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的帝国-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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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向中国皇帝致意：

我已收到陛下7月19日来函，欣悉陛下认识到，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除了希望正义和公平之外别无他求这一事实。我们派军队到中国的目的，是从严重危险中营救美国公使馆，同时保护那些旅居中国并享有受条约和国际法保证之权利的美国人的生命财产。已向贵国派遣军队的所有国家都公开了同样的目的。

我从陛下的信中得知：那些扰乱中国的和平、杀害德国公使和日本使馆成员、现仍在北京围困着那些幸存的各国外交官的暴徒们，不仅没有得到陛下的任何赞助和怂恿，而且实际上是对皇权的反叛。如果是这种情况，我最郑重地促请陛下政府：

1．公开证实外国公使是否还在世，如果还在，他们的现状如何。

2．让各国外交使节直接、自由地与各自的政府取得联系，排除威胁他们生命和自由的一切危险。

3．使中国的朝廷与援军保持联系，以保证在解放公使馆、保护外国人以及恢复秩序方面彼此合作。

如若这些目的均告实现，本政府相信，对于和平解决这次动乱所引起的一切问题，各国将不会存在任何障碍。同时，本政府在取得其他国家的同意后，将乐于以此目的为陛下进行友好的斡旋。

威廉·麦金莱”

那时的美国，和如今的不可一世不同，人轻言微，虽有善意，却无济于事。慈禧电报离间不成，只得仓皇北狩，并急电各地诸侯进京勤王。

千盼万盼，结果她最后盼来的，却是一封令她惊骇莫名的电报。

这一封电报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无以复加。而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恰恰就是在中国电报史上举足轻重的盛宣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腐败之极的清军节节败退。平壤战役中，虽然有左宝贵、聂士成等部的拼命血战，但由于统帅叶志超的不战而逃，清军一溃千里，盛宣怀五弟盛星怀阵亡于败军之中。这一噩耗传来，盛宣怀愤激之下，旧疾发作，差点死掉。第二年马关条约签定，盛宣怀以身体不好，无法担当大任为由几次要求辞职，清廷都没有批准。从日后的事情推演，盛宣怀对清廷失望透顶，恐怕就因此时起了。

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和时任铁路大臣的盛宣怀等人就在一起秘密商议过对策。一向善于利用电报的盛宣怀自然也不可能放弃自己最为有利的阵地和武器，电报也随之再次走进了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扮演了重要道具的角色。

6月20日，也就是清廷正式向列强宣战的前一日，李鸿章给清朝中央政府拍发了一封电报，称：“众议非自清内匪，事无转机。”电报里这个“众”就是指东南地区的督抚们，他们经过商议，认为只有“先定内乱”，才能“再弭外侮”，不清除掉“内匪”义和团，就无法收拾局面。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但此时，他们的意见已经不能影响陷入醉狂状态的中央政府了。被洋人欺侮已久的满清权贵们，正在盲目的快感刺激下，向着他们也不知道在哪里的目的地狂奔。

1900年6月21日，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了《宣战诏书》，同时向12个国家宣布开战，史无前例。宣战后，清廷将《宣战诏书》转电各地，并命令沿江、沿海各省“召集义民”、共御外侮。

电文递到电报总局，盛宣怀看过以后，长思良久，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决定先扣发这封清朝最高统治者发出的电报，并给李鸿章拍发了一封震惊千古的急电。

这封急电的全文如下：“千万秘密。廿三署文，勒限各使出京，至今无信，各国咸来问讯。以一敌众，理屈势穷。俄已据榆关，日本万余人已出广岛，英法德亦必发兵。瓦解即在目前，已无挽救之法。初十以后，朝政皆为拳匪把持，文告恐有非两宫所出者，将来必如咸丰十一年故事，乃能了事。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必同归于尽。欲全东南以保宗社，诸大帅须以权宜应之，以定各国之心，仍不背廿四旨，各督抚联络一气，以保疆土。乞裁示，速定办法。”

这封电报在近代史上的意义极为重大，盛宣怀以纵跨政商两道的大局观，准确地判断了当前局势最有可能的发展方向，并且正式提出了“联络一气，以保疆土”的政治方案，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东南互保”雏形——台湾学者戴玄之据此认为，盛宣怀应该是“东南互保”的首倡者。特别是中间“今为疆臣计”这一句话，表明了盛宣怀已经不把自己视为大清的臣子，而是以李鸿章的私党自居了。后人评论，这封电报“不但保住了南方半壁江山的安宁和繁荣，而且准确地预测了清末最后十年发展的脉络，它也预告了南方省份将重新主导了这个古老帝国未来近三十年的走向”。

盛宣怀和李鸿章商量妥当之后，才向各地转发清廷的电报，但同时他又嘱咐手下“但密陈督抚，勿声张”，并迅速电告各地督抚，要他们不要按照电报上的命令执行，并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封电报是被暴民胁迫下发出的“伪诏”！这就给各地督抚提供了一个道义上的借口，既然是“伪诏”，又何必要执行呢？张之洞当即用电报回奏朝廷，“恳请严禁暴民，安慰各国，并请美国居中调停”。

