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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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这些实例之后我想归结一下。
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个大题目。人们在兵荒马乱中企盼文化，在世俗实务中呼唤文化，在社会转型中寄意文化，都是因为它能给人们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精神定位和精神路向。它会有许多细部，但任何细部都没有权利通过自我张扬来取代和模糊文化的整体力量。
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思考层面和创造层面上，那它的复兴已有希望；反之，如果它的文化敏感带集中在匠艺层面和记忆层面上，那它的衰势已无可避免。
世纪之交，大家都在期待文化的声音，但听了几年，文化都在为不知所云的细节而争吵。终于不耐烦，吵去吧，大家起身走了。没有文化的大家，留下了没有大家的文化。
鲁迅说，一个中国孩子，要学会几千个基本汉字，再学会把笔画繁多的难字准确地填到一个个方格中去，得花费一二十年时间。那么接下来，我们可以顺着鲁迅的计算把这笔账做下去：这个人需要背熟历代诗词，通晓音律平仄，至少也得一二十年吧；掌握文史细节更麻烦，这是一个漫无边际的大海，没有三四十年出不来。当然会有不少人半途逃逸，像孔乙己，知道了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就喝酒去了；像那个绑匪，学会了一笔好古文就谋财害命去了。坚持下来的总该有资格谈文化、写文章了吧，那也应该是七八十岁高龄了，而且还没有来得及接受其它一切正规教育。不知这么一笔年龄账，会给我们什么启发？
当然，普通话的标准发音还是要学，有名的古诗还是要背，顺便学点平仄也不坏，语法上的问题还是要引起注意，但是，中国文化的荣辱边界不能仅仅停留在这里，它还有更大的事情要做。我们学问不深，知识不广，却也懂得要为它失落多年的高贵内质招魂，而不能听任它继续沦于琐碎和庸常。
反过来想，如果中华文化再经过几年调教，吓得作家们再也不敢随意谈古诗了，吓得导演艺术家们躲进书房学平仄去了，真正有点知识的人又被调教得目不斜视、足不出户了，那么，社会上在畅谈文化的会是谁呢？
这样的男人
一九九一年春天，一家法律杂志的负责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要我谈谈对当时轰动上海的三个女贪污犯案件的看法，他们准备在杂志扉页“名人谈法”的专栏刊登。我一听就惭愧，当时还在担任学院院长，忙得连报纸也少看，居然不知道这些案件，便请这位先生先给我介绍一下。
原来，三个女贪污犯的案情惊人地相似。她们都是未婚的美貌姑娘，都是单位里的财务出纳员，事发之前都品行端正。她们各自爱上了一个男子，男子借各种理由花她们的钱，她们为了爱，为了面子，自己省吃俭用，把父母的积蓄也搭上，仍然填不满无底洞，便开始一笔笔地贪污公款。及至案发，由于贪污数字巨大，必判重刑，甚至有生命之虞；而那几个男子，却因为只花钱而不问钱的由来，无法定为贪污犯，只能以“窝藏”、“诈骗”之类的罪名轻判，关押一段时间便无事。
这几个男子，明明知道女友是财务出纳员却故意不问钱的由来。有的还不断欺骗女友，说自己拿不出人民币只因为手头只有外币……法律杂志的负责人开始还彬彬有礼，但在叙述这些案情时声音越来越高，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对这几个男子的愤然，而我，则早已怒火中烧。
我问，你们刊物是否允许我，臭骂他们一顿？或者，提一些疑问向法律界朋友请教？他点了点头说：“请。”
记得当时我已无法坐着说话，站起身来边走边结结巴巴地吐出一个个断句。
我说，作为一个男人，我为他们感到深深的耻辱。他们连“凶恶”这个词都配不上，因为凶恶者大多数还有点硬气，他们居然连偷盗的勇气都没有，躲在女友柔弱的身体背后宰割女友！他们只有滑腻腻、阴嗖嗖的邪气……
我说，我的呼吁可能已经救不了这几个可怜而又愚蠢的女孩，但想与法律专家讨教，能不能给那几个真正的骗子更加严厉的处罚？我说，是的，按照法律，他们只能被轻判，但他们在监狱里，估计其他罪犯也看不起他们。我甚至很不应该地说，我希望其他罪犯能举起男人的拳头，打他们一顿，让他们知道，男人是什么。
