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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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
　　我想，我们总得将青年从牢狱里引出来，路上的危险，当然是有的，但这是求生的偶然的危险，无从逃避。想逃避，就须度那古人所希求的第一监狱式生活了，可是真在第一监狱里的犯人，都想早些释放，虽然外面并不比狱里安全。
　　北京暖和起来了；我的院子里种了几株丁香，活了；还有两株榆叶梅，至今还未发芽，不知道他是否活着。
　　昨天闹了一个小乱子（6），许多学生被打伤了；听说还有死的，我不知道确否。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因为加了强力的迫压，遂闹出开会以上的事来。俄国的革命，不就是从这样的路径出发的么？
　　夜深了，就此搁笔，后来再谈罢。
　　鲁迅。五月八日夜。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开封《豫报副刊》。
　　（2）蕴儒　姓吕，名琦，河南人，作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当时他与向培良、高歌等同在开封编辑《豫报副刊》。
　　培良，姓向，湖南黔阳人，文学团体狂飙社的主要成员。当时常为《莽原》周刊写稿，后来堕落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参看《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3）《豫报》　在河南开封出版的日报，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创刊。
　　（4）中州　上古时代我国分为九州，河南是古代豫州的地方，位于九州中央，所以又称中州。
　　（5）“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　语出《孟子·尽心上》：“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岩墙，危墙。“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语见《史记·袁盎传》。意思是有钱的人不坐在屋檐下（以免被坠瓦击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语见《孝经·开宗明义章》。
　　（6）指北京学生纪念国耻的集会遭压迫一事。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各校学生为纪念国耻（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承认“二十一条”）和追悼孙中山，拟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但事前北洋政府教育部已训令各校不得放假，当日上午警察厅又派遣巡警分赴各校前后门戒备，禁止学生外出。因此各校学生或行至校门即为巡警拦阻，或在天安门一带被武装警察与保安队马队殴打，多人受伤。午后被迫改在神武门开会，会后结队赴魏家胡同教育总长章士钊住宅，质问压迫学生爱国运动的理由，又与巡警冲突，被捕十八人。
　　　　　　　　　　　　　　　　　　　　　　导师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2）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3）的大法，求上升（4）的真传，岂不可笑！
　　但是我并非敢将这些人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别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则是自己错。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时，别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们都不大有记性。这也无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但我们究竟还有一点记忆，回想起来，怎样的“今是昨非”呵，怎样的“口是心非”呵，怎样的“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5）呵。我们还没有正在饿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饭，正在穷得要死时于无人处见别人的钱，正在性欲旺盛时遇见异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话不宜讲得太早，否则，倘有记性，将来想到时会脸红。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五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
　　初发表时共有四段，总题为《编完写起》。本篇原为第一、二段，下篇《长城》原为第四段；题名都是作者于编集时所加。第三段后编入《集外集》，仍题为《编完写起》。关于本篇，作者在一九二五年六月间与白波的通讯中曾有说明，可参看《集外集·田园思想》。
　　（2）“而立”　语见《论语·为政》：“三十而立”。原是孔丘说他到了三十岁在学问上有所自立的话，后来“而立”就常被用作三十岁的代词。
　　（3）生西　佛家语，往生西方、成佛的意思。佛家以西方为“净土”或“极乐”世界。
　　（4）上升　升天。道教迷信说法，服食仙药能飞升成仙。
　　（5）“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语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一九二一年出版），他在书中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
