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洪水-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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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严肃地说：“显然，全民种草的意识也应该得到提高。”
2、围湖何时休？
8月21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毛致用回到江西考察灾情。80年代，毛从湖南来到江西担任省委书记时，曾主张在鄱阳湖区种植芦苇。但因为鄱阳湖水涨幅较大，不适于芦苇生存，这个想法才没有成为现实。毛的想法主要是受他在湖南工作时的启发，因为洞庭湖区种植的大量芦苇作为造纸原料为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仅岳阳市便有造纸及纸制品工业企业63家，湖南省最大的造纸厂便建在岳阳，1987年这一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就达17917万元。
但是，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却认为，洞庭湖区成片的芦苇是导致湖区泥沙过量淤积的一个重要原因。他解释说，芦苇生长的环境必须水土相濡，这样，湖水通过芦苇生长的地方阻力加大，流速减小，因而泥沙淤积加剧。加之芦苇生长的地方老鼠较多，也对湖区的堤防造成潜在的威胁。
淤积的泥沙带来了大片的洲土。洪水过后，沙洲上生长出绿草、树木和鲜花，这些肥沃湿润的土地既得灌溉的便利，又为湖区增加了丰裕的良田。据资料记载，宋代以前，洞庭、鄱阳两湖地区土旷人稀，南宋之后，才陆续有人在湖区定居，开发垦殖。在著名的钟相、杨幺起义期间，他们陆耕水战，开始了对洞庭湖的规模性开垦。不过，这些堤垸一开始都是私垸。湖南湘阴县最早是在北宋咸平年间（998…1003），由邑人邓咸之母在县学与文星塔之间修筑路堤。到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才开始围荆塘、塞梓两垸种植农作物。
首先成为洞庭湖、鄱阳湖区开发史上引人注目时期的是清代。这时，垸田发展的规模、速度及对湖区地貌的塑造都是从前难以比拟的。从康熙开始，中央政府多次拨专款兴修垸田水利，至乾嘉年间，垸田兴筑达到高潮。当时，仅湖南湘阴县便达108围，沅江县增至81围。此时，洞庭、鄱阳湖区成为湖南、江西两省人口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地区。当时洞庭湖区人口超过450万，居全省第3位，人口密度为130人/平方公里，居全省第一。
从这时开始，因垸田增多导致湖面缩孝垸外河系紊乱淤塞，以至“水必与人争地为殃”的现象已经出现。1747年，即乾隆十二年，湖南巡抚杨锡绂奏请洞庭湖区“嗣后沿湖荒地，未经围筑者即行严禁，不许再行筑垦，以至有碍水道。”次年，该奏议得到批准，成为洞庭、鄱阳两湖垸田开发史上第一份禁开新垸令。
但是，人与水争地的趋势并没有因此结束。晚清以来，盲目围垦恶性发展。在道光七年和十三年，仅洞庭湖区便查出私垸452处。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政府设立垦殖分局，召人围垦淤田。自咸丰至宣统4朝，洞庭、鄱阳湖区大规模、大批量垸田在新淤洲滩、湖心、河港兴起，洞庭湖西部、北部逐步被蚕食。仅从1825年至1905年80余年间，洞庭湖便缩小了近1500平方公里。不过，当时围垦的防洪标准较低，随着河湖关系的变化，昔湖今垸、昔垸今湖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清两朝，湖南湘阴县先后修筑堤垸138个，到清宣统3年（1911）便仅存50垸。
民国时期，人湖之争依然激烈。在不到40年时间内，洞庭湖围垦面积便达500万亩以上，大小圩垸超过990个。这些圩垸成了湖区近一半以上人口的休养生息之地。如到1949年冬，湖南湘阴县在册堤垸108个，总堤长539。32公里，垸田40。57万亩，占当时全县总耕地的43。35％。到80年代，该县在册堤垸21个，其中万亩以上的10个，总防洪堤长402。02公里，堤垸保护面积670。2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42。38％，合计垸田50。87万亩，占1985年全县耕地的83。89％。垸区居民占1985年全县人口的66。27％。湖南省岳阳市原政法委书记刘新煌曾担任过汨罗、湘阴两县县委书记。从1952年他17岁在湘阴参加工作开始，几乎年年都要上堤筑垸抗洪。1988年，他曾被授予“岳阳市抗洪先进个人”称号。他说：“建国以来49年中，洞庭湖区有38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平均4年3灾。”