除了这最后一句，前面这些意思，那家法律杂志都刊登了。
后来我才知道，与我同样愤怒的人很多。好几个年轻的私营业主向法院打听，能不能成倍，甚至十倍地偿还这几个女孩子的贪污款，把她们的罪行减轻？有人问他们，是否看中了她们作为女人的德行，想把她们救出来做妻子？私营业主们回答：“不，只想让她们知道，世界上的男人不都是那样的！”
更意味深长的是，几年后上海又出现了一个男人出卖女友的事件，虽然没有那么严重，却也传播一时，而传播到的绝大多数人都想起了这三个男人。这三个男人已成为一种性别耻辱的标志。
作为后起之秀的那个男人，曾请他的一个不讲原则的朋友四处解释，试图挽回名誉，没想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扭过脸去。“连自己的女朋友还要出卖的男人，还说什么！”如此众口一词，我真为上海高兴。
女记者陆萍在一篇报道中写道，有一天她去采访一个犯人座谈会，刚刚结束，就有一位不认识的警察悄悄告诉她，前面将下楼梯的犯人就是三个欺骗女友的坏蛋之一。陆萍立即跳了起来，叫住他，盯住他游移的目光，整整十秒钟，然后，强压心头的怒火，问了他几句，最后，厌烦得根本不想再看他了。
感谢陆萍，在报道中记述了大家关心的其中一个女贪污犯，她从一次次申诉、复审中终于保住了生命，然后写了这么几句诗：
梦幻人生
发生一个无言的故事
我相信了它
在日与夜的交异处埋伏
只等我失足
女犯在监狱里写诗，可见心情不错，而那几个男人当然早已出狱。但我还是忍不住，仍然想谈谈那种男人。
除了上述恶性案件，那种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都如此惹人厌烦。我见过不少有这类气息的男青年，而且似乎有一种趋势，这样的男人正在多起来。他们在其它方面的表现并不太坏，多数麻烦都出在恋爱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一种专门让女孩子们上当的存在。
我想应该先为这样的男人画一幅粗糙的图像。
他们总的说来都长得比较漂亮，有一种城市化的风度翩翩。读书成绩不错，聪明，谈吐举止有点品位，讲究细节。他们不是一见女孩子就狂轰烂炸、死缠硬磨的那一类人，恰恰相反，他们一开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爱理不理、懒洋洋的神态，这反而会引起女孩子们的加倍注意，而且，不少女孩子把他们与“白马王子”这几个可笑的字连起来了。女孩子们也明白“白马王子”只是一种说笑，但这种说笑因与某种尚未摆脱的童话心态连在一起，在观察男青年时起着一种模糊的暗示作用。
这个暗示会产生误导。“王子”这个概念与“骑士”不同，需要呈现出某种未曾彻底完成“心理断奶”的弱势，而这恰恰是这种男人的特点。他们从小受到溺爱，被种种方便所惯坏，至今还在生活上时时暴露需要被照顾的破绽；他们善于申诉，使每个女孩子听了一阵之后很容易产生一个姐姐对一个弟弟的怜惜之情，尽管她们的年岁不比他们大；他们在业务上一般不错，甚至还比较出色，这给了女孩子们一种安全感，期望他们今后有良好的前途；他们不讳避自己的一般缺点，如懒惰、任性之类，这又使女孩子们觉得诚实，而且更容易亲近。以上种种，都不是这种男人故意设计的，而是由他们的家庭背景和生长经历所决定，带有很大的普遍性。
如果仅仅是上述特征，还属于正常范畴，但这样的男人显然已经暴露出一个重大的毛病，那就是缺少责任感。他们颀长的身材中少一条敢于为他人和女友担待的脊梁，他们机智的谈吐中少一种敢于决断、敢于负责的声腔。
很多女孩子觉得责任感不太重要，男人没有责任感反而给了女方一种权利。其实对男人来说，还有什么比没有责任感更可怕的呢？与没有责任感的男人谈恋爱，就像与朝雾和晚霞厮磨，再美好也没有着落。如果要我站在教师的立场上向这样的男人讲几句话，那么我会建议他们，暂停恋爱，先去锻炼责任感，做什么都成，只要找到自己的主心骨，然后学会照顾别人，保护别人，那就有了希望。如果没有这种锻炼，实在很难进入像样的恋爱过程。
这种缺少责任感的男人如果再增加一项缺点，事情就开始变得严重。这项缺点就是吹。
有责任感的男人有时也会吹，问题还不至于太大，因为责任感对他们产生一种内控力，如缰绳在手，撒野一阵还得回来。没有责任感的男人一吹就不得了，尽管他们声音未必很大，用词未必很狂，但从任何一点出发都是不归路，越往前走越是风沙蔽天。
