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朝廷(乾隆三部曲第二部-出书版)-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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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上至皇帝，还是承认他们确有疯癫之状。二者刑罚之所以有轻重之别，是因为丁文斌查有“悖逆实迹”，而王肇基不过“无知妄作”。丁文斌案发之后，各地加强了对患有精神疾患的文人的管束，疯汉文字狱呈上升趋势。至乾隆二十二年刘德照逆帖案发生，情况又为之一变。皇上在谕旨中，首先说对于这类疯癫，若仅只词语不经，妄言灾祸，或生事地方，訾议官长，则杖毙已足蔽辜，但“如讪谤本朝，诋毁干犯，则是大逆不道，律有正条，即当按法定拟，明正典刑，妻子缘坐，不得坐以疯癫，曲为原解，仅予杖毙”。此后审鞫疯汉“逆案”也就有了固定的程式，极少见到仅予杖毙的，更少见为这些可怜的罪犯亲属开脱的了。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福建有一个叫林时元的疯子因投递一张字帖被捕，闽浙总督杨廷璋亲加刑讯，让他解释字帖上所写“孔子张天师杨家府杨老令公龙翁龙母”是什么意思，林时元供称，有的是“梦中告知”，有的是“戏场看见”。皇上降旨申斥说：“林时元如实系疯狂，自当不省人事，何以逐条登答，俱能圆融解说？”杨廷璋连忙又提林时元，严加刑讯，然后顺着皇上的口气覆奏说：“该犯茹刑之下，亦知痛苦呼号，则诚非不省人事者可比”。随后，林时元于省城斩决。
三月，寓居湖北恩施县的湖南人刘三元，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是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写成字纸，湖北巡抚据以奏闻。上谕：“逆子、邻保佥供素有疯疾之处，此等外吏文具相沿，竟成痼疾！殊不知此等重犯，不行尽法严惩，而徒以疯癫故套，欲使罪归一人，易于结案，以致逆恶之徒，不知儆惧，其贻害于风俗人心，何以底止”？然以“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与有心肆造者尚属有间”，刘三元被凌迟处死，其弟兄加恩免其缘坐，概予省释。并以此案系“法外施恩”，特谕：“恐各省督抚等因有此旨，将来一遇此等案件，即捏造疯癫，希图开脱，俾实在悖逆重犯，虽致败露，不过罪止一身，而应行缘坐之人，俱得伴逃法网，则非所以彰国宪而正人心矣”，命嗣后凡遇此类案件，须据实奏闻，“候朕酌夺”，不得预有成见，迁就了事。
湖南衡阳县民王宗训素患疯疾，挣脱铁链外逃，在广西被缉获，从其身上搜出一红封内有红纸两张。供称雁峰寺有个叫掌能的和尚说我是善人，可为天下之主。这两张纸是寿佛说出，我照写的，他说我有天神扶助，不要人帮。九月，广西巡抚等在确认王宗训“疯病无疑”后，以其妄造逆词，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其兄弟王宗诚、王宗许，王宗训之子王秉健、王秉佶及侄王秉德、王秉端俱应照律拟斩立决，王宗训年不及岁之子王秉仁、王晚仔、王秉杰，侄王秉作、王秉哲、王秉鲁等与王宗训母冯氏，妻谭氏，媳罗氏俱给予功臣之家为奴。
十月，原任湖南巡抚、调任吏部尚书陈宏谋呈进《请锁锢疯人折》，用意在疯人因文字获罪，罪止自身，不宜株连家人亲属。
