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定陵-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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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吴晗和马连良没有想到，《海瑞罢官》一剧公演之后，得到的反应是“毛主席很高兴”。并在家里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同他一起吃饭，还说：“戏好，海瑞是好人。”马连良回来告诉吴晗说：“毛主席真伟大，礼贤下士，接近群众。”吴晗听了自然是喜出望外。能得到主席的赞赏，可见这出戏的确是成功的。而对《海瑞罢官》喝彩最强烈的文艺界则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居然能写出京剧剧本来，它打破了“史”和“戏”的界限，提供了一个新的良好开端。廖沫沙在《史和戏——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一文中说：“我认为你写（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海瑞罢官》和其他剧本不同的是，由一位历史工作者而不是戏剧工作者写成的。这种史学家和戏剧家的协作，理所当然地在文化界，学术界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另一方面，《海瑞罢官》在写海瑞同恶势力斗争中，表现出刚直不阿的精神，不但伸张了历史正气，而且对现实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直到今天来看，这个剧本从创作意图到题材都是积极的，体现了毛泽东主席的文艺观点，按说不应有所异议。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早已在暗中磨刀霍霍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将围绕着海瑞这具复活的僵尸开始。
吹皱一池清水
1965年11月11日，吴晗从外地开会回来，和往常一样来到寓所西屋的书桌旁，翻阅当天的报纸和有关历史资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放在他书桌上那堆当天的报纸里，会有一篇文章竟是要把他置于死地的信号。
吴晗刚坐下，妻子袁震就从正房走过来。她脸色惨白，指着桌上那张头一天的《文汇报》，怔怔地站了一会儿，没说一句话就悄声走开了。吴晗顺手打开报纸，原来刊登着一篇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他粗粗地看了一遍，觉得过于牵强附会，所用史料也有不少是断章取义，大有蛮不讲理的势头。本想不去理会，但出于一种政治的敏感，他又不得不认真地看了一遍。当他读到文章最后一部分时，不禁大吃一惊。“《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这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这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吴晗读了这段话后，愤慨之余，静下心来细细琢磨一番，他觉得这不是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也不太相信这篇文章仅仅出自姚文元一人之手。他隐约地感到，一场风暴就要到来了。
10天之后，当吴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在上海出了单行本时，心情越发沉重起来。一篇学术讨论的文章竟然发行单行本，这意味着什么？可是，吴晗不会想到，江青为了炮制姚文元这篇文章，早在1962年就以她的特殊身份，找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批《海瑞罢官》。1964年的下半年，江青又亲自出面，要北京一个作者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遭到拒绝后，又跑到上海找她的老搭档张春桥着手组织人马。1965年初，姚文元奉命把初稿炮制出来，并由张春桥亲自修改。这样，他们“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来往于京沪路上，保密了七、八个月之久”。江青特别交代，文章“不用叫周恩来看”。
迫于当时的形势，11月底，北京各报不得不相继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北京日报》于11月29日被迫转载此文时，在按语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并说：“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第二天，《人民日报》也被迫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按语指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并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北京日报》、《人民日报》的按语分别由彭真和周恩来定稿，从中不难看出，他们为保护吴晗的良苦用心。
1966年2月7日，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偏向加以适当的限制。提纲强调了学术问题应通过“百家争鸣”，辨明是非。对当时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明确认为是学术讨论的性质。并指出：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但林彪、江青却置之不理。从3月份起，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批判对象的范围扩大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邓拓、统战部长廖沫沙，并用工农兵的名义，要揪“三家村”的后台。
