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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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刺客是汝南人和演，此前是成都王的右司马，如今被任命为幽州刺史。前任幽州刺史石堪则被召回，成为成都王的右司马。和演前往蓟城赴任，成都王嘱咐他找个机会除去王浚，统领幽州兵。
　　　　和演到了蓟城，发现王浚的势力盘根错节，在城内无机可乘，于是决定将他赚出城去；同时和演又发现蓟城官员全是王浚耳目，于是只好寻找外援。当时活跃在蓟城周围的有鲜卑段部、鲜卑宇文部、乌桓。鲜卑段部、宇文部较强，但他俩都是王浚的儿女亲家，和演只好退而求其次，结交乌桓。
　　　　乌桓据说与鲜卑同出一源，都是东胡的后裔。东胡在先秦时期曾称雄于北方，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故土被匈奴占领，族人流离失所，其中一支就东迁到了东北苦寒之地。汉武帝大挫匈奴，又将一部分东胡遗民迁至白山黑水之间，并且专门设立“护乌桓校尉”来管辖此地。
　　　　世仇匈奴在两汉沉重打击之下，趋于沉落，于是鲜卑、乌桓等原东胡诸部又重新兴起，乌桓在东汉后期盛极一时，势力范围东至并州、西到辽东、南至冀州。东汉末，袁绍与曹操争做北方霸主，乌桓站在袁绍一方，官渡之战后，曹操追击袁氏，袁绍的儿子逃到乌桓的地盘，曹操于是征讨乌桓。此役乌桓惨败，包括单于蹋顿在内的诸多贵族成员被杀，投降曹操的部众有二十余万之多，曹操将降众内迁，分别散居于并州、幽州。乌桓从此一蹶不振，乌桓故地不久被鲜卑占领，残留故地的乌桓人也逐渐被鲜卑同化。
　　　　和演要结交的乌桓，就是当年乌桓降众的后代，他们在幽州可谓寄人篱下，并不很强盛。当时的乌桓单于叫审登，和演投其所好许以重赏，说得审登心花怒放，当即答应与成都王结盟，定下暗杀王浚的计划。
　　　　按照计划，和演将邀请王浚一同去游览蓟城南部的清泉水，审登则在清泉设伏。由于王浚对和演也颇多提防，随行护卫十分周密，所以和演打算与王浚合卤簿（即合用同一仪仗队），趁机接近然后诛之，同时审登伏兵杀出，驱逐王浚的护卫。
　　　　从蓟城到清泉有两条路可走，当天和演与王浚各走其一。出发前还是晴空万里，途中却风云变色，下起了暴雨，王浚半道而返，和演与审登全身湿透，弓弦箭囊都浸水膨胀，无法使用，只好中止行动，沮丧而归。
　　　　审登当初答应和演其实是一时冲动，也可能是酒酣之余壮了胆气，酒醒之后审登就感到了后怕。倘若暗杀成功，和演的诺言是否能够兑现是一个未知数，鲜卑段部与宇文部都比乌桓强大，治理幽州必须依靠他们，即便将来有好处，也是他们得大头，乌桓得点残杯冷炙；倘若暗杀不成功，那么王浚的报复足以使乌桓全族灭亡。
　　　　审登越想越怕，但是有言在先，只好硬着头皮跟和演出兵。这场大雨突如其来，审登认为这是老天在保佑王浚，他对乌桓同胞说：“和演图谋王浚，将要成功之时突然天降大雨，这是上天在帮助王浚啊。违天不祥，我不可再与和演同谋了。”
　　　　于是审登向王浚告密，王浚大怒，发兵与审登一起包围和演，和演在幽州的势力不堪一击，只好举着白旗向王浚投降。王浚将和演斩首，将幽州全部兵马划归到自己麾下，然后马上调兵遣将，准备攻打成都王。
　　　　恰在此时，惠帝御驾北征，传檄四境。此事不仅给王浚送来一个绝佳的出兵借口，还送来了一个绝佳的盟友。
