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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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闲话》的前半，即西滢先生还未在报上看见七个教员的宣言之前，已经比学校为“臭毛厕”，主张“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了。（10）为什么呢？一者报上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二者学生把守校门；三者有“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邻近的饭店招集教员开会的奇闻”。但这所述的“臭毛厕”的情形还得修改些，因为层次有点颠倒。据宣言说，则“饭店开会”，乃在“把守校门”之前，大约西滢先生觉得不“最精彩”，所以没有摘录，或者已经写好，所以不及摘录的罢。现在我来补摘几句，并且也加些圈子，聊以效颦——
“……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校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会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
《闲话》里的和这事实的颠倒，从神经过敏的看起来，或者也可以认为“偏袒”的表现；但我在这里并非举证，不过聊作插话而已。其实，“偏袒”两字，因我适值选得不大堂皇，所以使人厌观，倘用别的字，便会大大的两样。况且，即使是自以为公平的批评家，“偏袒”也在所不免的，譬如和校长同籍贯，或是好朋友，或是换帖兄弟，或是叨过酒饭，每不免于不知不觉间有所“偏袒”。这也算人情之常，不足深怪；
但当侃侃而谈之际，那自然也许流露出来。然而也没有什么要紧，局外人那里会知道这许多底细呢，无伤大体的。
但是学校的变成“臭毛厕”，却究竟在“饭店招集教员”之后，酒醉饭饱，毛厕当然合用了。西滢先生希望“教育当局”打扫，我以为在打扫之前，还须先封饭店，否则醉饱之后，总要拉矢，毛厕即永远需用，怎么打扫得干净？而且，还未打扫之前，不是已经有了“流言”了么？流言之力，是能使粪便增光，蛆虫成圣的，打扫夫又怎么动手？姑无论现在有无打扫夫。
至于“万不可再敷衍下去”，那可实在是斩钉截铁的办法。
正应该这样办。但是，世上虽然有斩钉截铁的办法，却很少见有敢负责任的宣言。所多的是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有谁明说出自己所观察的是非来的，他便用了“流言”来作不负责任的武器：这种蛆虫充满的“臭毛厕”，是难于打扫干净的。丢尽“教育界的面目”的丑态，现在和将来还多着哩！
五月三十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一日《京报副刊》。
（2）即收入本书的《忽然想到》之七。
（3）“和光同尘” 语出《老子》：“和其光，同其尘。”随和的意思。
（4）《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移至上海出版，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等，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依附北洋政府，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师大风潮及其后的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中都支持北洋军阀当局，诬蔑革命群众运动。一九二七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们又转而投靠国民党政权。
（5）《女师大的学潮》 这是一篇署名为“一个女读者”给《现代评论》记者的信，载于该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主要意思是说：女师大学生迭次驱杨的“那些宣言书中所列举杨氏的罪名，既大都不能成立罪名……而这回风潮的产生和发展，校内校外尚别有人在那里主使。”又说“女师大是中国唯一的女子大学；杨氏也是充任大学校长的唯一的中国女子……我们应否任她受教育当局或其他任何方面的排挤攻击？我们女子应否自己还去帮着摧残她？”
（6）“琴心是否女士” 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但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的女友夏雪纹（当时在女师大读书）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
（7）七个教员的宣言 即由鲁迅起草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它是针对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职员和她的《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而发的，由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李泰盞、钱玄同、沈兼士、周作人七人署名。文中说：“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行一端，平素又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
（8）西滢 陈源（1896—1970），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闲话》中说：“《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采的几句就知道了。（摘句略）这是很可惜的。我们自然还是不信我们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按某籍，指浙江；某系指当时北京大学国文系。发表宣言的七人除李泰盞外，都是浙江人和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9）给同籍的人帮忙 指陈西滢给杨荫榆帮忙，他们都是江苏无锡人。