他们的吹，有一套大同小异的公式。一般总是从平静地睥睨天下，淡淡地鄙夷名人开头，然后明确暗示自己已达到的水平，以及在将来三年（不会一年，也不会五年，只会三年）内必然会取得的成果，这种成果很少不与国际相连；接下来，一定会提到“怀才不遇”，一半是因为年纪太轻，一半是因为环境不好，只得暂时受压，难于施展，说到这一部分时比较具体，有一些令人气愤的情节，也有一些对既成流言的解释；最后，顺便倾诉自己遇到的最大麻烦——追求自己的女孩子太多，而自己则要求太高，因此很难处理。说到此处他们的语气诚恳而含蓄，又频频摇头，声声叹息，很让人同情。
听了这番话，半数女孩子礼貌地离开了，她们说不清离开的原因，只受到某种直觉的驱使，感到这里有很多不实在的东西，自己没有精力奉陪；但也有半数女孩子粘着了，眼前跳动的希望加上自己内心的虚荣，使她们快速地投身到这种话语系统。至此，吹，成了男女双方共同承担的事情。当然随之发生的情况并没有验证所吹的一切，唯一的弥补方法是更加信心十足地吹下去，而且年轻人生活丰富，要撷取一点零碎证据并不困难。即将到北京参加重要会议啦，敢于与某名人进行学术论争啦，名字已经进入某个关键人物的玻璃台板底下啦，多国外宾专程来访啦，全世界进入同一领域的包括他只有三个人啦，如此等等，反正只须有一点蛛丝马迹，稍稍改变一下事情的性质就仿佛依稀地全部成立。但无论如何，此时的吹，已升格为骗。
在这过程中又有一些女孩子迷途知返。此时，除了部分同气相求的“异性战友”，只有最老实又略带一点精神偏执的女孩子死心塌地，继续追随。但即使如此，这些男人也不为这些女孩子负责，只有索取，只有指挥，只有欺骗。对别人不负责已经要不得，对爱慕自己的女孩子不负责，则实在是一种根本性的坑害。社会上对那些只从女友身上牟利，却从不对女友负责的男人，称之为“吃软饭的人”加以鄙视，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我看来，“吃软饭”，表面上风流倜傥，其实是由堂堂男性在扮演一种心理宠妾，是践踏双方尊严的性别灾难。
为此，我们有责任对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们劝告几句——
这样的男人因你们而存在。他们在你们面前作狡作态，作威作福，但说到底，他们是你们培养的，因你们的天真，因你们的虚荣，因你们的善良，因你们的愚昧。
从今以后，请不要嘲笑那些敢于直截了当向你们求爱的人，不要讥讽那些莽撞地给你们做了很多事情而又没有做漂亮的人，你们可以不接受他们的爱，却不妨建立友谊。但是，请不要过于在意那个矜持角落里似笑非笑的面影。如果这些似笑非笑的面影已经走近，那么希望你们在一些基本界限上不要糊涂：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了的男人，没有理由装扮成一座有待开发的矿藏要你们去卫护，没有理由不吐露负责的言词而只会申诉，没有理由不会打理自己的生活而要你们去照顾，没有理由不动用自己的钱款而要你们去支付。
他们是男人，是已经长大的男人，再多情也不应该把女友的耳畔当作他们唯一的讲台，男人的讲台理应在更大的空间。你们也许十分满足这种耳畔小话，以为是爱巢风景，但等着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既做不了巢顶的茅草，也做不了巢壁的芦秆，更不要说做砖瓦梁柱了。既然如此，何不趁早，让他们的声音从耳畔移开，从小巢释出，到旷野云天间去试炼一番？
你们离别父母的呵护、老师的指点不久，以为凭着自己的感觉就已经能对种种大事作出判断，其实多半是幻想。对于情感上的事，你们羞于启齿又毫无经验，因此所作的判断更加危险，而这种危险的恶果，往往要以漫长的岁月来承受。面对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把这种隐秘的危险让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来分担。虽然是谈恋爱，也尽快结束耳畔小语的粘滞状态，把时间放长，把空间放宽，让彼此的生命先在大地山河间折腾几年。自己的生命质量能达到什么水平，对方的生命质量能出现什么状态，都有待于充分展开、仔细打量。一丛未成熟的僵果，岂能有收获的期待？
——你们若能这样，那么，那群男人中说不定还真能挖掘出几个男子汉。
大桥的寓言
这实在像一则寓言，但居然是真的。
从天津到山海关铁路上的一四二号大桥，是一座既有历史价值，又保持着现实功能的备用铁路大桥，一九九四年八月的一天，一大群人开着大吊车、举着气割机前来拆卸，一派热气腾腾的施工景象。人多力量大，没过多久，第三孔右侧横梁已经拆落在地。
