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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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张家湾的时候，被逼急了的僧格林沁抓住当人质，利刃加颈依然谈笑风生。
这么一头约翰牛，哪里会把丁日昌放在眼里！下巴一抬，借口说根本没收到这种文书。丁日昌几次交涉未果，牛劲也上来了。他二话不说，立刻宣布裁遣文件失窃，英国领事馆需要戒严，把领事馆围了一个水泄不通。巴夏礼几次要出门都被挡了回来，最后他在领事馆困守数日，缺衣少食，不得以只好通知丁日昌，说那份文件找到了。丁日昌盯着他把字给签了，这才撤了围。
紧接着，新官上任三把火，丁日昌挟着压制巴夏礼的余勇，呼啦啦啦一口气全烧到了洋人头上。他先把本来驻扎城内的英国兵撵到了城外，然后巧使手段，要回了吴淞口的炮台控制权，还搂草打兔子，顺手撤销了会防营向英法兵支付的军费。最后丁日昌抓了100多个在上海胡作非为的英国流氓，公开示众羞辱一番，挨个儿踢回英吉利去也。
这场火烧连营的好戏演得干净利落，挑不出一点毛病，让英国人想抗议都没地儿诉苦。生生气得英国总领事巴夏礼吹胡子瞪眼睛，也徒叹奈何。
可见丁日昌有勇有谋，惯于用洋人的规矩压迫洋人，整了你还让你说不出话来。碰上这么一号内外通吃的强人，巴夏礼尚且走不过几回合，雷诺一介小小洋行的经理，下场可想而知。
丁日昌接到关于利富洋行私设电报的报告之后，起初勃然大怒，随即又冷静下来。这事儿虽然小，牵涉却大。就在前一年，上海刚刚设立了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就是会审公廨的前身——由中外互派官员共同审理华洋之间案件，这起案子不是他一个人能作得了主。
不过他对付洋人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巴夏礼都被气得吐血，你雷诺算哪根葱？
于是丁日昌不动声色，一边派心腹去搜集利富洋行的情报，一边让人给沿线当地农民制造舆论，说这电报线路吸人魂魄，破人风水，同时暗示他们如果出了什么事官府绝不追究。当地农民本来就对这些电线杆看不顺眼，只是出于对官府的敬畏不敢妄自生事，如今既然官老爷都发话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五月二十八日，群情激昂的农民兄弟们在策动之下，一夜之间就把227根铜线电杆——那时候老百姓尚不知电报之名，都称为“铜线”或者“电线”——拔得干干净净。连木杆带电线就地瓜分，各自扛回家去。效率之高，令人咋舌。
丁日昌冷笑，你雷诺不是想造成既成事实吗？那我就再给你“既成”一回！经商赢利我不行，暴力拆迁，嘿嘿，你不行。
如果只是单纯煽动农民掀杆拔线，那不过是莽夫所为。“丁鬼奴”不是义和团，暴力拆迁只是个前奏，他早埋下了一记极厉害的杀招，等着雷诺上门。
雷诺听说了电报线路被毁，大吃一惊，二话没说急忙去找英国领事麦华佗诉苦。他嘴还没张，麦华佗苦笑着拿出一封文书来，说人家丁日昌早就先一步把利富洋行给告了，告它未经核准，擅行兴造营建，要理事衙门介入审理。
理事衙门名义上是由上海道的官员担任主审，外国人担任陪审，实际情况恰好颠倒过来：只要是涉及到华洋争议的，都是外国人把持着大权。所以丁日昌特意致函负责理事衙门业务的麦华佗，要求开审此案。
雷诺拿着那封文书，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如果出面作无罪抗辩，必须得申明自己没建过这条线路，正中丁日昌下怀。你说没建是吧？好啊，那些农民也从来没拆过什么电报线，从法律角度来说，我们不能拆毁并不存在的设施。
如果不出面辩诉，那就是承认自己非法建线，这种官司就算打到女王面前也是输定了。千错万错，就错在自己谁也没告诉，到头来哪国法律也帮不上忙。
别说雷诺，就连麦华陀都没料到这位中国官员玩起西洋法律比伦敦的律师们还熟。
丁日昌随信送来的，还有一大堆证据，不过这些证据都是分开另外一个信封装的。麦华佗是个老油条，知道丁日昌的微妙暗示。若是真提起诉讼，你们稳输，只是诉讼旷日持久，两边面子都不好看；现在证据我给你了，却不附在起诉书里，意思是我也不想闹大，你知道理亏，把苦主压住，这事就当没发生过算了。
麦华佗这回知道为什么巴夏礼会败在这个中国官员的手里了。他赶走雷诺，回了一封公文给丁日昌，说利富洋行一贯奉公守法，贵府指责实无证据云云。丁日昌又回一封说经查川沙确无电杆，恐系误会，不予追究云云。两人官面上往返了几道文书，彼此心照不宣。
整个风波就此平息，各方皆大欢喜，只有雷诺一个人诉苦无门，饮恨回国。他本来进了一批新的电报线路材料，打算扩大规模，这回也全打了水漂，扔在库房无人问津。
中国第一条电报线路就此结束了它短暂的一生——它甚至还没满月。这一事件从此也让那些洋行商人们收敛了许多骄横之气，知道在中国到底还是不能太乱来的。
