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响亮-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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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过去了，他现在的工作是学开车，偶尔跟我的对话，就像是他做梦时不小心漏出牙缝的呓语。他说找我有什么事？我说你知不知道牛青松的下落？他说牛青松，牛青松是谁呀？啊牛青松，干嘛要我说牛青松？我有这个义务吗？我现在每说一句话收费一元，你拿钱来我就告诉你牛青松的情况。
钱呢？我说我没有钱。刘小奇说没有钱，你就滚开，别影响我学开车。
姐姐给了我100块钱，她告诉我无论如何要从刘小奇的嘴里套出牛青松的下落，而且只能花100块钱，她不可能再多拿出一分钱了。我把100元钱全换成一元一张，然后把它们分别装在四个口袋里，每个口袋装25元。我用刚刚点过钞票的手，在我的上衣口袋和裤口袋的表面压了压。我想有这100元钱，肯定能完成姐姐交给我的任务，100元钱等于刘小奇的100句话。
我找了刘小奇三次，才把刘小奇找到。他说时间就是金钱，我哪里有时间坐下来跟你聊天。我说我带钱来了。他说什么钱？我说按你开的价，一句话一块钱。他听说我带钱来了，脸上略略有些兴奋。他说明天吧，明天下午我在填河路按摩室楼上等你。
我按刘小奇约定的时间来到他的房间。他躺在床上还没起来，他为我打开门之后。
又躺回床上。他用他的双手交替揉他的眼睛。他说昨天晚上跟朋友赌了一通宵，赢了几百块钱，所以心情舒畅，可以跟我谈一谈牛青松的事情。牛青松是跟他一起长大的朋友，看在朋友的份上，是不应该收费的，但亲兄弟明算帐，先小人后君子，况且一句话一块钱，这个价格不算贵。如果是别人，一句话他要收两至三元，而且句子很短。说到这里时，他提高嗓门问我，你真的带钱了吗？我说带了。他说多少？我说你别管我带多少，你只管说出牛青松的下落。他说我已经说了大约10句，你到书桌上给我拿纸和笔来，我每说一句画一笔，然后统一结算。我说你还没有说，怎么就有10句了？他说刚才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连“先小人后君子”也算一句？他说算一句，如果你嫌贵，你可以找别人说去，我就这个价格。何况我又不是以此为业，又不是揭不开锅非说不可。你算算，在我又说了13句，加上刚才的10句，共等于23句我说一句话要说到句号了才算一句。他说我不管你逗或句号，我每停顿一下就算一句，并且是从你跟我说计时算起。现在你得先付我30元，我才往下说，否则我不说了。你不能赊帐，要付现金。
我翻开我右边的上衣口袋，我说我只有25元。刘小奇沉默着，用蔑视一切的目光蔑视我。我怕他不相信，就把右边的口袋掏空，把口袋拉给他看。他不表态，只是举起三个指头。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不说话，是怕我付不起钱，所以他举起三个指头。我转身欲走，他大喝一声，从床上跳起来。他说你怎敢言而无信？你不把钱留下，你休想出门。我被他的呵斥声吓了一跳，伸手把左边口袋的25元钱也掏了出来。我把50元钱捏在手里，然后拍了拍，说我不是没有钱，但我不需要你说废话，我只问你一句，牛青松现在在哪里？他说那你得让我从头说起。我说不用从头说起，我只需要结果。他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啊！我忙举起手嘘了一声。我说你别再说了，从现在开始我拒绝付你说话的钱。
他说那你也得付我37元。我说不是30元吗？怎么变成37元了？他说你自己算一算，刚才我又说了7句：
