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妖的网-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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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认为恶是一个固体，长得很丑陋，而且无所不能，到现在我才知道，恶其实是从心里来的，它有很多碎片，分散在每个人的身体里，很多时候人都被它控制住了。我尖叫了，因为恶从心里出来了，包围了我，它使我变得不快乐，邪恶，攻击性，伤害别人，又伤害自己。即使水都进到我的眼睛里，让我疼痛，我也要睁大眼睛，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亮光，就会安静。
很多时候我无法选择，因为我听见两个女人在争吵，一个很奴性，热爱利欲，另一个的脸总是离我很远，我看不见她，但她让我知罪，却宽容我所做的，可是我很茫然，我等待她们有个结果，可是她们争吵了二十年了，还没有结束。
——《是谁使我在深夜里尖叫》
每个女人都一样，很多年前她们清水脸，后来她们哂伤妆，再到后来她们粉红兔子妆，再到后来，她们裸妆，其实也就是清水脸。
我在最繁荣的步行街上找到了一辆没人管的三轮车，我坐了上去，开始看她们，我的目光跟随着女人们的颜色游移，她们有些是宝蓝色的，有些是紫红色的。我经常会为了看女人而上街，我喜欢看她们，她们有的很难看，有的很美。
对面的商场里挤了很多人，外面的人要挤进去，里面的人要挤出去，他们进进出出，快乐极了。很突然地，我对面的这些人，全部都消失了，我看见一个瘦弱的女人，坐在商场门口，一张大桌子的后面，她的桌子上摆放着凌乱的塑料杯，盛热八宝粥的罐缸，她埋头清点粥的数量，然后仰起脸冲着每一个路过的人微笑。
我向她招手，她很快就明白了，她端着一杯粥，横穿马路，缓慢地向我走来，她很注意姿态。
五颜六色的八宝粥，杯子里有一把玲珑的小勺子，我小心翼翼地捧着我的粥，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我的手指开始暖和起来。
我看见一个可怜的孩子，天气多么冷，她却穿着短裙，长出膝盖一小段的薄袜子，裙子和袜子中间露着一段真正的腿，天气太寒冷了，那段腿已经完全变成了青色。她像一只兔子那样蹦蹦跳跳，她的小皮包遍布了劣质皮革黯淡的黑斑点。
我捡到过那样的一只小皮包，里面有一个穷女孩子的全部，劣质口红，断了的眉笔，小圆镜，身份证，零碎钱，还有一张未婚证明，一切结婚要用的资料和介绍信，还有她的男朋友寄给她的分手信，那个男人说了很多很多借口，他说他爱她，可是他不能娶她。我把那个小皮包交到派出所的时候他们都冷冷地看我，我不喜欢他们。他们冷冷地收下了，往桌上一放。我说，你们可以从她的身份证找到她，你们一定要把这个包还给她，这些东西对她很重要。可是他们冷冷地看我，连收条都不写一张。
我想也许是因为我的年纪太小了， 我二十岁，在C市工业技术学院计算机系念三年级，现在我在放寒假，我马上就要念完书了，我会永远都放假。
我的青黄不接的二十岁，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待我。
我也做不了青春活力了，我有一点儿老，十五岁的小女孩子叫我阿姨一点也不过份。
有一个男人很大声地问那个可怜的孩子，妞，冷不冷？我猜测他从北面来，我们这儿从没有妞这个词。词汇很重要。
当我和雅雅都还是问题少女的时候，我们坐在酒吧里，和每一个看我们的男人说话，有两个男人每说完一句话，就用牛逼这两个字做结束点缀。那时候我和雅雅刚刚去了一次南京，我们就问他们是不是南京男人。
那两个男人很和蔼地告诉我们，他们不是，南京男人只会说傻逼。
很多年以后我和雅雅在广州，我总是听到他们优雅地说，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后来我问一个广州男人，我说，你们说的那么长的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男人说，哦，就是够牛逼的意思了啦。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职业写作了，我在深夜写作，在白天睡觉，我会为了看一个人去看一部奇怪的电影，是这样，我为了能够看到窦唯而去看了《北京杂种》，我更喜欢年轻时候的他，像我的朋友雅雅说的，他还年轻着，他还没有面对着一个女人猜疑她或者被她猜疑。
其实我在二十岁就看到了《北京杂种》的剧本，是雅雅辛辛苦苦抄的本子，那时候已经九十年代了，我曾经劝她说，你应该去复印，手抄本是什么年代的事情了。
雅雅说她在行为艺术，她幻想手抄一万部电影的剧本，然后展览它们。当然现在她早已经放弃了。请原谅我们的年轻，那时候我们还年轻着。