负责刑名事务的湖南按察使五诺玺也上摺称：地方疯病之人已奉有定例，责成亲属报官，令该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固，立法已属周备。但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顺，稍因失意之事，始而佯诈疯狂，继则昏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连颇多。此等疯犯虽平日形迹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杀人。一旦酿成事端，贻患非浅。应请嗣后如有此等状类昏迷，语言荒谬，稍知笔墨，妄行书写之人，责成保甲牌头户首，留心稽查，应与疯狂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予纸笔，任其混写。
皇上接纳了他们的意见，命传谕各省督抚：“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拨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以转借词疯病，冀为玩法，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嗣后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此后，疯人文字狱虽有减少，但远远不能绝迹。
在这一个时期的文字狱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图谋架构，陷害他人，与一般思想文字犯有所区别的：
乾隆朝文字狱·三（乾隆二十八至三十年）
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
二月，云南宾州成衣匠杨锦与街邻王明因隙成仇，遂设计图害，捏写王明胞兄王辅“在石牛厂归顺鬼酋宫里雁，授为领路先行官，聚集兵马”等语，并将此书词央求过路素不相识之人带投弥渡讯防衙门。云贵总督、云南巡抚据实奏闻，请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例”拟斩立决。
三月，刘三元缮写逆词案。
八月，王宗训悖逆不法案。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
九月，原山西某县知事赖宏典已新选泰州知州，朱文呈首其书写逆词，刑部以其“撞骗挟制诬人叛逆”拟斩决，赖宏典仅充发辟展。皇上以为赖宏典身为“膺国家禄命者”，乃书写“点兵交战，不致有失军机”一类隐语，“实与悖逆无异”，令刑部另行定拟速奏。议上，得旨：“朱文著即处斩，赖宏典著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三十年（1765年）
江苏盐城县民周煌素日开店生理，私自批注《纲鉴易知录》，撰造《神灵宝鉴》等书，自谓秘书，禀呈知府，求为刊刻传世。五月，两江总督以其“痛诋先圣先贤，妄谈历朝气运，并将己名改字，取‘天皇’之意，甚至狂悖谬妄，毁谤我朝，病狂丧心，大逆不道”，应照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请旨即行正法。（20）