　　　　这个盟友就是并州都督东嬴公司马腾。王浚有两个理由与东嬴公结盟：一、东嬴公是东海王的亲弟弟，所以注定是成都王的敌人，对于王浚而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二、王浚的私生子身份使他在家族中被人瞧不起，但他毕竟是太原王氏的一分子。太原王氏是西晋一等一的门户，不过到了晋末有点中落，代表人物王浑、王济父子先后逝世，余下王湛等人名声不显，唯一位高权重的太原王氏子弟就是王浚，因此维护门户安危是他推辞不了的义务。太原郡隶属于并州，就在东嬴公的辖区内。
　　　　王浚与东嬴公相约共同起兵，从幽州、并州两个方向进攻邺城。王浚的军队由鲜卑段部、乌桓部众与幽州兵组成，王浚任命主傅祁弘为前锋，领步骑两万人先行，自己领主力后续。
　　　　当时鲜卑骑兵的悍勇天下闻名。匈奴骑兵同为天下精锐，但是据《晋书·李矩传》里形容，匈奴人一向惧怕鲜卑人，甚至到了远远看到鲜卑骑兵，就不战而走的地步；《晋书·邵续传》里描述说羯人石勒也很畏惧鲜卑，曾有一次石勒正在围攻邵续，听闻鲜卑段文鸯即将赶来支援，竟然带着八千骑兵弃阵而走。
　　　　史籍记载也许有夸张之处，但是鲜卑骑兵能征善战那是肯定的。祁弘借道冀州，一路摧枯拉朽，冀州刺史李毅派兵试图阻击，结果被祁弘轻易突破防线，打通冀州。
　　　　王浚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和演的死讯与冀州失守的消息差不多是同时传到邺城的。当时荡阴之役已经结束，成都王正急于杀东安王做皇帝，听闻战报大吃一惊，勿忙派出北中郎将王斌去狙击祁弘，王斌出发后不久，成都王想到此番敌人非同小可，于是又派出右将军石超作为后援；同时，成都王派出了王粹去进攻东嬴公。
　　　　即使派出了三支军队，成都王依然无法感到安全，他的担忧形于颜色，结果就给别有用心之人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个人就是匈奴刘渊，他名为晋朝的臣子，实际上却是晋朝的人质。从曹魏咸熙年间起，他就作为担保族人不会反叛的人质，到洛阳过起受监视的生活，此后从洛阳到邺城，他始终只是一个人质，晋武帝也好成都王也好，都将他看做潜在的敌人而处处提防。
　　　　“八王之乱”开始后，中原汉人自相残杀，晋朝廷日愈孱弱，原本臣服的各异族都萌发野心蠢蠢欲动，强国之余的匈奴当然不例外，他们秘密推举了刘渊为大单于，试图恢复匈奴故国。所以刘渊身在邺城却归心似箭，他曾找出种种借口要返回并州的匈奴部落，但都被警觉的成都王识破。此前不久，刘渊还请求还乡参与葬礼，再次被成都王拒绝，刘渊虽然怀恨在心，但是无计可施。
　　　　如今成都王大难临头，心神大乱，刘渊的机会就来了。
　　　　刘渊对成都王说：“并州、幽州二镇放肆跋扈，拥众十余万进犯邺城，兵力如此强盛，恐非殿下的宿卫军与邺城士众所能抵御，请殿下派我回并州，我将招集五部匈奴，共赴国难。”（注：魏武帝平定北方，将匈奴分解为五部，派遣汉人进行监督，晋朝延续了这一政策。）
　　　　成都王又惊又喜，一时不敢相信匈奴会发兵救援，他问：“五部匈奴真的会来么？即使能来，鲜卑、乌丸疾如风云，能抵挡得住么？”成都王这时明显缺乏自信，已经想到逃跑，他接着说，“我想奉乘舆返回洛阳，先避其锋芒，然后再传檄天下，招集义兵共讨逆军。你意下如何？”