　　　　　　　　　　　　　　　　　　　　　　长城
　　伟大的长城（2）！
　　这工程，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大概都知道的罢。
　　其实，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胡人何尝挡得住。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但一时也不会灭尽，或者还要保存它。
　　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这长城的构成材料，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将人们包围。
　　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
　　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
　　五月十一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莽原》周刊第四期。参看本书上篇注（1）。
　　（2）长城　战，齐、楚、魏、燕、赵、秦等国都筑有长城。秦始皇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北方游牧民族贵族集团的侵扰，将秦、赵、燕三国的北边长城加以修缮，连贯为一。故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阴山，东至辽东，俗称“万里长城”。此后一直到明朝，历代都有兴筑增修，形成今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长城，总长六千多公里，是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工程之一。
　　　　　　　　　　　　　　　　　　　　　　忽然想到
　　　　七
　　大约是送报人忙不过来了，昨天不见报，今天才给补到，但是奇怪，正张上已经剪去了两小块；幸而副刊是完全的。那上面有一篇武者君的《温良》（2），又使我记起往事，我记得确曾用了这样一个糖衣的毒刺赠送过我的同学们。现在武者君也在大道上发见了两样东西了：凶兽和羊。但我以为这不过发见了一部分，因为大道上的东西还没有这样简单，还得附加一句，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
　　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因此，武者君误认为两样东西了。
　　我还记得第一次五四以后，军警们很客气地只用枪托，乱打那手无寸铁的教员和学生，威武到很像一队铁骑在苗田上驰骋；学生们则惊叫奔避，正如遇见虎狼的羊群。但是，当学生们成了大群，袭击他们的敌人时，不是遇见孩子也要推他摔几个觔斗么？在学校里，不是还唾骂敌人的儿子，使他非逃回家去不可么？这和古代暴君的灭族的意见，有什么区分！
　　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现在托了洋鬼子学说的福，似乎有些解放了。但她一得到可以逞威的地位如校长之类，不就雇用了“掠袖擦掌”的打手似的男人，来威吓毫无武力的同性的学生们么？不是利用了外面正有别的学潮的时候，和一些狐群狗党趁势来开除她私意所不喜的学生们么？（3）而几个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生长的男人们，此时却在异性的饭碗化身的面前摇尾，简直并羊而不如。羊，诚然是弱的，但还不至于如此，我敢给我所敬爱的羊们保证！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回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
　　五月十日。
　　　　八
　　五月十二日《京报》的“显微镜”（4）下有这样的一条——
　　“某学究见某报上载教育总长‘章士钉’五七呈文（5），愀然曰：‘名字怪僻如此，非圣人之徒也，岂能为吾侪卫古文之道者乎！’”因此想起中国有几个字，不但在白话文中，就是在文言文中也几乎不用。其一是这误印为“钉”的“钊”字，还有一个是“淦”字，大概只在人名里还有留遗。我手头没有《说文解字》（6），钊字的解释完全不记得了，淦则仿佛是船底漏水的意思。我们现在要叙述船漏水，无论用怎样古奥的文章，大概总不至于说“淦矣”了罢，所以除了印张国淦，孙嘉淦或新淦县的新闻之外，这一粒铅字简直是废物。
　　至于“钊”，则化而为“钉”还不过一个小笑话；听说竟有人因此受害。曹锟（7）做总统的时代（那时这样写法就要犯罪），要办李大钊（8）先生，国务会议席上一个阁员说：“只要看他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一个安分的人。什么名字不好取，他偏要叫李大剑？！”于是乎办定了，因为这位“大剑”先生已经用名字自己证实，是“大刀王五”（9）一流人。
　　我在N的学堂（10）做学生的时候，也曾经因这“钊”字碰过几个小钉子，但自然因为我自己不“安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
　　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11）。
　　假使那时也像现在似的专用高压手段，我们大概是早经“正法”，我也不会还有什么“忽然想到”的了。我不知怎的近来很有“怀古”的倾向，例如这回因为一个字，就会露出遗老似的“缅怀古昔”的口吻来。
　　五月十三日。
　　　　九
　　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多的人们是没出息的了，因为他眷念从前，难望再有勇猛的进取；但也有说回忆是最为可喜的。
　　前一说忘却了谁的话，后一说大概是A．France（12）罢，——