你怎敢言而无信？一句。
你不把钱留下，两句。
你休想出门。三句。
你得让我从头说起。四句。
哪有这么好的事啊！五句。
他每重复一句就掰下一个指头，他一共掰下了五根香蕉一样的指头。我说只有5句，刚才你只说了5句，你想敲诈我。他想了想说，还有一句。我说是哪一句？他说呵斥声。
他把倒下去的手指又弹直了一根。他说6句，一共是36元。我说呵斥声也算一句？他哼了一声。他一边哼着一边走向我，掰开我捏紧钞票的手指，抢走了36元钱，然后大叫一声滚，今后别再来烦我。他的大叫声形成一股强大的气流，把我从他的房间推出来。
我知道刘小奇喜欢喝酒，而且现在他有了几个臭钱之后，喝的都是上好的酒。为了知道牛青松的下落，我特别留意刘小奇的行踪。我发现有好几次他醉倒在回他房间的马路上。我知道他逢喝必醉，而且醉了之后总喜欢说自己不醉，不允许朋友送他。有时他摇摇晃晃孤孤单单走在深夜的马路上，但无论醉到何种程度，他总朝着他住宿的方向。
当他看见他的房间，看见他的按摩室的时候，他强打起的精神一下就没有了，好像是有人从他身上抽走了一条筋，猛地丧失了走路的力气，瘫痪在马路旁。有时他乘坐的出租车开到他的楼下，他从车门钻出来，笔挺地站在楼前，目送出租车驰出去百来米之后，双腿一软，像泼到地面的水泼在地板上。他总是看到他的房间了他才倒下。
所以我常常站在夏夜的填河路19号附近等他，仅仅是为了一个关于牛青松的消息。
我把他扶上楼梯扶进房间，为他脱鞋、抹脸，闻他臭烘烘的酒气。有一次，我正在为他脱丝袜的时候，他突然从床上侧过身子，嘴里喷出一大堆东西，它们是被他的牙齿磨细，又到胃里走了一圈的甲鱼、虾和青菜、豆腐，它们像雨水一样降临我的肩膀，仿佛复活一般缓慢地爬进我的上衣口袋，生长于我的后背。吐过之后，刘小奇清醒了许多，他叫我到卫生间洗一洗衣服，到他的衣柜里挑衬衣。他的衣柜里全是名牌，他说我喜欢哪一件就挑哪一件。我洗过衣服，换上他的衬衣，擦干净他的地板，准备离开他的时候，他突然叫住我。他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不为什么，只因为你是我哥哥的好朋友。他用他的小手指抠了抠耳朵，说真的？我说真的。他说我有一个特点，吐过之后马上清醒，我不会受骗上当，我不会告诉你关于牛青松的任何消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聊聊别的。
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沙发上，自己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也给我泡了一杯。他说现在舒服多了，如果有酒的话还可以喝。我问他想不想喝茅台？他说我隔几天喝一次。我说我们家那一瓶是真的。他说怎么个真法？我告诉他，那是我父亲1970年时通过熟人，从糖业烟酒公司买到的，当时很便宜。父亲买回来之后一直没舍得喝，他把它锁在箱子里。高兴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从箱子捧出来，把瓶子上的字通读一遍，还用他尖尖的鼻头在瓶口嗅一嗅。父亲常对我们说，等到有什么好事情了，就打开那瓶茅台来喝。