此事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洋人们见识到这位丁大人的手腕儿，纷纷诚惶诚恐跑来致意，顺便探探口风。丁日昌敏锐地洞察道“商者逐利”是天性，今天赶走了一个雷诺，明天可能还有另外几十个雷诺。电报是时代大势所趋，不能一味消极避让。唯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才能给后人留出一片可争的余地。
丁日昌思忖再三，决定趁热打铁，跟各国领事和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作了一个约定，表示只要手续完备，可以有原则地允许他们设置埠内专线，但绝不允许他们把专线与国境外的国际电报海线相连接。这一招“以退为进”极见功力，洋人们本以为专线已不可得，惊见丁竟然法外开恩，欢喜还来不及，哪里还愿意去煞风景抗议“禁接海线”，赶紧没口子答应下来。
这是中国电报史上极关键的一个原则，后来多少纷争，都是由它而起，影响极为深远。
不过必须要指出的一点是，这一原则始自丁日昌，真正落实到法律上，却是在5年以后。
1870年的时候，英使威妥玛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希望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铺设香港至广东、以及从广州经上海至天津设置海线。清廷就把丁日昌这件事拿出来作先例，只允许他们海线到岸，却不可另接旱线。
威妥玛跟雷诺是同胞，约翰牛都个性倔，非要拧着来不可，死活要把电线接上陆地，这个举动惹怒了广东的一群贾界好汉——七十二行。
广东七十二行虽不及广东十虎那么有名气，但可比十虎厉害多了。那时候广东商界虽然还没有商会之名，可各行业之间已经懂得抱团联合，逐渐形成了联盟商会，号称七十二行。七十二行在广东战绩彪炳，力拒过来广东筹饷的大学士刚毅，让他空手而回；搞过大游行吓得广州驻军不敢出营，甚至组织过万人集会，几乎把粤督岑春煊轰下岗。这份能量任谁都不敢小觑。
1905年的时候，这个商会联盟改了名字，就是赫赫有名的广州总商会。
1870年那会儿七十二行还没成规模，但气势已在。他们虽然都是商人，爱国之心却比官员强多了。他们觉得英国人这个举动太过嚣张，要求总理衙门抵制，总理衙门若是不抵制，就让商人们自行筹款组建公司，肥水总不能流去外人田里。
英国人一见情势不妙，就退让了一步，说香港到九龙我们来修，九龙到广州你们想修就修吧。不料电线铺到增城的时候，也不知道是谁煽动的，老百姓又不干了。他们也不管是华线还是洋线，一视同仁，统统砸光，最后这两截线路一段也没修完。
这次争端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一份总理衙门和诸国公使签署的法律文件，把丁日昌的构想正式写入条款中去：“电报海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以分华洋旱线界限。”
后来发生的“大北公司海旱事件”证明，丁日昌的这一约定是极有远见的，此系后话，咱们后面会详细讲讲。
丁日昌在上海胜了洋人一阵，从此也对电报产生了兴趣。他本来就是洋务派的干将，对于西方新式发明颇为敏感，电报的种种好处也看在心里，格外留意。
到了1875年，丁日昌调任福建巡抚。他对于在上海的电报争端一直耿耿于怀，到了福建以后，他立刻从海外礼聘了专业技师，在福建船政学堂附设了电报学堂，培养相关技术人员。这是中国第一个培养电报专门人才的学校，虽然只是个非正式的训练班，但影响极大。第一所正式的电报学校——北洋电报学堂还要等到5年以后才在天津被盛宣怀设立起来。接下来，丁日昌要作的事情，让福建全省都为之震惊。
他打算着手建一条从福建到台湾的电报线。
丁日昌如此举动，是有深刻原因的。就在丁日昌就任的前一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政府通过《台湾番地处分要略》，派遣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舰队和3000打着探险队旗号的陆军于四月入侵台湾。因为消息辗转迟钝之故，等到清廷收到消息派林则徐的侄子沈葆桢赴台援救的时候，当地居民牡丹社酋长阿实禄父子已然战死，日本的龟山都督府都修了一半了。
后来日本考虑到时机尚未成熟，逼着清廷签订了一个《北京专条》，勒索了一笔银子，方始撤军。两年以后，丁日昌去台湾考察，想到这段往事，觉得台湾通信不便，消息滞后，容易贻误战机，于是又想到了电报这玩意。
为什么要说“又”呢？因为在他之前，一代名臣沈葆桢曾经申请在台湾设立电报局，李鸿章和奕䜣也十分赞同。本来两宫太后也都点头了，但因为朝廷里的顽固派反对，最后终于未能成事。反对派里最强硬的一个人是工科给事中陈彝，他写的奏折拿现在的眼光来看特别可爱，不妨录上一段如下：
