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乞丐调查-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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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娶了她开始我还真是享受到了家庭生活的温暖，可由于我应酬多，又爱摆阔气，她常常骂我是“苏北人”，“十三点”，我就不太高兴，有一次还动手打了她，结果第二天又花了二万元买的钻石项链去赔礼道歉。
　　后来，她又给我生了一个儿子，我再也不舍得冲她发脾气，俗话说老来得子分外娇，我知道前妻生的儿子我是再也没有资格做他们的父亲，因此，我特别疼这个小儿子，雇了两个保姆照顾他。
　　我后来的女人生了儿子后，脾气变得更大，而且对我也少了体贴，每天把孩子扔给保姆，她就逛街，喝茶，搓麻将。
　　有时候搓麻将整夜的不回家，我开着车去接她也不出来。我就在车里等，直等的睡着了。
　　这时候我开始想我的前妻，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可她是那么的贤慧，温柔，对我体贴，对这个家更是尽心尽力，我包鱼塘时，常常半夜要出去捕捞，然后天亮之前送到市场，她总是跟在我身边，无论多晚不说一个“苦”字。
　　这样的女人让我给离掉了，我真是后悔，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我也无法说这个“悔”字，只好将就着过下去，还好，我的小儿子还是我的全部寄托，至于他妈妈我管不了，也就由她去了。
　　我的股票生意一直还算不错，我在赚钱，也在替大家赚钱，我在股市这么久。总算也明白了点什么，做起来也不是那么毛手毛脚的了。
　　可是，这个东西最讲究运道，人算不如天算，股市火了两年，走到97年突然不行了，所有的股票跌成一条直线，跌得那个惨呵，我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几百万的家底在一夜间赔光，听说杨百万也赔的差不多了，我更是不敢清自己的仓底。
　　村里的人闻讯赶来，纷纷让我清仓割肉，我本来还想持股观望，可是，这些有的把棺材本都放在我手里的村里人就是不答应，一定要我兑现金还他们的钱。
　　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傻事，以为上百万的资金好掌握，到头来一出事把自己先赔进去。
　　可是我不能对不起村里的人，无论如何我要把他们的钱先还上，我看不得他们大人哭，孩子叫的惨样。
　　可我的后妻说，股市有风险，这个谁都晓得，他们这些苏北人不能赚钱时开心，赔钱时哭着喊着要我们的赔。
　　因为后妻又骂我们苏北人，我冲动之下打了她，她扔下了才二岁的儿子跑了，再也没回来。
　　我卖了房子又卖了一部车子，凑了全家的钱，才算把本金换给了村里人，这时我股票帐户里上只剩下了几百元钱，我退出了大户室，连散户的资格也没有了。
　　不久，前妻来了，她带来了30万的支票，想帮我再买幢房子，“至少，你得有睡觉的地方，”她擦着眼泪水说。
　　我拒绝了她，我说，“那笔钱是留给两个儿子的，我不会再动，我请她不要再来找我了，只当我死了。”
　　这边的事情还没处理完，那边的法院又通知我，后妻已经起诉，要跟我离婚，要我付她青春损失费20万元。
　　这时我已经分文没有，除了身上穿的皮尔·卡丹西装还值点钱，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我知道后妻是不想把那辆桑塔那交给我，她也知道我已经没什么钱了，所以，她只要区区20万。
　　我们在法庭上见面了，她抱过儿子亲了亲，然后又还给我说：“跟你结婚我是最大的失误。”
　　我说：“认识你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
　　儿子判给了我，车子判了她，这段因为金钱的魅力而结合的婚姻也因为金钱的失去而解体了，对此，我毫不后悔，只是心疼儿子这么小就没有了妈妈在身边。
　　离婚以后我带着两岁的儿子借住在朋友的石库门房子中无以为生。
　　想找地方打工，人家一看我这个年纪根本都不给我机会，有的公司倒是需要守夜人，可我又带着个小孩子，那一段时间我靠朋友的接济才能勉强吃上饭。
　　村里我是没法再回去了，我那两个儿子早已经扬言，要看看我这个当代陈士美的下场，而且，赚钱的时候我是村里人请都请不到的财神，而当我赔的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成了人人怕登门的瘟神，这种大起大落让我体会了人情的炎凉，我是饿死也不会再回苏北乡下去了。