听我母亲说，父亲第一次想喝那茅台是1971年的春天。那时他刚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干了十几年的革命工作，兢兢业业教书，夹起尾巴做人，向党组织递交了十几份入党申请书。从他工作的那一年开始，他每年都写申请，决心不停地下，内容不断地变，可是他总有一些缺点让党的领导看不顺眼。终于1971年春天，云开日出，他在党旗下举手宣誓，并流下两行热泪。当天晚上，他炒了两碟好菜，把茅台酒从箱子里拿到餐桌上，他说今晚我要喝掉这瓶茅台。但是他吃了两碗饭后，还没有把茅台酒的瓶盖打开。他的手在瓶盖上滑来滑去，母亲问他你今天高不高兴？父亲说怎么会不高兴？我盼了十几年，眼睛都快盼瞎了，才盼到今天，我怎么会不高兴？母亲说那就把酒开了喝了。父亲茫然的眼神落到母亲的脸上，说真的喝了？母亲说喝了！你盼了这么多年，终于成为一位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现在我命令你把它喝掉，这样才对得起党。父亲又摸了摸瓶盖，说我还是舍不得喝，说不定今后还有比这更高兴的事。母亲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父亲说难说，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前途会越来越光明，怎么会没有高兴的事。父亲只是摸了摸瓶盖，又把酒锁进箱子里。
父亲第二次动了要喝那瓶茅台的念头，是在1974年的秋天。那个秋天的气候和现在的任何一个秋天的气候大同小异。作为人民教师的父亲因咽喉发炎引发支气管炎，甚至还有可能引发肺炎。父亲每天生命不息咳嗽不止。他咳嗽的时候，双肩不断地往上耸，他粗短的颈脖被他耸立的双肩埋葬。白天他站在讲台上咳，夜晚他坐在床沿咳，他像一只木质愈来愈干燥共鸣声愈来愈好的音箱，把咽喉咳得像太阳一样通红。在校长刘大选，也就是你的父亲的命令下，我的父亲住进了市医院。医院给他吊了几天青霉素之后，他的身上冒出了一颗一颗的疙瘩，他过敏了。
那时候他一边用喉咙咳嗽一边用双手抓他的皮肤，他的皮肤多处被抓伤，他感到呼吸困难。你可以想一想，当一个人呼吸都成为问题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父亲那时万念俱灰，他对母亲说我快不行了，我真傻，我还傻乎乎地留着一瓶茅台，想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把它喝掉，我还能高兴吗？我快死了，我还有高兴的日子吗？如果我还活着，那么出院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那瓶茅台。
40天后父亲康复出院，他把那瓶茅台又拿到了餐桌上。他用他的手指玩弄着酒瓶盖，自言自语地说只有大病一场的人，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区区一瓶酒还舍不得喝，我还算什么男子汉大丈夫。碧雪，我可真的喝啦。碧雪是我母亲的名字。母亲说你想喝你就喝，关我什么事？母亲对这瓶酒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少让父亲有些伤心。父亲捏着瓶盖的手突然散开，父亲说我的病刚好，是不是不宜喝酒？母亲说不知道。父亲说酒对咽喉有刺激，我还是不喝为好。父亲把酒又放回箱子，我看见父亲当时不停地咂嘴巴，不停地吞食口水。
1975年冬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已经做好饭菜，我们全家人都在等待父亲归来。父亲从来都是一个按时作息的人，很少让我们这样饿着肚子等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围坐餐桌先吃，吃得肚子快饱的时候，天已经全黑，父亲骑着他的那辆破单车回来了。
父亲一踏进门就嚷着要喝酒，我们全都感到莫名其妙。
