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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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隰酥矣诠使枷氲挠跋欤辉缸銮宄伲运皇鹣危荒觅郝唬蛔魑焓厦趴停浴安家隆鄙矸植渭邮肪帧Ｓ胍话愕淖懿谩⒈嘈薏灰谎蛩雇亲魑苌蟾迦瞬斡胱胄薜模悦魇犯宓淖詈蠖ǜ迤鹆斯丶饔茫莺罄慈嫱凇锻蛘晡南壬分兴担和蛉胧肪趾螅爸钭胄薰僖愿逯粒运拖壬瓷蟆Ｏ壬时希绞陶咴唬喝∧呈槟尘砟骋秤心呈碌辈谷耄∧呈槟尘砟骋衬呈碌辈涡！Ｊ陶呷缪远粒匏摺！睹魇犯濉肺灏倬恚韵壬侄ā！笨滴跛氖荒辏�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六十二：《读通鉴论》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
六十三：《海国图志》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位著名的思想家，对于如何抵抗外国的侵略，有力地打击侵略者，提出了一句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如何睁眼看世界，他写出了名著——《海国图志》。他就是爱国主义者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金滩人。魏源21岁时，父亲魏邦鲁由地方调往京师做官，他就随父到了北京。他和林则徐、龚自珍等爱国志士交往甚密，经常议论时政。由于魏源富有朝气，思想出格，所以在功名场中他是很不得意的。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做幕客和从事写作。
魏源的著作宏富，除《海国图志》外，还著有《圣武记》、《元史新编》、《清夜斋诗稿》、《古微堂诗集》和《默觚》等。
鸦片战争爆发前，林则徐被任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禁烟，他为了了解外国的情况，组织了一个班子翻译外国的报纸和书籍，他主持汇编的《四洲志》一书，记述了世界五大洲30多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后来，林则徐把《四洲志》的全部资料送给好友魏源。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写成《海国图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由于战事的失利，魏源悲愤填膺，爱国心切，于1841年3月，愤然弃笔从戎，投入两江总督、抵抗派将领裕谦幕府，到定海前线参谋战事。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就是说，写书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夷情”，帮助人们习其“长技”，以抵御外侮，振奋国威。这给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顽固派，击一猛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对付外国侵略者，不能“舍其长，甘其害”，而必须“塞其害，师其长”，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年至1848年，魏源又将《海国图志》增补为60卷本，刊于扬州；到1852年又扩充为百卷本。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世界各国情况介绍的巨著。《海国图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为基础外，先后征引了历代史志14种，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种，另外，还有各种奏折十多件和一些亲自了解的材料。应当注意的是，其史料来源还有外国人的著述。其中，如英人马礼逊的《外国史略》、葡萄牙人马吉斯的《地理备考》等20种左右的著作。
《海国图志》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是第一部较为详尽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著作。开始在中国介绍有关世界史地知识，当推西汉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正史多立有外国传，但这些记载大多集中于中国边境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四洲志》和姚莹撰成的《康輶纪行》。《四洲志》纯是一部译作，而《康輶纪行》系合日记杂录而成。而《海国图志》，它不仅在编纂和内容上弥补了《四洲志》和《康輶纪行》等书的缺憾，而且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理论方法。书中征引中外古今近百种资料，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等史地知识。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都超过了前书。所以有人誉《海国图志》为国人谈世界史地之“开山”。
因它不但详细记载外国情况，还首次从理论上肯定了研究世界史地的必要性。
《海国图志》的划时代意义，还在于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华，带来了世界知识的新东西，但却不被人们所重视。鸦片战争爆发前，妄自尊大的清廷皇帝和显官达贵，竟不知英国在何方？为什么成为海上霸王？《海国图志》的刊出，打破了这种孤陋寡闻的状况，它向人们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国地图，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详叙各国史地。这样，使当时的中国人通过《海国图志》这一望远镜，开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坚船利炮”，又看到了欧洲国家的商业、铁路交通、学校等情况，使中国人跨出了“国界”，认识近代世界的新鲜事物。
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作者不仅重视工商业，并由经济扩展到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介绍。至此，魏源的“师夷”思想发展到了他那个时代的高峰。