但随后而来的另一封电报，把刚刚喘了一口气的督抚们又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朝廷下令，各地督抚必须立刻集结兵力，“北上勤王”。

地方的督抚们并不像慈禧一样闭目塞听，更加了解天下大势的他们深知，即便按照朝廷的命令执行，也不会对战争的结果有任何影响，反倒可能会把相对富庶和现代化的东南各省也陷入战火之中。然而中国是一个儒学治国的国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君臣臣，君权是重于一切的。两相为难之下，一时间，各地督抚都哑然失声了。

这个时候，从广东飞出的一封电报，挽救了险些被扼死在摇篮之中的东南互保联盟。盛宣怀的恩主、天下督抚的老大领袖李鸿章电复朝廷：“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慈禧接到这封电报时，几乎惊得没喘过气来。这封电报实在太艺术了，八个字高妙无匹。它虽然不否认“勤王电”是清廷的正式命令，却提出这是“乱命”，也就是不正当、不应该接受的命令。并且正式表明了态度——“粤不奉诏”。与此同时，又仍然以地方官员自居，把和中央政府的对抗限制在了一个不撕破脸皮的限度，让清廷不至于暴走，各地督抚也敢于接受。这后面，有没有盛宣怀的建言和策划呢？我们是无从得知了。

李鸿章的这封电报通电全国后，东南各地督抚松了一口气，反正天塌下来有更高的顶着了。配合李鸿章的行动，盛宣怀接连给张之洞、刘坤一去了急电，提出了“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的具体措施。张、刘复电表示同意，“东南互保”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6月24日，张之洞致电列强驻上海领事，内称：“上海租借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各国商民产业，均由各督抚保护，本部堂与两江刘制台（刘坤一）意见相同，合力任之，已饬上海道与上海各领事迅速妥议办法矣，请尊处转致各国领事。”

两天后，在刘坤一、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由盛宣怀从中牵线策划，上海道余联元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了《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南互保”条约。江苏、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各省巡抚均派出代表参加仪式，各国对此条约都颇为赞赏，英国虽然由于未能达到独霸长江流域的目的，一直不愿签字，但是毕竟孤掌难鸣，也只有委委屈屈地默认了。

条约虽然签定，但毕竟地方的督抚们不能代表清朝中央政府，也没有外交权，这份条约是没有任何公法效力的。盛宣怀的好友，《新闻报》老板卡尔文·弗格森在签字当天还问他：“今日定约，倘贵国大皇帝又有旨来杀洋人，遵旨否？”所以3天后，一直被督抚们压着没有公开宣布的《宣战诏书》突然在上海被公布，又引起了很多人的震动和猜疑。

为了尽快稳定局面，盛宣怀再次致电刘坤一和张之洞，请求他们公开表态以平复人心。

刘、张二人于是致电各国公使：“无论北事如何，仍照原案办理，断不可易。”为了扩大互保范围，把更多的人拉下水，刘、张公开致电各地督抚，请求支持。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通电表示赞同，原先持观望态度的浙江、四川、陕西等地看到大势所向，也纷纷公开表示支持。各省督抚甚至通过电报暗中约定，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如有不测，他们将推选李鸿章出任总统来维持国家稳定。

这一封封的往来电报，织就了东南互保的大网，也撕破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本来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朝廷的绿营糜烂不可用，中央政府被迫令各地督抚自募练军起，清朝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地方实际控制的权力，不过靠着曾、左、李等重臣没有什么太大野心，慈禧在中央又有一定威望，还能勉强撑持着老大帝国的威严。有时候人人都明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心理惯性使然，不敢作仗马之鸣而已。现如今，这一封封电报赛匕首，似投枪，放干了满清朝廷的最后一滴血。每个人都知道，清朝的统治已经完蛋了，大家擦亮眼睛，只等着看它什么时候咽下最后一口气。11年后的辛亥革命，也不过是水到渠成而已。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八国联军退出中国。吓破了胆的慈禧太后终于从西安回銮北京。只是这一次她不敢沿原路返回，而是选择了东出潼关，经过河南洛阳、巩县、郑州到开封，再从开封渡过黄河，一路北上。在此之前，慈禧太后一直不允许陕西、河南等省修筑铁路、电报，以致陕、豫两地只能靠畜力运输或传递信息，极其不便。盛宣怀打出方便太后“回銮”的旗号，特意拨款修筑了潼关－直隶线，全长1600华里，与山东、江苏两路电报联通，从此开始了中国内地的电报网络建设。

至于慈禧太后，她已经充分领教了电报的威力，总算乖乖闭上了嘴，不再横生阻挠。

假设没有电报，而是依靠清政府古老而效率低下的驰驿，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等人绝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东南互保”的核心精神达成共识，并以极快的速度传遍全国，让各地督抚为之震动，顺利实行。电报赋予了“东南联保”以全新的政治内涵，其商议效率之高，实施速度之快、覆盖范围之广，别说大清开国二百年，就是中华五千年来，也是匡古未有的政治奇迹。