　　　　听到成都王想逃，刘渊表示反对，说道：“殿下是武皇帝之子，又曾为王室立下大功，威名远播四海，天下人无不想为殿下卖命效力，殿下留在邺城岂会有难？王浚不过是个竖子，东嬴公是宗室疏族，这两人又岂能与殿下争衡？如果殿下离开邺城，那就是示弱于人，到时候军心动荡后有追兵，恐怕未必能够到达洛阳。即使能到达洛阳，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殿下又岂能继续掌握威权？到时候殿下传檄天下，又岂会有人奉这纸檄尺书？”
　　　　晓以利害之后，刘渊把胸脯拍得呯呯响，说：“东胡人再勇悍，也比不过我们匈奴。请殿下放宽心，只管在邺城安抚士众，这两个逆贼交给我来处理。我将用二部匈奴摧毁东嬴公，再用余下三部匈奴直取王浚首级，胜利指日可待。”
　　　　成都王已是病急乱投医，听闻此言就如抓住救命稻草，大喜过望。他当场任命刘渊为北单于，让刘渊回并州收拢匈奴五部，救援邺城。
　　　　成都王这一时的失察，给后世带来深重的苦难。刘渊回到并州，很快就纠集匈奴军队数万人，但成都王是永远不可能盼到这支援军了，刘渊很快就自立政权，做起了皇帝，直到五年后刘渊病死，他的直属军队都没有与王浚发生过战争。
　　　　且不说刘渊阴谋得逞回并州复国，仅说前方战况，那是一败涂地。
　　　　北中郎将王斌首先错失了战机，当他遭遇敌军时候，东嬴公与王浚已经完成会师。两方合击王斌，王斌理所当然的遭遇惨败。
　　　　打溃了王斌，东嬴公回师并州，邀击游荡而来的王粹；王浚则继续北进，目标邺城。
　　　　王粹的军队很快被东嬴公击溃，不过东嬴公再也没有机会继续进攻邺城了，他随即就被崛起的匈奴势力拖住手脚，泥足深陷，最后被匈奴逐出并州。
　　　　没有东嬴公的援手，王浚仅凭一己之力也足以置成都王于死地，他的军队在邺城正北百里处的赵国平棘与石超部决战。石超的军队实际已是成都王最后的防线，但这道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石超逃回邺城，王浚的前锋骑军一直追到邺城城墙下。
　　　　前所未有的恐慌降临邺城，上上下下乱成一团，王公贵戚也好普通士卒也好，各谋生路四散逃走，卢志劝成都王放弃邺城，带惠帝去洛阳。当时邺城尚有士卒一万五千人，卢志已经部署完毕，如果成都王按照卢志的安排及时撤退，也不至于像后来那样逃得如此狼狈，紧要关头偏偏程太妃又出来捣鬼，老太太软磨硬泡，就是不愿意离开邺城。时机稍纵即逝，一万五千士卒很快逃得只剩下殿中虎贲千余人，卢志使劲劝成都王快做决断，程太妃说不忙，她认识一个圣人，可以作法赶走王浚。
　　　　圣人于是被请上殿来。圣人是一个姓黄的道士，他喝了两杯酒，装模作样的使了几道咒语，很潇洒地抛杯而去。
　　　　程太妃他们等了一会儿，只等到杀声越来越近，甚至可以听到有鲜卑大声呼喝的鲜卑语，程太妃这才慌了神。此时千余殿中虎贲也全都逃散，只余下帐下骑兵数十名，成都王带着程太妃先逃；卢志找来几辆鹿车（所谓鹿车即是手推车），司马督韩玄又找来百余个黄门太监，一同去接皇帝。
　　　　惠帝几天前刚做了俘虏，此次又要逃跑，很不乐意，他问卢志：“何故散败至此？”
　　　　卢志懒得与他废话，只通知他事态紧急，卢志说：“贼去邺尚八十里，而人士一朝骇散，太弟今欲奉陛下还洛阳。”
　　　　惠帝点点头，说：“甚佳。”
　　　　卢志想佳你个头啊，赶快逃吧，于是找到一辆牛车，载着惠帝出城与成都王汇合，向洛阳方向逃命。
　　　　惠帝这一路备尝艰辛。
　　　　因为身后有乌桓追兵，大家只是夺路逃命，除了防身武器其余都没顾得上带。追兵一直追到朝歌才无功而返。