我在四年以后看到了真正的电影，我看到一个名字叫做毛毛的女人，她怀孕了，孩子的父亲卡子要求她做掉孩子，在雨中，他们争吵，然后毛毛失踪了，然后毛毛躺在手术台上，可是堕胎是一种罪，然后卡子走来走去，卡子抽烟，最后卡子找到毛毛了，孩子哭了。
其间崔健和窦唯不停地唱歌，崔健比窦唯唱得多，但是他没有窦唯帅。藏天朔爬在窗台上，他还是那么胖。直到结束，我还没有听到何勇唱《钟鼓楼》，我爱那首歌甚过一切。
电影有英文字幕， 我看到他们把“牛逼”翻译成了“SO COOL”，我就笑起来了，我在想如果它愿意更换片名那么它就有可能被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我的这个念头很蠢。但是每一部电影都是有时间的，如果它一直被拖延着，就会变得不重要，或者要等到很久以后，它也许会被很久以后的孩子们喜欢。就像三十年前巴黎的五月，他们说：“我们会回来的。”
牛逼=SO COOL。够牛逼=顺着小母牛的后腿往上爬。真是有趣极了。好了好了，回到我的二十岁。
可怜的孩子已经消失不见了，有很多目光在我二十岁的身体上游离，从脸上到腿上，又从腿上游离到脸上，我发现不再是我看她们了，而是她们看我，她们的目光像冬天的太阳光，有一点儿暖洋洋地，照耀着我的身体，让我像一只猫那么快乐和慵懒。
我不知道她们的生活，她们是怎么过的？她们会抽烟。她们可以睡到下午。她们也会读书的吧，她们会读席娟的小说还是张曼娟的小说呢，据说那些都是言情精品。也许吧。总之我的时代已经不流行张爱玲和三毛了。张爱玲不道德，据说她先同居，再结婚，道德的人们说，如果那个男人是汉奸，就更不叫同居了，而叫姘居。
三毛死了，道德的人们说，她欺骗所有的人。我不读那些，我要么读《西游记》，要么就读《汉字dBASEⅢ原理与应用》。
我看见有两个巡警向我走过来，他们靠得很近，显得很要好的样子，他们好像在很远的地方就注意到我了。
我想我没有妨碍市容吧，我只是坐在步行街一辆无主的三轮车上吃了一杯八宝粥，我怎么了？
他们一边目不转晴地看我，一边窃窃私语，脚步开始快起来。我开始慌张，慌张极了。他们很快地走到了我的面前。嗨。巡警说。通常巡警是不会说这个词的，但他确实说了。我仔细看他的脸，发现他是我从小学到初中的同桌高粱。你一点儿也没变。他说。他穿着皮茄克，硬绷绷的皮鞋，他的肩上挂着一个难看的很像手提电话的小东西，上面拦腰贴了一条白色的膏药胶布。我看他旁边的巡警，他的肩上也是那么一个难看的小东西，却浑然一体的黑，于是我就知道一定是我的同桌把他的机器摔坏了，他一向是个潦草的人，从小到大就是这样。他的同事看着我的脸，皱着眉，很忧愁的样子。那是一个很英俊的男人，长得与高粱有几分相似。于是我就很放心，我继续坐在三轮车上，仰着头看他们。
我又想起了雅雅，雅雅说她在大街上看到她过去的男朋友，差一点吓死，雅雅看见他穿着制服，腰间别着电警棍和手铐很威武地在街上走，他也是一个巡警。
他对雅雅说了很多话。你知道吗？在和你分手的的第二个月，我在训练中受伤，整整昏迷了三天三夜，当我醒来的时候，无边无际的恐惧和寂寞包围了我，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的恨。雅雅说，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不会抓我吧。
我的心里面就出现了雅雅的脸，雅雅慌乱地说，你不会抓我吧。然后我笑了一笑，抬起头来看着他们两个人，他们都有一米九吧，太阳光从他们的肩膀中间逃了出来，我闭上了眼睛。
事情就是这样，从小到大，所有的老师都不喜欢高粱，他们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坏孩子。但他却去做了警察。
电话联系，啊？他从口袋里拿纸和笔，一边左顾右盼，我猜测他在顾虑别人的目光，他不想损坏人民警察的形象，我知道，可我还没有介意呢，我在和他们互相凝视，然后我们说话，然后他拿出了纸和笔，别人一定以为是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正被睿智的人民警察盘问。他的同事神秘地笑了一笑，偏过了头，不再看我。
我没有和他联系，我病了。
大概是因为着了凉，我总是生病，我从一楼爬到四楼也会累，我累得喘不过气来，并且清清楚楚地听到自己的骨骼发出了格格格的声音。我在想我的将来，我会变成一个婀娜多姿的淑女，我会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从年轻一直坐到年老，我不午睡，也不喝茶，我不喜欢说话，我只会工作，工作就是运动。
我想起了我的初中，那时候我也同样厌恶运动，体育老师满怀激情地启发我们：“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刚刚跑完一千米后的休息！”我蹲在角落里，喘着气，我看见高粱年轻的面孔上滚动着健康的汗珠，他黝黑的皮肤在太阳的照耀下散发着美丽的光芒。
我想我爱上高粱了。