“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海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不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籍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遵君亲上乎？”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上纲上线到忠孝的高度，沈葆桢也只得徒叹奈何。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朝廷内还在为电报争执不休的时候，福建又爆发了一起与这条电报线有关的弊案，这让本来就风雨飘摇的福台线雪上加霜。
沈葆桢刚刚上书奏请铺设福台电报线，各国就听到了风声，纷纷跑来福建游说。当时沈葆桢的计划是修一条连接台湾和大陆的线路，福州将是大陆侧的登陆口。丹麦大北公司事先疏通了闽浙总督李鹤年，予以其大笔贿赂。李鹤年就指使福州通商局草签了合同，把整个工程从水线到陆线全包给了这家公司，搞得舆论大哗。
沈葆桢得知以后，一怒之下告去了朝廷，说咱们刚跟洋人作了海陆约定，李鹤年这么干，不是等于自己扇自己耳光么？结果朝廷责成李鹤年立刻收回陆线，大北公司出了钱，也揪着他不放。李鹤年左右为难，忽然想到了丁日昌的那段往事，也如法炮制，煽动当地农民把电报线全拆干净，对朝廷有了交代。而大北公司方面，李鹤年在1876年2月25日派了唐廷枢去谈判。谈判的结果是合同取消，但是工程费用照付，足足付出了15万两白银之巨。败国之臣，无能竟至如斯！
同样是以百姓制夷，丁日昌就玩得高风亮节，而李鹤年则玩得无耻之尤，两下比较，高下立判。
经陈彝、李鹤年这么一闹腾，朝廷也没了兴趣，沈葆桢也只好死了心，福台线终究没有建成。那些回收的设备全都扔在库房里，无人问津。等到一年后丁日昌打算修台湾电报线，打开库房调拨这批物资时，惊讶地发现已经全部锈蚀无法使用了。
丁日昌一心要建台湾电报，但他深知沈葆桢失败的原因，所以上奏折的时候避而不谈福台，而是建议修一条台湾岛内电报线。这样顽固派就没了口实，他们对台湾蛮荒之地没兴趣；而洋务派也心满意足——只要岛内网络修完，等到时机成熟时徐图缓进，接一条海底电缆过去，就能与大陆连通。此所谓拆屋开窗之计，沈葆桢拆屋不成，丁日昌再开窗子就容易多了。几经折冲，于是朝廷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
丁日昌派了电报学堂学生苏汝灼、陈平国主持设计，武官沈国先负责施工，自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初十正式开始建设，到九月初五完工。一共设立了两条电线，一路是从台南府城出去，到安平镇海口；一路从台南府城到旗后，也就是今天的高雄，全长40多公里，共设了3个电报局，分别位于台南府城内右营埔、安平镇鲲身和旗后。
这是中国第一条自行设计、施工并掌管的电报线，建成的地点不在大陆，却在台湾，不能不说是一件奇妙的事情。唯一可惜的是，受制于顽固派的阻力和财力的限制，当时尚不能把台湾与大陆以电报相连，丁日昌对此引以为憾。他的遗憾一直到10年以后，才被台湾巡抚刘铭传实现：在后者的筹划下，从福州川石岛铺了一条“闽台海缆”直通淡水，全长达433里，创下另外一个中国第一，从此台湾与大陆联系日益紧密起来。
这一条闽台电缆用得相当久，日据时期也用，二战时期也用，二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以后，还曾经用这条线与福建外海的川石岛电信局进行通讯，一直到1949年把它截断。后来加拿大出了一位台湾史的研究专家史康迪，他从1982年开始就试图找到这条电缆，走遍台海两岸，爬梳资料，一直到今天仍旧没有放弃，前后近30年，其中波折不可历数——不过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所以说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实在是当之无愧。光他一个人就占了3项电报第一：第一个建设中国国产电报线、第一个设立电报学堂，还有就是“暴力拆迁”了中国第一条专用电报线路。
说句题外话，后来丁日昌升任江苏任巡抚以后，他的儿子丁惠衡因为斗殴惹出了人命关系，潜逃不归。新到任的两江总督奏请朝廷合议此案。后来这案子还没等最后了结，这位两江总督就被一个前捻军将领刺杀而死。一时凶手的动机众说纷纭，有说是兄弟恩怨，有说是湘军内讧，有说是谋逆倾轧，还有人就怀疑这次刺杀案是丁日昌主使的。后来这个主张被主审官郑敦谨驳回，因为丁日昌一贯行事端正，这次儿子出事，他大义灭亲，亲自押着儿子来自首，说他买凶杀人根本没有证据。
这位两江总督的名字大家也许都能猜出来了，没错，叫作马新贻；而那位刺杀他的人，叫做张汶祥，这件案子就是赫赫有名的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刺马案。
