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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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整个春天和夏天，他们忙里忙外，就是为了一件事：让自己的微机更便宜，去迎合普通中国人的需求。而〃E系列〃在销售市场上的竞争力，就在于：价格，价格，还是价格！它的价格继续下降，降到万元以下了。杨元庆在北京举行了他主持微机大局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借助媒体来发动一场战役，已经是计算机市场上常见的情形，杨元庆从那以后召开的产品发布会不计其数，但是这一次仍然有其独特意义。有个名叫董瑞玲的记者用下面这句话开始了自己的新闻：〃这是国内市场首家报价在1万元以下的名牌386电脑。〃除了〃价格〃，当时中国人手上再也没有别的武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杨元庆看出这个名堂。他就是拿着这个武器，一击成功，又在后来的两年里屡战屡胜。
与以往国家发展逻辑迥然不同的是，中关村形成了一种针对社会问题的思想方式，强调不断变化和难以预测的需要，而又不肯背弃理想。1994年春天，当杨元庆煞费苦心地部署他的〃微机保卫战〃时，王志东创办了自己的新公司。这是中关村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按照〃硅谷模式〃创办起来的公司。今天很多人都已知道，它就是〃新浪〃。不过，当时它叫〃四通利方〃，公司的办公地点也不是在海淀桥东侧那座富丽堂皇的〃理想大厦〃，而是在中关村南街第三小学东南角的那个被荒废掉的教室里，看上去同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小公司没有什么两样。
如前所述，王志东与贺文联手创办〃新天地〃，共同拥有产权和收益，但是两人很快就无法相处。这对伙伴，一个是公司总经理，一个是公司总工程师，曾经亲密无间，共同把〃中文之星〃推向辉煌的顶点：进入中央政府的〃火炬计划〃，成为〃中国第一软件〃，当然还有滚滚财源。不幸的是，在最初的喜悦之后，两人之间出现争吵。公司的成功究竟是仰赖王志东的技术，还是仰赖贺文的营销？究竟应当专家说了算，还是经理说了算？总经理该不该购置一堆〃卡迪拉克〃、〃蓝鸟〃、〃丰田〃来组建车队？总工程师该不该报销请客开销？公司离开陋室迁入友谊宾馆贵宾楼的顶层豪华套房，是不是过于挥霍？对于微软即将大举进入，究竟是放弃抵抗还是背水一战？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公司的发展战略也出了问题。总经理希望拉起〃中文之星〃的大旗做掩护，套取国家计划，再到银行去〃圈钱〃……这是当时牟取贷款的另外一个说法，然后进军暴利行业。一会儿要炒股票，一会儿要倒外汇，一会儿要办银行，一会儿又盯上京城北郊一块26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在那里给死人修个〃皇家陵园〃，给活人建个居住社区。也难怪贺文如此热血沸腾，当时整个国家都是这样，除了长城公司的沈太福，至少还有史玉柱，也是一个成名人物。此人依靠〃巨人软件〃起家，然后圈地置业，扬言要建〃中国第一大厦〃。贺文的〃战略构想〃充其量也不过是当时国家的一个缩影。那时候北京流行的一句话是，〃如果我欠银行1元，我是孙子；如果我欠银行1亿元，我是大爷。银行信贷员得天天请我吃香港美食城，因为他生怕我不还钱王志东曾经给本书作者讲了一个当时中关村流传颇广的故事：我要想让我的儿子去娶比尔o盖茨的女儿，怎么娶呢？我先把儿子叫过来，说：〃儿子，你结婚吧，我给你介绍一个。〃他说：〃不干不干，那是我自己的事。〃然后我说：〃那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儿。〃然后他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啊。〃我再去找比尔o盖茨，说：〃咱们当个亲家吧，让我的儿子跟你的女儿两个人相好行不行？〃比尔o盖茨说：〃这哪能行啊。〃我说：〃我儿子可是世界银行的副总裁啊。〃那个比尔o盖茨说：〃啊！原来是这样啊。〃然后我再去找那个世界银行的总裁，说：〃让我的儿子来当你的副总裁好不好？〃那个总裁肯定说：〃你凭什么呀？〃我说：〃我的儿子可是比尔o盖茨的女婿。〃没多久，我儿子又娶了比尔o盖茨的女儿，又当了世界银行的副总裁。生意就是这么做成的……〃看来贺文挺欣赏这个奥秘，当做成功法宝，但是总工程师却打心眼儿里讨厌这种投机行为。〃这种文化跟我所想像和我所能接受的，差得太多。〃王志东这样说。两人芥蒂即生，彼此也就不再信任。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导致对人品的怀疑。有如王志东所说，〃我是学理工的，他是学政治的。我是玩儿技术的，他是玩儿人的。〃
