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第2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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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这事儿孩儿有八成的把握了。”
一说起这个来，苏少游立刻两眼放光：“孩儿这来回奔波数月，已经是串联了二十余位同乡同年好友，其中有四五个乃是有秀才功名的。孩儿打算再撺掇上几个，到时候要闹就闹得大一些，左云县闹不够，得去大同府闹，说不得还得往阳和城宣大总督衙门前头走一遭！”
“董策那贼配军，看着一次，不打的他下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说到此处，苏少游狠狠的攥紧了拳头，眼中那一抹浓浓的恨意遮都遮不住。
“还要多少时日？”苏以墨沉吟片刻道。
“最多也就一个月，还得好生筹划一下，并买通那些府里的下人，找个大人们出来的时候拦路闹。”苏少游道。“成，这事儿你放手去做。你这小子，做事素来不靠谱，这次却能想出个这等阴狠的妙计，也算不错。”苏以墨摆摆手道：“若有什么需要使银子的地界儿，莫要吝啬，此事，非常重要！”苏以墨凝声到：“咱们跟那贼配军，已经是不死不休。若是咱们弄不死他，等他势大了，就是咱们倒霉的时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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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三 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苏少游嘿嘿冷笑道：“爹你放心就是，董其昌多大的官儿？南京礼部尚书都当了，但是给士子们闹了那一通，连家里的宅子都给烧了，他还不是捏着鼻子认了了事儿？这一次只要闹将起来，那董策，定然是死无葬身之地！”
两人对视一笑，都是自信满满。
也难怪他们两个如此自信，自以为只消得鼓动起一群士子来闹事儿就能把董策给折腾的不轻，盖因大明朝历史上，士子闹事儿不但多，而且影响大，之后更是没多少处罚。
诸如最有名的民抄董宦事件和万历年间的苏州抗税事件。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十二日，以棉布衣被天下闻名的松江府，短短几天内，城中大街小巷贴满了控诉乡绅董其昌家的揭贴文告。当地坊间似乎也是在一夜之间，便开始流传着“若要柴米强，先杀董其昌”的谣言。徽州、湖广、川陕、山西等地客商也纷纷贴出了控诉董氏罪恶的揭贴，甚至妓院和游船上也有传阅，可谓怨声载道，穷天罄地。
董其昌乃是终明一朝，也算得上是最有名的书画家之一，松江画派鼻祖，画作风靡后世。董家乃是松江一带著名的名门望族，又何以引起众怒至此？
董其昌于万历三十四年从湖广提学副使任上辞官回松江赋闲。居乡期间，横行地方，欺压良善，抢男霸女。董其昌虽老，依旧好色，强抢民女。他的儿子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尤以次子董祖常为最，这货就是个纨袴子弟，仗着家中势力，四处网罗地痞无赖充当打手，欺男霸女。
万历四十三年八月，董祖常看中了松江府学生员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一日夜里二更时分，他指使家奴陈明纠合二百余地痞流氓恶霸打手闯进陆家内室，打散其家人，抢走绿英，并将其家资抢掠一空。陆兆芳当即上告，引起争讼。后在地方士绅劝解下，陆兆芳强咽怒气，自秋至春，抱病闭门不出。
此事虽暂时化解，然是非却自有公论。消息传开后，合郡人均义愤填膺，有人作《黑白传》等书及各种讥讽之曲本，配以管弦之乐，教给市上唱曲的盲人，在全城传唱讽刺之。《黑白传》第一回即“白公子夜打陆家庄，黑秀才大闹龙门里”——陆兆芳外号陆黑——要说董其昌也不是傻子，自然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怎么回事儿，心下也是十分恼怒。
身为致仕大员，向来颐指气使惯了，董其昌哪里热扥蹊啊这口气？便又告状至松江府，要求严缉造作之人。只是这唱本儿上又没有署名，也不知唱本从何而来，最终只捕到说书人钱二，他口称《黑白传》系同城生员范昶所作。
万历四十四年三月初二，董其昌命奴仆将范昶掠至董宅，令他与钱二同跪于庭，由董其昌亲自审问，先与他赌誓面质，又迫使其对城隍共同祈祷设誓，范昶受此奇耻大辱，回家后不满十天，便不胜激愤，含恨而逝。
范昶之妻系董其昌妻妹，儿媳董氏乃是董其昌族女。范昶八十三岁的老母冯氏依仗这层姻亲关系，携龚氏及三名女仆往董家分辩清白，沿途边哭边骂。董其昌知道后，先令奴仆将其乘坐的轿子砸毁，后将范家婆媳二人带到家中，闭门毒打后又将冯氏推入沟壑之中，将龚氏衣裳尽数撕破。随从之女仆更是惨遭凌辱，大都被剥裤捣阴。随后大开重门，让众人看其下场，旋又将冯氏、龚氏等拖入宅旁坐化庵中，用泥涂其面容。
要说董其昌做的这事儿也是够狠，这几位上无蔽体之衣，血流至足下，下乏遮羞之布，观看者摩肩比踵，人人发指，皆称董氏之恶可谓造极。
这一下，顿时是招惹了众怒。范家亲戚、生员张扬赴府衙求救。范昶之子、生员范启宋往苏州学院告状。董其昌知此事已引起公愤，赶紧赶到苏州学院、抚院辩白，而后又向松江府、华亭县打了招呼。