　　　　后无追兵，心情陡然轻松，轻松之后，大家才发现自己早已饥肠辘辘，荒郊野外根本找不到食物，只有忍饥前行。夜晚，一行人止宿于道中客舍，皇帝嚷着要用膳。幸好有个太监在随身被褥中藏了三千私房钱，惠帝赶紧向太监借钱，派人去周围民居买饭。
　　　　买回来的食物是一升多粗米饭，还有一些蒜头盐豉之类的家常佐菜。若在平时，这些庶民的食物在惠帝与成都王眼里肯定是粗劣得无法下咽，但在此时惠帝饿极了吃什么都是香的。当天惠帝吃完粗米饭，就睡在太监随身带的粗布被褥中。
　　　　第二天，一行人到达了汲郡获嘉县。依然只有粗米饭，盛在瓦盆里，惠帝一口气吃掉两盆，当地百姓还进供了一只蒸鸡，相信这是惠帝此生吃过的味道最鲜美的鸡肉了。沦落到这番境地，惠帝应该不用别人教导，也能独自回答“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这么一个经典的问题了。
　　　　一行人继续前行，出汲郡入河内郡，路过温县。温县是司马氏老家，埋着司马氏的列祖列宗，惠帝按礼要去谒陵。惠帝出现在祖宗坟前时毫无仪容可言，风尘仆仆神情委顿衣冠不整，一只脚上有鞋，另一只脚上的鞋却不知遗失到哪里去了。不得已，惠帝只能屈尊穿上随从的鞋，跪在祖宗坟前号啕大哭，在场所有人都忍不住跟着痛哭不已。
　　　　有理由相信，此时在深沉的地底，司马氏的列祖列宗也正在陪着地上的子孙们呜咽恸哭。应该有一个难解的疑问萦绕在每个人心头：
　　　　这是为什么？怎么会沦落到这般悲惨的境地？
　　　　第十章　河间王
　　　　一、邺都满城血
　　　　过了温县，再渡过黄河，就是洛阳了。
　　　　彼时洛阳与邺城一样，也已经历了一番兵火。陈眕、上官巳从荡阴前线捡回性命后，奉清河王司马覃为主，孤守洛阳。司马覃当时只有十二岁，只是一个傀儡，上官巳等日暮途穷，因此在洛阳倒行逆施，于是有河南尹周馥与司隶校尉满奋密谋诛杀上官巳，不料计划泄漏，满奋被杀，周馥逃走。
　　　　当初惠帝北征传檄四境，河间王在关中也得到了消息，他派出张方率二万人去援助成都王。张方走到半路，成都王就活捉了惠帝耀武扬威，张方接到的新指令是改道去洛阳。上官巳当然不欢迎张方的到来，他与部将苗愿带兵出城试图赶走张方，丢盔卸甲而回。早已心怀不满的洛阳公卿趁机挟持了司马覃深夜突袭上官巳，上官巳被逐出洛阳，从此消失在苍茫的历史里不知所终。
　　　　张方军临洛阳城西，司马覃亲自到广阳门外迎接，张方下车扶起这个吓得瑟瑟发抖的十二岁幼童，一同进城。张方一进城，司马覃的皇太子自然是做不成了，复立没几天的羊皇后也再次被送进了金墉城。
　　　　幸亏张方占据了洛阳，否则仓皇而来的惠帝与成都王都没有容身之处。惠帝一行人在黄河边遇上了张方的儿子张罴，他正领着三千骑兵巡逡而来，搜索皇帝。见到了张罴，成都王终于找回了安全感，惠帝坐上了张罴带来的青盖车，在骑兵护送下驰向洛阳。
　　　　到了北邙山下，张方率领洛阳军臣万人恭迎在道旁。惠帝此时毫无天子的威仪，也不敢有天子的威仪，张方下马行礼，惠帝连忙跳下车来慰问张将军。
　　　　随后，惠帝车驾还宫，结束了连接五日的逃亡之旅，辛巳日，即八月十五日，大赦天下。
　　　　成都王与惠帝一走了之，将自己应当承担的罪责推诿给毫不知情的无辜百姓，王浚的军队攻入邺城，全城数十万生灵都在铁蹄下战栗。
　　　　邺城在春秋时期曾是魏国的陪都，汉末成为袁绍的大本营，袁氏灭亡之后，曹操以邺城为魏国王都，大兴土木，按帝王京都的标准来营建邺城。邺城内有宫殿、衙署、苑园等，亭台楼阁星罗棋布，外城有七道城门，通达四面八方。经过曹魏的经营，邺城一跃成为可以与长安、洛阳相媲美的名都大邑。
