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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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注曰：荀子“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颜师古注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也有的说“荀”、“孙”古代同音，两种说法都能成立。“三十三篇”可能是“三十二篇”之误。刘向的《荀卿新书叙录》载孙卿书322篇，除去重复的290篇，定为32篇，这与现在通行的《荀子》32篇基本相符。《隋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12卷，这大概是刘向编订的32篇本。《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这是唐代杨倞又重新编定的32篇本，也就是现在的通行本。杨倞本与刘向本的区别只是篇目次序略有不同。杨倞改书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
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这部书是荀况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关于《荀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在学术界也有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荀子》32篇全是伪书，其代表是吕思勉、杨筠如。另一种看法是《荀子》32篇全是荀况所作，其代表是杜国痒。第三种看法是《大略》以下6篇，是荀子弟子的作品，其代表是郭沫若、梁启超、余德建等。其中余德建认为，这几篇是汉武帝、汉宣帝时的儒生伪撰，根据是书中引用了晚出的《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的文字。我们认为，前两种看法过于偏激，第三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就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说：如其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怎么不把天当作一种物来畜养它，控制它？如其顺从天而颂扬它，怎么不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如其仰望天时坐等它的恩赐，怎不因时制宜，使天时为生产服务？荀况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成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在《非相》篇中，荀况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他说：观看人们的相貌，不如研究人们的思想；研究人们的思想，不如选择正确的思想方法。相貌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而思想却受一定方法的支配。方法正确，而且思想能遵循它，虽然相貌丑陋，只要思想方法对头，也不妨碍成为君子。虽然相貌好，但思想方法不对头，也免不了成为小人。人们的祸福与人的相貌无关，而是由人们后天选择什么道路决定的。这就揭穿了唯心主义相术的骗人把戏。
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主要表现在《解蔽》、《正名》、《劝学》等篇中。在《解蔽》篇中，荀况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凝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他认为，人们认识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个片面所局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们纠正了片面认识，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对正道三心两意则必然迷惑。
这就强调了认识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正名》篇中，荀况强调了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说：人都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能力，然而只有依靠听觉器官才能辨别声音的不同，依靠视觉器官才能辨别形状的不同，所以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感觉器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它，心对它考察了而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人们没有不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根据感官接触外物而确定名称同和异的情况。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况主张“实”决定“名”，“名”一定要符合“实”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劝学》篇中，荀子谈了知识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从而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学习没有止境和后来居上的道理，劝导人们要进行广博地学习，要发扬“锲而不舍”、“用心一也”的精神，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和杂而不专，成为激励后人学习的名篇佳句。
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针对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只有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加以限制，才能变成性善的，才符合封建礼仪。因此，荀况特别注重后天学习教育的作用，从而批判了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论”。荀况谈论人性，虽然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性，但他能从人对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反对孔孟空谈仁义道德，无疑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荀况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况提出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他在《王制》篇开头便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就彻底否定了孔孟赞扬的封建世袭制。
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荀况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认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民，在没有给它利益之前就从它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人民利益然后再从人民中索取利益更有利；不爱护它就重用它，不如先爱护它然后再重用它更为有效。荀况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者可得而官也。”（《富国》）“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况主张一方面用赏罚严明的制度来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强本抑末”、“节用裕民”、“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加强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流通，不断开拓新的财源，限制统治阶级的费用，以此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目的。荀况这种经济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
《非十二子》、《儒效》两篇，主要是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乐论》主要阐发了荀况的音乐理论及其社会的作用。
《议兵》主要阐述了荀况的军事理论。《赋》运用诗歌文学语言，阐述了荀子学派的政治主张。《大略》以下6篇，都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内容比较庞杂，有些思想与荀子思想不尽一致。总之，《荀子》一书是我们研究荀况思想和荀子学派的主要参考资料。
九：《墨子》
古代劳力者之哲学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由于墨子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因此，墨子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
《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为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说：“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墨子还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他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他提倡“尚力”。在“名”、“实”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必须服从“实”，没有“实”作基础，“名”就是虚假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墨子又相信“天志”，他认为天有意志，天能赏善罚恶，爱人憎人。他还论证了鬼神的客观存在，这就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这说明墨家的唯物论思想还有缺陷，还不彻底。
《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6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
《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
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涵，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十：《韩非子》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司马迁在《史记·韩非列传》中说：“韩非者，韩之诸公子也，喜刑名法术之学。……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这说明《韩非子》确系韩非所著。《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与今本《韩非子》55篇相同。《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皆著录《韩子》20卷，这说明《韩非子》从先秦流传到现在，都没有佚失现象，这在先秦哲学典籍中，是不多见的。《韩非子》本名《韩子》，后因唐代韩愈的名气越来越大，后人为了加以区别，故改名《韩非子》。
有关《韩非子》各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也曾有过争论，有的认为书中多数篇不可信，有的认为书中只有少数篇不可信。如容肇祖从考察思想入手，断定只有《五蠹》、《显学》、《难势》、《问辩》、《诡使》、《六反》、《心度》、《难一》8篇为韩非所作，18篇为别家之言，24篇不能断定。梁启雄从考察思想和文字入手，断定只有《十过》、《用人》、《安危》、《功名》、《忠孝》、《大体》、《守道》、《观行》、《制分》是伪作。刘汝霖认为《初见秦》、《存韩》、《难言》、《有度》、《十过》、《饰邪》6篇是伪作。我们认为，《韩非子》一书基本是韩非的作品，也不排除个别篇掺入了别人的东西，这在古书的流传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主要反映在《难势》、《难三》、《定法》、《扬权》、《有度》等篇中。在韩非看来，商鞅治秦只讲“法”，不讲“术”；申不害只讲“术”，不擅“法”；慎到片面强调“势”，这都是不全面的，“皆未尽善也”。只有把“法”、“术”、“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是切实可行的。他说：“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定法》）“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难势》）在“法”、“术”、“势”三者之间，“法”是根本，“势”是基本前提，“术”是执行“法”的必要方法。他列举“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说明“势”的重要，又列举“弃隐栝之法，去度量之数，使奚仲为车，不能成一轮”，“无庆赏之功，刑罚之威，释势委法，尧舜不能治三家”作例子，说明“法”的重要，“法”、“术”、“势”三者缺一不可，相辅为用。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解老》、《喻老》两篇中。
韩非借解释道家《老子》一书，对《老子》哲学体系的核心“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赋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