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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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
七十六：《黄帝内经》
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泉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
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之作。淮南子曾指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
《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例如，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他认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讬以取重耳”。综观历代学者，在《内经》之成书时代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有成书于战国者，有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者，有成书于西汉者，或谓更为晚出者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之问题之一。在这个争论之中，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有扁鹊内、外经等。何以分内经、外经，犹《易》之有内、外卦，《春秋》之有内、外传，《庄子》之有内、外篇，《韩非子》之有内、外储说。故知医学之分黄帝内经、外经等，只有次第名而并非有何深意。今《黄帝外经》早佚，唯《黄帝内经》尚存。
《黄帝内经》成书后，在其传抄流布过程中，既有内容的散落，也有掺入和补撰，在历代注释整理中，也增加了该书内容。因此，出现了何为原文？何为讹传？何为杂入等难以分辨的混乱局面，为研究者的辨析鉴别造成了困难，也时有争论。《黄帝内经》流传甚广，现就今之《素问》、《灵枢》分述之。
《素问》：公元6世纪，全元起首次全面注释，当时第七卷早佚，故只有8卷。公元762年，王冰次注，称为《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其中除72…73篇有目缺文外，经王氏补入“旧藏”7篇。11世纪，北宋校正医书局对王氏注本再加校勘注释，改名《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成为宋之后历代刊刻研究之蓝本和依据，刊刻者有数10种之多。
《灵枢》：在《汉书·艺文志》名为《九卷》，公元6世纪前后，其名有《针经》、《九墟》、《九灵》、《灵枢》等不同书名之传本。南北朝、隋唐间，《针经》注本多种曾有流传，并见于隋唐及日、朝之医事法令将其列为医学教材，但未能流传后世。如前所述，宋史类刻刊《灵枢》（1135年）后，即成为《九卷》之唯一刻本流传于世，虽有12卷本与24卷本之不同，但篇目内容次第等并无差异。
《素问》、《灵枢》历代之注释、节要、语译以及国外之注释、译本，共计有200余种之多，其中少数影响大者，每种刊刻印行有达40多次者。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黄帝内经》的科学成就：前已提及，《内经》之成书，既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由此可知，乃是先秦诸多医学家对其前代医学发展的一次系统的总结，是对十分丰富的医疗经验的高度概括，并从而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达到了历史的高水平，有着许许多多的科学成就和十分正确的预见。或者正因为如此，《内经》至今仍有其很强的生命力。
现仅就其科学成就之重要者分述如下：公然宣布与巫术决裂。中国医学在商周时期仍处于鬼神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不但病因要寻求鬼神作用的因素，治疗也多巫术之法。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认识逐渐发生了动摇，围绕着疾病诊疗是否鬼神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间医生扁鹊及《内经》作者们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斗争中，鲜明地反对鬼神说。《史记·扁鹊仑公传》明确记述了扁鹊行医的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信巫不信医不治”。《内经》的作者在《素问·五脏别论》中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用意深刻地阐明了他们在这关系医学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观点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从而保证了中国医学基本上一直沿着唯物的疾病观不断发展。
人体解剖、生理研究的成就。认识人类疾病必须首先认识人类自身。《内经》的作者们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并实地进行了人体体表与内脏的解剖。《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例如消化道解剖，《灵枢》已详述了唇口几何，唇到齿距离几何，舌形重量，齿至咽距离，会厌形质，口腔容量，食管长度，胃容量及体大小，贲门、幽门形质，小肠长度、如何曲屈、容量，大肠之升、横、降、容量、重量，肛门形质等等，其所记述之大小、长度、容量、形态与相互关系等，同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又如关于消化系统之功能，血液环流周身之功能，泌尿生殖系统之功能，虽然认识多有失之于笼统，然而也有许多科学的论断。譬如血与脉的关系，不但对血管区分为经脉（大血管）、络脉（大血管之分支血管）和孙脉（细小血管），并且明确指出血脉是运行人体经过饮食消化而产生营养精气等物质的，特别强调这种运行在人体“如环无端”，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实际上他们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
高明的医疗技术。《内经》是一部理论专著，但个别部分也涉及医疗技术。例如该书不但记述了水浴疗法、灌肠技术，而且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脱疽的外科手术截趾术等。《内经》已设计使用了筒针（中空的针）进行穿刺放腹水的医疗技术，这是一次改善腹水治疗和减轻患者痛苦比较成功的尝试。筒针穿刺放腹水虽然未能创造出根治腹水的方法，但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在后世继续得到发展和应用。
至今虽然在器械条件和技术上已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其原理却是完全一致的。可贵的是《内经》还记述了筒针的制作技术要求，指出：“故为之治针，必筒其身而锋其末”。在进针的技术要领方面也已达到与现代基本相似的步骤和方法。
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促进人体健康以预防疾病的思想，追其原则始于《内经》。例如：反复强调的“虚邪贼风（指致病因素），避之有时”。又如强调，一位高明的医学家，应当治未病之病，而不是治疗已病的病。如果等到病已发而后才给予药物治疗，就犹如渴而穿井，战乱已成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样，不是太晚了吗？
又说：一位高明的医学家，治疗疾病必须“救其萌芽”。并批评了医学家中对一些久病轻易作出“不可治”的结论，指出：“疾虽久，犹可毕也（是可以治愈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本也。”其思想都是很先进的。
《内经》虽有不少待研究、商议的内容，但其科学的内容、积极探求的思想等，是其2000多年来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内经》不单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上创造了2000多年医学家们不断研究、不断运用以解决医疗理论和技术的有效记录，而且为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医学家所研究和运用，以为指导，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内经》也早已为欧美汉学家、私人收藏家、国家图书馆所广泛收藏和流传，而且有被部分节译或全译为英、法、德等文本出版者。在当代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内经》也更加为人类所重视。
七十七：《伤寒杂病论》
中国临床医学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东汉张仲景约撰成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综合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理论与治疗规律性的重要部分，共10卷，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孙兆、林儯？笨逃『笸ㄐ杏诠谕狻�
流传后世而影响巨大者，现存有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和金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本。宋校正《伤寒论》，或称宋本《伤寒论》，以及金成无已《注解伤寒论》，在宋、金以后，历代及日本刻本之现存于国内者，有60多个版本。若计其节录、别本、发挥、集注、方论等，目前国内各图书馆收藏之国内外版本有近700种，1990多次刊印。由此即可见其历代流传影响之大了。
《伤寒论》在大量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状病候表现、治疗过程与预后等等之共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从而创造性提出了六经辨症的理论学说。即将当时几乎年年常发的许多热性病，按其发病初期、中期、末期不同的临床表现，以及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为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此即历代所称的“辨伤寒六经病”，由此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有的学者视六经病为六个症候群以帮助学者学习理解。实际上，太阳病所论基本上是综合论述了许多传染性或流行性疾病初发的症状、征候表现，以及切脉等四诊之要点和治疗之原则方法等。如果未经治疗或治疗失当，疾病继续发展，则依次出现少阳、阳明……等征候，以上是三阳经。如果治疗得当或及时，尚属易治或能获得良好结果，否则，该病就传至三阴经，即太阴病而少阴病而厥阴病，其治疗的难度也就随之而增加，甚至不能治愈而死亡。在这些辨症论治的过程中，张仲景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随着各种传染病、流行病与不同病人体质等不同反应所表现的千变万化的征候，作出了颇富科学思想的综合、分析、论述和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