15．湖北官场倾轧案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湖北归州民妇张吴氏犯奸，供出其夫张洪舜（红顺）与夫兄张洪贵（红贵）曾犯下盗案在监。皇上忽然想起，其姓名与两三年前该州“滥刑妄断案”内开释盗犯字音相同，猜测其中可能另有隐情，遂谕令湖北地方督抚重新清查奏报。同时派遣刑部侍郎阿永阿为钦差，会同籍隶湖北的河南巡抚叶存仁前往彻查。审讯之下，张洪舜兄弟一伙两件盗案并发，且查出惊人官僚倾轧内幕及冤情。
第一次盗案是在乾隆二十五年三月，归州巃城乡民张洪舜伙同其兄弟及友人、雇工八人，趁夜抢劫了白茅岭民人李作椇家，以殴打逼问方式，取得衣饰及白银一百六十两。事主报案后，知州因公外出他县，吏目、州役与保正等于四月二十一日自行前往张家抓获张红顺。知州赵泰交五月回署，见张被捕时所受之伤严重，不便立即取得供词，又担心拘押在监期间伤重死亡，有违律例，受到处分，遂于五月二十九日将其保释。改到案日期为六月，再涂改保释期间为张赴川卖赃，以掩饰其中不合事实的情节。又恐怕案件延误日久，不能取得口供，受到上司处分，决定更改事主据实呈报为“吏目访闻”。（21）为此一误再误。
张氏兄弟已感觉衙门内有不法情事，在州审画供之时，看到供词内“张红顺赴川卖赃”之语，继而发现狱内监簿上记载有张红顺四月实际进监日期等字样，遂撕下收藏，商议在上司衙门借机翻供。
至湖北按察使沈作朋堂讯之时，犯人齐声喊冤，声称保正袁正芳挟嫌污蔑、知州赵泰交妄刑逼供，并取出撕下之簿册内页为证。沈作朋与赵泰交素有嫌隙，轻信张红顺狡辩，未追究在押嫌犯为何可能藏有簿册，乃深信本案为严刑拷打下被迫认罪的逼供冤案。继而委托汉阳县知县陈文枢、黄陂县知县陈铨，令保正袁正芳、事主李作椇以及原来捉拿盗犯的州役一干人等，前往省城复审。
黄陂县知县陈铨以上司沈作朋转交的盗犯供词为凭，遂不再追问盗犯，反而认定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于是侦办方向集中在严厉追究事主李作椇及保正袁正芳，先掌括威吓，继之罚两人长跪。李作椇牙齿被打落，袁正芳跪链膝盖受伤至骨，两人都难以忍受刑求，在胁迫诱骗之下，只好承认逼供诬告。盗犯又借机诬告差役在搜索其住家之时，曾窃取银七十四两。根据清律衙役犯赃十两以上，本官有失察觉者革职，由此可以定赵泰交革职之罪。
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总督爱必达亲自审问，赵泰交认罪。昔日盗犯反而成为官僚倾轧下受到保护的受害者，无罪开释。经巡抚周琬亲自审讯，由按察使沈作朋会同原布政使亢保，题参归州知州内大小官员、吏目与差役，转报总督审题。于是赵泰交被题参流放，吏目夏念祖，州役宋明、胡贤、邓珍徒刑，事主李作椇、保正袁正芳充军，州役周四杖刑。
清律严苛，地方官吏必须在时限内侦办盗案、刑案，否者受罚。官僚相护是官场伦理，必要时牺牲平民是官场一般处理案件的方式。反观本案却是相反，盗犯利用官僚之间的矛盾，死里求生。而且在复审时利用地方官违法失职情节，不但翻供，而且诬告地方役吏在搜索时窃取其家中银两，写下奸民铤而走险、官民斗法的惊险一章。
结果本案之演变，完全不符合官场之内相互袒护、利益相依的传统；而是地方官僚内部倾轧，公报私仇，产生官场冤案。此一案中，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幕宾、吏目、衙役，地方官僚体系内各层级成员均牵涉在内。按察使沈作朋一手遮天，影响总督爱必达的判断，固为罪魁祸首，地方官探问上司口气侦办案件，在本案中也有充分的表现。而若非张氏兄弟贼心不改犯下续案，归州受诬陷官僚及地方人士可能就此沉冤莫白。
张红顺兄弟开释之后，心中暗自得意，玩弄了一批昏庸官吏，遂以为其智慧超越司法之上，又谋划了第二盗案。时为乾隆二十七年五月。
