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院纪事-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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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末，《修道院纪事》中译本获得中国《首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彩虹奖》；5月1日，若泽·萨拉马戈从他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兰萨罗特岛的寓所电传给我一封贺信：
“亲爱的范维信教授：得悉你获奖，特表示祝贺和高兴。双重祝贺，双重高兴，这是因为，由于您翻译的《修道院纪事》一书，我得以带着尊敬和友好之情分享你一生这幸福的时刻。我相信，这不是最后一次，更多的幸福时刻在等待着你，这实为你杰出的工作使然。”
同年10月，瑞典皇家学院宣布把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若泽·萨拉马戈，我的一位朋友在最早的时间打电话告诉我这一消息，当时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我立即写了一封贺信，信中说：“得悉你获奖，我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你当之无愧，你的《修道院纪事》当之无愧，你的全部作品当之无愧。”
但是，若泽·萨拉马戈寓所的电话／电传一直发出忙音，第二天还是这样。当时我还以为，大概全世界都在往他家打电话，挤不过去，只得通过邮局把信寄走。
其实，若泽·萨拉马尤并不在家，他作为葡萄牙文学界的代表去参加德国法兰克福图书博览会了。那天下午1点，他来到法兰克福机场候机室，准备返回兰萨罗特。他知道，就在此时此刻，瑞典皇家学院秘书长斯图雷·艾伦可能正走出办公室，来到贵宾厅，向云集在那里的记者们宣布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九十年来，这一直是世界各地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们焦急等待的时刻。但这一次若泽·萨拉马戈却十分平静，因为近4年来许多人都认为他可能获此殊荣，但一次次没有成为现实，每逢别人对他谈起诺贝尔文学奖，他总是说“我只不过是一种可能”。
就在他等飞机的时候，电台和电视台都中断正常节目，宣布：若泽·萨拉马戈成为葡萄牙语作家中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向后转，返回图书博览会。
贺信发出以后，我坐在书房的写字台前，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涌现。
1987年，我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学文学院进修。应当说，当时我对葡萄牙文学几乎一无所知，只译过若泽·罗德里格斯·米格依斯一个短篇。我翻译出版的都是巴西作品，例如亚马多的《死海》、《老船长外传》，埃里科·维利希莫的《大使先生》、《安塔列斯事件》等。凑巧的是，在我去里斯本之前亚马多夫妇应我国文化部邀请来华访问。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亚马多问我：“听说你要去葡萄牙，你认识哪些葡萄牙作家？”我坦率地说：“对于葡萄牙文学及作家，像中国一句俗语所说，我是两眼一抹黑。”他说：“我给你写一封介绍信，好吧？”
我当然高兴。
果然，老作家第二天就把“介绍信”给了我，上面列出十几位葡萄牙作家和文学评论家的名字及其住址、电话，并特别在其中的阿尔瓦洛·萨莱马名字后面注明：“此人中午12点起床，请勿在此之前打电话。”亚马多在“介绍信”最后写道：“请你们像接待我一样接待我这位朋友。”
名单中就有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修道院纪事》的作者若泽·萨拉马戈。
到了里斯本，先是请教文学评论家，了解葡萄牙文学概况。他们当中特别令我感动的是阿尔瓦洛·萨莱马。当时他已70高龄，身体不好，走路颤颤巍巍，但我两次向他请教，他都像给学生上课一样，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记得最后一次结束时，他对我说：“请记住，研究葡萄牙现代文学，要死死盯住两个人，一个是米格尔·托尔加，一个是若泽·萨拉马戈！”
这两位作家都曾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可惜，米格尔·托尔加去年以90高龄去世。
对葡萄牙文学有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我在若泽·萨拉马戈当时在里斯本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作家。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虽然不乏文学家的幽默，但比较内向，不像亚马多等巴西作家们那样热情奔放。谈到他的文学创作，他问我已经看过哪些书，我说刚刚读完他的《修道院纪事》，非常喜欢。他问我是不是准备翻译，我说想翻译，但现在不动手，因为我不想把他这么好的一本小说“糟蹋”了。为了让我以后翻译起来方便，他又送了我一本《修道院纪事》的英译本，英译本的书名改成了《布里蒙达和巴尔塔萨尔》。
回到北京以后，我又把《修道院纪事》看了两遍，由于上边说到的顾虑还是没有动手。1994年，澳门文化司署和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葡萄牙作家丛书》中第一本、埃萨·德·盖罗斯的小说《巴济里奥表兄》问世，在澳门卢廉若花园举行首发式。我作为该书的译者在首发式上讲话之后，中文和葡文传媒的记者们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其中一个葡文记者问：“请问范维信教授，你准备翻译的下一本书是什么？”我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若泽·萨拉马戈的《修道院纪事》！”
我发现听众席上一阵骚动，我说：“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议论纷纷，知道《修道院纪事》是一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说出口，就要尽其所能，把汉字变成原汁原味的《修道院纪事》奉献给读者，决不‘糟蹋’了这本我喜爱的好书！”
译书难，同行们都深有体会，在翻译《修道院纪事》的整整一年的时间里，头上又增添了几许白发。1997年，若泽·萨拉马戈专程来北京参加该书的首发式，问我翻译的感受，我说，有时候遇到难译之处，我像笼子里的老虎一样独自在书房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你这个作家给译者制造了这么多难解之谜，让译者绞尽脑汁。听到这里，他几乎笑出声，说“两种文化和文字差别太大了”。
确实，翻译《修道院纪事》的过程中最大困难就在于文化和文字上的差异。首先，我对宗教一知半解，有时为了一个神的名称查很多资料仍然一无所获，只得请教外国朋友，再求教中国专家。如果作者用一个宗教典故“幽默”一下，那么要先弄懂典故，然后再设法用中文确切地表达出来，既在不加“注释”（我认为，加注释是很令读者生厌的）的情况下让中国读者看明白，又不失去原文的幽默感。另外就是他的风格。莫说从葡萄牙文变成我们的方块字，而且要“信、达、雅”，就连同样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学评论家卡洛斯·格拉耶鲁也说：“了解若泽·萨拉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说节奏缓慢，句子很长，一个自然段有时长达几页，在叙述中的对话不用引号，仅用逗号隔开。”但是，这位评论家又说，“一旦克服了这些障碍，适应了作者的风格，读过之后会顿觉豁然开朗，得到极大报偿。”对于这最后一点，我作为译者也深有同感。
我常说，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个残酷的职业，永远不得停歇。但是，当你克服了重重困难，把你认为满意的译作呈献给读者的时候，那种“得到极大报偿”的心情是难以言传的。
若泽·萨拉马戈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很多朋友当面或打电话询问我对这位作家的印象。我觉得，他一直在以丰富的想象力、独特的风格和深沉得近乎冷酷的目光观察、分析和表现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们。
但愿老作家有更多的作品问世，但愿他更多的作品能有中文译本，早与中国读者见面。
范维信
1998年11月于北京永乐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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