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骗你-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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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到了什么什么问题，于是切实采取措施，使农村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群众高兴地说，“三个代表”就是好！这就怪了，这些问题不早在“三讲”时就解决了的吗？怎么又冒出来了？两个新闻哪个真实？“三个代表”的新闻不是否定了“三讲”的光辉成就吗？原来，新闻是不能用正常逻辑去推理的。往前推十年，那会儿搞“社教”，新闻模式也是如此。再往前推二十年、三十年，比方说各种运动中，同样是这种新闻模式。但愿“抓革命，促生产”的伪逻辑不要再延续下去。
假戏真做法，也是新闻制作的重要决窍。早些年在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国家某部开展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万名京官云集北京火车站，部长亲自到车站送行，并发表重要讲话。声势之浩大可想而知。是否真有万名干部下去，倒也未必。中国自古用兵之道都是号称兵力比实际兵力要多些。但我当时的疑问却是：北京开往全国各地的火车是否能同时发车？过了不久，又看到了这条新闻的“续集”：从全国各地调研归来的京官们又云集北京火车站，受到部长的亲自欢迎。这又怪了：谁有这么大的调度能力，能让万名京官同一天到达北京火车站？如果这位部长真有如此才干，他应出任国防部长。机缘巧合，我后来偶然认识了这个部里的某干部，说起这事，才知荒唐复荒唐。部长为了凑个电视新闻，强令下去调研的全体干部同一天出发，同一天回京。可是要做到这一点，目前是没有这种技术可能的，于是大家只好先到火车站接受送行，再分头等候火车。回京也是如此，大家必须赶在部长亲自迎接的那个黄道吉日之前到达北京，再背上行装去火车站列队，接受欢迎。干部们的确是下基层了，可是弄出这样的新闻，就假了。
同假戏真做异曲同工的是真戏假做，这也是新闻制作的常见法门。有回，电视新闻播出这样的镜头：一个小孩不慎跌进水井里，警察闻声赶到，将小孩从井里吊了上来。小孩吓得惨叫，被救小孩的父母作揖跪头，感谢警察同志的救命之恩。可是，我看了这条新闻，却怎么也感动不起来。我在琢磨这条新闻的制作过程。一种设想是：有人见小孩跌进水井里了，马上拔打110。警察赶到了，却见新闻记者没有到场。于是且慢，听凭小孩在水里挣扎，连忙同电视台联系。大概电视台抢新闻也讲究时间就是生命，火速赶到。我只能想象电视台用兵神速，不然小孩早淹死了。一切准备就绪了，于是警察同志才面对镜头，开始紧张地抢救。我这设想显然有点儿“解构”意味，警察同志万万不敢如此草菅人命。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小孩本来早就救上来了，可是聪明的电视记者们为了追求新闻的“真实性”，又把惊魂未定的小孩再放进水井里，重新吊上来。难怪那小孩哭得那么惨。本来是真实的新闻，如此一制作，就令人讨厌了。
诗意的人们喜欢说小小的露珠里可以看见太阳，所以露珠映日法也是新闻制作的又一宝典。电视是目前最强势的新闻手段，露珠映日法也多为电视新闻所采用。我所居住的小区很漂亮，据说是全国文明小区示范点。每年元宵，小区所在的区政府都要在这里举办灯会，很是热闹。电视台自然要来拍新闻。电视镜头里的灯会比现场更漂亮，这是常识。可是超越常识的是新闻反映的却不光是这个居住人口不足五千人的小区了，而是“某某人民闹元宵，欢天喜地颂太平”。我隐去不说的“某某”二字说的是一个省。别说一个省，就连这个小区所在的这座城市也仅这一处灯会。我倒不是说整座城市必须万人空巷闹元宵才是好事，那也太劳民伤财了。只是说用露珠映日法精心炮制出的新闻粉饰意味太浓了。我们看电视新闻，形势好得不得了；放眼下去看看，未必如此。功劳全在露珠映日法创造出的“电视繁荣”。
从事新闻工作的都很精英，他们玩出的新闻制作法还有很多，人们早已司空见惯，懒得再列举了。
匪夷所思