据历史记载，从公元276至1524年的1248年间，洞庭湖区共发生大洪灾15次，平均每83年发生一次；从1525至1851年的326年间，大洪灾次数增至16次，平均每20年一次；从1852至1948年的96年间，大洪灾次数达21次，平均5年发生一次。
刘曾工作过的湘阴县，从西汉前元一年（公元前179年）至民国38年（1949年）的2128年中，共发生洪涝灾害99次，平均21。49年一次。其中清代至1949的306年中，该县洪涝灾害便高达71次，平均4。31年一次。1949至1985年，洪涝灾害27次，平均1。33年一次。而著名诗人屈原投江的汨罗县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1993年，境内发生水灾184次，平均约12年一次。
刘说：“洪涝灾害越来越频繁，这与解放以来我们盲目地‘与天奋斗，与地奋斗’，过分相信‘人定胜天’有关。而改革开放以后，湖区一味追求经济发展，忽视自然规律，也是造成洪灾不断的原因。”
今年6月底，江西省波阳县昌洲乡被洪水撕破了圩堤，高出堤垸1米多的洪水把这个有3500多户居民、面积达23。8平方公里的围垸全部淹没。这个乡是1954年在3个零星小洲的基础上围垦扩建的，由于昌江河床每年以3厘米速度淤积抬高，昌洲便逐渐成为一个陷在水中央的“盆地”。近4年来，该围垸已经3次遭受灭顶之灾。
在洞庭、鄱阳湖区，象昌洲这样围垦出来的地方不在少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提出“全面规划，统一治理”的方针，洞庭、鄱阳湖区第一次开始将分散的小堤垸合并成大围垸，加固堤防，以减轻抗洪压力，增加防洪能力。当时，湖南湘阴县将原有的108垸合并成5个大垸；鄱阳湖区连圩并围，加固堤防达3000多公里，如今的九合围、二十四连垸就是当时分别将9个和24个小垸合并而成的。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洞庭湖区堤垸绝大部分溃决。仅湘阴全县的58个（包括不在册小垸共71个）堤垸便溃决了57个（加小垸共70个）。灾后，湖南省委、省政府动员了70万民工参加堤垸修复工程。50年代末，在“以粮为纲”思想的指导下，洞庭、鄱阳湖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围湖造田运动。仅1954至1958年，洞庭湖区便被围垦土地774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围垦193。5公里。总面积超过581平方公里的屈原农尝钱粮湖农尝建新农尝君山农场和黄盖湖农场便是这一时期的成果。1987年，这5大国营农场的工农业总产值达25673万元，其中农业总产值达13485万元。
1952年，刘新煌在湘阴抗洪时便患上了血吸虫病，后来严重时导致肝腹水，几经治疗才脱离危险。他说：“在湖区，血吸虫是一种流行病，人与动物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疾玻当时根治血吸虫的主要办法就是填平有钉螺的湖港沟渠，围湖堵汊，使血吸虫丧失滋生的环境。”
洞庭、鄱阳湖区属湖沼型血吸虫病流行区，沿江湖一带的洲、沟、港、湖汊纵横交错，杂草丛生，是血吸虫寄身的钉螺的藏身之地。1910年，美国人罗格在江西庐山发现一位从岳阳来的13岁儿童患有血吸虫病，这是洞庭、鄱阳湖区发现的第一例血吸虫病案。1949年以前，严重疫区出现人烟绝迹、田野荒芜的悲惨景象。晚期血吸虫病患者大都“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先出房。”1944至1948年，仅湖南省汨罗县便有2185人死于血吸虫病，出现绝村绝户。当时有民谣云：“白塘湖畔鬼唱歌，黄肿气喘大肚多，初生婴儿不见父，孤儿寡妇去逃荒。”
1980年，汨罗县的一项调查表明，血吸虫病涉及11。37万人口，占总人口的21。88％，疫区面积460。16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9。46％。50年代至1979年，该县8个疫区累计血吸虫病人20527个，死亡2329人，病死率11。35％。1966年，该县检查疫区耕牛925头，其中感染血吸虫的达414头，感染率为44。76％。为了消灭血吸虫，洞庭、鄱阳湖区人民开始了又一次围垦。1958年冬至1961年春，湖南湘阴县先后出动劳力近7万人，堵塞大小河口11处，使环住的10万居民免除血吸虫的危害。1972年冬，他们又组织8100人围挽青潭垸，基本根除了这里的血吸虫病危害。汨罗县从1970年开展机械灭螺和围湖堵汊灭螺，围堵湖汊90多处，修筑大小垸6个，消灭钉螺面积4。22万亩，占全县总钉螺面积的52。8％。1975年，该县成立汨罗磊石灭螺围垦指挥部，结合农田水利建设灭螺，共投工日2800多万个，围堵湖汊90处，修建大小垸12个，完成土石方2。3亿多方，消灭钉螺面积89。56万亩。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在与天斗、与地斗、与病斗的血战之中，洞庭、鄱阳湖的面积也在逐步缩校从1949年以来，1659平方公里的洞庭湖湖面和1301平方公里的鄱阳湖湖面被斗志旺盛的湖区人民围垦成良田。而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便有1。3万平方公里的湖泊被围垦，这相当于现在的洞庭湖、鄱阳湖、洪泽湖、太湖、巢湖5大淡水湖面积总和的1。3倍。其中8大湖面积减少了33。3％，达5500多平方公里，超过1个鄱阳湖。