这天正好有一位管铁路的干部乘汽车经过这里，偶然看到这个拆卸现场心里有点纳闷：这等大事我怎么一点不知道？打电话到单位一问，别人也茫然不知。于是派人去追查，追查结果让人瞠目结舌，一个无业游民已经以大无畏的主人翁气概，把这座铁路大桥当作废钢铁卖掉了！
这个无业游民，在百无聊赖中想赚点钱用用，听说国内钢材走俏，就到处找钢材，一不小心看到了这座铁路大桥。要打这么大的主意简直难于上青天，但他眼珠一转却看到了一条可钻的缝隙。简单说来，他找到一家与法院有瓜葛的小公司，又找到一家与铁路局有瓜葛的小公司，都对两边说，对方要拆卖一座报废的铁路大桥，寻求合作，报酬可观。两方都被对方公司的背景所迷惑，深信不疑，出具证明，加盖公章，而游走其间的指挥者就是这个无业游民。
本来，他是想多少骗到一点预付的钢材款就溜之大吉的，根本没想过真的去拆桥。然而在这一点上他失算了，大家都在等钢材，理所当然地快速向大桥扑去。这个骗子被捕后在审问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警察问他为什么笑，他说：“真没想到那伙傻子居然真去把桥拆了！”
我想，当警察走后，他在拘留室里也许还会把自己嘲笑一通：“真没想到这个傻子闹了半天连一分钱也没骗到！”
人们容易发现一目了然的小偷小盗，而对于一个分解开来的巨大骗局，却很难在各个局部上发现，反而会在实利的诱惑下八方用力，把荒唐推向更大的荒唐。
利用这种心理防范的盲区，连鸡鸣狗盗之徒也能做成一两件大事。
历史上，任何小人成事，都有一个秘诀：绝不把事情的原始整体和自身的人格整体明确对峙，而是故意地零敲碎打、多层分解，分解得越零碎、越复杂，就越能遮人耳目，因为正是这种分解，使人们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因此也失去了辨别真相的可能。
只有防止被分解，才能防止被盗卖。明乎此，就是明白人。明白人最强调的只有一点：整体，整体！这也是他们战胜鸡鸣狗盗之徒的武器。然而，可悲的是，这样的明白人永远太少。因而不能不担心：实实在在的一座铁路大桥尚且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差一点被拆卖掉，那么，其它许多隐蔽乃至无形的文明成果，会怎么样呢？说不定我们大家都会把拆卸现场当作景观欣赏，欣赏那些吊车、气割机和如蚁的人群，有谁会产生怀疑呢？
当然，我最关心的是精神桥梁。精神桥梁若要被盗卖，也一定有人首先不把它看成是桥梁整体，而看成是一段段钢材的组接，一个个锈斑的汇聚，然后把它拆卸开来。因此，当有人拿着卷尺对它的每一个细部东量西量的时候，当有人锯下某段钢材远看近看、声言要去做化学鉴定的时候，当有人借口要清除桥身上的污垢、开动风钻的时候，我们就要打锣鸣号，并大声呐喊：“这是桥梁，这是一座完整的桥梁！乡亲们，快来，有人要拆桥！”
遗憾的真实
思维惯性既会产生防范麻木，也会产生防范失度。本文要讲的案件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最近在魏肇权先生谈历年窃案的一本著作中首次披露，很有趣味。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位于山东、河北交界处的一个军事禁区里发生了重大盗窃案，盗窃者潜入苏联军事技术专家伊哈诺娃住的房间，不仅偷去了首饰和照相机，而且还撕走了绝密笔记本上的两页正在研制的重要军事设备资料。案件引起了北京军区和国家公安部的高度重视，立即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侦查人员，而且规定必须每两个小时向北京最高层报告一次侦查情况。因为显而易见，这只能是潜伏在军事禁区里面的国际间谍所为。但是，紧锣密鼓地查了几天，没有什么进展。
焦虑的公安部长突然想到了“北方名探”鲁奉节。鲁奉节的祖上数代都担任“捕快头目”，自己到英国学过现代刑侦技术，在不同时代侦破过大量刑事案件，但此时正陷入一个不小的政治麻烦之中，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名探毕竟是名探，他以一个尴尬的身份来到案发地之后，花四个小时听案情介绍，花三个小时看材料，然后又找那位失窃的苏联专家谈了谈，当天晚上十时就召集会议宣布他的判断：这是一起普通的刑事偷盗案件，没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