1966年3月，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出面，让吴晗下乡去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显然，市委领导是想保护吴晗，让他换一个环境。当吴晗来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大东流村时，对“三家村”的声讨已经遍及全国。吴晗下乡时化名李明光，群众并不知道他就是要批斗的吴晗。村里开会批判吴晗、“三家村”时都请他去参加，整天广播喇叭都在喊“打倒吴晗”。有一天公社批斗一个流氓小偷，揭发批判时，有人居然说这个流氓小偷是受吴晗的影响和腐蚀的。此时的吴晗心如刀绞，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的一番心血竟会成为令人痛心的众矢之的。
自5月8日开始，京沪两地各大报刊纷纷发表姚文元、关锋、戚本禹等人的文章，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八天之后的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斗争目标从吴晗扩展到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和文艺、理论、教育、新闻、出版等各界的知识分子。此时，吴晗已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逐步失去人身自由，被揪到各处批斗，经受更加严峻残酷的迫害。
走向人生终点
1966年5月，吴晗被正式揪出来为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刀祭旗了。他几乎每天都要接受揪斗，饱尝难以忍受的痛苦与屈辱。当时八岁的儿子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把爸爸跪绑在烈日下的枯树干上，往他脖子里灌晒得滚烫的沙子。他们抡起皮带抽他，揪他的头发，拧他的耳朵，用各种想得出来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两头被拉去游斗，学校要斗，区里要斗，县里要斗，这里要斗，那里也要斗。”
在批斗之初，吴晗全家住在北长街原来的住处，但后来被扫地出门。红卫兵勒令他和妻子袁震每天到北长街扫街道，并且随时把他们夫妇揪出来侮辱。酷暑烈日下，吴晗被拖到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砾上，遭受残酷的毒打。每次爬起来之后，都是膝盖皮肤划破，鲜血染红双腿和土地。而这时的吴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处，擦去身上的血迹，便拿起毛泽东主席签名送他的著作来看。但他越看越觉得自己委屈，不知道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报应。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当人民解放军举行浩大的入城仪式时，吴晗随同一些党、政、军负责人一起参加了这一隆重仪式。几天之后，他和钱俊瑞等人受党中央之托，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同时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由于地下党事先做了大量工作，清华大学的绝大部分师生都留在了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曾经对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人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是可以把胡适留下来的。”实际上，早在解放前夕，吴晗在上海和北平都亲自试图争取在学术上曾给过自己很大影响的胡适留下来，但都没有成功。1946年，吴晗亲自到北大去见胡适，结果是话不投机，恩师与高徒只谈了两句就僵持起来。后来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而吴晗却认为胡适走错了路。
1949年11月，吴晗应邀到苏联参加十月革命32周年纪念活动，途中听到了自己当选为北京市副市长的消息。他曾多次设想新中国成立后，仍旧从事明史研究工作，从来没有从政做官的打算和准备。当他听到广播后，曾打电报给总理，申明自己的想法。回国后，周总理亲自找他谈了一整夜，才使他接受了这一工作，并以极大的热情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
早在1949年1月14日，吴晗就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要求加入共产党。毛泽东表示同意他的要求，只是在复信中谈到“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请恩来同志面告。”此后的几年中，吴晗又多次真诚而恳切地向市委提出入党要求，但一直没有批准。1954年，吴晗在给彭真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迫切心情：
过去几年，我没有偷懒，相反是忙乱。每天都很疲倦，但是工作抓不住重心。
参加了许多工作，也用了心，也出了力。但是从来不知道哪些是做对了的，哪些是做错了的。也没有人告诉我做对的总结下去，再深入搞。做错了，为什么错，如何改正。
因为我不能参加党，党对我是客气的，优容的。
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会达到的。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
1957年初春，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找吴晗谈话，通知他中央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晗以他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党组织的忠诚，终于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心愿。唯此，他的遭遇也就显得更加悲壮。