（10）陈西滢比女师大为“臭毛厕”的议论，原话是说：“女师大的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
同系学生同时登两个相反的启事已经发现了。学生把守校门，误认了一个缓缓驶行的汽车为校长回校而群起包围它的笑话，也到处流传了。校长不能在学校开会，不得不借临近饭店招集教员会议的奇闻，也见于报章了。学校的丑态既然毕露，教育界的面目也就丢尽。到了这种时期，实在旁观的人也不能再让它酝酿下去，好像一个臭毛厕，人人都有扫除的义务。在这时候劝学生们不为过甚，或是劝杨校长辞职引退，都无非粉刷毛厕，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我们以为教育当局应当切实的调查这次风潮的内容……万不可再敷衍姑息下去，以至将来要整顿也没有了办法。”
我的“籍”和“系”
虽然因为我劝过人少——或者竟不——读中国书，曾蒙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先生赐信要我搬出中国去，（2）但是我终于没有走。而且我究竟是中国人，读过中国书的，因此也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譬如，假使要掉文袋（3），可以说说“桃红柳绿”，这些事是大家早已公认的，谁也不会说你错。如果论史，就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4），这些是非也早经论定，学述一回决没有什么差池；况且秦太师的党羽现已半个无存，也可保毫无危险。至于近事呢，勿谈为佳，否则连你的籍贯也许会使你由可“尊敬”而变为“可惜”的。
我记得宋朝是不许南人做宰相的，那是他们的“祖制”，只可惜终于不能坚持。
（5）至于“某籍”人说不得话，却是我近来的新发见。也还是女师大的风潮，我说了几句话。但我先要声明，我既然说过，颇知道些处世的妙法，为什么又去说话呢？那是，因为，我是见过清末捣乱的人，没有生长在太平盛世，所以纵使颇有些涵养工夫，有时也不免要开口，客气地说，就是大不“安分”的。于是乎我说话了，不料陈西滢先生早已常常听到一种“流言”，那大致是“女师大的风潮，有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现在我一说话，恰巧化“暗”为“明”，就使这常常听到流言的西滢先生代为“可惜”，虽然他存心忠厚，“自然还是不信平素所很尊敬的人会暗中挑剔风潮”；无奈“流言”却“更加传布得厉害了”，这怎不使人“怀疑”（6）呢？自然是难怪的。
我确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一个的籍，不足为奇。
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7），真不知怎么一回事。只好再精查，细想；终于也明白了，现在写它出来，庶几乎免得又有“流言”，以为我是黑籍的政客。
因为应付某国某君（8）的嘱托，我正写了一点自己的履历，第一句是“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一家姓周的家里”，这里就说明了我的“籍”。但自从到了“可惜”的地位之后，我便又在末尾添上一句道，“近几年我又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这大概就是我的“系”了。我真不料我竟成了这样的一个“系”。
我常常要“挑剔”文字是确的，至于“挑剔风潮”这一种连字面都不通的阴谋，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做法。何以一有流言，我就得沉默，否则立刻犯了嫌疑，至于使和我毫不相干的人如西滢先生者也来代为“可惜”呢？那么，如果流言说我正在钻营，我就得自己锁在房里了；如果流言说我想做皇帝，我就得连忙自称奴才了。然而古人却确是这样做过了，还留下些什么“空穴来风，桐乳来巢”（9）的鬼格言。可惜我总不耐烦敬步后尘；不得已，我只好对于无论是谁，先奉还他无端送给我的“尊敬”。
其实，现今的将“尊敬”来布施和拜领的人们，也就都是上了古人的当。我们的乏的古人想了几千年，得到一个制驭别人的巧法：可压服的将他压服，否则将他抬高。而抬高也就是一种压服的手段，常常微微示意说，你应该这样，倘不，我要将你摔下来了。求人尊敬的可怜虫于是默默地坐着；
但偶然也放开喉咙道“有利必有弊呀！”“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10）呀！”“猗欤休哉（11）呀！”听众遂亦同声赞叹道，“对呀对呀，可敬极了呀！”这样的互相敷衍下去，自己以为有趣。
从此这一个办法便成为八面锋（12），杀掉了许多乏人和白痴，但是穿了圣贤的衣冠入殓。可怜他们竟不知道自己将褒贬他的人们的身价估得太大了，反至于连自己的原价也一同失掉。
人类是进化的，现在的人心 当然比古人的高洁；但是“尊敬”的流毒，却还不下于流言，尤其是有谁装腔作势，要来将这撒去时，更足使乏人和白痴惶恐。我本来也无可尊敬；
也不愿受人尊敬，免得不如人意的时候，又被人摔下来。更明白地说罢：我所憎恶的太多了，应该自己也得到憎恶，这才还有点像活在人间；如果收得的乃是相反的布施，于我倒是一个冷嘲，使我对于自己也要大加侮蔑；如果收得的是吞吞吐吐的不知道算什么，则使我感到将要呕哕似的恶心。然而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
六月二日晨。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五日《莽原》周刊第七期。
（2）指署名“瞎嘴”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五日的致作者的信。这封信攻击作者的《青年必读书》，其中说：“我诚恳的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作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按着重号系原件所有）
（3）掉文袋 亦作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4）孔明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蜀汉丞相。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南京）人。曾任南宋宰相，加太师衔，是主张降金的内奸，诬杀抗金名将岳飞的主谋。