就拿介绍美国民主政治来说吧，《海国图志》中，征引《地球图说》、《地球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等书中的材料，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民主政治，涉及到美国的联邦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等方面。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魏源没有像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那样，向资产阶级转化，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此时魏源的“师夷”思想实质，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范畴。
魏源不仅是爱国志士，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思想家。他在战略防御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以守为战”、“以逸待劳”（《海国图志·筹海篇三》）的战略思想，以至“诱其深入”、“坚壁清野”、“出奇设伏”、“水陆夹攻”、“草木皆兵”（《海国图志·筹海篇一》）等战术原则。魏源这种以弱胜强的战略战术思想，不但适用于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战争，也适用于遭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其他国家。当时有个叫鹫津毅堂的日本人，为了寻求“防英夷之术”，读了魏源的著作后，感慨地说：“海防之策莫善于是篇。”（《圣武记采要序》）
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魏源的《海国图志》当然不是一部完善的著作，全书除《筹海篇》和各部分的叙文、按语以及《元代北方疆域考》等文字为精心撰述外，其余大多是辑录他人著作汇编而成的。这样，在汇编时其中原有的欠缺和错误，他并没有下大功夫去纠正。比如，百卷本所辑之世界各国分图，由于原书绘制技术差，致使位置、距离、形状等亦多偏差，并不准确，魏源却没有逐一纠正。再如，魏源在书中认为，“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息，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卷五十二）。其实，美洲是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的，而不是英国人，时间是在1492年，比明万历年间要早得多。
《海国图志》不愧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史学史上的一部杰作，它对海内外起过深远的影响。梁启超赞誉说：“治域外地理者，（魏）源实为先驱。”（《清代学术概论》）尤其是他在该书中所阐发的“师夷”思想，对中国当时和后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晚清的洋务派，就是受魏源“师夷”思想的影响，加以运用和发挥的。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思想与魏源的“师夷”思想虽有共同性、继承性，但二者并不尽相同。魏氏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而洋务派则是大地主大官僚。魏氏倡导“师夷”的目的是为了“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洋务派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师夷”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民”，“资夷力以助剿济运”，镇压国内农民革命。在洋务派之后，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如冯桂芬、王韬等人）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对“师夷”思想加以发展和丰富。
《海国图志》在国外，尤其是日本，也有一定的影响。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1854年日本翻刻了《海国图志》60卷本，争相购读。它曾在日本维新运动中起过一定的作用，现代日本学者井上靖说过：“幕府末期日本学者文化人等，……例如，横井小楠的思想起了革命，倾向开国主义，其契机是读了中国的《海国图志》。”（《日本现代史》）日本维新潮流日趋高涨，倒幕府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868年酿成了著名的明治维新运动，推翻了封建的幕府统治。可见，魏源《海国图志》在介绍和传播西洋情形与一般近代文化，在影响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确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六十四：《列女传》
第一部女性名人传记
《列女传》8卷，汉刘向撰。刘向（约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楚元王刘交的后代，经历了宣帝、元帝、成帝三朝，曾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官，是西汉著名学者，生平著书多种，其中有《洪五行传》、《新序》、《说苑》、《别录》、《世说》、《高士传》、《列女传》等。
西汉成帝年间，命谒者陈农搜求天下遗书，于是，散落于民间的大量的诸子百家及各行各类典籍被汇集于汉政府藏书台。为了对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古书进行系统整理，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遂与其子刘歆受诏同领校书，开始细心地校正古书。而《列女传》就是刘向在校书时编撰的，他说：“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屏风四堵。”（徐坚《初学记》引《七略别录》）班固也说“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之法则，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