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这里姑且不提。不过东南互保事件却生动地表明，电报在短短几十年间，已经从国人眼中的洪水猛兽变成了中国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工具。电报的迅捷让政治变得更加云诡波谲，变数更多。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电波纵横，往来频繁。可见电报已深深进入生活，给中国晚清政治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邮传部风云

我们都知道，三省六部制是中国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中央官制系统。它始建于隋文帝时期，在唐代得到完善与进一步的发展，从宋朝以后，三省制有所废弃，但掌管天下具体事务的吏、户、礼、兵、刑、工这六部制度却延续到清朝末年，前后一直存在了1200多年。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列强的环逼之下，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新思想、新制度的冲击，已经逼得这个老大帝国必须要做出改革以求得基本的生存能力了，这也正是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所提到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宣布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进行官制的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要求。于是清廷首先把掌管外交的总理衙门改组成为外务部，随后又新成立了管理商业的商部、管理国内安全的巡警部。1906年，清朝政府正式对六部制度进行彻底的改组，在把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兵部改为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工部和商部合并为农工商部之余，又设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央部委”，管理天下路、船、邮、电四政，称为邮传部。

邮传部的政治职能，大致相当于我国建国初期交通部和邮电部的合体（邮电部98年改名信息产业部，08年改称工业和信息化部，其政府职能亦随之有所变化），它的前身，就是我们屡次提到的，由盛宣怀主持开办的电报总局。

清朝末年，经过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之乱，清朝政府背负着沉重的军费和战争赔款，对地方财政的控制空前弱化，虽然一再加税加捐，也开始课收厘金，但中央还是经常陷入财政窘迫、无钱可用的尴尬局面。

中国的海关当时由英国人赫德为总税务司，经营情况相对较好，年收入1200万两，是清朝政府的第三大税源，也是各种洋务运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电报总局刚开始建设的时候，就是借用了海关的经费来经办的。但是津沪线建成四个月，在一群腐败官僚的管理下不但没有盈利，反而亏损甚大。身兼官、商两职的盛宣怀，自然想到了引入较为灵活、先进的商业资本来扭亏为盈。这个在前面说及盛宣怀时已经提到，不再细述，下面主要谈一谈中国的电报事业是怎么由“官督商办”又变回“官督官办”的。

不得不说，“官督商办”这一招在中国电报事业的前期发展中，是起了不可磨灭甚至是决定性的促进作用的。不但解决了资金匮乏的根本问题，而且商人们灵活先进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先从百姓这边说起吧，中国电报局在晚清时期的派头很大，早期各地电报局皆为官办官用，门前都竖有“虎头牌”，上面还横着用馆阁体大字写着：“非传政令不得入内”，有近于“肃静”、“回避”等衙门大牌。所以老百姓们都敬畏地把它们称之为电报衙门。后来电报局逐渐转为民用，百姓们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减，不满倒是与日俱增。不满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曰贵，一曰烦。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地，目的地的收报员再把这一串数字送给收信人，收信人也要买一本译码本，然后按字再翻译回中文。如果您不小心翻错了一个两个字，收报人看不明白，对不起，这不是我们电报局的责任。

从官府的角度来说，除了同样要头疼高昂的电报费用以外，还多了一层矛盾。那就是“官报”和“商报”的顺序之争。

要知道，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时候，商人们是很猛的。曾经有这么个故事，英国公使巴夏礼有一次急等国内一条重要电报，可却迟迟不见送来，一直等到电报发出3天后，这份该死的电报才送到巴夏礼手中，气得堂堂公使大人满头是包，当即责问中国政府是怎么回事。总理衙门追问电报总局，电报总局又追问分局，哪知回报上来，好悬没把巴夏礼给气乐了。分局理直气壮地回答，按照规定，这条重要的外交电报是按“四等寻常商报”算钱的，所以理应和其他“寻常商报”一样，排在一等官报、二等局报和三等加急加费商报之后发送投递。晚了？活该！

英国鬼子咆哮如雷，中国大员脸上无光，可是下边人是照章办事，也不好太过追究。于是只好在英国人的强烈要求下修改章程：“合约各国公使、水陆提督、领事官等为国家之电音往来，均作一等电报，仍照四等电报核算报资”，“皆照中国一等官报看待”，“按照投报之先后次第发递”，这个事才算最后了结。

对付洋鬼子是这样，对付本国的官府股东们也往往啧有烦言。按照电报局设立之初的章程，一等官报是免费发送的。平时还好，中法战争期间，羽书如雪，战报频繁往来，大大影响了普通收费电报的投递。电报局商董谢家福等人于是代表江浙闽粤各地商人频频上书，希望政府能将头等官报“核发现资”，官司扯皮了一年半，最后在李鸿章的调停下，规定了只有中央各部和各省的督抚将军才有权利发送一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