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生存-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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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斯特凡诺在办公室遭到联邦调查局的拘捕。他在狱中度过半小时后，即被押到联邦法院的一个小审判厅，接受一位联邦法官的秘密审讯。该法官说，他将被立即具结释放，但不许离开本地区，还需全天24小时接受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听审期间，一伙联邦调查局特工闯入他的办公室，拿走了所有材料，并将所有雇员驱赶回家。
在这之后，斯特凡诺又被送往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胡佛大厦。汉密尔顿·杰恩斯已在那里等候。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他和斯特凡诺时，这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对逮捕之事表示了一点歉意。别无他法，他说，你绑架了一位公民，并且给他注射麻醉药，对他进行百般折磨，差点致其死亡，不可能不受一点法律制裁。
问题的关键是那笔巨款。这次逮捕不过是为了对斯特凡诺施加压力。斯特凡诺发誓说，他们没有从帕特里克那里得到任何线索。
两人谈话期间，斯特凡诺办公室的门已经被联邦调查局特工封死，窗户上也贴了查封的告示。而且在斯特凡诺太太外出打桥牌时，家里的电话也被装了窃听器。
这一短暂的、毫无效果的谈话结束之后，斯特凡诺被扔在最高法院附近。由于他受到告诫不得回办公室，他叫了辆出租车，吩咐司机开往位于H街和第16街拐角的海—亚当斯饭店。他坐在出租车里，镇静自如地看着报纸，不时摸摸他被捕时给缝在上衣折缝里的跟踪仪。这种跟踪仪，体积虽小，却有很强的发射功率，常用于监视人、包裹，甚至汽车的移动。他和杰恩斯谈话时，细心地搜了搜身上的衣服，当时恨不得当场将它从上衣折缝里取出来，扔到杰恩斯的办公桌上。
此时，他以一个监视专家的熟练的动作，脱下上衣，将它塞到座位底下。然后他下了车，快步走进与拉裴特公园隔街相望的海—亚当斯饭店。接待员说已客满，他提出要见经理。几分钟后，他被送往四楼的一个套房，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白宫。他开始脱衣服，脱得只剩短袜和短裤，并将脱下的衣物细心地摆在床铺上。这床铺他已检查过，没有漏过任何地方。他预订了午饭，然后给妻子打电话，但没有人接。
接下来他打电话给本尼·阿历西亚。此人是他的客户，也即9000万美元失窃案的主要受害者。那9000万美元当中，阿历西亚应得6000万，其余3000万属于他的律师，也即属于比洛克西法律事务所博根、维特拉诺等那一批窃贼和无赖。那笔巨款当时已经汇到拿骚的一家银行，然而几分钟后，它却被转移了，变得无影无踪。
阿历西亚现呆在威拉德饭店。该饭店也在白宫附近。他在那里闭门不出，专候斯特凡诺的消息。
一小时后，阿历西亚和斯特凡诺在乔治敦四季饭店一个套房中见了面。这个套房是阿历西亚一星期前预订的。
他年近六十，但看上去要年轻得多。他人精瘦，皮肤黝黑，这是他每天在太阳底下打高尔夫球之故。南佛罗里达退休富翁的生活方式大多都像他这样。他在博卡运河旁边购有一套公寓，与一个瑞典女人住在那里。论岁数，她可以做他的女儿。
那笔巨款失窃前，比洛克西法律事务所购有莫纳克—西厄拉保险公司的包括合伙人和雇员在内的诈骗失窃保险。由于贪污乃法律事务所之常事，他们买了这方面的保险。按照保单规定，比洛克西法律事务所可以获得最高数额为400万美元的赔偿。阿历西亚毫不客气地向比洛克西律师事务所提出了诉讼。他要求该事务所如数赔偿他应得的6000万美元。
因为比洛克西法律事务所再无油水可榨，又因为该法律事务所濒临破产，阿历西亚最后得到了莫纳克—西厄拉保险公司的400万美元。这400万美元，他几乎用了一半来寻找帕特里克。购买博卡运河旁边的漂亮公寓又用了50万美元。再加上这里那里的开支，他手头的钱已经不多了。
他站在窗前，呷着杯中的无咖啡因咖啡。“我会不会被捕？”他问。
“大概不会。不过，我想还是应该小心点。”
阿历西亚将杯子放到桌上，在斯特凡诺的对面坐了下来。“你和两家保险公司联系过了吗？”他问。