（5）关于宋朝不许南人做宰相，据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载：“太祖（赵匡胤）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谷《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这个“祖制”，在真宗天禧元年（1017）王钦若（江西新喻人）做了宰相后，就被打破。
（6）指陈西滢。他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这可以说是今昔言论界的一种信条。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看来，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
（7）“研究系”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在黎元洪任北洋政府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期间，原进步党首领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宪法研究会”，依附段祺瑞，并勾结西南军阀，进行政治投机活动，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研究系”。“交通系”，袁世凯的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梁士诒曾奉命组织他的部属为“公民党”，充当袁世凯当选总统和复辟帝制的工具，这个政客集团被称为“交通系”。
（8）指苏联人王希礼，原名瓦西里耶夫（B．A．QRGPLMST），俄文本《阿Q正传》的最初翻译者，当时是在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俄国顾问团成员。作者曾为他的译本写过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后都编入《集外集》中。
（9）“空穴来风，桐乳来巢” 语出《文选》宋玉《风赋》李善注引《庄子》（佚文）：“空阅来风，桐乳致巢。”据晋代司马彪注：
“门户孔空，风善从之；桐子似乳，著其叶而生，其叶似箕，鸟喜巢其中也。”这里的意思是说：流言之来，一定是本有可乘之隙的缘故。
（10）“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语见《庄子·齐物论》。
（11）“猗欤体哉” 叹美词。
（12）八面锋 锋利无比的意思。清代陈春在《永嘉先生八面锋》（传为南宋陈傅良著）一书的跋文中说：“物之不可犯者锋，锋而至于八则面面相当，往无不利。”
咬文嚼字
三
自从世界上产生了“须知学校犹家庭”的名论之后，颇使我觉得惊奇，想考查这家庭的组织。后来，幸而在《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对于暴烈学生之感言》中，发见了“与此曹子勃谿相向”这一句话，才算得到一点头绪：校长和学生的关系是“犹”之“妇姑”。于是据此推断，以为教员都是杂凑在杨府上的西宾，将这结论在《语丝》上发表（2）。
“可惜”！昨天偶然在《晨报》上拜读“该校哲教系教员兼代主任汪懋祖以彼之意见书投寄本报”（3）的话，这才知道我又错了，原来都是弟兄，而且现正“相煎益急”，像曹操的儿子阿丕和阿植（4）似的。
但是，尚希原谅，我于引用的原文上都不加圈了。只因为我不想圈，并非文章坏。
据考据家说，这曹子建的《七步诗》（5）是假的。但也没有什么大相干，姑且利用它来活剥一首，替豆萁伸冤：
煮豆燃豆萁，萁在釜下泣——
我烬你熟了，正好办教席！
六月五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京报副刊》。
（2）即收入本书的《“碰壁”之后》。
（3）汪懋祖（1891—1949） 字典存，江苏吴县人，当时的女师大教员，是杨荫榆迫害学生事件的积极参加者。杨荫榆宴请评议员于西安饭店，他也列席。他在这篇致“全国教育界”的意见书（载一九二五年六月二日《晨报》）中，诬蔑学生，颠倒黑白，对杨荫榆大加推崇：“杨校长之为人，颇有刚健之气，欲努力为女界争一线光明，凡认为正义所在，虽赴汤蹈火，有所不辞。今反杨者，相煎益急，鄙人排难计穷，不敢再参末议。”
（4）阿丕 即曹丕（187—226），曹操的次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7）。阿植，即曹植（192—232），曹操第三子。参看本卷第520页注（18）。
（5）《七步诗》 《世说新语·文学》载：“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明代冯惟讷《古诗纪》选录此诗，注云“本集不载”，并附录四句的一首：“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清代丁晏的《曹集诠评》中关于此诗也说：“《诗纪》云‘本集不载’，疑出附会。”
忽然想到
十
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白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实际的大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
我们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国巡捕击杀了，（2）我们并不还击，却先来赶紧洗刷牺牲者的罪名（3）。说道我们并非“赤化”，因为没有受别国的煽动；说道我们并非“暴徒”，因为都是空手，没有兵器的。我不解为什么中国人如果真使中国赤化，真在中国暴动，就得听英捕来处死刑？记得新希腊人也曾用兵器对付过国内的土耳其人，（4）却并不被称为暴徒；俄国确已赤化多年了，也没有得到别国开枪的惩罚。而独有中国人，则市民被杀之后，还要皇皇然辩诬，张着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实，这原由是很容易了然的，就因为我们并非暴徒，并未赤化的缘故。
因此我们就觉得含冤，大叫着伪文明的破产。可是文明是向来如此的，并非到现在才将假面具揭下来。只因为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