霜冷长河-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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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同学犯了错误，但我们都熟悉他，深知他其实并不坏，此前此后也没有做过其它更坏的事，那次冲动，完全是他长久来煎熬于内心的过度自卑和过度自重的突然迸发，迸发的直接起因是两重失落，失落于一种热闹，又失落于余上沅教授超常的平静。
但是，这种突然迸发有时会产生极严重的后果。据报载，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下午，洛阳工学院一个姓金的硕士研究生，由于长期以来觉得老师和同学处处看不起他，在交纳课程重修费的时候，突然举起水果刀，向一位正在开发票的女教师猛刺十三刀。直到被警方逮捕，他在监狱里清醒了一阵之后才沉痛地说：“我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老觉得别人有意和我过不去，现在想想并没有什么根据，老师和同学们对我其实都挺好的。”他还说，他并不是针对那位被刺的女教师的，如果那天路上碰到别的老师和同学，心里觉得过不去，也会举刀。
这就是说，由于种种心理病灶的夸张性诱发，他心中的恶狼放出来了。这只心中的恶狼也会吃人，既吞噬了别人，也吞噬了自己。由此联想开去，那个在美国爱荷华用手枪刺杀了多名物理学教授的中国留学生卢刚，也进入了类似的心理程序，当然后果更加严重，制造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血腥事件。卢刚是博士研究生，洛阳的那位是硕士研究生，云南那个叫孙玉峰的人什么也不是，但在自己村庄里也足可自命为一个孤独的哲人了。他们最后都把自己置身在血泊中，干下了人世间第一等的坏事：杀人。因此，我们切莫轻视了这只心中的恶狼。
据我看，这些人的心中之所以会培育出一只恶狼出来，大致有以下一些共同点：
第一，他们都有过一段奋斗史，使他们超出了原来的生活环境。这种经历带来一种力图排除一切阻力的行为惯性。他们已经把世界看得很小，以为再努力几步就能抵达某种极致，因此把眼前的障碍看得很大，以为生死存亡就在此一搏；
第二，他们的起点比较低微，因此在把世界看小的同时又十分自卑，永远敏感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每天都虎视眈眈，疑神疑鬼，总觉得随时都有一种莫名的力量能把自己颠覆；
第三，他们从来执著于成败的界限而无所谓善恶的界限，因此在心底不拒绝用恶的方式来争取成功。善良对于他们，从未有过感召力和控制力；
第四，他们永远逼视着高于或有可能高于自己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与自己有没有关系。对于那些以平静的生态高出自己的人尤其嫉恨，形成了一种强烈而又辽阔的“泛嫉恨”，最后甚至嫉恨整个文明世界。
有了这四个共同点，只要出现了燠热的温度，便立即可以在心头听到恶狼的嗥叫。
不是危言耸听，我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恶狼今后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可能带来很大的世界性灾难。因为在很大的范围之内，个人不再受到群体意志的严密控制，跋涉在精神荒漠上的心理孤儿层出不穷，而现代社会的生存竞争又如此激烈，处处隐藏着危险的触发点，因此，接连不断地出现一些骇人听闻、又没有理由的凶杀事件是不奇怪的。至今仍在美国监狱里接受马拉松式审判的智能杀手卡钦斯基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每次想起总要为人类的前途增加忧虑。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数学博士，由于仇恨高科技社会，专门用邮包爆炸方式杀害大学教授和科学家，十八年间制造了十六起血腥大案，造成一片恐怖。他过着极端孤独的生活，却又渴望着自己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他希望自己的行为一直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如果社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大新闻掩盖了他，他会坐立不安，很快再次作恶。为了让社会更关注自己，他居然会给受害者写信，说自己“夜以继日制造炸弹是多么辛苦”，而且还寄长篇文章《工业社会及其未来》给报社要求发表，声言如蒙发表就不再制造爆炸事件。不管这个案子多大，受过高等教育的卡钦斯基在极端孤独中因渴望成名、嫉恨成功者而不择手段行恶的基本特征，与我们前面所说的杀人犯没有什么两样，他让我们警觉，心中的恶狼对人类的残害会达到什么地步。