第42节：民族品牌（8）
现在回头来看，〃新天地〃的内部分裂在中关村既不是第一例，也不是最后一例。造成冲突的那些基本要素，技术人员和经理人员争夺支配权、公司战略的考量、性格以及道德水准的差异、功名、利益，所有这些都将在中关村层出不穷，只是这两人的最后决裂别具一格，让人觉得中关村的第二代毕竟不同于前人。
8月13日，王志东把一封辞职信连同〃中文之星〃源代码一同交给贺文，还附带一台29英寸的彩色电视机。贺文刚刚做了新郎，这是王志东曾经答应送给他的结婚礼物。〃我要信守我的承诺〃，王志东对贺文说，〃不能因为你不仁，我就不义。〃
贺文无法相信王志东会离开〃新天地〃，平心静思，终于发现公司需要这位技术天才，于是做出最后努力来挽留这位搭档。
贺文说：〃留下来，怎么都行。我可以把这个法人总经理让给你。〃
王志东说：〃如果你让我当总经理，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你开了。〃
王志东就这样离开〃新天地〃，也离开〃中文之星〃……他曾说它是他的〃儿子〃，带着他对技术的无限迷恋和疑惑。8月第三周，他来到青岛，独坐海边，反省自己和贺文的持续16个月的合作。〃这是我的相当痛苦的一个阶段。〃他这样说。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想要做什么表示过怀疑，甚至还在孩提时代，他就表现出对技术的热情。但是现在，面对潮起潮落，惊涛拍岸，他开始问自己，一个纯粹的技术人员能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他的妻子与他同行，此外还有严援朝一家人。当时中国人个个沉浸在狂热的气氛中，很少有人能够平心静气地呆上一个下午。可是中关村前后两代软件工程师的代表人物，聚首黄海之滨、崂山之巅，连续7天什么也没做，只为想清楚一些事情。他想到自己离开〃方正〃，又离开〃新天地〃，放弃〃北大视窗〃，又放弃〃中文之星〃，过去种种技术成就，就像狗熊掰棒子，拣了后面的，丢了前面的。但他想得最多是自己在大学期间读到的《硅谷热》。那是1986年出版的，里面讲了很多美国硅谷的故事。后来他能义无反顾地跑到中关村大街上，多少是受到这本书的鼓舞。直到今天，它还是他的〃一个启蒙经典〃。可是他却惊讶地发现，那些一直为创建〃中国硅谷〃煞费苦心的中关村人，原来并不明白硅谷的真谛在什么地方。硅谷拥有第一流的老师和学生，拥有生生不息的技术源泉，拥有市场意识，拥有创业激情，拥有源源不断的资本作后盾，这些都是硅谷的奥秘，但是硅谷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它用一套完整的企业制度和社会规范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我所遇到的最大问题都不是技术，是人。〃王志东对严援朝说，〃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有一段时间，他对过去的选择产生疑问，甚至开始怀疑中关村，再次想到出国留学，还想要回归自己的老家广东。但是他心中的那个声音一直在召唤，日子越是久远，道路越是坎坷，也就越是强烈。〃我的'硅谷梦'不能破灭。〃他对自己说，〃在中关村创业的梦想不能破灭。〃
这位技术天才下定决心不再囹圄于技术天地。可是他现在面临着一个新问题。中关村数以千计的公司中，没有哪一家属于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模式〃。早期的〃华夏〃不是，〃两通两海〃不是，〃联想〃和〃方正〃也不是，他自己的〃新天地〃还不是。尽管此人天赋很高，但是他却还没真正见识过硅谷的模样，他第一次到硅谷访问还要等到1年5个月以后。在1993年的这个夏天，他只不过凭借本能去揣测硅谷精神。他坐在青岛的海岸上，在浪花拍岸的涛声中，把它们一一写进笔记本：
第一，必须专注，而且是专做高科技，不能看到什么能挣钱就去做什么，也不能在挣了钱之后就什么都做。
第二，管理权和所有权必须分离。管理者应该有足够的权力。董事会应当代表股东利益。
第三，股权清楚。公司的创业者、技术人员必须拥有部分所有权，必须成为公司的一部分。
第43节：民族品牌（9）
第四，建立在〃风险投资〃基础上的高起点。这个公司一旦确立，马上会有一大笔钱进来，可以踏踏实实把技术做起来。不需要再像老一代公司那样，靠一两万块钱起家，这边搞一搞，那边炒一炒，慢慢滚动。
这个杰出的软件设计师，现在试图设计一个新公司的构架。他把它归结为〃硅谷公司四原则〃。〃这就是所谓现代企业的机制，〃他对严援朝说，〃它在国内还不存在。〃
这两人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对软件技术的共同追求上。他们成为中关村第一次技术浪潮的先锋，也是直接受益者。但是，一项技术的繁荣时期十分短暂，膨胀过快，燃起疯狂的激情，富有爆炸性，然后迅速下跌，这世界又成了商人的天下。严援朝那时候刚刚进入四通，接替黯然离去的王缉志成为总工程师。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能理解王志东所说的一切。自从听说王志东离开〃新天地〃，他便努力促使这个年轻人到四通来，现在他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四通弊端丛生，与王志东的〃四原则〃相去甚远。于是他告诉王志东，将帮助他成立一个独立的公司。
