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鹤唳-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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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说。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稚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健康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猝死的震撼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有文凭的人就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计划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心听人说书，她几次撇开眼睛，躲避那青年的目光。
　　当女伶说完书，梅玲起身离开，注意到那位年轻人跟在她后面。到了楼梯顶，他停在她面前，迟疑了一会儿才说：
　　“小姐，原谅我的唐突，我看到你一人来，这地方又挤。我能送你下楼吗？”
　　梅玲抬眼看他，发现他衣着讲究，以上海的标准来说，也不算难看，只是有些瘦小。
　　“谢谢你。”她回答说。一个人走下楼梯，但那位青年仍然跟在她后面。
　　梅玲继续走，不理他。到了街道入口，她转个弯，那位青年仍然用乞求的口气问她，他能不能用车子送她回去。那天晚上她心情很好，而且年纪又轻，无拘无束，又有冒险感。她愿多了解一下这位青年，毕竟交个朋友也没坏处。他看出她脸上的矛盾，就热切地说：“当然，你不认识我。张小姐明晚还在这儿表演。我能不能期望再在这儿和你相见？”
　　“好吧。”梅玲笑着走开了。
　　这就是他们恋爱的开始。在七月酷夏的凉夜里，她多次和他在屋顶戏院及小咖啡馆相会。不久两个人爱苗滋长。上海街上的恋史一点也不稀奇，但是那个年轻人——梅玲也没有告诉他名字——似乎真心爱上了她。他仪态温雅，面容斯文，只是带有病弱和富家受挫子弟的特质。梅玲天生自信、纯真、冲动，不久就告诉他自己是单独一人。她开始给他看自己发表的文章，使他对她更崇拜。他发誓说要娶她，但要等以后才能让父母知道。有一天下午他到她的房间，看见唯一的窗户面对太阳，屋里热得像火炉似的。他奇怪这地方怎么能住人，就说要租一个好地方给她住。几天后，他在法租界的法隆道替她找了一个舒服的房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常来看她。
　　不久他的双亲发现了这项安排。父亲是“中国商人航海公司”的买办，不相信儿子是认真的，建议用钱打发这个女人，但是儿子坚持立场，发誓非她不娶，父子之间起了巨大的争吵。有一天他母亲出现在梅玲的住处，问她是否愿意放弃她儿子，梅玲拒绝了，坚持她并非为钱而嫁他的。经过母亲的调解，最后解决之道是儿子若要娶梅玲，她必须先上大学。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事更让梅玲渴望的了。她被送去复旦学院，以特别身份选修英语和钢琴。未婚夫常到学校去看她，周末并带她出去。她在学校没有注明已婚，晚上出去引起了不少议论，不久就被学校开除了。约一年后，年轻人的父亲希望儿子厌倦了梅玲，甩掉她。他不承认这次的婚姻，说要等他们超过两年，才正式让他们成亲。他父亲进一步坚持要调查女方三代的底细，这是订婚前的习惯。
　　这时候梅玲把母亲的身世和父亲的资料告诉她的未婚夫。他的父亲仇恨心很强，爱走极端，憎恨所有军阀，特别是梅玲的父亲。他大发雷霆，叫儿子不要再与曾经关他入狱——这是他永远难以忘怀的耻辱——的军阀女儿来往，对梅玲而言复杂得出乎意料之外。她丈夫一再把父亲的话转告她，说她是汉奸的女儿，他家一定前世欠她的债，老天爷派她来家讨债的。
　　然后有一天他来告诉她，父亲已经改变心意，他是来带她回家住的，但却不成婚。梅玲害怕了，说她宁可住在外面。但是她丈夫说父亲老而专制，不容许违背，如果她不听话，父亲会剥夺他的财产权。
　　“后来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梅玲说。
　　“不，我不知道。”博雅说，等她再说下去。