洞庭、鄱阳湖区都是湘、赣两省的“鱼米之乡”。尤其从改革开放以来，作为长江经济发展带重要组成部分的洞庭、鄱阳湖区更是成为两省的油海、粮仓和鱼池。湖南全省40％的商品粮、90％的商品棉、50％的商品油和70％的商品鱼均来自洞庭湖区，湖区城乡固定资产已超过全省的一半，各项税收占全省的2/3。刘新煌说：“正因为湖区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每年洪涝带来的经济损失也随之加大。”
据统计，洞庭湖区1980年水灾的直接损失为2。7亿元，1991年水灾损失便达28亿元，1994年仅湘江流域的水灾损失达85亿元，1995年资江、沅水水灾损失达200亿元，1996年湖南省大洪水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580多亿元，其中洞庭湖区便达303亿元，今年则已超过400亿元。
在最近5年中，全世界损失高达10亿美元以上的气象大灾多达数十起。1997年全球538起主要自然灾害中，60％以上为水灾、风暴等气象灾害。据有关方面统计，90年代初，我国自然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年平均已突破1000亿元，比50年代的80亿元增加了近13倍。
有关专家指出，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加速发展的同时，自然灾害损失与国民生产总值却是同步增长，年增长率都在9％以上。今年这次特大洪水的雨量和一些洪水指标虽然小于1954年，但近40年洞庭、鄱阳两湖流域的经济高速发展和湿地生态的严重破坏，却使水灾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1954年的水平。
3、经验治湖路难行
从1998年7月份开始，湖南省岳阳市原水利局副局长张华旦总工程师就一直坐镇云溪现场指导抗洪抢险。现年59岁的这位专家1964年从武汉水电学院毕业后，就一直在岳阳从事水利工作。他半开玩笑地说：“岳阳这个地方很倒霉，因为湖南省所有的水都要经过这里，全国1/7的水量都要流经洞庭湖，岳阳淤水面积达130多万平方公里。”
几年前，张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提出有必要在岳阳君山农场林角佬处修筑一道6至7公里、36米高程的堤防，以防止长江水倒灌洞庭和将泥沙淤积在洞庭湖口。这一方案在长沙经过众多水利专家研讨后，认为可以在做完物理模型后实施。但是，湖北有关部门却对这一方案持否定态度。
1993年4月，朱容基、陈俊生在洞庭湖区考察时，提出“要把洞庭湖列为国家治理大江大河的规划进行重点治理”。同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湖南省洞庭湖综合治理现场办公会议纪要》。
按照中央的意见，湖南省有关部门很快制定了《长江中下游河道整修规划》，提出应该将城陵矶以下的寡妇矶拓宽，将牌洲湾裁弯取直。湖南省有关方面曾请南京科学院做过牌洲裁弯实验，实验表明武汉水位仅会上升几公分，而洞庭湖水位却可下降0。5米。然而，这一规划也未得到湖北有关部门的接纳。
张摊开地图，指向岳阳城陵矶下游说：“长江中下游宽度一般都超过1800米，但在这里却只有1100多米。原因是这里有鸭栏、寡妇矶、螺山等3个卡口，长达30公里，使长江形成环流。再往下的牌洲湾是一个360度的大弯，最窄处只有几公里，使长江下泄洪水严重受阻。显然，裁弯应该系统裁，不能只裁上不裁下，而且从科学的方法上说，应该先裁下后裁上。”
1967至1972年长江3次裁弯取直都在荆江河段，其中一次是自然裁弯，两次是人工裁弯。中洲子、上车湾和沙滩子裁弯后，受益最大的就是江汉平原，汉口水位因此还下降0。5米。而洞庭湖水陡然增高约1。5米，华容洪山头的子堤挡水高达2米，从洪山头到君山158公里堤岸，水位抬高非常明显。
荆江河段裁弯后，同时导致洞庭湖出口的长江水位抬高，江水倒灌入洞庭。张说：“这种现象在60年代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
1998年8月13日，湖南省政协八届三次常委会在长沙闭幕。许多委员在会上呼吁，要增加洞庭湖治理的科技含量，改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作法，使其由经验型治理转向科技型，增强决策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
江西省防总办公室主任祝利贵说：“今年江西在抗洪抢险中便采用了许多新技术方法。如对重点险段采用射水造墙法、高喷灌浆法、垂直铺塑法。九江堵口时更是采用了钢木土石组合坝。”
