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第5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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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三百年间，两国和平相处。交趾王国也采用事奉大国政策，对中国的恭顺程度，较之高丽王国（朝鲜开城），有过之无不及。唯一不同的是，交趾王国本是中国领土，交趾人本是中华人。
六 宋江对抗
欧洲人认为契丹（震旦）就是中国，因为辽帝国向西的影响力，直抵天山，跟西方各国直接接触的机会较多。真正由汉民族建立，居于中国本部的宋帝国，西境阻于回纥部落，反而跟西方隔绝。不过宋帝国始终把辽帝国看作跟匈奴、突厥一样，认为他们是夷狄蛮族。
事实上辽帝国文化程度虽然远较匈奴、突厥为高，但比汉民族要低得多。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曾命他的大臣制造契丹文字，不过经济状况如果不能达到某种程度，文字的需要便不急迫。而一旦达到某种程度，汉文比契丹文占有优势。同时，这个由部落进化成为国家的民族，也并不真正的了解进步的意义，所以辽帝国宫廷中，一向严禁读书。他们认为读书不但浪费时间，还会把一个人的脑筋弄得太复杂。皇子贵族如果想求得知识，就得冒着“私自读书”罪名的危险。所以他们的文化发展很慢，最显明的例子是，人民只有名而没有姓。只两大部落有姓，一是皇帝族的耶律部落，一是皇后族的萧部落。“耶律”是自己所定，“萧”是中国人代他们起的。这两大部落仍保留着上古时代初民互婚的习惯，世代相配。
辽帝国凭空得到中国的燕云十六州，增加大量财富和国力，但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的自尊。而且长城险要已失，黄河以北像敞开着大门的广大庭院，再没有阻止外人闯进来的重要屏障，自然使中国不能安枕。所以燕云地区，始终成为两国冲突的导火线。本世纪（十）五十年代，后周皇帝郭荣曾用兵夺回两州——莫州和瀛州，但仍有十四州在辽帝国手中，以致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十一）初的二十年之间，宋辽两国，发生四次重要战争。
第一次，九七九年，宋帝国第二任皇帝赵光义（赵匡胤的弟弟）在消灭后汉帝国，中国本土统一完成后，他兴奋地打算一举收复失土。但辽帝国不同于枯萎的后汉帝国，而中国将士们大战之余，已疲惫不堪，原来满怀希望征服后汉之后得到休息和赏赐的，现在全部落空，还要徒步六百余公里，越过连绵险恶的太行山脉，去进攻庞大的强敌。他们对此强烈反对，但赵光义拒绝采纳任何反对意见，他坚信“成大事者不谋于众”的格言。一个月后，大军抵达幽都府（即幽州，北京），攻城。辽帝国大将耶律体哥反击，在城东高梁河会战，宋帝国愤怒的士兵乘酣战时叛变，攻击赵光义，于是全军崩溃。赵光义腿部受伤，狼狈逃回球州（河北涿州），追兵赶到，赵光义已不能骑马，只好爬上驴车奔驰，才算逃脱，留下一万余具士兵的尸体。
第二次，明年（九八）），辽帝国为了报复宋帝国的无端攻击，耶律休哥进围瓦桥关（河北雄县），宋军大败，辽军追到莫州（河北任丘）才撤退。赵光义下令亲征，走到大名（河北大名），距莫州直线还有二百八十公里，却不敢再进，潦草结束。
第三次，九八六年，赵光义经过六年的准备后，向辽帝国发动总攻。东路由征服南唐帝国名将曹彬率领，出琢州（河北涿州）；西路由征服南汉帝国名将潘美率领，出雁门（山西代县）但两位都是对内有余、对外不足的“窝里凶”人物。东路军在歧沟关（河北高碑店西北）被辽兵团迎头痛击，像山崩一样溃散；西路军在飞狐口（河北涞源）也失败，大将杨继业正在前方节节胜利，听到消息，即行护送归附的汉人，向内地撤退。杨继业是这次战役中唯一的胜利者，潘美答应他在陈家谷（山西朔州南阳方口）留下重兵接应，杨继业一路血战，勉强抵达，却远远发现谷口无一兵一卒，他知道被他的统帅所出卖，不禁放声大哭，结果全军覆没。
杨继业是中国抵抗北方蛮族最杰出的将领之一，他的骁勇和被出卖后的壮烈殉国，使他成为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祖父型英雄。很多作品都在描述他和他的妻子佘太君，以及他的诸子诸女，即“杨家将”一门，在跟辽帝国无数战役中，所表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