届时，新任知州秦爃于人赃俱获后，审出李作椇家盗案及赵启贤家一案，张氏兄弟俱为正贼，并非冤枉。总督爱必达、继任巡抚汤聘命新任按察使高诚委托武昌知府锡占审理（原按察使沈作朋已经升任布政使）。另一方面，则拘押嫌犯在监，一搁就是将近一年，不审不判。
在总督、巡抚、知府的暧昧态度下，本案难以继续追查。若非张洪舜（红顺）之妻犯下奸案被捕，供出其夫因赵启贤家盗案被捕在监，事情似乎就可大化小、小化无了。乾隆二十八年四月，皇上由刑部奏文中得知，前“归州知州赵泰交滥刑妄断案”内开释盗犯张红顺名字与其字音相同。而赵家盗案发生已经将近一年，湖北省并未咨部，违反了刑律中供证确凿赃迹明显者限四个月完结，即使限内无法完结也要行文咨部，方可准延展两月的规定。立即谕令刑部要求该省督抚详查覆奏。诸多疑点又提醒皇上“该督抚以至承审各员，或有回护，亦未可定。若不彻底查究，何以清谳牍而雪民冤”？当即派遣两位钦差南下全面侦查。盗犯经钦差刑部侍郎阿永阿审讯，遂供出两案惊人内幕。
皇帝在司法侦查、审理与判决上有最终决定权，于本案中展现无遗。此案若非惊动天听，难以重见天日。皇上何以在日理万机之中，意识到此一寻常民间盗案暗藏无限冤屈，更进一步牵连一大批地方官员，上下勾结，朋比为奸，亦非仅凭他聪明或记忆力好，刑部奏文也是重要因素。刑部怀疑张氏兄弟若是良民，何以在开释数月后即犯下第二案？而盗犯被捕后已近一年，湖北省督抚既不咨部又不完结？由刑部奏文上通皇帝，亦可能与新任归州知州秦爃为刑部尚书秦蕙田之侄有关。秦爃明知内有隐情，而上司又不审不办，拖延此案。苦于无法与上司力争，只有暗中通报刑部尚书有此弊端。
在谕旨和钦差的双重压力下，五月一日湖北按察使高诚抢先上奏，表明三月二十日他已查出张氏兄弟为盗案正犯，拖延原因乃“张洪贵等狡黠异常未据承认”。并开脱总督爱必达“并非回护”，巡抚宋邦绥“亦无牵制之处”。皇上已对湖北地方官僚有所不满，立将高诚革职拿问。其后高答辩说，案情真相大白后，曾向布政使沈作朋要求举发，但沈“不答不办”。两人一同会见总督爱必达时，沈又力言“前后两案均无影响”。总督听信其言，未采取进一步行动。上司决心拖延，高诚无可奈何，他为自己辩解：“才短力薄，势成孤立，实属有愧臬司重任，惭愧无地”。
总督爱必达与第二任巡抚宋邦绥于五月三日上奏，禀明同省上下努力办案，无人懈怠。皇上大怒，在爱必达、宋邦绥的奏摺末了朱批“竟不成话矣！不知尔等具何心肠，何胆量仍敢为此奏文”！五月九日内阁发出谕旨，斥责爱必达、宋邦绥“敢于朕前支词蒙混，则诚何心”。爱必达、宋邦绥交刑部严加议处，前任按察使沈作朋革职拿问。
钦差阿永阿于五月八日抵达湖北武昌，五月十三日即有案情奏报，细数湖北一干地方官僚罪状。首先指责罪魁祸首现任布政使沈作朋，尤其是沈接受审讯时“犹复漠不动心，毫无愧怍，忍心害理”。武昌知府锡占承审重案“不思惩暴安良”，只知“迎合上司意旨，欲以案外枝节淆乱正案真情，几致奸良倒置沉冤莫白，在诸委员中最为险鄙”。总督爱必达的责任在于“案悬多年并不饬催早结，若非自存回护即系徇庇属员”。巡抚宋邦绥到任虽然只有半年，错在“任听委员延混”。按察使高诚，“怯懦优柔亦难辞其咎”。其余如前任黄陂县知县陈铨、前任汉阳知县陈文枢等彼时都已升任知州，罪名为“附和上司，妄刑诱供，均属有司中败类”。地方官僚涉案者，一网打尽，无人幸免。
皇上怒火逐日上升，五月二十一日谕示，仅予革职处分过轻，不足以示惩，改处爱必达发往伊犁，自备斧资，效力赎罪。宋邦绥留湖北省认办堤工三年。六月初，皇帝中途变卦，认为爱必达早已知晓真盗案情，故意批驳秦爃禀文，任由沈作朋拨弄是非掩饰前案。若仅发往伊犁，处分过轻，无法警示其他臣僚，因此谕令押往行在亲自讯问治罪，并查抄其财产。六月十二日，命令所有违法臣僚俱押往热河避暑行宫，亲自审讯。