电报教父盛宣怀
丁日昌是中国电报第一人，这一点史无疑义。但他只是占得一个“先”字，若是要谈到对中国电报的影响，有一个人比丁日昌更为举足轻重，他就是盛宣怀。
整个中国早期电报发展事业，正是和这位有“中国商父”之称的官商一体的巨子共为一体，根本撕掳不开的。
每逢乱世，总有一批风云人物乘雷上天，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莫不如是。虽然清朝末年已经是满清皇朝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绝响和余音，但也还是出了不少响当当的人物。但说起洋务派，人们多想到的是清朝地方督抚大员，如李鸿章、张之洞等；说到官商，张謇和胡雪岩已经写进了历史课本，论起播乱天下的猛人，有袁世凯、张作霖这样的剽悍枭雄……专业做研究和文史爱好者姑且不论，起码对于现在的百姓大众来说，盛宣怀这个名字实在不够响亮和熟悉。
虽然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盛宣怀却实在是清季一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是中国最著名的第一代资本家，也是晚清朝廷炙手可热的大员。论政治，他从招商局会办、总办，做到天津海关道、芦汉铁路督办、会办商约大臣、邮传部尚书，可谓位高权重。
论功业，他一手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家电报局“中国电报总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总公司、中国第一所正规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北洋大学、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京汉铁路，还创设了中国红十字会、张裕葡萄酒厂。
论事迹，他玩弄手段，气死了鼎鼎大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慈禧昏了头向“天下万国”宣战的时候，他频频通电、居中奔走，利用电报串联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四大总督“东南互保”，撕下了羸弱的清朝中央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他策划的“保路运动”，直接成了压垮清朝这头欲倒巨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李鸿章称赞他说：“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又说他“欲办大事，兼作高官”。死后，他被称为中国的“商父”、“官僚资本第一人”。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化的建设中打下深重烙印的人物，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如今却盛名不彰，实在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盛宣怀，字杏荪、幼勖，1844年11月4日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是家中长子。他的祖父盛隆举人出身，当过浙江海宁州知州；父亲盛康是进士出身，曾经做到湖北盐法武昌道，跟当时的天下第一抚臣、北洋领袖李鸿章私交很好。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和二弟一同考中秀才，一向以诗书持家的盛家自然欢天喜地。但是志得意满的盛宣怀未曾想到，他的科举之路已经于此断绝了——之后盛宣怀曾三次参加乡试，皆不第，相反，考场之外的另一片天地等着他去开辟。
同治九年（1870年），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将盛宣怀招入幕府。一来是故人之子，二来沉稳务实的盛宣怀确有才干，因此深得李鸿章的欣赏器重。终李一生，都对这个小自己20多岁的子侄关爱备至、力加提携，因此还有传言说李鸿章收了盛宣怀当干儿子。不管此事是真是假，李鸿章一路的提拔关照，绝对是盛宣怀飞黄腾达，乃至跃上天下官商首领之位的最最重要的原因。
进入北洋系统之后，盛宣怀被李鸿章委任为派委行营内文案，兼任营务处会办，相当于李的机要秘书。在这个位置上，盛宣怀干得很出色，他的文笔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