父亲打开箱子，取出那瓶他几次想喝而又未喝成的茅台，准备开怀畅饮。我敢肯定那一瞬间，父亲的每个细胞都活跃到了极点，他的喉咙他的食道他的胃都已经张开双臂，进入倒计时状态，期待茅台的到来。但是细胞呀喉咙呀食道呀胃呀，它们仅仅是做了一场梦，父亲手里的酒瓶被母亲一把夺了过去。母亲质问父亲为什么要这个时候喝酒？这个时候你高兴吗？你为什么高兴？你不是说等到最高兴的时候才喝这酒吗？我今天被厂里扣了奖金，你还想喝酒？
母亲因为上班时打了一个盹，没有及时接好织布机上的断线，所以被扣发了一个月的奖金。母亲每天上班的时候，要在近十台机子间走来走去，她实在是太困了，就一边走一边打盹，多年来她已练成了这套打盹的本领。厂领导对我母亲说，因为你的一个打盹，吹了一桩生意，外商说我们的断线太多，所以不再进我们棉纺织厂的布匹。厂领导还说我一看那些线头，就知道是你何碧雪弄的，那些线头上简直就写着你何碧雪的名字。
试想一想，正处在如此状况下的母亲，怎么会让我父亲喝酒？
母亲在跟父亲僵持片刻后，做出一点适当的让步。母亲说你要喝也可以，但你必须说出喝这瓶酒的理由，你心须说出一个让大家都高兴的理由。父亲吞吞吐吐，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母亲说是不是升官了？父亲摇头。母亲说是不是提工资了？父亲又摇头。
母亲说除了这两样，还有什么值得你高兴？父亲说我不喝了，我不喝了还不行吗？母亲说不行，你非得说出一个原因不可，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相好了？父亲一拍大腿，从地上跳起来，说冤枉呀冤枉，这酒我永远不喝了。母亲说不喝了好。母亲把那瓶茅台锁进木箱里。
那瓶茅台就这样躲在木箱人不知，父亲至死也没有再动过喝那瓶茅台的念头，他也从不打开那只箱子。你肯定没见过那只木箱，那是装炸药的木箱。
说到这里，刘小奇突然把他面前的茶杯碰翻了，那些茶叶洒在茶几上和他的拖鞋上。
他问我真有这么一瓶茅台？我说有。他抬起沾满茶叶的脚背，在沙发上擦了一阵，然后用手拍一下我的后背，说走，现在我就去你家喝这瓶酒。
刘小奇穿着他那双沾满茶叶的拖鞋摇进我家，他的声音比他的身体先期到达。他说酒呢酒呢，快拿酒来。他的拖鞋好像存心不让他喝酒，在地板上滑了一下，他的身体向前倾斜大约30°。他的双臂自觉地张开，平衡他风雨飘摇的身体。只一瞬间，他便稳住阵脚，身体弹回到他本来的位置，身体垂直于地面。我领着他垂直的身体走进我父母曾经作过爱曾经播种过我们的房间，指着那一只炸药箱说酒就锁在里面，但我们没有钥匙，我的爸爸带走了一把，我的妈妈带走了一把，他们没有把钥匙交给我们。刘小奇大手一挥说，这好办，有锤子吗？我说有。他说拿锤子来。
我找出一把锤子递给他，他举起锤子砸木箱上的锁头。不管他多么使劲，锁头像一位久经训练的特工，始终咬紧牙关不开口说话，它甚至在木箱上晃来晃去，好像在蔑视我们。刘小奇急出一身汗，他脱掉上衣，说我就不相信砸不开你。他运足全身的气力，对准锁头又砸了一下。我们都听到一声丁当。刘小奇说不能这么砸了，这样砸下去会震破里面的酒瓶，你们家有螺丝刀吗？这是什么牌的锁头，怎么这么传统。他把他的眼睛凑到锁头上，把他的右手伸向我。他说螺丝刀。我在他的手掌里放了一把螺丝刀。
他回头看我一眼，然后脱掉他的长裤。我想假如牛红梅不站在旁边，他很可能会连裤衩一起脱掉。现在他就穿着一条绿色的裤衩蹲在木箱前撬锁头，汗水像一层猪油涂满他的全身，就连他的裤衩也浸透了汗水。他以锁头为中心，不断变换方向和姿势。他的鸟仔从裤衩旁滑落出来，他全然不知。我和牛红梅看着他晃动着的鸟仔，竟然像看着一个木疙瘩，没有作出应有的反应。我们只觉得他撬锁头的声音，像雨夜的雷鸣覆盖我们的耳朵。我们不关心他的木疙瘩，我们只关心他能不能撬开锁头，今夜他能不能喝上那瓶酒。