民情激愤之下，便出现了那满城风雨，到处张贴告示揭露董其昌的一幕。
榜文：“……人心谁无公愤。凡我同类，勿作旁观，当念悲狐，毋嫌投鼠，奉行天讨，以快人心。当问其字非颠米，画非痴黄，文章非司马宗门，翰非欧阳班辈，何得侥小人之幸，以滥门名。……若再容留，决非世界。公移一到，众鼓齐鸣，期于十日之中，定举四凶之讨。谨檄。”
松江地方乡绅尤其是生员群体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三月十三日，外出公干的署府事黄朝鼎、署华亭县事吴之甲返回本衙，因董其昌有言在先，他们佯作不知，并未有何举动，令百姓大失所望。
十四日，松江府学、华亭、上海、青浦、金山卫五学生员为当时已外出告状的范启宋向府衙鸣冤，十五日，又借府学官员于明伦堂行香之机跪禀董氏罪恶。
就在十五日，百姓拥挤于街道两旁，骂声如沸，府县官员见众怒难犯，只得传令拘捕董氏家奴陈明，杖责二十五大板。但百姓仍聚集不散，自府学至董家门口，道路被堵，骂声不绝于耳。
要说这会儿你装装孙子，兴许也就没事儿了，但董家也是骄横惯了，董其昌堂兄董乾庵、董光大等却不识时务，竟是散发董氏冤贴，遭百姓用砖块乱打而狼狈逃回。
董家见事情危急，便雇集打手百余人守宅。这些打手自恃勇武，在门口耀武扬威，越发的刺激了大伙儿的情绪。百姓们先是撤去董家门口旗杆，里头的人从屋顶上往下泼粪泼尿，下头的人也是毫不示弱，往里头投掷瓦砾，围观者纷纷持砖相助，董宅门道均被打破。乡人称：“陈明横行，可先毁其宅院。”于是一人挥手，群起响应，数十间豪华精致的厅堂俱被拆毁。午后众人稍稍散去，至未、申时分复集，欲起火烧房，适逢雷雨，百姓恐放火被雨浇灭而无效，于是暂停。
次日，百姓仍拥挤向前，加上从上海、青浦、金山等处赶来的人，人数更多。十六日酉时，两童子登屋，便捷如猿，以两卷油芦席点火，著其门面房。是夜西北风微微，火尚漫缓，约烧至茶厅，火稍烈，而风比前加大，延及大厅，火趁风威，回环缭绕，无不炽焰。可怜董家一时“四宅焚如，家资若扫”，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的园亭台榭尽被付之一焰，大火彻夜不止。
十九日，乱民将董其昌建在白龙潭的书园楼居焚毁，还把董其昌手书“抱珠阁”三字的匾额沉在河里，名曰：“董其昌直沉水底矣。”坐化庵正殿上有一块横书“大雄宝殿”的大匾，落款“董其昌书”，纷纷用砖砸去，慌得和尚们自己爬上去拆下来。董其昌惶惶然避难于苏州、镇江、丹阳、吴兴等地，直到半年后事件才平息下来。
董其昌是什么官儿？最高的时候当到南京礼部尚书，这可是堂堂的正二品大员，乃是整个大明朝除了皇帝，内阁首辅次辅三辅这几位之外，整个统治体系的最高层。
但就是这么堂堂一位致仕的正二品大员，府邸给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人也吓得不敢回去了。
这等行径，说不上早饭，但也是极其恶劣了。
那最后是怎么处置的呢？
案件最终由苏州、常州、镇江三府会审，认为董家被抄事件初起因于士人，最终以百姓闹大而结束，故惩罚的原则是既严于民，也不能宽于士。
最后决定：生员陆兆芳仍加黜革；参与讲事、传札、协投冤揭的生员十三人分别杖革、杖降、杖惩；骚乱现场的百姓带头人物金留、王昇等处斩；乘火打劫的棍徒无赖、打行班头一条龙胡龙、地扁蛇朱观等皆予以严惩；范启宋父死于非命，门庭遭辱，与家人情俱可原；董其昌宅第被焚，无可追究，被抢家资，法当追还，但已无可能；董祖常房屋被焚抢，暂免深究。
就这么完了？对，就这么完了！
堂堂一个正二品大员府邸被烧，家产被抢光，就这么完了。
虽说也杀了几个人，但跟这件事情的严重性相比，根本是不值一提，无关紧要！
尤其值得玩味儿的一点是，被杀的人里头，一个读书人都没有。死的都是谁？地痞流氓，还有就是平民老百姓。
上面这些说辞，关于这件事儿的起因，经过，结果，交代的一清二楚，看似是毫无破绽，但实则，却是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内因。
为何是董家，而不是别的家？
说句实在话，在这个时代，这些享有种种特权的官宦人家，哪个不是横行霸道？就算是老子清廉谦和，他的子孙也未必如他一般，就算是他自己不庇护，地方上的官员自然也会很给面子，就算出了什么事儿，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固然是董其昌做的太狠辣不地道，但要说背后没人指使，那是怎么都不可能的。
这一点，明史里头说的还是比较中肯的。
“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也就是说，董其昌当湖广学政的时候，人家跟他打招呼了估计是请托他办事儿，结果他没理会，于是便得罪了另外一个高门豪族。这家估计也是极有势力的，便唆使一些处于底层而且不得志的对熟人到董其昌的门前煽动鼓噪，借事寻衅，最后这些读书人，以及被他们煽动的老百姓就伙同烧毁了董其昌的的屋宅。
动手的是老百姓，被煽动起来的也是老百姓，最后死的还是老百姓。
到底是谁煽动的？一目了然。
几乎是一夜之间贴满了全城的告示，除了那些读书人联合本地的士绅之外，谁能做到如此高的效率，能如此迅捷的做成这件事？