“还没有。等一会儿我给他们去电话，你的各位朋友都平安无事。”
那家北方人寿互保公司在使特鲁迪变成富婆之后，秘密拨资50万美元，供寻找帕特里克之用。此外，莫纳克—西厄拉保险公司也拨了100万美元的追踪资金。这样，便以斯特凡诺为枢纽，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联盟。迄今他们已耗资300多万美元。
“那个姑娘找到了吗？”阿历西亚问。
“还没有。我们的人仍在里约热内卢寻找。他们找到了她父亲，但这个老头什么也不肯说。她那个法律事务所的员工也是这样。他们只是说，她到外面出差去了。”
阿历西亚抱着双臂，不动声色地说：“告诉我，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我还没有听磁带。磁带本该在今天下午送到我的办公室。但现在事情复杂了，况且从巴拉圭森林到这里有很长的路。”
“这我知道。”
“据盖伊说，帕特里克是在连续接受电击五个小时之后开始招拱的。他说那笔巨款分文未动，分存于几家银行，但这几家银行的名字他不知道。盖伊又电击他，差点把他弄死，他还是不说那几家银行的名字。后来盖伊推测，说不定有另外一个人控制着那笔巨款。事实说明这个推测是对的。再电击他几次之后，他把那个姑娘的名字招出来了。盖伊随即让手下的人打电话到里约热内卢。他们查明了她的身份，但人已经失踪了。”
“我想听听磁带。”
“本尼，那可并不令人愉快。那家伙皮肉被烧伤，痛得大声求饶。”
阿历西亚不禁发出微笑。“这我知道，我正想听听他是怎么惨叫的。”
帕特里克被安置在基地医院一侧最后一间病房内。那是唯一可以从外面把门锁上的房问。窗户是封闭式的，拉上了厚厚的窗帘。两名士兵持枪守着过道，以防不测。
不过，帕特里克什么地方也去不了。他的双腿和胸部均被严重烧伤。关节和骨骼一触即痛。全身有四处皮肉绽开，一处在大腿，一处在小腿，其余两处在胸脯。此外还有四处属于二度烧伤。
因为痛得厉害，他的四个医生诊断后做了一个决定：暂时保持现状。他不宜匆忙转移。虽说他是个犯人，但不妨在这里观察几天再作道理。
于是房内保持黑暗，收录机里响着轻音乐，他的静脉里充满了对他有益的镇静剂。可怜的帕特里克在鼾声中度日。在他的梦境中，显然只有他回国后即将掀起的风暴。
1992年8月，那笔巨款失踪5个月之后，比洛克西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控告帕特里克犯有盗窃罪。他们有足够的事实证明帕特里克就是盗窃那笔巨款的人，此外没有任何人有作案的条件。鉴于此案发生在国外，由联邦调查局负责侦破。
哈里森县司法部和地方检察院也联手对坟墓里的被埋葬者进行了调查。不过，随着其他更紧迫事情的出现，调查工作早已终止。而今，它又重新开始了。
正午的记者招待会被推迟。在此期间，一些司法部门的要人聚集在卡待的办公室里开会。这是一次紧张的会议，与会双方都想争得自己的利益。桌子的一侧，坐着卡特和联邦调查局其他特工。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坐在起首的密西西比西区联邦检察官莫里斯·马斯特，他刚从杰克逊赶来。桌子的另一侧，坐着哈里森县治安官雷蒙德·斯威尼和他的得力助手格里姆肖，两人均鄙视联邦调查局。他们的代言人是坐在起首的哈里森县以及周边地区的地方检察官特里·帕里什。
会议的议题是联邦调查局和地方司法部门在帕特里克案件中的职责及经费预算。办公室洋溢着利己气氛，各方都想借机大出风头。
“此案的死刑判决至关重要。”地方检察官帕里什说。
“我们可以行使联邦死刑条例。”联邦检察官马斯特说。他有点心虚，因为这未必行得通。
帕里什微微一笑，垂下了眼睛。不久前联邦死刑条例在国会获得通过并经总统签字正式实行。这无疑是一件大好事。不过由于没有任何实施细则，一切依然如故。
而另一方面，地方上有着大量的切实可行的死刑法规。“还是采用地方法规为好。”帕里什说，“这点我们都很清楚。”迄今帕里什已把八个罪犯送进了死囚区，而马斯特才勉强指控一个罪犯犯有一级谋杀罪。
“此外还有监狱问题。”帕里什接着说，“我们送他去帕奇曼。他在那里每日23小时被关在像是蒸气浴室的小房间里，一天两顿劣质饭菜，一星期两次淋浴，还有很多蟑螂和强奸犯。要是他在你们手里，等于下半辈子进了乡村俱乐部，而联邦法院还要纵容他，想尽一切办法让他活命。”
“情况未必像郊外野餐一样美好。”马斯特已被击败，但仍竭力进行辩解。