第四次，下世纪（十一）第一年（一○○○），辽帝国进攻瀛州（河北河间），击败宋军，生擒大将康保育，深入齐州（山东济南）、淄州（山东淄博），大掠而归。宋帝国大将范廷召一直在尾随，不敢进击，等到辽兵团退出边界，他才上奏章说是他把敌人赶走的。新即位的皇帝赵恒（赵光义的儿子，赵光义终于死于腿伤），十分高兴，还作了一首《喜捷诗》，搞得群臣们不得不一窝蜂表示庆贺。
——范廷召告捷，赵恒喜捷，这个新兴的宋政府，很快地就习惯于上下互相欺骗。
从这些战役可以看出，宋帝国根本不是辽帝国的对手，所以每战必败。但辽帝国也没有强大到能够消灭宋帝国的程度，两国遂形成紧张的对抗，只不过宋帝国承当的要沉重而危险。
七 东西方世界
九○九年（后梁帝国建立第三年），（一）穆罕默德女儿法提玛的后裔，攻陷北非洲突尼斯城，建萨拉森王国，称法提玛王朝（绿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遂分裂为三。（二）新罗王国高僧弓裔叛变，建后高句丽王国，跟新罗、后百济，三分朝鲜半岛（后高句丽王国不久改称摩震王国，又改称泰封王国）。
九一八年（前蜀帝国皇帝王建病率），弓裔暴虐，被杀，部将王建（跟中国王建同名同姓）继位，改国号为高丽王国。
九三五年（后晋帝国建立前一年），新罗王国以疆土日缩，不能自存，举国合并于高丽王国。新罗王国亡，立国九百九十二年。
九三六年（后晋帝国建立），高丽王国灭后百济王国，朝鲜半岛再行统一。
九六二年（南平王国灭亡前一年），罗马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为罗马帝国皇帝，称神圣罗马帝国。
九八七年（杨继业陈家谷战死的次年），西法兰克国王胖查理逝世，无子。由法兰西公爵卡佩特继位，改国号为法兰西王国。
第二十四章 第十一世纪
宋辽对抗在本世纪○○年代和解，两国之间保持一百余年的长期和平。但宋帝国由于本身太衰弱的缘故，西北一隅的夏州（陕西靖边北），跟西南一隅的交州（越南河内）一样，也脱幅而去，建立西夏帝国。这个帝国既小又穷，可是，对宋帝国的伤害，却十倍于辽。
在中国固有的领土上，事实上不是宋帝国大一统的单独局面，而是三国分立局面。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第十三世纪。
一 宋辽和解
宋辽两国的冲突，到了本世纪（十一）初叶，急转直下。
一○○四年，辽帝国大举南征，皇帝耶律隆绪和他的母亲萧太后亲自统军，进入宋帝国本土之后，只使用少数军队攻击城市，主力却穿过原野，直赴黄河。深入四百公里，进抵澶洲（河南濮阳），距宋帝国首都开封（河南开封），直线只一百二十公里。宋帝国朝野震动，皇帝赵恒召集紧急会议，群臣们除了想到迁都外，别无他法。大臣王钦若是临江（江西樟树）人，他主张迁都异州（江苏南京）；另一位大臣陈尧叟是阆州（四川阆中）人，他主张迁都成都（四川成都）。只有宰相寇准反对，他主张御驾亲征。他说“御驾亲征，对士气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可以致胜有余。何况敌人深入，我们坚壁清野，用奇兵切断它的粮道、它只有败退。一旦迁都，人心崩溃，帝国可能瓦解。”
赵恒采纳了寇准的意见，即行北上，进驻遭州（河南濮阳），登北门城楼，跟城外的契丹兵团对峙。这是大决战的前奏，但和解却早已暗中进行。被辽帝国于前一年俘掳的宋帝国大将王继忠，深得耶律隆绪的礼遇。他乘机分析和解的利益与对抗的恶果，建议两国举行谈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被他说服。于是由王继忠写信给赵恒，透露辽帝国的弹性态度，赵恒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辽军司令部磋商。
当赵恒到达澶州之后，曹利用也从辽军司令部返回澶州。辽帝国坚持要索回上世纪（十）九五九年被后周帝国夺取的瓦桥关（河北雄县）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间）。赵恒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没有损失的和平。但是辽帝国后卫部队已对莫、瀛二州开始猛烈攻击，危在旦夕，如果陷落，辽帝国的条件势必更苛。于是赵恒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帝国愿每年向辽帝国进贡，作为补偿，派遣曹利用再往谈判。萧太后、耶律隆绪正占优势的时候，当然不肯让步，但曹利用提醒他们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战争。中国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像分裂状态下的后晋政府。我们皇帝又亲自督战，士气激昂，你们未必一定胜利。而且未帝国进贡，是把整批财宝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战争掠夺，只便宜了将士。”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