那已经是过去很久的事情了。我们总是很容易地就忘记了小时候的小心思，而且它再也不会自己逃出来了，虽然我们曾经羞答答地把它一字一句记录在日记本上，秘不示人。有时候很偶尔地，它逃出来了，我们也只是淡然地看看它，心如止水，它便失望地飘游一番，夺门而去。
我病了。我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头痛欲裂。下午雅雅来看过我，带来了一个饭盒，她得意地打开那只饭盒，里面是一只油腻的煎蛋，蛋白焦了，蛋黄还是稀的，上面重重地洒了一层盐粒。我亲手做的。雅雅说，我知道你生病以后亲手做的。我说我不吃。
雅雅看着手里的饭盒，脸色马上就变了。于是我不得不从床上坐起来，哆哆嗦嗦地拨弄那片金黄色的稀液。愉快地咬了一口。
好好吃。她温柔地俯下身，淡香水的味道扑面而来。她满意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雅雅真是一个美女。我望着她的背影甜蜜地想道，如果我们一起走在大街上会使很多男人撞电线杆，我们是珠联璧和的一对。
我认识雅雅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我们又同时考砸了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和所有的破落生们一起，被扔进了C市工学院。可是雅雅不来上课，她说与其念一个坏学校，还不如什么都不要念，雅雅跑到电台去，做了一个DJ。当我坐在电脑前研究分支程序设计的时候，她却在电台如鱼得水，风光极了。我们都很忙，我们不见面，也不通电话，但我们知道对方还活着，很健康。
当然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是出现了，难能可贵地显露一下她的手艺，随后她又会离我而去。
然后我就去开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笔会，我在我们省会城市的一家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两个中篇小说，他们给我的小说起了一个好听极了的名字——本省中青年作家作品小辑。年终的时候，他们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得以看到他们的脸，同时也被他们看一看我的脸，于是我必须要去，不仅要去，还要做出欣喜若狂的得宠模样。
我的头已经不太痛了，但我只想睡觉，我果真就在他们领导的讲话声中睡着了。
我开始知道，笔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笔会就是领导讲话，吃饭和娱乐活动，男人和女人由不相识到相识，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在一种完全新鲜的状态下，他们眉来眼去，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故事。总之谁也不是在自己的城市里，谁都可以随心所欲，在别人的天空下做一做自己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拖家带口消磨了人的激情，可是开会让人海阔天空，活力四射，只有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才会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他们很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向来如此。
我遇到了一个从我们城市走出去的男人，他们总是给我们的城市丢脸。整个会议上我只看见他跑来跑去，献殷勤，讨好漂亮小姐。
最后他坐在了我的旁边。你说话的风格很象Fà国女作家萨冈，他说。他就是那么念那个法字的，在此之前我从来也不知道法字是可以读成降调的，我想我要多看看港产片。
你经常看她的书吧。他把脸凑了过来，但是我的眼睛都睁不开了，我只想睡觉，我一心一意地想要睡觉。然后他放弃萨冈，开始叙述卡夫卡，他在我的耳边喋喋不休。卡夫卡是什么？什么是卡夫卡？那三个字迷惑了我，让我不知所措。
他怎么不去勾引别人？大概是因为我最小吧，或者我看上去最容易被勾引，他想用卡夫卡打动我？可是我不读他的书，我只读《西游记》，卡夫卡很难打动我这样的问题少女。我茫然地看着他，做出一副很弱智的表情。
我看见美丽的徐娘在宴会上频频举杯，她们老气横秋。卡夫卡倾过身子，口齿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名言：女人并不一定要守身如玉，但是一定要守口如瓶。这是名言，他又重申了一遍。
女人们捂着小嘴儿吃吃地笑，但我不是一个徐娘，我还是一个学生，我的表情就很弱智，我睁着大眼睛，我很茫然。然后我喝醉了。