在热河，爱必达于认罪时供称：因第二案发觉前案判决错误，如果翻案颜面无光，因而踌躇未决。沈作朋却在答复中出言辩解，龙颜大怒，立即予以正法，成为本案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被处死的官僚。
皇帝认为此案有四大弊端。其一，湖北地方官员上下扶同，朋比为奸，串通蒙骗，纵盗冤良。其二，引起湖北同省民人公愤，而有司不敢举发昭雪。其三，罕见之欺君罔上。其四，扰乱社会秩序。并重申：立法之意在“安民”，因前案未能雪冤，造成劫盗集团连续犯案。第二案苦主赵启贤惧于张红顺一伙前科未受任何惩罚，猜想其人可能与地方官员有所勾结，而不敢赴控。如此一来，“闾阎尚有安居之日乎？”
皇上在本案中表现得异常严厉。他有意借此整顿吏治，肃清官僚揣摩上司意旨、不问案情曲直的陋习。对于案内有心犯错者从重处置，存心观望揣摩者一并处分，不使一人漏网，而且所有惩处都通谕各省以为戒鉴。
本案爱必达以总督身份应负全责。其渎职在前，欺君在后，有负平日皇恩，但念在“案中尚未冤及人命”，从宽改为绞监候。乾隆二十八年十月，以爱必达出自勋旧世家，两位兄长策楞死于兵事，讷亲于金川之役以贻误军机罪处斩。因不忍心兄弟三人同样下场，改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前任巡抚周琬曾任刑部司员，评为“颇称强干”，却听信沈作朋一面之词，朋比为奸，存心欺骗。虽未参与第二案审判，却始终不令宜昌知府佛保住往见爱必达面禀详情，是本案欺罔之罪的祸源，处以斩监候。二十八年十月赦免爱必达之后，予以释放，改为发往伊犁赎罪效力。
布政使沈作朋为本案罪魁，事前纵盗冤良，事后拨弄是非，酿成冤案。如果仅予军流，往后主管地方司法、刑狱大权的按察使，都以如此轻率的方式动辄处罚劫盗原告，以一手遮天下耳目，地方百姓如何安居，社会如何安定？因于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予以处斩，抄家。
亢保，前湖北布政使，任内扶同附和，揭参赵泰交，并会衔滥行保举陈铨（知州）、陈文枢（同知）。第一案发生时，二陈为知县，在沈作朋的号令下，翻云覆雨，刑求逼供归州吏目州役，予以革职。
宋邦绥继周琬为第二任湖北巡抚，迎合上级，未能明察真相，处以留楚办理堤工，又追加捐银三万两以备工程之用。
原任湖北巡抚汤聘（案发时已调任江西巡抚），于第二盗案办理失当。处以革职，后捐银三万五千两，认办地方工程。
续任按察使高诚明知前案冤抑，不为翻案。身为按察使，难辞其咎，解任。
武昌知府锡占承审重案，迎合沈作朋之意，为罪魁祸首之一，革职抄家。
宜昌知府佛保住，革职。
续任知州陈铨、陈文枢，同知单文扬“均罪无可贷，但究系受上司挟制，核其情罪与周琬、沈作朋有间”，仅革职处分。
在此案中，一如既往，对犯罪官员采取了抄家处分。显示皇帝具有官僚财产控制及分配权。抄家中，往往新旧书文字迹，俱详加检点。
对于幕宾徐掌丝、徐登三和卢培元三人之处分，皇上也毫不放松。督抚藩臬等地方大员承办案件造成冤案，固然不可诿过他人，但幕宾盘踞湖北官场多年，与地方官交接往来，串通上下，必须惩处以警惕其他：“此等劣幕辄敢暗通生气，从中把持，为地方之害，不可不明治其罪，俾凡做幕者共知警惕。”处分臣僚幕友之余，皇上脑筋一转，心想湖北之外难保其他省份没有类似劣幕，于是明令整顿，由各省督抚严密查访奏报，并特别警告“倘督抚等视为泛常，不知实力整顿，一经朕别有访闻，唯伊等是问”。
第一案内遭受冤狱处分的一干人等，在钦差阿永阿的重审之下重见天日。
盗犯张氏兄弟，则“不必照寻常案犯办理”，旨到之日立即处斩。据报，“楚省军民观者亿万，无不欢呼称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