上世纪（十）之前的货币，还是以钢铁铸造的“钱”为主，以一千个钱为一“缗”（贯、串），缗是最高的计算单位。本世纪（十一）两个条约所载，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两”已成为最高计算单位。这种改变，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再改为以“元”为最高计算单位。
宋帝国向辽帝国进贡，显然大失面子。但是，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缠斗不休，再强大的国家都会因精疲力尽而瓦解。以当时形势，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从○○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纪（十二）—一二二年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国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并不是没有争执。争执经常发生，但都由谈判解决。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辽帝国再度提出关南地区的要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独立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结果增加每年进贡数量，共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
二 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
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
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在自己家里享受这个荣誉，不能去中书省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去中书省行使首长职权的人，即中书省的实际首长，则由尚书省副首长（右仆射）（尚书省首长尚书令，同样也不能行使他的首长职权），兼任中书省副首长（侍郎），然后再代理中书省首长（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判省事）。这太复杂了，我们姑且用现代机构，作一比喻。犹如教育部长并不能过问教育部的事，而由商业部副部长兼任教育部副部长，此一兼任的副部长，再代理教育部部长，才是真正的教育部部长。
地方政府的情况，完全相同，各州不设正式州长（刺史·州牧），所有州长都是临时性的，称之为“知州事”或“判某州”，他们的本职都在中央，州长不过暂时兼任或暂时代理。即令他不是中央官员，有时也故意加上中央官员的官衔，表示地方职务只是暂兼暂代，随时都会被调走。
于是，宋政府所有机关和所有官员，好像是七拼八凑走江湖的杂耍戏团，只求今天的演出能够糊口，便心满意足。在这种情形下，没有人想到百年大计和长远谋略，而赵匡胤所希望的，恰恰也正是如此。
军事上主要目的在使将领们永远没有军权。枢密院即现代的国防部，它的首长限定由文职人员担任，并且更进一步，连战术单位的部队首长，也改由文职人员担任，军队的战斗力，遂被伤害。