严援朝说到做到。他把王志东带回中关村，一起去游说四通副总裁刘菊芬。后者是四通的开创者之一，主管公司技术研发，是个胸襟和眼光都很开阔、对新事物格外敏感的女人。她的父亲是党的元老，丈夫是中国银行计算中心主任，而她本人也曾在政府任职。在她的由从政到经商的历程中，始终有个梦想，那就是办一家软件工厂，如同在流水线上生产硬件产品一样地制作软件。她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着手成立一个〃软件实验室〃，期望能够借此实现自己的〃梦工厂〃，但在后来的经济动荡中无疾而终。现在，王志东勾起她的久远的梦，就像死灰复燃。她被他的〃四原则〃迷住了，当即允诺在四通为他开辟一个〃特区〃。
接着轮到段永基出场。这是他和王志东的首次见面，从此开始一个极富创造性而又充满是非恩怨的合作历程。自从率领四通度过那场政治危机，段永基在中关村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公司资金雄厚，闻名遐迩，一片光鲜，潜伏着冷酷的野心和阴谋。90年代初期的几年里，中关村一直闪烁着段永基那双精明的眼睛。可惜，微机的兴起令四通打字机陷入绝境，老产品每况愈下，新产品屡战屡败，即使机变百出如段永基，也感到走投无路。如今王志东从天而降，让他大喜过望，所以双方一拍即合。
看来相当顺利，但就在这时节外生枝。事情起因于段永基本人在道德方面遭人诟病。段是一个聪明、机敏、大胆、足智多谋的人，但他却不是一个诚实和信守承诺的人，至少有些熟悉他的人是这样认为的。他的口是心非和不择手段，总是让他的合作者头疼不已，也给他个人的信誉蒙上一层阴影。当时王志东对这些事情无从体会。他只知道四通是万润南留下的基业，也是中关村的一面旗帜，直到和段永基昔日的搭档王缉志有过一次深入交谈之后，才知道原来每个公司都会有黑暗的一面，即使那些〃企业之星〃也不例外。
王缉志在〃四通〃的位置，犹如王志东在〃新天地〃，都是总工程师，但他那时已经挂冠而去，其理由说起来又与王志东的离开〃新天地〃如出一辙，都是与总经理无法合作。对于王缉志的技术和人品，王志东有着足够的信任，现在听他以如此口吻数落段永基，不禁目瞪口呆，忽然明白，严援朝和刘菊芬为什么会那么真诚地为他建造这个〃特区〃。他没有听从王缉志的劝告，因为实在不能拒绝四通给予他的这个机会，但他大起防人之心，除了更加小心翼翼地和段永基打交道之外，就是坚决捍卫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寸步不让。
王志东轻而易举地赢得段永基的信任，不用说，是因为他在技术领域成就卓著。但更重要的是，四通公司刚刚在香港股市挂牌，手上拥有大笔现金，正为如何花掉大发其愁。所以段永基没有犹豫便决定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投资。他问王志东需要多少钱，王志东一咬牙说要500万。他说：〃好吧，就给你500万。〃段永基在此前和此后投资无数，除了让数以十亿元计的资金血本无归，还为自己赢得了一个任意胡为和不负责任的名声，但他至少有这一笔投资大获成功，让四通在很多年以后还能成为〃新浪〃股东，从中渔利。
第44节：民族品牌（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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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在更大范围里也拥有不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资本与人〃的首次结合。在此之前，中关村的资金都是投给技术的，技术的开发者无关紧要。现在，王志东所以能够得到投资，完全因其本人，当时他甚至还不能明确地说出自己打算做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关村，〃风险投资〃的概念几乎不存在，而段永基在追求公司利益的过程中，已经无意识地开启了我们国家〃风险投资〃历史的第一页。
中关村的新革命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时代的天平。大有深意的是，中国人一边反抗硅谷的电脑，一边拥抱硅谷的精神，〃民族品牌〃保卫战并不妨碍他们模仿西方公司，所以王志东的所谓〃四原则〃能够很快变成现实。新公司叫做〃四通利方〃。四通董事会批准的这笔钱，在王志东看来，已经足以让他越过原始积累阶段。但是他们还注意到一些其他人所忽视的东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双方同意四通的全部投资在新公司中占有79％的股权，王志东仅仅凭借他的技术占有其余部分。王志东本人出任公司总经理，并且建立起〃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的治理结构。
