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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风雪定陵-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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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朱棣兴冲冲向南疾驰,快要抵达淮安时, 突然碰到新皇帝朱允炆派来的特使。 使者向他宣读了太祖遗诏:“传位于皇太孙朱允炆;诸王各守信地,勿到京师会葬;王所在地,所有文臣武将悉听朝廷节制。”

  听罢遗诏,朱棣大惊失色。诏书的意图很明确:不让诸王接近京城这个权力中心,以免影响政权的顺利更替。削弱诸王的政治、军事实力,以确保皇权的绝对优势。

  朱棣强按怒火,率队返回北平……

  现在的朱棣已今非昔比了。从这个威风凛凛地雄踞于马背上的中年汉子身上,很难找到十八年前那年轻初封的藩王影子。十几载寒来暑往、雨雪秋霜,无数次呐喊冲杀,拼死搏斗,大大地改变了他的形象:在那金光粼粼的坚甲内,一身坚实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取代了昔日柔弱的肌肤,正随着骏马的颠簸而跃动。原先白皙而细腻的脸庞已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古铜色的皮肤在阳光的照映下泛出暗褐色的光泽。细长而微微外凸的眼睛凝视着远方,时而阴沉,时而炽烈,时而迷濛,时而豁朗。高鼻梁、鼻尖微微内勾, 使人联想到苍鹰的利爪。往昔那带着乳臭的唇髭,已变成漆黑而浓密的长髯,正同烈马的雄鬃一道在风中飘拂。

  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已接近不惑之年。三十八岁,这是一个成就伟大事业的黄金岁月。

  长期的漠北征战生活,赋予他一个古代优秀军事家所需要的一切素质: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狐狸般狡诈的用兵方略,不惧死亡的勇猛气魄,精湛的武艺以及邀买军心的种种花样。更重要的是朝中现状十分有利,颇受朝野好评的太子朱标早已去世,势力不在自己之下的秦王朱樉、 晋王朱■先后病死, 当年那班富有文韬武略的开国元勋,几乎被他的父亲以各种罪名杀光了。现在声威赫赫的父皇已命归黄泉,新继位的侄儿只有十六岁,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是几个貌似胸有城府,多谋善断,实则只是拘法古人的迂腐儒生。所有这一切无疑给朱棣造就了一个夺取皇位的绝好时机。在经过漫长而焦虑的等待之后,潜藏在心底的梦终于不可遏止地激荡起来,催促他不惜生命去完成伟大而惊险的事业。

  燕王朱棣是朱元璋的儿子,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孙子。皇孙朱允炆已经称帝,建元建文, 而作为皇帝叔叔的朱棣纂夺侄儿的王位,于情理不通,于礼法不容。于是在朱元璋崩驾一年零两个月后,燕王朱棣便以朝中齐泰、黄子澄等奸臣在皇帝面前拨弄是非为借口,毅然打起“清君侧”的大旗,宣布起兵,以靖“国难”。

  大风起兮,猛士如云。朱棣手执丈八蛇矛亲率大军离开北平, 一路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迸击、战马鸣嘶。燕军过固安,渡巨马河,趟白水沟,横跨长江天堑……经过4年的征战厮杀,终于攻克了南京城。

  燕军入城后,朱棣立即派出人马,前往皇宫捉拿建文帝朱允炆。这时,皇宫突然起火,烈焰冲天, 混乱中却找不到建文帝的踪迹。朱棣闻讯,急忙下令紧闭宫门、城门,派人四处搜寻。一连数日,一无所获。把一些没死的太监和宫女找来询问,一位大胆的太监指着一具烧焦的尸体说这便是皇帝,其余内侍也随声附合。于是朱棣命人把这具尸体当作皇帝盛殓起来。至于那是真皇帝、假皇帝抑或是一名太监宫女,却无从证实。因为有的太监说,皇帝死于大火。一个当年服侍朱元璋后又服侍朱建文的太监,在经受了一顿拷打和恐吓后,又说出了皇帝朱建文已经逃走的故事,并把逃走经过说得极为具体详细——