对于这样的人该怎么办？他们的行为终点当然已属于警方的事，但行为的起始和中段却发生在我们身边，而且时时有可能走向终点。像往常一样对这种邪恶现象完全不予理睬以求太平，显然已经不是办法，因为对这样的人来说，并不是有谁去招惹了才会引起他们的行恶，我们不去招惹，他们仍然会找上门来，将巨大的罪恶向着完全无关的人群泼洒。在他们面前，不存在明哲保身的空间，不存在任何个人的安全。
因此，对付这些人心中的恶狼，只能是全人类的集体行为。在社会上普及心理咨询和缓释机制，当然是一个办法，但更重要的还是要重复我心中的圣典：大规模地激发善和爱。只希望街市间忙碌的人群，努力减轻在成败问题上的沉重压力，而多多关顾善恶之间的界限。只希望我们经常自问：何苦到处开辟战场，风声鹤唳？何必时时寻找对手，枕戈待旦？如果这是成功的代价，那么成功又是什么？如果这是个人成名的方式，那么个人的名字又是什么？
——我知道当今社会上多数聪明的年轻人都拒绝作这种自问，认为这些问题过于浅陋，不符合生存竞争的原则。但是，生存竞争、生存竞争，当我们居住的星球，竞争到已经不适合生存，竞争到互相剥夺生存，一起结束生存，那么竞争又是为了什么？
从上述几个杀人犯的心理轨迹来看，他们在竞争之初可能还与改进自己的某种生存环境有关，但竞争到后来完全进入到了一种野心勃勃的精神层面，只想成名扬名，而没有其它更多的实利追求了。连制造了那么多爆炸大案的卡钦斯基，最后居然也是为了在报纸上发表一篇署名文章，真有点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国云南的那个杀人犯孙玉峰，他刺杀了那么多无辜者，最终被判死刑，在执行死刑前法庭问他还有什么最后的愿望，他的愿望让人大吃一惊：“把我的经历编成一本书。”可见他实在太想成名了，而这个农村无赖子的成名理想，竟然是书籍。但他的全部经历，满打满算，至多只能写成一篇文章，而且很多段落都毫无意思，怎么撑得成一本书？
卡钦斯基为了在一篇文章中成名而大量杀人，孙玉峰为了在一本书中成名而大量杀人，文化对于邪恶世界的诱惑会大到这个地步，这是我以前没有想到的。由此我也终于领悟，为什么文化界会发生那么多争名夺利、诬陷造谣的阴暗事件，原来已有不少卡钦斯基和孙玉峰混迹其中了。我想我们今后都不必大惊小怪了，更让人惊恐的狼嗥虎啸，也有可能光顾这个斯文的天地。以后的日子比较严峻。
想要让文化去阻止他们？不，他们正惦念着文化呢！
真正急于做的，是高贵的博爱精神、慈善情怀的重建。
只有这团火光，才能把深夜荒山间的狼群阻退。千万不能让这团火熄灭了，无论如何应该到四处捡拾柴枝维持着，直到霞光初现。
为自己减刑
一位朋友几年前进了监狱。有一次我应邀到监狱为犯人们演讲，没有见到他，就请监狱长带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句话：“平日都忙，你现在终于获得了学好一门外语的上好机会。”
几年后我接到一个兴高采烈的电话：“嘿，我出来了！”我一听是他，便问：“外语学好了吗？”他说：“我带出来一部六十万字的译稿，准备出版。”
他是刑满释放的，但我相信他是为自己大大地减了刑。茨威格在《象棋的故事》里写一个被囚禁的人无所事事时度日如年，而获得一本棋谱后日子过得飞快。外语就是我这位朋友的棋谱，轻松愉快地几乎把他的牢狱之灾全然赦免。
真正进监狱的人毕竟不多，但我却由此想到，很多人正恰与我的这位朋友相反，明明没有进监狱却把自己关在心造的监狱里，不肯自我减刑、自我赦免。
我见到过一位年轻的公共汽车售票员，一眼就可以看出他非常不喜欢这个职业，懒洋洋地招呼，受理不理地售票，时不时抬手看着手表，然后满目无聊地看着窗外。我想，这辆公共汽车就是他的监狱，他却不知刑期多久。其实他何不转身把售票当作棋谱和外语呢，满心欢喜地把自己释放出来。
对有的人来说，一个仇人也是一座监狱，那人的一举一动都成了层层铁窗，天天为之而郁闷忿恨、担惊受怕。有人干脆扩而大之，把自己的嫉妒对象也当作了监狱，人家的每项成果都成了自己无法忍受的刑罚，白天黑夜独自煎熬。
听说过去英国人在印度农村抓窃贼时方法十分简单，抓到一个窃贼便在地上画一个圈让他呆在里边，抓够了数字便把他们一个个从圆圈里拉出来排队押走。这真对得上“画地为牢”这个中国成语了，而我确实相信，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并没有铁窗和围墙。