我在酒精中回家，我摇摇晃晃地走过车站广场，我爬上了一辆奇怪的车，我发觉它实在是太高了，我的窄裙子束缚着我的腿，在我抬腿的时候，裙的开叉滑开，露出了我的腿。司机看着我，我不看他，我裹紧了长大衣，衣服的下摆终于严密地掩住了我的腿。夜深人静的晚上高粱打来了电话，我正在吃地瓜干，现在它是天然食品，包装精美，有益健康。
你一直没有给我打电话。他说。
高粱，你有枪吗？我问，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可以什么都不说，但是我说了。我问了一个古怪的问题。
有。他说。
你有没有受过伤？我歪着头，用我美丽的牙咀嚼天然食品。
你不能说这种话。高粱在电话的那头抽烟，虽然我看不见他的面孔，但是我听得见他抽烟时的喘气声，那是一种很煽情的声音，特别是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连小偷歹徒什么的都没有碰上过吗？你只是扶老太太过马路，送迷路的小女孩回家？
高粱又抽了一口烟，烟草味道已经通过电话线通到我的房间里来了。
你今天晚上怎么不用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啊？我今天在机房值班。高粱说，电话那头果然传来了电台的声音，有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在说着什么，然后电话被打断了，我听到高粱也在用大嗓门说话，很快地，他又回到电话前面来了。喂。他温柔地说。
你在上班时间打私人电话。我说，你们警长知道了会给你处分。
沉默。我想也许高粱正在屏息观察着门。
高粱你怕死吗？我说。
我不怕，高粱说，可是我知道你很怕死。他小心地说完了这些话。
他的话使我心情坏透了。我的确怕死，怕得要命，我比谁都要怕死，我想起了我的学校，别人都不知道的事情，但是高粱知道，我开始害怕，因为他了解我的过去，提起往事，我才意识到，其实在他的面前，我一直都是赤裸裸的，我做过的和我想要做的，他都知道。我有些沮丧。
我的小学，那时候有许多飞鸟和虫子，它们讨人喜欢地到处乱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坐在太阳下面，语文老师正在用难听的方言讲课文，他的眼珠灵活地在我们的脸上转动。我两只脚闲得发慌。书包带子垂在课桌下面，软塌塌地给我一种很舒服的感觉，我就把脚伸出去踏在带子上，绷直了，马上就有了一种荡秋千的快乐。同桌的高粱全神贯注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从铅笔盒里摸出一只纸管子，罩住了一只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
然后就下课了。一只麻雀撞上了教室的玻璃，翅膀扑扑地响。坐在窗子旁边的男生一把就捉住了那个小东西。他挤眉弄眼地冲着大伙儿笑，紧紧握住那只恐慌的鸟，它正在拼命地挣扎。他小心翼翼地抓住了它的两只小脚爪，然后很动情地冲着满教室正在欢腾的男生女生笑了笑，慢吞吞地把麻雀举过了头，一下子就把它撕成了两爿。他手里举着还在蠕动的鸟的大腿，血肉模糊。我的笑僵滞在脸上，我一下子就吐了出来，吐了一地。
我的头象书包带子一样软塌塌了，周围都是呕吐物发出的气味，高粱面孔阴沉地下座位，不情愿地去拿苕帚，他是当天的值日生。扫完以后他就从我的铅笔盒里抢我的橡皮，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我的头歪在了课桌上，眼巴巴地看着他。他耐心地把我的橡皮切碎成了小块，然后又放回到我的铅笔盒里去。我恨死了他。
有医生要来给我们打针，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呢。他们说，男生要打在脑门上，以后就变成白痴，女生打在肚皮上，以后就不会生孩子了。他们交头接耳地讨论这件事情，模样很诡秘，当然也有好心地女生告诉我，她们准备下午逃到隔壁横街小学去。
当然生不生孩子是无所谓的，那不是太重要的，只是打针会很痛，我打过针，我知道那种痛。
那个下午我还是去了。整个学校都空荡荡的，校长正不知所措地在楼梯口徘徊，他好像并不想管我，我就一个人往教室去了。
教室里也空荡荡的，只有高粱坐在那里，我昂着头走过去，坐了下来，我们先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语文书，教室里很寂静，除了他隐约的喘气声，只有鸟清亮的鸣叫声回旋在树丛中。
好象除了我和高粱，这地方再也没有第三个人了，然后我们都坐到靠窗的位置上去了，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校门口。
好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