　　可是我跟儿子两个人总要吃饭呵，而且，孩子稍大一点要送学校读书，没有钱什么也不要想。
　　有一天我在街上买了一本测字的书，回来一看蛮有趣，虽说这出来给人测字赚几个钱花花，同乞讨没什么两样，可总比站在街上向人伸手要钱体面些。
　　我在家里把那本书背了个滚爪烂熟，然后，每天早晨到复兴公园来揽生意，这里晨练的大多数是些老头老太，他们有时候挺迷信这种把戏的。
　　我也不多要，测一次十元钱，要是测着了喜事，主顾开心的话再加五十元，这样一天怎么也赚个几十元钱，我跟儿子的米钱先是有着落了。
　　时间一长，许多人都认识我了，我一不出现大家还觉得很奇怪，有的人还到我住的弄堂去打听我，结果，邻居们有知道我的底细的便道出我曾经在股市上与杨百万齐名的过去。
　　这时有人知道了我的名字朱津宁，便想起当时上海股市的确曾有外号叫个朱百万的家伙是苏北人，靠养鱼起家的。
　　我再到复兴公园里来测字，许多人就不再问别的事，他们句句都是股票，开始我对这个话题讨厌死了，提起股票我便心惊肉跳，想要大哭一场，可后来我发现这些人都挺崇拜我，都希望听听我对股市的看法。
　　我就对自己说，也许这就是老天的安排，天不绝我，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又给我指一条生路。可是我不能胡说一气误导股民，践踏他们对我的信任。
　　在股市中搏杀的时候，我从来没想到要看看指导炒股的书，现在我每天都要听股评，看指导书，真正的研究开了股票。现在我对股票的认识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经过研究我回答股民的问题已经是头头是道，分析的他们心服口服，每天还有人听说我在这儿讲解股市，大老远从浦东赶过来的股民，上海的股民真正的被股市耍了一个大跟头的，所以，他们特别的关注。
　　这样我的收入有了保障，除了警察不时的找点麻烦，基本上这里已成为我一个固定的点儿，连冬天也常常是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
　　有的人给我建议以我曾经是“朱百万”的身家，募集股资重投股海，相信也会有很多追随者，可是我已经无此力气再去拼杀，更何况我还有个小儿子的牵挂，我一个人倒无所谓，拼到哪儿就算哪儿，可万一我出了什么意外，儿子没人照顾呵，我当时被逼债没有想到跳楼，就是因为可怜这个没妈的孩子。
　　去年有个股民给我联系好了场地，让我去讲课，我也拒绝了。我说：
　　“讲课我没有资格，对出头露面我也不感兴趣，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朱津宁也不是没有风光过，对我来说，如今，平安就是福呵。”
　　人总是要经历过才知道酸甜苦辣，对我一个农民来说经历了这样的大起大落也算是物有所值了，上海还算不错，仍然给了我一条生路，虽说是不大体面，但总也是自食其力吧，比起那些跳楼的来我还算走运。
　　为了让那些股民有危机感，我的回答总是有所保留，我不想人们还总是以为进入股市就会赚大钱，我总是告诫股民要以平常心去入市别指望一下子发大财，那种一夜成为暴发户的情景不太可能会重演，因为那是股市不成熟的现象之一。
　　随着股市的越来越成熟，股民的心理素质也应该是越来越强，只有这样才会有健康的股市。现在的股民是比以前我们那时候好多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很冷静的去学会分析和操作股票。
　　我想如果说有牺牲品，那么我们这一波人算是首当其冲了，像当时的那些大户现在没剩下几个，不是倾家荡产，便是激流勇退，要不就是隐居起来，最差的大概就是我朱津宁了，天天跑到这儿为几斗米折腰，不过，我倒是挺喜欢这样，和大家一聊时间过得很快，省得自己一个人呆着发闷。
　　好了，我要去幼儿园接儿子去了，对不起小姐，跟你聊了这么一会儿，耽误你的时间了，不过，有什么股票的事情尽管可以来问我，熟了我可以打8折。
　　如果你还想找杨百万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儿住，但我听说他已隐居起来，不大喜欢见客。
　　我跟他不一样，本来就是农民，吃苦受累惯了，能做得百万富翁，也能做得测字先生，这也没什么不好，除了伸手要钱时，有些人不太情愿，可这只能怨上海人大小气，但有那么几个心甘情愿掏钱的，我就足够吃喝的了，别的以后再说，先这样混着吧。
　　采访者思绪：
　　随着话音远去，这位测字的朱津宁先生也摇摇晃晃地离去，满头白发又没剩几颗牙齿的他说是到幼儿园接三岁的儿子，让人感觉莫名的滋味。