人类的智慧可以在不自由中寻找自由，也可以在自由中设置不自由。环顾四周多少匆忙的行人，眉眼带着一座座监狱在奔走。老友长谈，苦叹一声，依稀有银铛之音在叹息声中盘旋。
舒一舒眉，为自己减刑吧。除了自己，还有谁能让你恢复自由？
灯下回信
秋雨按：上海《青年报》有一个“青苹果热线”栏目，一度邀请我做主持人，回答青年读者们的各种来信。报社转来的信件，多数是中学生写的，这让我想起，我从初中开始读报，读的也就是这份《青年报》，而且，我也是在这份报纸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因此备感亲切。我乐于做这个栏目的主持人，也与此有关。我给青年读者们的回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在该报集中发表，此后收到的来信就更多了。以前大家是写给报社，由报社转给我，后来则成沓成沓地寄到我的单位来了。我当然不可能一一作答，有时随手翻阅，也会顺便回几封。有几封是已经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写来的，涉及的问题也比较大，我就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写回信。
以下摘录的来信和回信，有些在《青年报》刊载过，有些则是首次发表。删去了每封信首尾的礼貌性、说明性词句，来信者的署名，遵照他们自己的选择。
我写这些回信，大多在半夜，因此有了这个总题。
一
来信
余教授：
学生爱上自己的老师只是从书中看到的特别多，而我也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竞会落入这个俗套。
他是体育老师，年轻帅气，操一口正宗的北京话。他的课上得很棒，还常和我们一块儿玩耍，幽默可亲。我不得不承认自己陷得很深，几乎天天都会想起他，有时一个人坐着发呆——整整一下午。向别
人谈起，得到的只是对那一份不成熟感情的嘲笑。于是只能自己救自己：给他写些永远也寄不出的信；在日记上记下心灵的点点滴滴；心里实在乱七八糟了，就干脆坐在黑暗中，放些很纯粹的音乐，让那超负荷的心灵尽情发泄。常常因此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我真的好无助，欲哭也无泪。
真不该那么早就尝试爱的感觉，特别是陷入这种暗恋兼单相思的痛苦。幻想和压抑都不能让我轻松好受些，难道必须任时间来冲淡一切吗？
依叶
回信
依叶：
很抱歉，我先要给你泼一瓢凉水：你现在所陷入的状态，既不美好，也不深刻，很多少男少女都经历过，属于青春期的一种浮浅躁动，一般很快会过去，算不了什么事。
不要再写那些信和日记了，更不要在黑暗中边听音乐边胡思乱想了，因为你目前所经历的不是爱，只是一个傻孩子对异性的过分关注，事情做得越多就越傻，形式感越强则更傻。爱情，以两颗成熟心灵的交流为起点。体育老师什么也不知道，根本没有与你产生过这方面的交流；如果他知道了，请想一想，他怎么会爱上一个不好好学习、又没有长大的女孩子呢？在你这一方面，你其实连自己也不了解，怎么可能了解一个大人？
打一个比方，你想游泳，但游泳池还在远方，你看见脚下有一个小泥潭，以为是游泳池，一脚踏进去了。
我看还是赶快跳出这个小泥潭，狠狠嘲笑一下自己，从明天起，好好上课，包括专心地上好体育课。二十年后，你再遇到体育老师，当众告诉他，当年我还给你写过很多没寄出的信，大伙必定笑作一团，包括你自己。
余秋雨
二
来信
余教授：
我在高中一年级时就爱上了同班的一个女同学，现在已经恋爱了一年多时间。在我们班级，差不多的情况还有四对。
但是，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对此一直反对，说我们这样做影响学习，还会带来不良风气，因此每次开会都批评，搞得我们烦透了。
恋爱是不良风气吗？我们读过古今中外一些写爱情的作品，懂得了要用斗争来保卫爱情，你支持我们吗？
陈晓铜
回信
晓铜：
爱情非常珍贵，不仅值得用斗争来保卫，而且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值得。
在这茫茫人世间，一定有一个生命特别适合你，她已经来到世间，等着你。为了找到她，你会经历很多事情，周游很多地方，终于如电光一闪，充分成熟的你找到了充分成熟的她，然后互相托付漫长的生命。
但我不相信，她，正恰就降落在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同一个班级，降落在高中一年级。那么巧，那么准，又那么早。而且，同样的巧事还发生了四对！
当然，勉强说来，你们的交往也可算作初恋，但初恋毕竟是一个人的重大事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第二次初恋，你们大家难道就这么随意地集体打发了？