看过篇小说，叫《遍地羊群》。写的是上面拨下扶贫款，扶植贫困山区养羊。可扶贫款被层层侵吞了，羊没养成。等到上级来检查，干部就让老百姓披上白色编织袋在山坡上匍匐而行。领导见着的场面，正像那首老歌唱的，“羊儿还在山坡上吃草”，于是十分满意。有人指谪这位作家太阴毒了，太损人了，居然把干部作风写得如此不堪。其实，明眼人都清楚，比这更荒唐的事天天都在发生。光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披露的咄咄怪事，就令人瞠目结舌了。
某地为了绿化荒山，一劳永逸，不惜耗费巨资，将水泥里和上绿色颜料，铺满整座整座山头。人站在远处，像孙悟空那样手搭凉棚一望，但见山山岗岗，尽披绿装。这不比《遍地羊群》更有创意？
某地为了迎接农村初级卫生达标检查，不准农民在自家新修的厕所里拉屎，得等到上级领导视察过后才能使用。可是领导们日理万机，左等右等就是不来。农民要上厕所了，只好扛把锄头去野外挖坑。这不比《遍地羊群》更黑色幽默？
某地发展小城镇，规定临街面房子必须建三层楼以上。有的群众没钱建那么高的楼，那不行。怎么办呢？政府到底是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善解人意，允许群众先建一层或两层，但临街面的墙必须建到三层以上。于是这个地方就出现了亘古未见的“空心楼”。临街面看上去高楼林立，富丽堂皇，而高墙后面却是空空如也。这不比《遍地羊群》更加智慧？
这些杰作，既不是愚人节玩笑，也不是三岁小孩胡闹，更不是谁吃饱饭没事干瞎编的段子，而是那些被叫做人民公仆的国家干部认真研究、大胆决策的。焦点访谈曝光了的，该不会弄错吧。这正应了王小波的那句话，中国是发生小说的地方。
天下怪事多着哩，怎能都上焦点访谈？即便是百姓看好的焦点访谈，也得留些版面风花雪月。但见诸报端的怪事，仍有不少。
某地农村冬种，农民根据田垅的水系流向和各自习惯开沟沥水。乡党委书记下来检查，大发雷霆。因为农民们开出的沟既没有朝着一个方向，又没有整齐划一，影响美观，必须返工。农民不从，因为开沟是为了沥水，不是为了好看。书记便强令农民必须服从乡党委的决议。正是俗话说的，胳膊扭不过大腿。农民最后只好认输，按照乡党委统一要求，重新开沟。新开的水沟必须一律同公路垂直。最后县里领导来检查，坐在小车里放眼望去，条条水沟直得像刀子切的，油菜、小麦叫水沟分割成整齐的块儿。太漂亮了。县里领导高兴了，这个乡被评为当年冬种先进典型。乡党委书记在县里冬种总结大会上介绍经验，农民们却在背后骂娘。
某地调整农业产品结构，不准农民种粮食了，说要种蔬菜。农民很听话，就种蔬菜吧。上面派工作组来检查，却发现有的农民种的蔬菜不是他们指定的品种。这下可触犯天威了。工作组不分清红皂白，把农民地里的蔬菜全给毁了。有的农民不服，要求赔偿损失。工作组说，我们帮你拔掉劣种蔬菜，你还得付我们工钱哩！这不禁让人疑问，这是哪家王法？！从前只听说旧中国有流氓打了人之后，要被打的人付手工费。农民最终没有办法，只好按上面意图改种上面指定的优良品种。可是见收之后，所谓优良品种并没有像上面说的那样增产增收。农民们找谁去呢？！只能背后骂几句娘。
某地是闻名遐迩的牛奶之乡，老百姓因为养奶牛，稍稍过上了几天好日子，政府领导就踌躇满志了，自以为造福苍生，功莫大矣！于是耗资亿万，修建了一条牛街，以彰政绩。满街便是石雕奶牛、牛角图腾及同牛有关的艺术杰作。修牛街的钱从哪来？自然是从老百姓口袋里掏。此等筹资举措，各地都有经验，最为典型是什么“几个一点”：政府出一点，银行贷一点，社会募一点，群众交一点。话说得漂亮，其实无论哪“一点”，最后都会万流归宗，“点”到老百姓的腰包里。这是闲话，单说那牛街吧。当地百姓很气愤，说每到晚上，见满街石牛，鬼影幢幢，就恨不得砸了它们。原来政府有钱修牛街，却没钱兑付养牛户的牛奶款。有的养牛户因此不得不含泪卖掉奶牛。政府领导却洋洋自得，说过了五百年，这大草原也许消失了，留下来的石牛却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
那些聪明的公仆，他们脑子里怎么尽是些匪夷所思？正天天上演的荒诞，怎么总似曾相识？
第二辑 替有钱人着急
穷人拿唾沫淹死你
我很佩服张天蔚先生，居然能耐着性子，读完奇文《“穷人”，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之一》，居然又有兴趣著长文（《书屋》2001年第1期《看毛志成先生对穷人开刀》），先国际后国内，好生说道理。真是好修养。毛先生的大名，我几年前就眼熟了，但自从读过他的一篇吹捧贵族的大作之后，见着“毛著”就“怕死”（pass）了。隐约记得，尽管毛先生津津乐道的是所谓贵族精神，而文章中往往是贵族和贵族精神两个词混同使用，给我的印象就是：凡是贵族，即有贵族精神，亦即高而贵之，全赖他们弘扬民族之魂灵、传承文明之衣钵，方