那些内容夸张的，极具煽动性的榜文，还能出自谁人之手？国朝百姓素来组织性很一般，谁能鼓动这么多的百姓，让他们近乎于疯狂不计后果的冲击董府？只有乡绅加上读书人。无论是在大明朝的哪个省，哪个府，哪个州，哪个县，掌握了话语权，说话最被人人们信服，当成权威的，只有乡绅和读书人。甚至就连在村子里，读书人通常威望也是最高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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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四 不过是一个字：贱！
像是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的苏州织佣之变，也是如此…在这一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纺织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葑门，税官黄建节当场被砸死。
这件事儿的起因，明年上的说法乃是：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他的参随黄建节勾结地方流氓，勒令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即设立“机头税”；“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所织纱缎，必须完税后由税官加盖官印之后，方准发卖。
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载：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人响应。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朱知府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这一次的抗税事件，乃是地方上的读书人和官府，和期货而来对抗万历皇帝。
注意，是对抗万历皇帝而不是对抗朝廷。
本书中前文就已经说过，由于明处延续下来的某些政策，导致商税奇低无比，而江南地区，又是商业极其发达的所在。
自从大明开国以来，奖励开垦，降低赋税，兴修水利，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城市发展大幅度加快。而自从张居正张相爷当政，行一条鞭法，徭役、地丁，分摊入亩。由此，无地农民纷纷进城，并为手工业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江南一地，就出现了三十三个大中型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水陆便利，商业繁茂。至万历年间，杭州居民“数百万之众”，扬州人口八十万余，“人烟浩穰，游手众多。”苏州城“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
城市可谓是极大繁荣。
单就苏州而论，在万历朝，苏州城里百工聚集，手工业者猛增。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纺织工人最多，机匠有千户。有官方的织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占最大规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获利有限，仅能糊口；其次，是工厂主，或由乡绅转化而来，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最后，是生员，或已经考取功名的人，乃是享有特权的读书人。
而厂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同构的，有钱者使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获取政治身份，这是传统社会的常规进取之道。
大明朝商税是真不高，商税没有到朝廷银子里，反倒是都变成利润流进了这些商贾的腰包，而这些人，和读书人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说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说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交税？
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说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们闹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贱！
他们最是欺软怕硬，在明朝时候那么横，靠的什么，不就是国家优容么？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们这一套，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这帮子骄横无比的读书人顿时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像是雍正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