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在吗-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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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里夹着他妻子和儿子的照片，是小城里的照相馆以水彩上色上得过火了的那种。
又在贵宾室交涉一会儿，没有更好的结果。贺叔叔看着我笑笑，说：小伙子，好在没把你这件大行李丢了！
我跟着他走到车站外。炎热里一些穿破棉袄的乞丐灰暗地晃来晃去，满地纵横着弯弯曲曲的污水，看去可疑。而就在这些污水之上，数不清的人躺在行李上昏睡。馊了的西瓜瓤气味在空气中冒着泡儿，酿着什么。上海1963年盛夏的一个早晨，白昼来得迟些。
我们迈过一些横竖的人体，艰难地睡着却绝不甘心醒来的人们。
贺叔叔让我等着，他去寻找大会派来接他的车。
我等着，忽然出现一个想法：在这个车站，偶尔有父母让孩子们等着，他们永远不再回来，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如此的割舍和摆脱。孩子等到天黑，等到天明，不知道遗弃其实早已开始，那些天他熟睡，他任性或乖觉，都不妨碍一个预谋的成熟。我把小藤箱紧靠脚放好，望着贺叔叔消失的方向；他离去时在人堆里开出的路，已经又愈合。这个车站上，偶尔有个绝望地翘首的孩子。
你知道，你小的时候对大人们比对自己信赖得多。你听见父母在半夜吵架，在半夜做爱，或喝酒吃东西，第二天早上，你仔细在父母脸上找一个证据，找半夜那件不寻常的事的证据。可你没有找到，因此你认为你不过做了个梦。你为这个梦会愧怍。十一岁的女孩，因为自己秘密的一些向往而发生了梦魇。她为火车之夜的梦境感到愧怍，汗在白色泡泡纱的单调衣裙和因发育而微微疼痛的身体之间黏稠起来。
我稍稍向左边走一点，想看清人们是怎么了。人渐渐往那里聚拢，如同大群的蚂蚁要合力搬弄什么。
第二部分 14。心理医生在吗（29）
是一个女乞丐。坐在一只木盆里，怀里抱一个不出声亦不动的婴儿。女乞丐不会比穿白裙的女孩年长出一轮去。肮脏掩盖了她的青春。她浑身只有那个露出的乳房是干净的。不是全部，只是婴儿的嘴和脸常常触碰厮磨的那一带异常洁白。那是个很好的乳房，不像女公共浴室里的那些，存在得毫无目的。它从肩部源起，看似平坦却已在暗中勾出了弧度。然后陡峭起来，形成它最壮阔的主峰。峰巅使皮肤绷得很紧，绷得薄极了，全然透明，透出它的沉重、多汁。一些淡紫的血管蛛网一样柔细而不确定，处女时期形成的褐色圆晕此时膨胀得出现了危机。乳头已被婴儿的吮吸重塑，塑出它原始的形状，硕大一颗呈出母性的慷慨。
所有的人都别无选择，非得去看那个乳房不可。我忽然看见贺叔叔也在人群里。他是一路找我找到这人群里来的。他闯入时只感到人群静得惊心动魄，同时他已知道了女乞丐的美丽故事。他一眼就看明白盛着女乞丐的木盆是什么木料。那是一只桃木浴盆，作出乡村豪绅家的少奶奶气质。它给用了七八十年了，经常给桐油细细油过，盆发着暗暗如肉体的润泽。女乞丐抱着婴儿，从洪水上乘木盆漂流出来。木盆以外的都失去了。
人群里的谁在负责传播这个故事，人们听着，呢喃欷殻У卦尥７凑厥迨遄叩阶罾锩媸币亚笏鞯焦适峦肺病９适率敲挥械玫脚蜇ば６缘模绕淠怯泄厮暮郎鸨尘埃歉霰磺咕龅淖娓浮⒊涔暮勒突愕淖娌９适滤邓薏怀鋈ィ蝗艘⑺缓眉薜桨倮锿獾纳璧胤饺ァ９适陆崾谀九璧募矍稀Ｋ奈ㄒ患拮保矍侨褰锪钙薄�
粮票。和这儿的减价券完全两码事。粮票是你存活的许可。它限定每个人的占有量，限制不合理的食欲，限定人的居住范围和活动半径。必须得到上海市当局发的每月二十八斤粮票，一个人才能叫自己上海人。你可以有房产，有钱，但你可以照样挨饿；没有粮票，一切物质对你的肌体都是无机的。因此没人买得起这只木盆，知道它值，知道它盛着一条半人命。
看去多汁的乳房其实已经干涸，婴儿正在遗弃它从沉睡直接进入昏迷。
我猛见贺叔叔站在我对面时，有人正跑去叫警察。有人把一个山芋面饼放在女乞丐面前，就迅速而鬼祟地消失了。把怜悯摊开在众多眼皮下是件羞臊的事。这样露着一个乳房的女乞丐，怜爱和那个乳房便有了种联系。
我的目光始终不离开这只乳房。我几乎忘记它从哪儿来，它和眼前的图景有哪种关联，却是一阵为它而生发的激情。我在今天可以对当时的激情有所懂得了。似乎什么东西接通了它和我，它成了我的。我明白地体验它被我自己的身体负承起来的分量，一种伟大的分量。那突起，我明白地体验我自己的掌心托起它的满足。
第二部分 15。心理医生在吗（30）
女乞丐不自觉地向前送着胸部，雕塑一般在脊背上形成后仰的弯曲。那不自觉的原始慷慨。
三十多年来这个形象蚀在我的记忆里，越来越深。十一岁是不该去对女乞丐的乳房发生崇拜和惊羡的。贺叔叔看见了我目光的靶心。他叫我一声。我看看他，从他担忧和困惑的眼神里，我知道自己是荒谬的。我们同时又去看一眼女乞丐。一个感觉在我心里悸动一下：贺叔叔的手托住这乳房。就是那只走起路来不甩动的手，它之所以不用动是因为它有一个使命；手和这只乳房，它们有个秘密的关系。
贺叔叔又叫我一声，皱起眉，露出父亲式的焦灼。他说，你可把人找苦了小伙子！他走过小小的空场地，走过木盆和山芋饼，一时间把人们视线的瞄准弄乱了。他拉起我一条手臂，说：有什么好看的，车在那边等咱们呢！仿佛他自己也没意料到的一个动作，他随便从口袋掏出一个小纸票儿，投在那只木盆里。两张二十斤的粮票。他扯起我走出人堆，女乞丐在后面叫：大哥，把盆拿去吧！
贺叔叔没理她，脸上有浅度的恶心。女乞丐叫他〃大哥〃人人都听到了。他不想那么公然地做她〃大哥〃。本来那点儿不经意的梯己，全让她卖弄出去。他还怕她会叫着叫着上来拉他，献出一只美丽的洁白乳房。我想贺叔叔是先我一步看见女乞丐的，也一定看得比我深入。一边看一边从贴身口袋掏出所有粮票。两张小纸票在他手心不停地团着，在指缝间捻揉，心病似的愈结愈紧。如同《紫槐》中的少年士兵和老妇人；似乎有一丝私情是他不愿暴露的。所有人同她都似乎有一份暧昧的私情，他们正受折磨，却不能承认。
