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桃花源-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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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武大校内湘皖两派内讧，遂以朱光潜出任教务长来调和，因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较友好。按国民党规矩，学校“长字号”人物都须参加国民党，朱光潜名义上被拉入国民党（后挂名三青团中委和国民党常务监委）。并让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上经常写稿。虽然如此，他并不屈从任何政治偏见，说诗、论文、谈修养，后来集成两本书《谈文学》、《谈修养》。1941年至1942年，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每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一面向学生通气，提醒他们行动谨慎，维护他们到民国三十一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朱光潜不愿去安徽大学当校长，仍回北京大学文学院，任代理院长。受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化学家袁翰青影响，他的政治观点逐渐明朗化，开始同情并支持*运动。1948年6月29日，他与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联名发表宣言《抗议轰炸开封》；1948年10月，他与郑华炽、陈发松等17名教授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及行政院长翁文灏，呼吁“解除人为的经济痛苦与不平”，并宣言“停教”；1948年11月4日，他与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用所谓“处置后方共产党临时办法”强行解散民盟。
1957年，全国开始6年之久的美学大讨论。朱光潜积极投入到这场原本起自对他过去的美学思想“批判”的论争，既不隐瞒或回避自己过去的美学观点，也不轻易接纳他认为不正确的批判，客观上他带动了大家不断前进，促进了美学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发展。这次讨论发表的文章辑成6册《美学问题讨论集》、朱光潜发表的论争文章另辑成《美学批判论文集》，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次讨论促使朱光潜认真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年近60岁时，他还挤出时间攻读俄文，并达到能阅读和翻译的程度。他曾精选几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摸索，译文看不懂时就对照英、法、德、俄4种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准确含义，对中译文的错误或欠妥处作了笔记，后写了“建议的校改译文”。同时他惊讶地发现不少参加美学论争的人并未弄通马克思主义，由于资料的贫乏，对哲学史、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之类与美学密切相关的科学，有时甚至缺乏常识。因此他立志翻译一些重要资料，此后20多年他陆续译出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莱辛的《拉奥孔》、袁克曼辑的《歌德谈话录》、黑格尔的《美学》3卷、维柯的《新科学》等。
1962年，朱光潜受邀到中央党校讲授美学史。同年文科教材会议决定大专院校文科逐步开设美学课，并指定他编写教材。1963年，《西方美学史》这部倾注他多年研究成果、全面系统阐述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的专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我国对西方美学研究的水平，推动了我国美学教育和研究工作。“文革”中，朱光潜被关进牛棚，尽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他坚持锻炼身体，时刻准备重新拿起笔。“四人帮”垮台后，他重振精神，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先后出版了《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还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成就蜚然。1980年5月，在昆明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一届美学会议上，他被一致推选为中国美学会会长。
1984年夏朱光潜由于多年工作过于疲累，患疲劳综合症，出现脑血栓。1986年3月6日，朱光潜在北京病逝，终年89岁。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朱光潜视野开阔，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诣。在他的700万字的论著和译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卷）中，对中国文化作了深入研究，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介绍和评论，融贯中西，创造了自己的美学理论，在我国美学教学和研究领域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在我国文学史和美学发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国近代继王国维后的一代美学宗师，并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日本、联邦德国、英国、荷兰、法国、美国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朱光潜一生当中总是在现实界中与黑暗作不懈地斗争，他总是努力用自己的意志征服现实界中的黑暗，尽心尽力，如果现实界中的黑暗势力过于强大，他就从现实界中超脱出来，创造理想界，在理想界中发现美，在理想界中安置人生的归宿。一旦有力量可以征服现实，他就又义不容辞地继续奋斗，直到生命的尽头。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九节 在文学理想中找到爱的沈从文
文学是沈从文一生的事业，也是沈从文的宗教，在文学里沈从文得到了神性的庄严和人性的快乐。他曾说：文学是“一种美和爱的新的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成为具文，为空话。”显然沈从文的文学理想不是个人感情的抒发，更想在文学中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国家民族的重造，这也是沈从文一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像鲁迅一样，沈从文也把文学当作改造国家民族的重要工具。不过鲁迅是启蒙主义者，而沈从文是守成主义者，鲁迅把目光投向西方的现代，而沈从文把目光投向东方的传统。鲁迅的心理充满了恨，而沈从文心理满是爱，鲁迅恨国民的劣根性，而沈从文爱国民的德性，鲁迅重在揭示民族的痼疾，而沈从文重在发掘民族的光辉，他们目的相同，方法不同，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
沈从文说：“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在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道德的努力。”（《〈篱下集〉题记》，1933年12月13日）
沈从文说：“‘感情’若容许我们散步，我们也不可缺少方向的认识。一切散步即无目的，但得认清方向。洒脱只是疲倦的表示，那是一时对道德责任松弛后的一种感觉，这自然是需要的，可完全不是必需的！多少懒惰的人，多少不敢正视人生的人，都借了潇洒不羁脱然无累的人生哲学活在世界上！我们生活若还有所谓美处可言，只是把生命如何应用到正确方向上去，不逃避人类一切向上的责任。组织的美，秩序的美，才是人生的美！”（《沈从文文集》第11卷，第26页）
沈从文说：“我既仿佛命里注定要拿一支笔弄饭吃，这支笔又侧重在写小说，写小说又不可免得在故事里对于‘道德’、‘爱情’以及‘人生’这类名词有所表示，这件事就显得划分了你我的界限。请你试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村的好恶，知识阶级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为乡下人，如何显明具体反映在作品里。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罢了，你细心，京九发现比我说到的更多。”（《〈沈从文小说习作选〉序》）
