来到陕西省境内的乾
陵,企图盗挖乾陵2 号陪葬墓,因无机可乘,只好改为盗窃乾陵博物馆内珍藏的文
物。当他详细探明了乾陵旅游部工作人员对游客参观进出不检查,墓室石棺可藏人,
墓道便门门锁可更换等情况后,返回原籍,待机行窃。
1988 年3 月,刘春利伙同柳映申从原籍来到乾陵博物馆。
经过一番密谋,柳映申住进乾陵旅社,准备第二天随同游客进入陵墓接应作案
的刘春利。
当天下午,刘春利携带提前准备的手电、钢锯条、中洲牌铁锁,提包等作案工
具,随游客混入永泰公主墓,并乘无人留神之际潜入石棺至深夜溜出,用钢锯条锯
坏墓道东二便房门上的华山牌铁锁,打开便房门取出彩绘女骑马俑两件,然后换用
中洲牌铁锁将房门锁好,又潜入石棺内。
第二天上午,柳映申按事先预谋随游人进入墓道,将刘春利及所盗文物接应出
来。两人返回原籍后,将盗窃的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以一千二百元的廉价出售给走私
者。
1988 年6 月4 日,刘春利又伙同另外两人来到乾陵博物馆。采用上次行窃的
手段潜入章怀太子墓内,盗走黄色三彩女俑6 件、绿色三彩女俑一件。3 人在返回
原籍销售盗窃的文物时被抓获,珍贵文物才幸免外流。
当人们发现盗窃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风险性大且行动和盗窃数量均受到局限时,
便把视线转入密布于荒山野地的古墓群,或以镐头、铁锨的原始工具,或以雷管炸
药等摧毁性手段,将墓葬掘开、炸翻,窃取文物,以获暴利。
这种盗掘古墓的狂潮越演越烈,古墓葬甚至文化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