宋帝国的武装部队分为两种，一种是称为“禁军”的国防军；一种是称为“厢军”的地方团队。地方团队全是老弱残兵，分散各地，维持地方治安。国防军则是精锐，全部集中在首都开封。遇到战争，即由中央临时委派一位文职人员担任统帅（甚至由宦官担任统帅，却很少由将领担任统帅），率领出征。而负责实际作战的将领，也出于临时委派，他们虽然是职业军人，但对所统率的部众，却一无所知。战争结束时，统帅把军权交出，将领则调往别的单位，士兵返回营区。这样的好处是，统帅跟将领不熟习，将领跟士兵不熟习，绝对不会发生陈桥式兵变。不过正因为如此，再多的部队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不但不能担当大的攻击，连承受大的打击都困难。文官担任统帅，尤其是致命的有害制度。像澶渊之盟那一年，天雄战区（河北大名）司令官王钦若（当时官衔“参知政事判天雄军府兼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即“副宰相兼天雄战区司令官兼总指挥兼河北省省长”），看到辽军从城下经过，吓得屁尿直流，唯有烧香拜佛，祈求神仙保佑。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这种情形之下，士气是如何形态。
末帝国的立国精神是：抱残守缺，苟且偷安，过一日算一日，将就一天算一天。
三 士大夫的乐园
宋王朝社会异于唐王朝社会的是，门第世家消灭。在第九第十世纪，唐王朝末期和小分裂时代，那些跟盗匪没有区别的所谓政府军队和将领，往往屠杀门第世家，以夺取他们的财产，尊贵的门第已失去有效的保护。同时，长期劳力缺乏，土地不能生产足够的食粮以供养大批寄生分子，尊贵的世家也不得不被迫星散。宋政府对封爵贵族，防范同样严格，亲王、驸马，都没有实权。所以国家统治阶层，几乎全由寒门士大夫充当。社会结构的纵剖面，有如下表所示：
平民跃升到士大夫阶层，方式跟唐王朝相同，一是学校，一是考试，一是推荐。学校，我们以后再谈到它。考试制度到了宋王朝，才开始真正的严肃。唐王朝那种浪漫性戏剧化的场外交易，渐被根绝。考试及格人士所受的重视，比唐王朝更甚。当进士考试及格的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结队朝见皇帝，通过街市时，首都开封就好像疯狂了一样，万人空巷。当时便有人感慨说：“纵使一位大将，于万里之外立功灭国，凯旋归来，所受的欢迎，也不过如此。”至于推荐，类似从前的九品中正，知识分子群中的互相赞扬，也可以使人获得官职。在达到高阶层之后，这种互相赞扬和向皇帝表达这种赞扬，就更为重要。宋王朝的士大夫特别容易结党，这是基本原因。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的保守思想，像水乳一样，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士大夫的理想乐园，对政府所赐给他们的那些恍恍惚惚的官位和不求进步、不求效率的职务，都能非常的胜任愉快。但赵姓皇帝对士大夫仍不放心，为了加强他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以便一个被野心家操纵时，另一个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提出抨击。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士大夫，诚是一个好制度，使他们舞文弄墨的英雄伎俩。有了用武之地。他们随时随地都会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目的并不在于把自己的意见付诸实行，只是希望他的文章能在皇帝心目中留下良好的印象。于是，再小再无聊的事，都会引起激烈争论。
促使这种现象发生的另一个原因，是士大夫对他的言论所负的责任太轻。唐王朝以前，官员的弹劾或检举，如果被认为失当，可能被免职或被处死。宋王朝士大夫则没有这种危险，他们所受的最大谴责，大多数不过贬官而已——贬出首都开封，到地方政府担任州长（判某州·知州事）、副州长，或秘书长（通判）。这与其说是一种谴责，勿宁说是一种奖赏，以鼓励士大夫更勇于喧哗取闹。因为这种谴责，丝毫不损害他的既得利益，还可以平空多一个“正直忠良”、“不畏强权”的美名。
懦家学派用两分法把人类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君子系统，一是小人系统。这种分法本是经济的，后来发展为伦理的，后来更发展为政治的和道德的，遂成为政治斗争中的一项重要武器。这武器用下表所列的不同文字表达；
对好喧哗取闹的宋王朝士大夫而言，人类一分为二，使他们在吵闹内斗中，可以节省不少精力。一旦掀起争论，只要立刻把自己纳入君子系统，把对方纳入小人系统，就自以为可以大获全胜。
我们举出下列一事，作为说明。宋王朝第四任皇帝赵受益没有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