　　不过时候不早了，罗娜进来，说他们马上要吃饭了。
　　“我在路上告诉你。”梅玲说。
　　这就是截止那天下午梅玲告诉博雅的身世。
　　晚上七点半左右，天色全黑了，博雅带梅玲到老彭家。一个佣人提着她的皮箱和一条备用毯，其他的行李要等博雅离开北京时再一起运走。
　　博雅告诉佣人先走，他们手携手在黑暗中前进。
　　“我现在同意你，”博雅说，“如果你遭到什么变故，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他问她何以见得日本人知道她的名字便格外危险。
　　“你是否曾和日本人厮混过？”
　　“不，从来没有。”
　　“那为什么呢？”
　　“这种时期一个人小心点总好些。”她说。
　　博雅专心注意梅玲，根本忘记自己走到哪儿，直到他看见二十码外那位熟悉的警察站在角落里。“噢，我们不能走那条路。”他说着然后突然转身，带她穿过连串的弯曲的小巷。那边很暗，他忍不住吻她了。
　　“你会不会永远爱我？”他低声问。
　　“永远永远。到上海后，我们必须永远不再分开。”
　　“你愿和我到任何地方？”
　　“你去哪我都永远跟着你。”
　　“莲儿，我俩互属。当看见你坐在我的书桌前，白皙的手玩着毛笔，我想，这才是我需要的家。老实告诉你，我吻你坐过的书桌和椅子——还有你手指握过的毛笔。”
　　“噢，博雅！”
　　“是的，这使我更渴望你。你似乎属于那儿。喔，莲儿，我怎么如此幸运能拥有你？”
　　她贴紧他，“一个人常无法找到知音，但我在找到时真幸福。在没认识你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我曾有不幸的一生。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一切，我会对你很好很好，不像凯男。你必须告诉我你喜欢我哪一点，我就维持那样。当你生气时，可以打我，如果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愿让你打。”
　　“你是说笑话，莲儿。”
　　“不，是真的，现在就打我，我要你打嘛。”
　　“我怎能打你，我会心疼呀！”
　　“假装我做错了事，你很生气，”梅玲说，“来嘛！”她转向脸颊迎去。
　　他凝视她的眼睛，在星光下若隐若现，就轻柔地碰了一下她的脸。
　　“这不是打耳光。”她说。
　　“你是叫我做不能的事嘛。”现在他拧着她的面颊。
　　“重一点！”她说。
　　“我宁可把你吃掉。”博雅说。
　　“叫我俏丫头。”
　　“我的俏丫头。”
　　梅玲很满足，但是博雅却余情激动。当他们到达老彭家，佣人正在门口等着他们。
　　“你可以回去了。”两人进屋，博雅对佣人说。
　　老彭坐在客厅，似乎想得出神。他们进屋，他起身相迎。
　　“这是崔小姐。”博雅说。
　　“博雅兄常谈起你，”梅玲大方地说，“我没想到会这样打扰你。”
　　老彭忙这忙那说：“你的皮箱在我房间里，坐吧，坐吧。”他拿最好的一张椅子给梅玲。她一坐下，就听见弹簧吱吱响，有些不安，她无助地望着博雅。
　　“我想彭大叔不会介意的。”他说。
　　“没关系。”老彭用尖细的嗓音说。他站起来走向卧室。“如果你喜欢，可以睡我的床。对小姐来说也许不够干净。”
　　“你睡哪呢？”博雅说。
　　“我？”他静静笑着。“只要有一块木板，我哪儿都能睡。我可以睡那张扶手椅。别替我操心。”
　　“不，我不能这样。”梅玲看看木板床和不太干净的棉被说。不过房间还算暖和。
　　“只过一夜吗？”老彭说，“另一房间有张小床，但那边很冷。我可以搬一个火炉进去，不过也不很舒服。”
　　“噢，别麻烦了，”梅玲说，“我们可以明天再安排。”
　　她感觉本能地被这位中年男士所吸引。博雅已告诉过她，老彭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徐徐讲话的时候，低沉的声音，很悦耳。她看看他高额上的皱纹，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好感更加深了。此外他还有一副天真、常挂的笑容，在中年人间很少见。
　　“我真不好意思，”他们走出卧室，她说，“占用了彭大叔的床。”
　　“你能不能睡硬板床？睡地板？”老彭说。“对骨头有好处哩。”
　　“我小时候常跟母亲睡硬板床。”梅玲说。
　　他们坐下来，梅玲仍兴奋得满脸通红。
　　“你怎么不用夹子把头发拢在后面，像以前一样？”博雅问她。
　　“你喜欢吗？”梅玲问，跳起身来走进卧室。博雅开始告诉老彭那天早上发生的事，但是她几分钟就出来了，头发拢在后面，只有几撮在额头上。