有今日之中国。可今日中国人的文明素质很成问题，这就怪历代皇帝太吝啬了，公侯伯子男封得太少。而穷人家孩子只有好好读书，科场得意，才能高官厚禄，有的就被皇帝老子糊里糊涂赐了爵位，败坏了贵族血统的纯正。天下又总不太平，朝代一更替，前朝的贵族又不作数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读书人十年寒窗挣来的爵位，很可能又被不肖后人弄丢了。于是，贵胄薪火不继，万般无非下品。千古显贵府第，惟有孔门一家。顶顶可惜的是，就连孔家店，也被后人砸烂了，枯竭了洙泗渊源。难怪中国总富裕不了。如果秦始皇果真长生不老，成就千古一帝，现行纪元乃是秦历若干年，贵族肯定大大的有，中国肯定大大的好了。
我本可同毛先生套套近乎，尊他为阶级兄长的。我从姓氏起源中知道，王姓的先祖，本是周天子的小儿子，因为说了直话，被贬为庶民，逐出周室。先祖沦落民间之后，只因曾是王族，便以王为姓。如果我读的那本书不很附会，我的血统其实很高贵的，甚至比孔门都要悠久且显赫。可是，我正像那位因言获罪的远祖，不太看贵人脸色的，更不问自己的血统。自己目前并不富有，但也不是太穷。怕只怕哪天真的穷困潦倒了，生活苦些也是命中注定，却还要背上个“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的包袱，就实在冤枉了。我生活在真实的民间，天天打交道的都是那些此生暴富无望、倘若命舛就会贫穷的平头百姓，他们都是大大的良民，从他们的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反面”来。
中国不会再有贵族了，只会有富人。我没有仇富情结，并不笼统地认为“肉食者鄙”；相反，我做梦也想当比尔？盖茨。但是，凡富就“正面”，凡穷就“反面”，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并不断章取义或强加于人，但琢磨毛先生的高论，他是将芸芸众生及其品格等合并成两个同类项：富人、贵族、高贵、精英、正面、进步；穷人、下贱、愚鲁、草芥、反面、破坏。我的老天，这几乎让人想起希特勒的纳粹理论：凡“非我族类”者，都是蝗虫般繁殖的低等生命，应该从地球上消失。倘若真把“反面”的穷人从这世界上消灭掉了，只剩下一些富人和贵族成天袖着手，在别墅前的绿草坪上喝鸡尾酒，只怕也喝不了几天。
人类本是多灾多难，举步惟艰。如果毛先生的理论成立，世界只好早早消亡了。因为这世上实在是富人少而穷人多。“正面”的富人哪怕个个三头六臂身怀绝技，也抵挡不过那么多“反面”的穷人与他们干戈相对。历史能够进步到二十一世纪，富人和贵族们真是辛苦了。试想，他们千百年来要与穷人作多少艰苦卓绝的斗争，才好不容易有了今天的飞机、宇宙飞船、因特网以及民主、法制、国际公约。我日前看到一份资料，预测未来二十年哪些不会改变，其中就提到了贫穷：世界财富的浪潮再怎么高涨，也抬不起第三世界贫穷这条大船，说是“人们将目睹第三世界大规模的饥荒”。这里“目睹”别人“饥荒”的，大概都是“正面”的富人吧。那么富人们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他们担负得了吗？他们会不会因为读了“毛著”，终于明白穷人反正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一生气就撂了担子呢？那人类末日真的就到了。
恕我不敬，毛先生在我印象中只是个符号，对他本人我并不了解。不知道毛先生自己是富人还是穷人。听说现在很多高校推行了新工资制，著名教授年收入十万元以上。毛先生的收入肯定很高，光工资收入就在十万元以上？如果估计少了，且勿怪罪，不是我小看教授，实在是没有见识。毛先生著述颇丰，就按千字千元算？每天三千字，日日不辍，绝非易事。我相信毛先生是神人，每年码字总在一百万字以上，年收入可在一百万元。还假定毛先生余暇时间玩玩股票，且从不折本。如此一算，毛先生算是富人了。如果稍稍挤掉点儿水分，只怕也富不到哪里去。而且，穷有底限，富无止境。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就是穷了。富呢？正是俗话说的，官永远有比你大的，钱永远有比你多的。如果只有到了比尔？盖茨那个份儿上才算富有，天下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发达国家相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就都是穷人；如果同先富裕起来的那部分人相比，中国绝大多数工人、农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也都是穷人。