　　　　当时邺城最著名的景观，是西城金虎、冰井、铜雀三台，高耸入云，由南至北以飞阁相联，实为人间殊景，当年建安诸子曾在此饮酒高会，赋歌言志。曹氏父子都曾作《登高赋》，曹丕曾用“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一句形容三台之高，曹植用“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一句形容三台高且舒适。从铜雀台上可以看到漳水像一匹白练，从西边极远处迤逦而来，经过城北，再向东北铺陈而去；从铜雀台上还可以鸟瞰邺城气势恢宏的全貌，可见宫城嵯峨威严，华屋美宅不计其数，城中果园葱葱郁郁，城中街市琳琅满目；如果是在日落时分，还可以看见袅袅炊烟升起，万家灯火渐明。
　　　　但是如果有人在永安元年八月初登上铜雀台，他将看到邺城无处不起火，邺城无处不在发生杀戮、抢劫等罪恶，黑烟遮蔽日光，临死者的哀鸣与施暴者的狂叫混杂在一起，声闻于天。那些鲜卑人、乌桓人生长于北方苦寒之地，何曾见识过如此繁华的人间，何曾见过如此富庶的都邑，一进城，他们就欢呼雀跃地杀人放火，四处劫掠。而他们的统帅王浚为了立威，也为了笼络这些异族人，纵容他们的滔天罪行，不闻不问。
　　　　“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这是曹植《登高赋》的最末三句。曹植肯定没有料到世事沧桑变化如此之巨，不仅曹魏家的天下短命而折，连接替曹魏的晋室江山也是日薄西山，昔日巍峨帝都，如今成为胡虏屠宰场。
　　　　鲜卑、乌桓大掠数日，收兵回幽州之时还从邺城卷走了大量妇女。王浚起先纵容不问，走到半道，也许是顾忌影响，王浚突然整肃军纪，下令不得在军中挟藏平民，违者斩首。
　　　　此项军令一下，众鲜卑无不扫兴，他们不敢违背军令，但他们没有释放俘虏，而是将俘虏全部杀掉。当时他们正行军至易水之滨，从邺城劫掠而来的妇女八千人左右，全部被沉入易水之底。
　　　　“五胡乱华”在一开始就充满苦涩，充满血腥味。
　　　　与邺城相比，受荼毒更深的是并州。
　　　　晋朝的并州疆域与今天的山西省大致吻合，这块疆域在秦朝之前一直是晋国、赵国与东胡、林胡交锋的前线，秦朝以来则是两汉、曹魏与匈奴交锋的前线。
　　　　到了东汉末年，匈奴已经衰落，与凶悍的祖先相比，这时的匈奴身上带有许多汉人的味道。他们已经舍弃了其祖先纵横驰骋的大漠，将匈奴王庭迁到了并州的左国城，他们也不再过逐水草而居、住在帐篷里的游牧，他们与汉人一样，住进了固定的房屋，靠春耕秋收来获得粮食，家境富裕的匈奴人开始学说汉语、穿汉人的衣服，模仿汉人的举止，匈奴中的贵族甚至开始读六经、通礼仪、学诗词歌赋。
　　　　虽然这些匈奴在心理上已经偏离匈奴传统，越来越向汉人靠拢，但是他们毕竟尚未被完全同化。在汉人眼里，这些人依然是我们的世仇，而在匈奴眼里，汉人也依然是他们的世仇。野心只与人性有关，与种族无关，所以东汉末年匈奴一看天下大乱了，也跟着浑水摸鱼，骚扰并州全境，甚至向南侵犯司州河内。后来魏武帝平定北方，认为匈奴的存在是个隐患，于是他扣留了匈奴呼厨泉单于，将匈奴分解成五部，挑选各部贵族为部帅，又派汉人进行监督，匈奴就此亡了国。
　　　　亡了国的匈奴当然很不甘心，所以从曹魏到晋朝，不停有匈奴发动叛乱，但是当时魏、晋政权都很强盛，叛乱无一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