　　都由他。可是他们的话也都有些道理，整理起来，研究起来，一定可以消费许多功夫；但这都听凭学者们去干去，我不想来加入这一类高尚事业了，怕的是毫无结果之前，已经“寿终正寝”（13）。（是否真是寿终，真在正寝，自然是没有把握的，但此刻不妨写得好看一点。）我能谢绝研究文艺的酒筵，能远避开除学生的饭局，然而阎罗大王（14）的请帖，大概是终于没法“谨谢”的，无论你怎样摆架子。好，现在是并非眷念过去，而是遥想将来了，可是一样的没出息。管他娘的，写下去——
　　不动笔是为要保持自己的身分，（15）我近来才知道；可是动笔的九成九是为自己来辩护，则早就知道的了，至少，我自己就这样。所以，现在要写出来的，也不过是为自己的一封信——
　　FD君：
　　记得一年或两年之前，蒙你赐书，指摘我在《阿Q正传》中写捉拿一个无聊的阿Q而用机关枪，是太远于事理。我当时没有答复你，一则你信上不写住址，二则阿Q已经捉过，我不能再邀你去看热闹，共同证实了。
　　但我前几天看报章，便又记起了你。报上有一则新闻，大意是学生要到执政府去请愿（16），而执政府已于事前得知，东门上添了军队，西门上还摆起两架机关枪，学生不得入，终于无结果而散云。你如果还在北京，何妨远远地——愈远愈好——去望一望呢，倘使真有两架，那么，我就“振振有辞”了。
　　夫学生的游行和请愿，由来久矣。他们都是“郁郁乎文哉”（17），不但绝无炸弹和手枪，并且连九节钢鞭，三尖两刃刀也没有，更何况丈八蛇矛和青龙掩月刀乎？至多，“怀中一纸书”而已，所以向来就没有闹过乱子的历史。现在可是已经架起机关枪来了，而且有两架！
　　但阿Q的事件却大得多了，他确曾上城偷过东西，未庄也确已出了抢案。那时又还是民国元年，那些官吏，办事自然比现在更离奇。先生！你想：这是十三年前的事呵。那时的事，我以为即使在《阿Q正传》中再给添上一混成旅（18）和八尊过山炮，也不至于“言过其实”的罢。
　　请先生不要用普通的眼光看中国。我的一个朋友从印度回来，说，那地方真古怪，每当自己走过恒河边，就觉得还要防被捉去杀掉而祭天（19）。我在中国也时时起这一类的恐惧。普通认为romantic（20）的，在中国是平常事；机关枪不装在土谷祠（21）外，还装到那里去呢？
　　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四日，鲁迅上。
　　
　　（1）本篇最初分三次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二日、十八日、十九日《京报副刊》。
　　（2）武者君的《温良》　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京报副刊》。其中说：“鲁迅先生曾在教室里指示出来我们是温良，像这样外面涂着蜜的形容辞，我们当然可以安心的承受，而且，或者可以尝出甜味来。”“然而突然出了意外的事，……我的心是被刺刺伤！”“我的意想里那可爱的温良面相渐渐模糊，那蜜，包在外面的那东西，已经消溶，致死的尝出含在那里面的毒质来！”又说：“在途中，我迎送着来来往往的这老国度的人民，从他们的面相上，服饰上，动作上以及所有他们的一切，我发现了两批东西：凶兽和羊，践踏者和奴隶。”参看本书《后记》。
　　（3）指女师大风潮。一九二四年秋，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风潮发生，迁延数月未得解决。一九二五年一月，学生代表赴教育部诉述杨荫榆长校以来的种种黑暗情况，请求将杨撤换；并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她为校长。同年四月，章士钊以司法总长兼任教育总长，声言“整顿学风”，这就更助长了杨荫榆的气焰。为了配合章士钊的行动，仰承他的意旨，杨荫榆在五月七日布置了一个演讲会，请校外名人演讲，想借此巩固她的校长地位；同时又包含着这样一个阴谋：若学生有反对举动，则以国耻纪念日不守秩序的罪名予以惩罚。当天上午演讲会举行时她登台为主席，但即为全场学生的嘘声所赶走；下午她便在西安饭店召集若干教员宴饮，阴谋迫害学生，至九日即假借评议会名义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作者当时是该校的讲师，平时对杨荫榆的黑暗残虐情形多曾目睹，风潮起后，他完全同情学生，这段文字，便是他第一次为女师大事件所说的话。“掠袖擦掌”一语，即见于学生自治会为杨荫榆开除学生六人致评议会函中。对五月七日演讲会上发生冲突的情形，信中说：当时杨荫榆“强以校长名义，悍然登台为主席，事前不听自治会各部职员立婉劝，致有当场激动学生公愤，稍起冲突之事”，而杨即“厉声呼曰‘叫警察’，同时总务长吴沆，掠袖擦掌，势欲饱生等以老拳。”
　　（4）“显微镜”　当时《京报》的一个栏目，刊登的都是短小轻松的文字。
　　（5）五七呈文　一九二五年五月七日，北京学生因纪念“五七”国耻遭到镇压后，曾结队去章士钊住宅责问，与巡警发生冲突。
　　“五七呈文”即指章士钊为此事给段祺瑞的呈文。
　　（6）《说文解字》　我国最古的字书之一，汉代许慎著，共三十卷。据《说文解字》：　钊，“元刂也”；淦，“水入船中也”。
　　（7）曹锟（1862—1938）　字仲珊，天津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之一。一九二三年十月，他收买国会议员，以贿选得任中华民国总统，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失败后被迫退职。
　　（8）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河北乐亭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最初的传播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他积极领导了五四运动。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在建党后一直负责北方区的党的工作，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因而遭到当权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的压迫。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下令通缉他，次年四月六日被捕，二十八日遇害。
　　（9）“大刀王五”　即王子斌，清末的著名镖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