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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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
　　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著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我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
　　现在，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翔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八十四：《元和郡县图志》
　　“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
　　《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李吉甫所撰。吉甫，字弘宪，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旧唐书·李吉甫传》说他“少好学，能属文”，“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著有《六代略》、《百司举要》、《元和十道图》、《删水经》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但只有《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下来，其余几种早已亡佚。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当时正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唐代政区来说，起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贞观年间分全国为10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开元年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南三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二道和黔中道，这样就成了15道。但道只是监察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区。州的长官仍然听命于中央。而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实际上形成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即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但为了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列于最后。又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为47个节镇，将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有图，所以称为《元和郡县图志》。但到南宋以后图已亡佚，书名也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了。
　　《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
　　在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所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其中特别是关于南北朝政区变迁的记载尤其可贵。记述南北朝时期的正史，除《宋书》、《南齐书》、《魏书》外，其他各史皆无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虽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志，但隋以前的四个朝代较为简略；《水经注》虽是北魏时期的地理名著，但它毕竟是以记述水道为主，因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关这一时期的叙述至关重要。《元和郡县图志》中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徙、著名古迹等，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京兆府万年、长安、咸阳三县均有名叫细柳营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在“万年”县下注明：“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又在“长安”县下载：“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在“长安”县下还有关于秦阿房宫、汉长乐宫、汉未央宫及秦始皇陵等遗址的记载。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某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书中也并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如《元和郡县图志》卷2京兆府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对马嵬故城的记载，就说：“马嵬于此筑城，以避难，未详何代人也。”又如，卷9申州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对平靖关城的记载，只是说：“旧有此关，不知何代创立。”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自然地理方面，资料也极其丰富。在每县下记载着附近山脉的走向、水道的经流、湖泊的分布等等。在这方面自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大部分都有记述，但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比较详备，可是自北魏至隋唐数百年中没有记载这方面的书籍保存下来。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中保存下来的这部分资料也非常可贵。全书记载到的水道有550余条，湖泽陂池130多处。
　　不仅记载了人所共知的大川大泽，也记载了一些小的河流和陂泽。如卷11密州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县）的夷安泽，“周回四十里，多麋鹿蒲苇”。又如卷18定州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县）的阳城淀，“周回三十里，莞蒲菱芡，靡所不生”。另外还有对各种地形特征的描述。如卷1京兆府万年、长安、三原等县均有关于西北黄土高原上所谓“原”的记载，如毕原、白鹿原、细柳原、孟侯原、丰原、天齐原等。卷4灵州鸣沙县（今宁夏中宁县东北）有关于沙漠的记载，说“人马行经此沙，随路有声，异于余沙，故号鸣沙”。卷30辰州卢溪县（今湖南沪溪县西南）又有对于喀斯特地形的记载，说“溪山高可万仞，山中有槃瓠石窟，可容数万人”。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水道、湖泊的变迁，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经济地理方面，每个府、州之后有“贡赋”一项，可以说是《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所首创。贡品多数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包括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及矿产、药材等；赋为绵、绢等物。如卷1京兆府下记载：“开元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赋：绵、绢。”在县下又有对于当地水利设施、工矿业及其他经济资料的记载。如卷1京兆府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有关于郑、白渠灌溉情况的记载；卷16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有西门豹及史起引漳水灌田的记载；卷11密州辅唐县（今山东安丘县）有语水堰灌田的记载，并说“今尚有余堰，而稻田畦畛存焉”；卷3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县）有西北地区监牧场地、马匹数字的记载；卷4盐州有关于盐池的记载；卷3延州肤施县（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和卷40肃州玉门县（今甘肃玉门市北）都有关于石油矿的记载；卷14蔚州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有三河冶官营铸钱工业的记载，并描述了作者亲自主持恢复铜冶置炉铸钱的经过。至于一般铜矿、银矿、铁矿的记载就更多了。《元和郡县图志》对各地户口记载的一大特色是兼记不同时代的户口数。地理志对户口的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但《汉志》对西汉一代的户口，只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元和郡县图志》既记载开元年间的户数，也记载元和时的户数，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各地户口的变动提供了重要佐证。
　　当然，《元和郡县图志》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叙述某些州县沿革过于简略。由于资料不全，往往显得残缺、混乱，给人以拼凑起来的感觉。而且，《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在宪宗时，两度被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官居宰相要职。他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如他在原序中所说：“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精研地理，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但这书毕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素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这话也并非过誉。