沈从文说：“我们若觉得那些人路走得不对，那我们当选我们自己适宜的路，不谋小就，写作不基于别人的毁誉，而出于一个自己生活的基本信仰（相信一个好作品可以完成一个真理，一种道德，一些智慧），那么，我们目前即不受社会苛待，也还应当自己苛待自己一点了。”（《给一个写小说的》）
沈从文在许多地方谈到道德，但是沈从文所谓的“道德”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道德”，这正是原始儒家意义上的“道德”。著名学者刘洪涛深刻地发现了沈从文小说中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他说：“《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从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弘扬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在文学理想中找到了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人，小学毕业。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当时湘军的一位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但不幸年轻就死去了。沈从文的父亲只是驻守大沽炮的提督罗荣光身边的一员裨将，也年轻就以身殉职。而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书香门弟，比较开明。沈从文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从此他的体质一直比较虚弱。这时沈从文开始在私塾读书，学习《幼学琼林》、《孟子》、《论语》和《诗经》等，但他对单调的学习不感举趣，一有机会就逃学，他是个小顽童，但他在大自然中练习了丰富的想像力。沈从文的父亲曾行刺袁世凯，失败后沈家在凤凰的地位也败落了。沈从文1917年8月入伍当兵，告别了当少爷的快乐日子。沈从文的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当兵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的繁荣。
两年的军旅生活，沈从文从一个小兵混成了部队上的司书，他虽然人小但开口闭口自称“老子”，沈从文目睹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杀人与被人杀的事情，他的堂兄沈万林被人杀害，人与人的冷漠，恩怨相报的仇杀，人的生命受到无端贱踏，教他读书的文颐真也在冲突中死去。后来沈从文芷江找到他的五舅，他刚从县长任上下来担任了芷江警察所长，由他安排，沈从文在警察所里作了一名办事员。沈从文还有幸认识了芷江的头号人物熊捷生，他也是沈从文的远亲。期间他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作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诗。沈从文在当地已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有钱又有面子，很受人们尊重，人们认为他“办事认真，能干，真是个聪明人。”熊捷生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沈从文，但沈从文正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于是就拒绝了熊捷生，这次议婚失败也许改变了沈从文以后的命运。沈从文的朋友马泽淮，也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哥哥，竟然骗了沈从文一千多块钱，沈从文无颜见母亲，就留下一封信独自离开了芷江，他失去了友情，也失去了爱情。沈从文打算去北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常德，传来消息，在沈从文离开芷江不久，那位唤起他心中恋情的女孩子，出发到外面读书时，在船上被土匪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听到这消息，沈从文怅然若有所失。便仿照失意墨客样子，在客栈墙壁上，题写了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的诗：“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后来，那女人被一位黔军团长花重金赎去。团长不久又被枪毙。不如是出于看破了红尘，还是走投无路，这女人终于进芷江洋教堂作了一名修女，去伺奉冥冥中的天主了。
后来沈从文在保靖又从军了，又做起了书记，抄写文件。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沈从文也学了不少知识。又有幸遇到聂仁德，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陈渠珍这时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13个县划分为100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从此沈从文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沈从文的思想正发生着变化，他读过些新书后觉得：“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他内心里正发生激烈的斗争，他思考着人生，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他想着：几年来，自己不正和军部里的所有人一样，寻找人生的转机？可是，这抱负是什么？其实，讲穿了，还不就是冀望沿军中那几十个阶级，一级一级爬上去？眼下，这机运正来到自己身边，前途大有希望。自己的才能正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几年来经历的种种磨难正培养着自己能吃苦的傻干劲头，只要忍耐下去，承认这个现实，并好好利用它，可以一步步作到科长、县长、厅长。可是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过去自己依习惯觉得合情合理，而现在，自己终于明白，这不过是一支半匪半军的队伍。一个军部上下就有几十条烟枪在那里吞吐。陈渠珍的“安境息民”，也不过是要维持少数人在湘西十多个县称王称霸。他们不以天下百姓为念，保守一隅，不思进取。即或自己终于获得了权力，到头来也会被腐烂了灵魂！何况，还得甘心忍受自己上面几十个不同等级“长”字号人物的压迫。在目前的处境里呆下去，风险要少得多，而且可以获得权力。然而权力又有什么用？没有知识，缺少理性，只能用来滥杀无辜。在这世界上，谁也无权随便杀人！而且，历史上那些为官作宦有权力的人，虽然显赫一时，终于一个两个都消失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诗句悄悄爬上了心头。只有那些献身于人类智慧创造的人，他们人虽死了，生命却永生不灭！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沈从文把自己想进学校读书的想法告诉了陈渠珍，得到同意后，拿着陈渠珍写的手谕，到军需处领了27块钱，独自离开了保靖。沈从文的人生又一次发生了转机。
1922年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由于他只是小学毕业难以直接进入大学，他只好去京师图书馆读书自学，他试图通过文学来重造社会，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尽管努力，也参加过正式的入学考试，但他考了个零分，学校连他的报名费都退给了他，这使沈从文对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不抱希望了。从此沈从文开始不停地写作和投稿，可是他向报刊杂志投出去的许多习作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甚至受到一位编辑的嘲笑但他自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没多久沈从文的经济来源就断了，吃饭也吃了问题，可他竟然这样维持了两年时间，幸亏他得到了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他也试着找点适合自己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但别人都拒绝了他。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30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不。”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