贺叔叔拉着我的手，一直拉到吉普车里。我一直找不着贺叔叔的眼睛，车内是暗的。我叫了他一声，他回转脸表示答应我，可我仍拢不着他的眼睛。按说是哀哀的，按说是《紫槐》中那少年的。一个人不给你看到他眼睛的时候，不管他怎样把整个面容给你，你都是找不到的。
在几年后那些批斗会上，贺叔叔罪人一样由衷地低下头，人们把他的头发向后扯起，想让台下所有喊〃打倒贺一骑〃的人看看他的面容；他们看见了他被扯出了位置的五官，却看不见他的眼睛。那个时刻，只有一霎，十五岁的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是他给我看的。他只给我一个人看那里面的委屈、狂怒，那令他疯癫的自尊的剧痛。他只允许我看了那一霎。
〃文化大革命〃。
不止了，是三十年前了。
是，叫红卫兵。
不是坏人，就是和我当时的年龄相仿的孩子。有的稍大些，二十来岁。
参加过，后来退出了。我发现一篇很长的批评文章一共才用了七百多个字，就退出了。重复性太高，多枯燥。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第三部分 1。心理医生在吗（31）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被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订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过你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他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的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脸。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样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的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第三部分 2。心理医生在吗（32）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①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甫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从此人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三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第三部分 3。心理医生在吗（33）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而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颔首。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之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竟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无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取出这瓶1988年的红葡萄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入，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症不是恐高，是恐惧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我推托。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地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碾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道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按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按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我画得很糟。
第三部分 4。心理医生在吗（34）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内地1966年到1976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牌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地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指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纽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