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把瘾就死-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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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二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会意相互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是……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告诉我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的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三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偏偏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送来送去。晚上，她花插地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她说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来都带很多各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儿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再不愿意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宜档亩际鞘裁垂砘坝矗擦艘惶煊⒂*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小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这种费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起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己家的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讽。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说，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还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追你还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四
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的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每次见面她都反来复去问我一句话：
“你理想中，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
一开始，我跟她开玩笑：“至少结过一次婚。高大、坚毅，有济世之才，富甲一方。”
后来发现这个玩笑开不得，就说：“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就是你。”
她还总要我说，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那可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我成什么人啦。她坚持要我说，我只得说：
“我第一眼看上你了。你刚生下来，我不在场，在场也会一眼看上你的。”
每天晚上她回乘务队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拉着我的手，不言不语地慢慢走，那副凄凉劲儿别提了。我真受不了，总对她说：“你别这样好不好，别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好不好，明天你不是还要来？”
明天来了，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
我心里直打鼓，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她还不得死给我看。我对自己说：干的好事，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她没来。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五分钟一个。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我很吃惊，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不见她一面，我连觉也睡不成，她又不是镇静药，怎么会有这种效果？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他是个刑事警察。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
“老关，我陷进去了。”
“天那，是什么犯罪组织？”
“换换脑子。是情网。”
“谁布的？”他顿时兴致高了起来。
“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我是说谈上了。”
“你现在不在北京。”他刚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当年是一片正大，一片公心。”
“现在不好说喽。”
“你他妈的少费话。”我骂他。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蜕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的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缓蟮劝⒚脊凰晔*过来。他说的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屁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橱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五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