“那也同海滨旅游差不离。依我看，莫里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对他施加压力。在拉尼根被判死刑前，我们有两个疑团，或者说两个问题，需要弄清。其一是钱，那笔巨款藏在哪里？拉尼根拿它干了些什么？有没有可能收回，还给受害者？其二，坟墓里埋葬的究竟是谁？这两个问题只能寄希望于拉尼根本人的交代，但是只有施加足够的压力他才会这样做。莫里斯，我们得让他有恐惧感。而帕奇曼监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我敢说，他正期盼此案能交给联邦法院审理。”
马斯特无言以对，但仍然没有松口。这个案子实在太重要了，不能随便交给地方法院审理。刹那间，他找到了借口。
“要知道，还有其他的指控。”他说，“此案发生在遥远的海外，而不是本地。”
“你说得不错，但受害者居住在本县。”
“这不是一个普通案件。”
“那你看怎么办？”
“我们共同审理这个案件吧。”马斯特说。僵局终于被打破了。无论如何，联邦调查局总是占有优势的，而帕里什所希望的最好结局就是让这位联邦检察官主动提出联手办案。
帕奇曼监狱是个关键，在场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一点。拉尼根身为律师不会不知道在那里将有什么在等待着他。想到那等待被处死的死囚生活，他说不定会招供。
随着帕里什、马斯特两人对双方共出风头的默认，一个瓜分舆论焦点的计划诞生了。联邦调查局继续追寻那笔巨款，而地方司法部门集中精力侦破那桩人命案。与此同时，帕里什将迅速组成大陪审团，并把建立联合阵线的消息公之于众。至于审判和继之而来的上诉等棘手问题，该计划以容后再议搪塞了过去。此时重要的是双方和解，从而不至于造成互相拆台的局面。
鉴于联邦大楼里的审判尚未结束，新闻发布会议在街道对面的比洛克西法院举行。二楼的大审判厅内，一切已准备就绪。在场的记者有好几十，大部分隶属当地的报社，小部分来自杰克逊、新奥尔良，莫比尔等地。他们像游乐园里的儿童一样挤成一堆，唯恐落在后面。
马斯特和帕里什神色严肃地走向主席台，在一排麦克风后停了下来。他们身后，并排站着卡特和联邦调查局其他特工。灯光明亮，照相机闪个不停。
马斯特清了清嗓子。“我们很高兴地告诉大家，原比洛克西市民帕特里克·拉尼根已被抓获。此人确实还活着，而且隐藏得很巧妙，但是我们现在已将他抓获。”他停了停，以便产生戏剧性效果。人群中泛起一阵骚动。他一边倾听，一边品尝自己的荣耀。接着，他叙述了几个抓获拉尼根的细节——巴西追踪，设计抓获，身份鉴定——丝毫不提及这些实际过程与他本人及联邦调查局根本无关。接下来，他不痛不痒地提到了帕特里克的遣返、审讯和尽快将他绳之以法等事情。
帕里什的言辞没有马斯特那样生动。他允诺尽快指控帕特里克犯有一级谋杀罪和其他应得的罪名。
此后，记者们连珠炮般发问。对于每一个问题，马斯特和帕里什都设法不作回答。发布会一直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特鲁迪坚决要求让兰西参加会面。她需要这人在场，她说。只见兰西极不般配地穿着一条紧身棉短裤，两腿精壮，黑黝黝的，布满了汗毛。起初她的律师只是鄙弃地皱了皱眉头。但后来他明白了一切。
不过特鲁迪本人打扮得很漂亮。紧身短裙，雅致的红色罩衫，外加得体的化妆和珠宝首饰。她有意交叉着两条修长的腿，以引起这位律师的注意。当兰西伸手在她的膝盖上挤捏时，她拍了一下他的手臂。
对于她的大腿和两人的亲昵动作，这位律师装作没看见。
她必须提出离婚，她说。在电话里，她也简单表达了这个意思。她又气恼又伤心。他怎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对待自己的女儿阿什利·尼科尔？过去她很爱他，两人关系一直很好。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离婚不成问题。”这位律师再次表态。他名叫杰默里·里德尔顿，擅长办理离婚案，曾帮助许多人打赢了离婚的官司。“这是遗弃案，办起来很容易。根据亚拉巴马州法律，你可以获准离婚，对孩子的监护权、所有的财产，一切都归你。”
“我想尽快地提出诉讼。”她说着，望了望他身后的墙壁。
“明天一早我就去办。”
“大概等多长时间才会有结果？”
“90天。非常简单。”
然而她依然显得很焦急。“我真不明白，他居然对自己所爱的人做出这种事。我太傻了。”兰西的手渐渐向上，在她的大腿上挤捏。
她并非为离婚之事着急，这点她的律师很清楚。尽管她装出了一副伤心的样子，但装得并不像。
“你得了多少人寿保险金？”这位律师边问边看文件夹里的材料。
她听了这句话，显得非常吃惊。“干吗问这个？”她大声说。