据了解，1998年洞庭、鄱阳两湖地区抗洪中，共有53000多名水利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站在抗洪一线，现场指导抗洪抢险。张华旦说：“不过，地方一些水利部门仅仅是在抗洪时才想到了专家、技术人员的作用。如今一些地方水利部门的主要领导甚至连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没有。”
1996年洪灾之后，湖南省曾下发文件，要求地、县、市一级的水利局长必须是专家。但据了解，湖南华容、汨罗等地的水利局，仍没有一个水利专业的大学生担任主要领导。岳阳市8届水利局局长，也仅有两位称得上专家。许多水利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想进水利部门，常常被拒之门外。
1998年的洪水中，江西南昌的昌北开发区受淹严重。江西省水利厅厅长刘政民说：“原因就是开发区填湖建房时，不请专家，只图便宜，根本不建电排站。当时，省委想在这里修建3个大院，便先向我们咨询。我们告诉他们，这里地势太低，没有防洪排涝设备。结果，省里打消了在这里建房的念头。”
1988年，《水法》开始实施。1998年是《防洪法》实施第一年。刘说：“只有科学治水、依法治水、综合治水，而不是盲目依靠经验和消耗人力物力财力，湖区的水患才有可能根治。”
建国40多年来，洞庭湖区人民累计投工30多亿个，地方和群众投资达30多亿元，修建了一大批防洪排涝设施。一般年份，湖区农村劳力每年修堤两个多月。在一些重点堤垸，他们一年中甚至有100多天时间在修筑堤防。如1949至1986年，湖南湘阴县累计完成土方超过1亿立方米，年均273。87万方。汨罗县共围垦千亩以上堤垸5个，改造老垸1个，修筑防洪大堤101。2公里。累计投工3184万个，完成土石方2432万立方米。
人海战术和体力劳动，使抗洪防洪成了湖区人民常年的一种“集体活动”。
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上游和密苏里河泛滥，这次中西部的大洪水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和破坏最严重的一次。许多人事后认识到，密西西比河与密苏里河只不过是强行地试图恢复它们的洪泛区。人与经济的损失促使当地人彻底反思如何对大型河流进行管理，一家机构向洪泛区管理特别工作组提出建议，结束依靠工程和结构物的防洪方法，把河流作为一个整体生态系统，而不是分片单独管理。与此同时，应该制定一种可持续的水战略。
从1986年以来，列入国家基本建设工程的洞庭湖、鄱阳湖区治理一期工程已经历经12年，开始接近尾声。1993年12月，湖南省制定的洞庭湖第二期治理规划通过水利部的审查，并报国家计委审批。湖南省还提出了“深挖泥，高筑堤，强排涝，救命楼”的12字方针。
但是，如何使洞庭湖和鄱阳湖区的经济发展不破坏湖泊的生态功能呢？古印加人有句谚语说：“青蛙不会喝光它生活所在的池塘。”
也许，在这次触目惊心的大洪水之后，如何维持淡水生态系统，制定一种可持续的水战略，使广袤的水土成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提高社会稳定性的基础，应是决策部门和专家机构及时思考的关键问题。近几十年来人类肆意破坏环境的种种行径，如今都一起让我们开始自食苦果了，这使我们发展生产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潜力大打折扣。
中国并非一个水资源充裕的国家。就在洞庭湖区抗洪救灾的同时，湖南南部郴洲等地区的533万干部群众却在抗旱救灾。截止到8月18日，该省衡阳、邵阳、株洲等7个地市、59个县、1139个乡镇遭受严重旱灾，受旱农作物面积达931万亩，6604个村民组、71万人和23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1046座小型水库降到死水位，44。75万口山塘干涸，2499条溪河断流。
一边是洪水滔天，一边是土地干裂。我们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了大自然的极限，只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去战天斗地，这样，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水利工程兴建的同时，我们却很少有人去考虑它们对河流、湖泊、湿地生态平衡的影响和破坏。
三番五次、持续数月的洪水不是为了考验我们坚守堤坝的能力和勇气，而是在痛苦地呼吁一个崭新的水纪元的到来。在今天的现状中，实现江湖较为完善的管理，不能不建立一套系统的方法，分散水的控制权，变自上而下的决策为更多人的参与。这是在江湖管理中实现人类与经济全面发展的必要转折。
第四节 松嫩想不到
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嫩江、松花江从来就算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