幸好穷人们没怎么有机会读到毛先生的文章，不然会很麻烦的。我做了个假想，比方碰上个穷人，我说，有位姓毛的学问人说你是文明史的反面角色。穷人一脸茫然，他听不懂。我于是又说，毛先生说你拉历史后腿。穷人隐约听明白了，眼睛睁得天大。我再换种说法解释，毛先生说你是反动派。恰好这位穷人有“文革”经验，脱口而出，说，真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我想反动派是政治帽子，穷人会害怕，便改口说，毛先生说你是坏人。穷人愤怒起来，想骂娘了。我马上劝住了他，说，人家毛先生是读书人，你得文明些。穷人不骂娘了，挽起袖子想动手打人。我又说，不行不行，人家毛先生是斯文人，你不得粗鲁。穷人无奈，只好呸！吐了一把口水。我又想，如果谁有耐心，挨个儿去告诉穷人，如此如此，他们每人吐把口水，也定会白浪滔天，淹得死人。
忽然想起鲁迅先生的一篇名文，题目叫“丧家的资本家的乏”什么的，写到一种沦为玩偶的动物，见了阔人就怎么的，见了穷人就怎么的。我不好意思说。
被平均的大多数
王小波先生有篇文章叫《沉默的大多数》，流布很广，文章标题似乎已概念化，具备了某种社会学意义。我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经济学意义上的；可我又不懂经济，不知该怎么表达；猛然想到王小波先生的妙文，便把这个问题用“被平均的大多数”以概括之。
我说自己不懂经济，原话是想说自己不是经济学家，但怕经济学家说我不自量，便改口说自己不懂经济。经济学家，我是敬而畏之的。我认为当经济学家，首先只怕数学要好，而
我在小学时代数学就吃过零分。我说自己不懂经济，总不至于招来攻讦吧？不懂，在中国多少还算是美德：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是为知之。
绕口令似的闹了半天，我还是没有说出自己琢磨的是个什么问题。不是故弄玄虚，而是我有些胆怯。这牵涉到命题或定义，又是我不能面对的难事儿。什么叫做“被平均的大多数”呢？我不善于用学理性语言来抽象出某种概念，只好用文学性语言来形象地描述。比方说，当我们说中国人均绿化面积达到了多少时，东南部的中国人在葱茏的树荫下惬意地纳凉，西北部的中国人照例只能在沙漠和戈壁里艰难地生存。假如决策者满意了这样的平均数，觉得中国的植被比撒哈拉大沙漠好多了，绿化工作不要搞了，要腾出手来干更重要的事情，那么，西北部的中国人就是“被平均的大多数”，因为从版图上看，中国植被恶劣的地方远远多于植被良好的地方。
我的所谓“被平均的大多数”，只是为了表述起来不至于太拗口；其实要使概念周延些，还应加上些修饰：“被平均概念忽略和损害的大多数”。我前面举出绿化的例子，仅仅只是为了描述概念时不流于干巴。事实上，中国的大多数人，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收入、存款、住房、汽车、粮食等等，都被各种公报、统计、讲话、学术文章平均着。大多数人被平均了，他们就幸福了，就美好了，就离小康社会不远了，就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了。谁敢说出苦来，退回去二十年，罪为诉社会主义苦；现在说是可以说，说了也白说。也许平均的概念，在经济学上有大义存焉，但对于被平均的大多数，毫无意义。倘若有意义，我们何不跳出狭隘的爱国主义圈子，进入国际主义大家庭呢？放眼世界，把比尔？盖茨的财富也拿来平均平均，我们岂不更幸福？有资料表明，世界上二百二十五位首富的财产加起来，几乎等于全球五十亿穷人年收入总和的一半。这五十亿穷人，中国占多少？我没法弄清楚，但可以断定的是把这些富人的财富都拿来平均，中国人均财富必然会高出一大节。如此如此，中国的大多数不是更幸福了吗？！
中国农民应是被平均的大多数中的大多数。中国权威的理论家、政治家都指出，农民身上的致命弱点就是平均主义。我不知道这种说法的理论源泉在哪里，却可以明确地正告这类人：他们在胡说八道！农民们的很多诉求，其实只是最低限度地要求公平与公正，却被扣上平均主义的帽子，翻身不得。我们这个社会几乎形成了一种恶俗而市侩的思维定势：但凡说到农民，就贬之以农民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平均主义。说白了，无非是农民贫穷，而穷人往往是说不起话的。他们同时又是王小波所谓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