吴晗经受了长期野蛮的毒打和折磨后，终于躺倒了。在这残酷的困境中，他思绪万千，想到他的学生时代，想到周恩来的教导，想到毛泽东主席的英明。他觉得当前发生的一切，都和毛主席以前的教导不相符。那么毛主席为什么不出来制止这些过火的行动呢？这个问号像一个谜团，久久困惑着他的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解开。
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就在吴晗入狱的第二个月，他的妻子袁震也被送入“劳改队”，实行“群众专政”。
吴晗和妻子袁震几十年同甘共苦，很为熟知他们的人所称道。袁震长期身患重病，不能生育。新中国成立后，他们的家庭生活比较安定，袁震的身体也慢慢的好了起来。这时，夫妻俩都想有个孩子。他们的心事被康克清知道后，建议他们从孤儿院领个孩子抚养。吴晗接受了康大姐的建议，从孤儿院借来几张孩子的照片，并看中了小彦。这个小姑娘长得很机灵，很讨人喜欢。吴晗亲自到孤儿院把她抱回来。不久，又从孤儿院抱回一个男孩，取名吴彰。从此他们的家庭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欢乐。
在全国一片声讨“三家村”的喧嚣声中，这个温暖的家庭被破坏了。吴彰在《幸存者的回忆》中写道：“深夜里的猛烈砸门声常常把人吓醒，我缩在妈妈怀里。他们翻过围墙，破门而入。整个院子里贴满了‘该死’、‘砸烂’的大标语。外国友人送给爸爸的礼品当作‘四旧’被砸烂了，电视机也不能幸免。就连爸爸珍存着的姐姐从三岁起画的图画，都在斥骂声里付之一炬……”
进入1969年，一件件更加悲惨的事向这个家庭不断袭来。3月17日，袁震被允许从劳改队回家看病。当晚，住同院的万里听说袁震回家的消息，特地送来了一碗红豆稀粥。谁也没有想到，这竟是她的“最后的晚餐”。备受折磨，身体已垮的袁震，当天夜里突然病情加重，大口喘气，全身抽搐。小彦和吴彰立即把母亲送到北京某医院，但由于她是吴晗的家属，同时又是右派，医院把她视作敌人，没有进行抢救，翌日凌晨，一生苦难的袁震撇下了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与世长辞了。直到小彦去太平间为她更衣时，袁震的双眼还半睁半闭，面颊上残留着几滴清泪。她死不瞑目。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死后，吴晗和孩子的命运将会怎样。
1969年10月11日，突然有人来叫小彦和吴彰去看他们的爸爸。姐弟俩异常兴奋。他们将近一年未见爸爸的面了，以为这次是造反派大发善心，让他们探监。但当他们出门时，一股阴风扑面而来，来接的汽车竟是医院的牌子。姐弟俩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来人对他们冷冷地说：“你爸爸今天早晨死了。”
晴空一声霹雳。小彦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双手抱住来人的腿追问：“我爸爸怎么不想看看我们呀？”
来人回答：“昨晚他提出要见你们，我们不知道你们住在哪儿。”姐弟俩哭声更高，小彦昏倒在地。在场的医生抱起她，眼里流出同情的泪水。
这时，车后走过一个人，对姐弟俩大声训斥道：“你爸爸是个坏人，如果不和他划清界线，没有你们的好处……这件事不许告诉任何人，否则饶不了你们！”
汽车远去，吴晗的尸体被带走，只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裤子留在了姐弟俩手中。从此，一双痛悲欲绝的少年相依为命，苦度人生。1975年，小彦被捕入狱。被抓走那天，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上还有医生当日开具的证明。她脚带镣铐，阑尾疼痛就给止痛片，哭喊就注射冬眠灵，门牙被打掉了，额头上打开了口子……农历八月十五之夜，小彦在牢房里想起了全家一起度过的最后那个中秋节，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死者生者，百种滋味交杂缠绕，她毅然用死向当权者们提出了抗议，但未能如愿，刚把她抢救过来，又被送回了牢房。
1976年9月23日，在黎明到来之前的黑暗中，22岁的小彦死在了狱中。就在这位可怜的姑娘死去半个月后，“四人帮”走下了政治舞台，中国历史开始重新改写。
吴晗以真挚的热忱，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让海瑞这具政治僵尸再度复活，结果反使自己和两位亲人相继丧命。富有戏剧性的是，海瑞和吴晗，尽管相隔三个多世纪，但无论人生遭遇、政治主张、道德观念，还是个人生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像海瑞生前崇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名言，而三百年后的吴晗，同样也把它当作生活信条一样。只是吴晗似乎远不如海瑞幸运，至少那位“海青天”的人生结局，还没至于悲惨到如此程度。
第十八章 活着的与死去的
一盏油灯，在荒野古墓中跳动着希望之光，发掘报告的书写工作被迫转入地下。当赵其昌在风浪中浮出水面时，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昔日喧闹的情感世界，顿成一片死亡之海一一
古墓里亮起一豆灯光
赵其昌来到了窦店农场，开始了他的劳动改造生活。农场位于北京西南郊，四周有起伏的群山丘陵环绕，因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加上风沙不断，人烟稀少。
赵其昌从定陵来时，地里的庄稼即将收割完毕。无垠的土地漂荡着白茫茫的荒草，凄冷的风，卷着沙土，尖叫着，不住地滚动，向几十间破烂不堪的房屋涌来，天地一片昏黄。
第二天，他就在农场的一个小组长的监督下，开始挖沟筑堤，这是农场整个冬天的劳动任务。此时的赵其昌心中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地位。他已不是令人钦佩的北大毕业生，也不再是踌躇满志的定陵考古队队长，他是作为一名历史反革命分子来接受劳动改造的。年轻气盛、力大勇猛的他，当年“步测秦川八百里”，对于劳动并不感到棘手和惧怕。定陵近三年的发掘生活，已使他习惯了体力劳动，况且，从小生活在农村，已经饱尝了田野劳动的苦辣辛酸，这小小的农活又算得了什么？再大的劳动强度，也压不垮这位血气方刚的汉子。
但是，精神上的苦闷却使他难以承受。失去了心爱的工作，听不到同伴熟悉的声音，看不见黄色的琉璃瓦和翠绿的松柏，在这陌生的世界里，一股难以名状的窒息与痛苦包围着他，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