嘀哒一声，锁头被他撬开了。他从木箱里捧出酒瓶，鼻子抽了抽，嘴巴咂了咂。为了防止滑倒，他踢掉拖鞋，赤脚走出卧室来到客厅。他把酒放到餐桌上，然后围着餐桌转了一圈，从不同的角度看着那瓶带有传奇色彩的茅台。仔细地看，认真地看过之后，他像一只饿虎扑向酒瓶，猛地拧开酒瓶盖，往嘴里灌了一口酒。他的每一块肌肉都绷紧了，绷到极限，就像一根弦绷到极限，突然当地一声，弦断了肌肉松弛了，他张开血盆大嘴啊了一声，酒的香气扑向我们的鼻子，整个家庭没有一处不酒香。刘小奇说好酒呀好酒。他穿着裤衩坐在椅子上，不时地往嘴里灌酒，他恨不得一口气就把一瓶酒喝掉。
他的裤衩起伏着，他的眼里充满血。喝了快半瓶，他抬起头寻找我们。他说你们都坐过来，我告诉你们关于牛青松的故事。我和牛红梅坐到餐桌边，他打了一个饱嗝，放了一个我闻所未闻的响屁，他说牛青松，我知道他在哪里。刘小奇嘴里喷出的每一个字，包括标点符号都充满酒气，如果划燃一根火柴，从他嘴里喷出的每一个字都会燃烧。
下面是从刘小奇嘴里喷出来的充满酒气的可以燃烧的关于牛青松的故事：你们绝对想象不到牛青松手里有钱时的那副嘴脸，叫什么来着？叫反革命的丑恶嘴脸。大约是在去年夏天，他突然找到我，说一定要请我吃饭。我说我又不是领导，又不能给你安排工作又不能给你转干，干吗要请我吃饭呢？他的双手紧紧拉住我的衣袖，说真的。我的衣袖快被他拉断了。我说你就直说吧，需要我帮什么忙？是借钱或是免费按摩？他说都不是，就是想请我吃一餐饭。天哪，都什么时代了，还从地球上冒出一个白白请人吃饭的。我说你别耍什么花招了，我喜欢直来直去，你别等我把你的饭吃完了，才给我出一个难题，到那时我可不认帐。他说绝对不会。我说绝对不会？他说绝对不会。
他把我带到金马酒楼，点了几个好菜，有虾有鱼有蟹有一瓶酒。我问他你发啦？他笑而不答。我不知道这小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想只要把他灌醉，他一定会说出真相。
你们都知道，自从牛青松从少管所出来后，滴酒不沾，他的全身上下没有一点坏习气，那一瓶酒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劝他喝一口，只喝一口。他摇着双手说不喝。我当时就生气了，我把酒瓶重重地拍在酒桌上，说你不喝我就走人，你不喝就是看不起我。服务员以为我们要打起来了，把餐厅里的音乐掐断，所有的吃客都看着我们。牛青松突然从餐桌边站起来，对着服务员吼道，干吗不放音乐？为什么不放音乐？音乐在他的吼叫声中再次响起。他以音乐为背景，脱掉衬衣，说你往我身上看一看。我看见他的身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疤，它们像白杨树上的眼睛，全都注视着我。牛青松说我难道不想喝酒吗？
我不敢呀。我说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
我们开始进餐，耳朵里填满低级趣味的音乐，我在嚼食声中在杯盘狼藉中喝了一口酒。我故意把这口酒喝得很响，做出一副十几年没有喝过酒的饥渴状。牛青松说三年啦，我何尝不想喝酒，只是，我好不容易把我的流氓习气戒掉，怎么又能把它捡到身上来呢？
我的这些伤口，有的是别人给我留下的，有的是劳动中留下的，有的是我自己用刀子戳的，不管是怎么留下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教训一下这个名叫牛青松的人，好让他悔过自新重新做人。每一个伤口都有一段刻在骨头上的往事，每一个伤口都使我戒掉一种恶习，好像是伤口强行逼走了我身体里的恶习。那时我对着伤口发誓，我要做一个有用的人。等到我的伤口布满我的上身时，我的许多毛病也基本清除了，我自己感觉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人了。我像沾满污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