今后有人问起你们的初恋，如果你们齐声回答是高中一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别人听了一定会大叫：不算，不算，把公式化的儿戏来蒙人，真乏味！
我的这封回信也许会引起你的女友生气，好像我故意在拆散你们。其实，未经艰苦寻找的草率结合，对她也是不尊重。她和你一样，都有寻求深刻爱情的权利。
如果经历了人生坎坷，尝过了世间甘苦，突然有一天，在街上遇到了一个高中时的女同学，一谈之下情投意合，二谈之下心心相印，那就谁也不会反对你们的恋爱了。
余秋雨
三
来信
余教授：
进入高中以来，我无数次地哭泣过，为我的形象、我的学业、我的人缘、我的环境。我是个多余的人，就好像在黑暗中被别人遗弃了。我本以为读了高中会出现转机，可多少次的失败使希望和信心荡然无存。我也知道谁都不可能随随便便就成功，而我是根本就无法成功！没有秀美的容颜、没有聪颖的天资、没有出众的才华、没有骄人的学业、没有一个真正关心我的朋友、没有和睦温馨的家庭……我真的是一无所有，根本没有资本去改变不公的命运。看到别人幸福的微笑，我好羡慕；面对自己前途的渺茫，我又急又无能为力。说句老实话，我想过死，之所以没有那么做，不是怕死而是不甘心！我真想有一天能让所有瞧不起我的人看看：“我也是好样的”。可是，会有那一天吗？
荷东
回信
荷东：
中国古代有一种说法叫“境由心造”，优美的意境是如此，懊丧的困境有时也是如此。一个孩子，早晨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玩具，下午爸爸妈妈临时有事不带他到公园去玩了，他就会觉得日月蒙尘、天地无光。等到长大后一想，这算什么事呢！
其实你所遇到的困境也是如此，把自以为突不破的困难一个个收拢起来吓唬自己，把自己吓得垂头丧气。
你吓唬自己的方法，是先设想一个成功者的范本，然后一条条地与自己比，把自己比得一无是处。按照你的这种对比方法，天地间没有什么东西站得住了。泰山会叹息：“我比世界屋脊矮了那么许多”；黄河会自卑：“在辽阔的太平洋面前，我只是一道浊流”……
退一万步说，如果你确实处处不如人，遇到了比别人大得多的困难，那也应该发挥生命的主动性，改变这种情况。你还那么年轻，一切都可以改变，一切都可以创造，一切不利因素都有可能转变成有利因素。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来迎接困难的，看到了一个个困难，心里就特别踏实，因为这才像活着。如果一时找不到困难，这倒反而心里发虚，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即便遇到乍一看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咬着牙齿一个个克服，这才是一个强者的生活。如果一切都已安排得顺顺当当、完美无缺，还要我们做什么？我曾在一本书上说过，人生，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还有无限的可能。我这是对那些身残、年迈或真正陷入绝境的人说的，像你这样，何止是“一线希望”！建议你读一读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
必须向你指出的是，你的问题出在一个根本观念上。你很看不起普通人的生活，认为那种生活是“一无所有”，让你与普通人一样，你觉得是“不公的命运”。请你到大街上看看，再注意一下长辈亲属、隔壁邻居，究竟多少人，兼有“秀美的容颜”、“聪颖的天资”、“出众的才华”、“骄人的学业”？难道命运对他们都“不公”？那么命运又对谁“公”了？把别人都没有的东西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算“公”吗？你如此地看不起周围的普通人，却希望他们来“真正关心”你，这“公”吗？
我不知道你的这种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只希望你及早丢弃，早一点明白：以平常态，做普通人，是最有滋味的人生。
余秋雨
四
来信
余教授：
刚刚结束了初中生活，现在的我心头空荡荡的。对初中生活断断续续的回忆只有那阳光不再灿烂的感觉。有人说过：“初中时，孩子们的心灵是纯真的、友善的。”那我敢断言，我的同学们都是“早熟”的，初中就是斗争和欺骗的开始。学习委员在班主任面前打小报告，排挤他人以谋得班长的宝座；英语正副课代表则不择手段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