1994年1月〃四通利方〃的牌子挂在中关村南街上，政府工商局的登记名册表明这是一家股份合作公司。当时中关村里以〃股份制〃自诩的公司超过百家，只有这一家与众不同。它所包含的某些因素……以法律形式确定的产权关系、创业者拥有股权、技术和知识可以像金钱一样计算出价值、风险投资、合伙制、股东权利、经营者和董事会的治理结构，这一切使它成为当时中关村3769家企业中第一家真正具有硅谷味道的公司。从这时起，又过了大约3年，王志东真的从硅谷引来〃风险投资〃，购进北美最大的华人网站〃华渊网〃，组建〃新浪〃，又经3年努力将〃新浪〃送上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那就不仅仅是〃硅谷味道〃，如他本人所说，是〃百分之一百的硅谷公司〃了。
180第十二章分裂之家……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如果说王志东和杨元庆为一代新人赢得尊敬，那么有一些古老且颇具中国特点的行为方式，则给中关村增添了另外一种色彩，并且成为它的传奇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关村的开拓者一直把美国加州硅谷当做榜样，刻意模仿，但是我们站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回看这一辈的崛起历程，却可以清晰地感到太平洋两岸有巨大差别。在美国西部的开拓史上，总是法律在前，建设在后。但是中国的进程大相径庭。这个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里之所以能够大步前进，最大的奥秘就是自行其是。这不是因为没有法律，而是因为他们不仅不能从旧的法律体系中得到鼓励和帮助，而且还处处感到被束缚与被压抑。中关村的开拓者们，基本上是依靠彼此间的友谊、信誉、非正式的承诺。从1980年开始，他们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干了8年。从1988年开始，他们仅仅依据政府颁行的〃18条政策〃根据1994年的一份官方调查，国务院赋予北京试验区的18条优惠政策中，至少有7条11款并未落实。，又干了7年。即使在我们这个并不在乎法律的国家，以如此少的条文来管理如此急剧成长的一个地区，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中关村会有那么多的混乱、争夺甚至丑闻，法官也无法给予一个公正的回答，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公正的规则可以依据。在这个时期，中关村甚至没有出版过任何关于法规的书籍，保存至今浩如烟海的政府会议记录表明，官员们在这方面的话题也少得惊人。那些研究中关村历史的学者们，不约而同地承认，那是一个法律的混沌时代，以致他们无法写出一篇论文来分析当时情况。80年代整个中国流行的一句口号是，〃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红灯绕着走〃，中关村也是一样，只不过〃走〃得更聪明，更肆无忌惮。这里的做事方式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基础上，而非法规。有如邓小平说的一句话，〃摸着石头过河〃。其中逻辑显然不是砸碎石头、削高填低，而是绕开种种障碍和陷阱，以免被淹没其中。对于这样一种局面，我们与其说是源自〃中国式的混乱〃，倒不如说是源自〃中国式的秩序〃。
第45节：分裂之家（1）
值得注意的是，从1992年到1994年的大发展之后，中国经济比中国政治更快地显露出一些现代特征。市场供求取代政府计划；股票迎来新一轮牛市；私人资本浮上来，成为一种公开力量；80％的新就业人口进入民营公司，而与国有体制无关；95％的商品价格由买卖双方来决定。在这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很难想像，他们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所有商品价格都由政府官员来决定的时代。不用说，政治的一体化并没有妨碍经济多元化的进程。工业化的浪潮拉开中国经济史上最壮丽的一幕，城市的扩张波及整个国家，随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乡下的年轻一代涌进城里。这是迄今为止的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潮。它席卷了全国38个大城市、333个中城市、2862个小城市，人数超过1亿。
经济制度的革新成为政府会议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