　　《元和郡县图志》在流传过程中，不仅附图散失了，而且文字也有残缺。全书40卷中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十六诸卷及第十八卷和第二十五卷的一部分。
　　清代严观有《元和郡县补志》及缪荃荪《元和郡县志缺卷逸文》等均可供参考。
　　八十五：《岛夷志略》
　　中外交通史必读之书
　　《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渊撰。
　　原名《岛夷志》，明代作《岛夷志》，清代改名《岛夷志略》。
　　全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靠；其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没有什么价值。
　　汪大渊，安焕章，江西南昌人。关于他的生平，据吴鉴在《岛夷志·序》中介绍：“豫章汪君焕章，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之游，足迹几半天下矣。顾以海外之风土，国史未尽其蕴，因附舶以浮于海者数年，然后归。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校之五年旧志，大有迳庭矣。”汪氏自己在《岛夷志后序》里说：“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张翥在《序》里说：“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赍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可见，汪大渊是大游历家，曾两次随中国商船到东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岛夷志略》前99条中有关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都是他当时根据亲身的见闻记录下来的，因而是可靠的。
　　归来之后，他又以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记载，发现其中许多与自己的见闻“大有径庭”的地方。可以断定，该书初稿，大概也是在这5年内完成的。
　　《岛夷志略》最后成书是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这年冬，汪大渊路过泉州，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偰以《清源前志》（泉州在五代后曾置清源军节度，宋代加清源郡号，故又称清源）散失，《后志》仅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为止，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以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船舶司的所在地，诸蕃幅辏之所，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于是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这一是为增加商人、文人的见识，二是宣扬元朝的威德远大。从吴鉴为《岛夷志》作“序”在“至正己丑冬十有二月”看出，汪大渊最后成书的时间不会晚于这年11月。
　　不久，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以广其传。至正十年（1350年），又请翰林修撰张翥为之作“序”，正式发行于世。现存的《岛夷志略》，在吴序之前，有张序，可见源于南昌所刻之单行本，而不是出自《清源续志》附录。
　　元代海外地理专著还有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两书都不如《岛夷志略》的价值。《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仅存卷6至卷10。所收地名多虽多，然仅列其名而无叙述。《真腊风土记》虽记载详赅，但仅一国而已。总之，《岛夷志略》是我们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价值的必读地理著作。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但《岭外代答》，特别是《诸蕃志》，主要是作者耳闻，而不是亲历，因此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中指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马欢著《瀛涯胜览》，是受汪大渊的启发。他在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瀛涯胜览》虽叙事更为详细，但涉及的只有20个国家，远不如《岛夷志略》之广。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在他的《星槎胜览》里，许多地点的记述是从《岛夷志略》中抄袭来的。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收条目与《瀛涯胜览》相同，内容也大同小异，实不过是根据马欢的记录加以润色，行文瞻雅罢了。
　　《岛夷志略》自明至今，一直为我国公、私藏书家所珍藏。
　　例如：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钱氏《述古堂书目》等均收有《岛夷志》；《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引用过《岛夷志》，清代的《四库全书本》中有《岛夷志略》，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作《岛夷志略》，这说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岛夷志略》。
　　在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当时藏书家所藏刻本当是汪大渊在南昌所刻的单行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元、明抄本今已亡失。
　　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民国初年所见的抄本为旧抄本和《四库全书》传抄本。彭元瑞、李文田所藏的旧抄本与《四库全书》本有出入，说明在明、清有多种抄本存在。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今在北京图书馆，丁氏《竹书堂》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在日本、美、英、法也有藏本。
　　《岛夷志略》自元以来，为中外研究海上交通的学者所重视，校注的人很多。从现存的来说，以沈曾植的注本为最早。
　　1912——191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将该本刊于《古学汇刊》中，题名《岛夷志略广证》，分上、下两卷。沈氏认为不妥，在他本人著作《海日楼书目》中改为《岛夷志略笺》，孙德谦帮助校订。沈氏不懂外文，书中所考之地名往往游移不定，错误之处较多；孙氏校订时，亦仅以沈氏笔误、字误为限，因而价值不大。今本则以北京大学苏继庼教授的《岛夷志略校释》为最好，他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同时以龙氏《知服斋丛书》刊本、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丁氏《竹书堂》藏本以及《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书中引用的《岛夷志》互为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旁证，因而纠缪补正较为完备。在注释方面，更是详征博引，参考图书达100多种，涉及的语文、方言有10余种；他集中外诸家之说，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取长补短，考诸家之所未考；此外，在校释中，苏继庼教授还涉及到了中外交通史、华侨史、西域南海物产志和民俗学等，为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并有独创的见解。这些，都是中外其他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岛夷志略》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凡是研究元代东亚、南亚诸国及海上交通的外国学者，都一定阅读《岛夷志略》。
　　在国外，研究和阅读《岛夷志略》的学者大有人在。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就注意到《岛夷志略》这本书，接着就进行翻译、征引和考证。其中最著名的学者首推卫理亚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编的《汉籍丛录》里，列有《岛夷志略》。格伦维尔（Croeneveldt）在1876年编辑的《南海群岛文献录》里，亦有此书名。布莱资须纳德（E·V·BreCitschneider）在1888年《中世纪史地探究》中，将《岛夷志略》中的“天堂”条译成英文。伯希和（P·pelliot）对《岛夷志略》的有关地名，也有颇多的论述。
　　日本学者对《岛夷志略》的重视与研究远远超过海外其他诸国。藤田丰八以龙氏《知服斋丛书》刊本为底本，参考其他藏本，对《岛夷志略》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同时作出注释，题名为《岛夷志略校注》，于1914年在罗振玉主编的《雪堂丛刊》第二集中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国学文库》中重版。这是当时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学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错误。现在，研究《岛夷志略》的日本学者仍有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