  当金川门失守的消息传至皇宫后,建文帝长吁短叹,徘徊前庭,打算自尽。这时一个老太监猛然想起了太祖朱元璋的遗嘱,便急忙拿出一个铁皮箱递给皇帝,说是太祖临终前交给他收藏的,太祖特意叮嘱:“遇大难,启之。”建文帝打开铁箱一看,里面有三张度牒,分别写着“应文”、“应贤”、“应能”三个名字。有三副袈裟,僧靴僧帽,一把剃刀,十锭银子。另外还有太祖朱元璋亲笔朱书一封:“应文从鬼门出逃,余人从御沟出走。”

  刚巧建文帝身边的两个太监一个叫杨应能,一个叫叶希贤,两人读罢朱书,像是心有所悟,解开了“天机”,便自愿与朱允炆一起落发为僧,按朱书所示,分头逃离京城。

  关于建文帝的生死,众说纷纭,难辨真伪。有人说他出逃后先到神乐观暂避战乱,之后三人相伴浪迹江湖,行踪遍及云南、四川、贵州、陕西、江苏等地,并在国外度过了后半生……各种传说已无确切文字史料记载,至今仍是明史上的一大悬案。不过,朱棣称帝后,确实派出许多心腹查访过朱允炆的踪迹。 大臣胡■到处巡游就领有这一旨意,后来郑和率船队下西洋,就曾肩负这项重大使命,其主要目的就是打探建文帝是否已逃往海外并建立新的政权。

  明成祖朱棣经过四年的血战,终于用无数尸骨铺成了一条通往皇宫的大道,当年那个辉煌的梦实现了。他在群臣的一片劝进声中在南京称帝后,改年号为永乐。由于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它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而成并为后人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所以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赵羾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家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刮,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之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高原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北方的俺答、瓦刺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是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住居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幅悲惨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去的百姓。男人推车挑担,女人抱着婴儿,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倾刻间变为废墟, 不禁声泪俱下,孩童的啼哭和老人的呼喊,在凄冷的旷野里回荡。其悲苦之状,撼天地、泣鬼神。

  有一叫李焕的白发老者,面对烈焰升腾的两间茅屋,扑卧在地,抓起一把黄土放在怀里,死死不愿离去。撕裂肺腑的哀嚎和头上溅出的热血,使执棒的官兵都为之动情,泪湿衣襟。最后,李焕老人口吐鲜血,一命呜呼。永乐皇帝得知此情,感其对家园的依恋,特传旨将他葬在天寿山旁侧。至今,这座荒冢还和十三陵一样默默地守在天寿山麓。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四十余万。据《太宗永乐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18年时间方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3年的一代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十三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十三陵的地上或地下建筑,无疑是封建剥削阶级的产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创造。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刺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孤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祾恩殿以六十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其中,中间四根高为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祾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辉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给他们以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

  “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同意。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二百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他指了指书架,“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端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二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汇报结束,夜已经很深了,吴晗送到大门口,对赵其昌笑了笑说:“这次长陵之行很辛苦吧,天怪冷,住哪儿?”赵其昌如实回答:“十三陵没有客店,我们是在山下一个农民小茶馆里,两个人双腿交插睡在一条宽板凳上,过了两夜。睡得晚,起的早,还不感到怎么冷。”吴晗转脸对夏鼐说:“目前昌平县还不属北京市,属河北省,以后可能要划归北京市,开工后我去看看,打个招呼,对工作方便些。”夏鼐也笑了:“田野工作很辛苦,吃不好睡不好是经常的事,我们考古所也是这样,这不算什么,年轻人都经得住……”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 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第二章 穿过历史的迷雾 

  赵其昌率队踏遍十三陵。初次寻访,便遭公安人员盘查。一场误会之后,引出新的线索。监狱犯人的供词,当地百姓的几句闲话,定陵玄宫重见天日在所难免——

痛苦的历程

  1901年春,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为继承导师李希霍芬的事业,踏上了中国西部异常神秘的土地,要解决悬而未决的罗布泊地理位置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曾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而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基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青年时代的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

  经过仔细地勘察和鉴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二十八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也就在此时,一棵近代考古学的幼芽,在东方这块神秘的国土上埋下了。

  可惜在中国,这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东方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知道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二十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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