　　“我找不到镜子。”她说。
　　“墙上有一个。”老彭指指角落的脸盆架上挂着的一个生锈的小镜子。
　　“谢谢你，我用我自己的好了。”她由皮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开始凝望。
　　“你不觉得她是世界上最美的小杰作吗？”博雅对老彭说。梅玲由镜边抬头看他并微笑。
　　“她有一颗朱砂痣。崔小姐，转过来让彭大叔看。”
　　梅玲回头，老彭站起来，“到灯下来，让我看看。”他说。
　　梅玲顺从地走到灯下。老彭非常仔细地看她。
　　“正朱砂痣，很少见。”说着用手去摸。梅玲觉得很痒，就闪开了。他们已经像老朋友了。
　　博雅继续谈警察搜人的经过，梅玲静坐着。
　　“我明白了，”最后老彭说，“你们两个人恋爱了。”
　　两人相视而笑，梅玲满脸通红。
　　“你们有什么计划没有？”
　　“我们没有计划，只是两人必须在一起。”博雅说。
　　“你太太呢？”
　　“我会给她很多好处。”
　　“如果她不同意呢？”
　　“喔，那很简单，她爱住哪就住哪，甚至她想要我的整栋房子也可以。我宁可和梅玲在一起，当难民也行。”
　　“换句话，如果不离婚，你便是博雅的姨太太。”老彭不客气地对梅玲说。
　　这句话使她又脸红了。
　　“我只想跟着他，我只知道这些。”她说。
　　博雅起身返家，他告诉老彭他四五天后就能离开。老彭问梅玲是否已带够了衣服，现在早晚的气候已经开始转冷了。博雅说他第二天早上会把她的毛衣和外套送来。梅玲跟他走进庭院，送他到大门，紧握他的手，爱怜地说：“明天见。”
　　第六章
　　说也奇怪，梅玲和博雅的朋友，在一个小小的机会当中牵连在一起。虽然老彭比较老些，但她对这位独居的好人没什么好害怕的，他简直就是文天祥所谓“正气”的化身。博雅也把老彭助人的义事告诉了梅玲，且以最挚诚的感情谈到他。老彭四十五岁，她二十五岁，足足可以做她的父亲了。他充满了慈爱、敬重和温暖的气息，也不知什么原因他总使梅玲觉得善良、高贵了些，在博雅面前，她反而觉得自己渺小、卑贱，就像是一个“罪恶的女子”，这些都是在老彭身上找不到的疑问。
　　梅玲一直还不知道老彭是个禅宗佛教徒，后来才知道，也许他不算是个严格的佛门子弟，他又吃肉又吃鸡。禅宗是佛教中的一门教派，可说是印度教和中国道教哲学的特殊产物，类似像基督教的贵格教派，不太重视形体、组织和僧侣制度，但那些都比较重视内在的精神生活，在八世纪天祖死后，为了不让它成为一种组织，所以没有指定继承人，连“使徒传统”的法衣和化缘钵子也不传下去，他们强调内在精神的沉思和修养，比贵格派更进一步，不单是轻视教仪，连经典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不采取冗长的辩论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却爱用四行押韵的“偈语”，其中的意思可以暗示或启发真理，却不清楚加以证明，在沉思后的所谓“顿悟”中，一个人的觉醒会随着他对生命法则的刹那见解而产生，因此他们却愿过着勤奋、节俭、仁民爱物却藉藉无名的生活。
　　在不熟悉的环境下，梅玲无法安眠，她听见老彭在扶手椅上打鼾，椅子的钢丝也在吱吱作响。梅玲总以为他醒了，后来又发出沉重的打鼾声，她终于蒙眬地睡去。
　　第二天早上老彭起得很早，昨晚他穿着鞋袜一起睡，天亮了就睡不着了。他发现女客还在卧室熟睡当中，蹑手蹑脚地走动，不敢吵醒她，叫佣人轻轻地端来热水，静悄悄地洗潄了一番，然后点根烟，静坐默想着。到了七点三十分梅玲还未醒来，他等不耐烦了，就自己先吃下热稀饭，他看到很多日本兵在东四牌楼附近和哈德门街走动，他买了几根油条，心想梅玲可能喜欢当早饭吃。
　　他一进房，听到梅玲房里有动静，就重重咳了几声。
　　“你已起来啦？”她说道。“什么时间了？”
　　“九点左右了。”老彭道。
　　“那我得起来了。”
　　“这儿还有热水。”老彭叫道，“这里很冷。你要出来洗吗？”
　　梅玲把黑棉袍穿好出来。
　　“那边有热水，这边是暖炉，你睡得好吗？”老彭指着一边说。
　　“很好。你呢？”
　　“我睡得很好，我已经起床三个钟头了。”
　　梅玲开始漱洗。
　　“今天好像有点不对。”老彭说。“哈德门街有不少日本军，一定有事要发生了。”
　　她梳好了头发，佣人也从外面进来，对老彭说：“外面有人找你。”
　　“什么样的人？”
　　“身穿一件蓝衣的人，他说一定要和你说话。”
　　于是老彭出去，认出那个人是他在裘奶奶家见过的一个佣人。那个人站在门口不肯进屋，只在院子里和他说了几句：今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