“因为他们马上就会提出归还保险金的诉讼。你丈夫没死，既然他没死，你也就不能得到人寿保险金了。”
“你准是在开玩笑。”
“我没和你开玩笑。”
“不会吧？难道他们会这样做？绝对不会。”
“不对。事实上，他们很快就会提出诉讼。”
兰西撤回手，颓然靠着椅背。特鲁迪的嘴张得很大，眼眶充满了泪水。“绝对不会。”
这位律师重新拿了一本拍纸簿，旋开了钢笔。“我们列个清单吧。”他说。
她购买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花了13万美元，目前这辆汽车她还在驾驶。兰西驾驶的波尔舍牌汽车也是她买的，花了8。5万美元。买那幢房子没有分期付款，用的是现金，还借了兰西的名义，花了90万美元。兰西的快艇花了6万美元。她的珠宝首饰花了10万美元。两个人想了又想，总算把这些数字想了出来。各项累计约150万美元。该律师不忍心和他们明说，这些值钱的东西首先就得归还给别人。
接下来，他好不容易从特鲁迪嘴里掏出了每月生活开支金额。这四年来，她估计每月生活费用在1000美元左右。此外还有几次很花钱的旅游。那些钱像是泼在阴沟里的水，人寿保险公司无论如何收不回来的。
特鲁迪没有工作，或者按她喜欢的叫法，她是退休在家。兰西还不至于有胆量提及他的毒品买卖。他们也不敢披露，在佛罗里达一家银行他们悄悄存了30万美元，哪怕是对自己的律师。
“你认为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提出诉讼？”特鲁迪问。
“不出这个星期。”这位律师回答。
然而，实际进程要比这位律师预料的快得多。还在新闻发布会进行期间，帕特里克复活的消息刚刚宣布，北方人寿互保公司的几个律师就悄悄走进了楼上的办公室。他们向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特鲁迪·拉尼根如数归还250万美元保险金，外加四年多的利息和律师费用。该诉讼还附有一份请愿书，声称鉴于特鲁迪·拉尼根已不再是寡妇，必须下达临时性限制令，防止她转移财产。
那几个律师拿着请愿书来到一位法官的办公室。该法官几小时前和他们交谈过，对他们的要求非常支持。一场精心策划的紧急秘密听证会过后，他准予下达限制令。身为当地司法部门的一员，他对帕特里克·拉尼根的故事非常熟悉，而且对特鲁迪不无反感。
于是，一纸限制令在特鲁迪和兰西相互调情以及与律师商量对策时送到了莫比尔。县法院秘书进行了登记。两个小时后，当他们坐在露台上一边呷着饮料，一边绝望地看着莫比尔湾时，文书传递员进了他们的家门。他交给特鲁迪一份北方人寿互保公司的诉讼、一张比洛克西法院的传票和一纸需要签收的限制令。在这一限制令的条款中，有一项是未经法官同意不得签写任何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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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桑·拉普利律师离开了黑暗的阁楼。他洗了澡，刮了脸，往布满血丝的眼睛里滴了眼药水，然后一面呷着浓咖啡，一面寻找那件还算干净的蓝色上装。他要穿着它去市中心的法律事务所。算起来他有16天没去办公室了。这并不是说他想去那里。毫无疑问，那里没有任何人值得他想念。每逢需要，他们就给他发传真，而他也以传真作答。他负责撰写法律事务所赖以生存的诉讼状、备忘录和申请，还替他所鄙视的人搞研究。偶尔他也被迫系上领带与同事一道去会见委托人，或参加一些可恶的会议。他憎恨自己的办公室，憎恨那里的人，哪怕是他不熟悉的人。他憎恨每一个书架，每一木书，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卷宗。他憎恨墙上的照片，憎恨每样东西的气味——门厅里陈腐的咖啡，复印机附近的化学制品，秘书身上的香水。总之，他憎恨一切。
然而，此次他迂回曲折地穿过沿海地区的下班人流时，却发现自己几乎露出了笑容。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进办公楼，向一位熟人点了点头。他甚至还和女接待员说了话，不过这个女人的姓名，他却记不得了。
会议室坐满了人。他们多半是邻近办公室的律师。也有几位法官，一些法院工作人员。此时已是下午5点之后，室内人声鼎沸，洋溢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