　　也许只有这个在那种狂热的金钱支配下产生的婚姻中诞生的孩子，对他来说才是历尽沧桑后的唯一安慰，也是他丧失百万身家后勇于在这里做测字先生，向人们伸出乞讨的手的唯一动力。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真是无奇不有，每一场风暴后面都有无数遭劫的生命，股海弄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国的股市，边摸索边实践中已有大多的人全军覆没，一蹶不振，甚至成了冤魂，这一切都源于人们对金钱的欲望。
　　偶遇的这位测字先生能够从这种绝境走出并且还能面对股市侃侃而谈，真也是可谓处变不惊，坦白他讲他其实是真正的生活所迫。
　　从那样的高度摔下来，能够保全身家性命想来已非易事，而养家糊口对他又是当务之急，还好他本质尚好，良心还在，没有因此巨变而产生心态的扭曲。
　　他能够坦言股市各种汹波涌浪，并告诫股民以平常心入市，就已经说明他对此次打击刻骨铭心，并绝不会再股海泛舟。
　　教训也好，经历也好，这位朱百万有今天的选择当属不易，人难的是适应落差，但显然对这种安排他已坦然受之，并乐得自在，这位测字先生又给我上了一课，穷也罢，富也罢，好好活着就是福气。
　　第二十章
　　1998年的冬天，在山东某市发生了一起少年犯罪，三天之内三辆出租车被劫，受害者都是女出租车司机。她们或被抢或被好，受到极大伤害，事隔一周案子被破，这伙犯罪分子来自一个少年丐帮，为首的任建新只有十三岁，东北沈阳人。
　　——从丐帮到专抢出租车的少年犯罪团伙。
　　我听说这个案子是因为一个关于失足少年的调查。在调查中我发现了这篇题为（花季？泥沼？）的报道，它记载了1998年的冬天，在山东省某市发生的几起出租车抢劫案。
　　这几起案件都在三天之内发生，劫的都是女出租车司机，她们有的财物被抢，有的被拖到玉米地强奸，有的在车被抢后推开车门死里逃生。
　　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这件案子被破得如此之快是因为受害者家属在街上发现了自己被抢的“面的”正在大模大样地载客。
　　这一举动报告给警方后，警方迅速采取行动，抓获正在载客的面的“司机”。
　　结果这是个只有十三岁的少年，并且没有驾照，几经审讯，他说自己叫任建新，东北沈阳人，因父母离异，到山东投奔姨家，与姨夫不和吵架后离家出走已经一年多。
　　十二岁的任建新长得比较高大，看上去象十六、八岁。可三天连续三起案件，受害者报案时都称是几个男孩一起劫车。
　　看来任建新隐瞒了什么，警方再次提审，任建新终于承认他们是团伙作案，并且，说出了某一录像厅是他们团伙晚上活动的地方，果然，另外几个犯罪少年在这里被一网打尽。
　　他们最大的十六岁，最小的只有八岁，来自东北和山东的居多，共有六个人，都是长期在街上流浪的乞儿。
　　他们对抢劫出租车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且承认抢劫所得都已挥霍。但是也一致举证，任建新是这几起抢劫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他们交待了推举任建新为他们这个“丐帮帮主”的过程，并说这些都是受了录像的影响，模仿录像中的好多内容，包括抢劫计划的实施。
　　面对他们的交待，警方有些震惊，这起犯罪是在他们有计划有预谋有安排的情况下实施的。可是这些犯罪分子还仅仅是处在花季的年龄。
　　面对这份纪实报告，正在做乞丐调查和失足少年调查的我也有些不能平静。
　　在那些沿街乞讨的乞丐当中有不少是应该在学校里读书的孩子，可是他们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推上街头，从小便生活在失衡的世界里，不被黑暗吞没也难免受到污染，他们当中走向犯罪的已不在少数。
　　因此事实证明，乞丐这个群体已成为犯罪的温床。尤其是涉世不深的孩子，一旦陷入这个泥沼便难自拨，结果只能是毁掉了自己。
　　在山东的一家劳教所，我见到了被劳教三年的任建新，他长得又高又壮，像个成年人，只有那不时流露稚气的眼睛让人相信他才只有十四岁。这是1999年1月，他服刑还不到半年。
　　“你来服刑后，你父母来看过你吗？”
　　我想先从这个话题开始。
　　“没有，连我姨也没来过，他们都当我已经死了。”
　　“那他们不来看你，你感觉伤心吗？”
　　“刚开始还有点伤心，可后来就好了，我想他们都不想再见我，我还想他们干啥，反正我一个人也呆惯了，以后出去了，我也不会再去找他们，只当他们没有我这个孩子。”
　　“可是你当时怎么会想到要成立什么丐帮，而且，你还当了帮主？”
　　“这个，我当时是受了录像的影响，我看到录像中那些丐帮帮主又潇洒又神气，还可以任意打入骂人，又有钱花，我就想收罗一批跟我差不多的小乞丐，把他们组织起来在我身边，我让他们干啥就得于啥，不干的我就揍他们。”
　　“讲讲你为什么从东北到山东来的？”
　　“我八岁的时候，我爸同我妈离婚了，我爸是开出租车的，整天不是出车，就是喝酒，要不就整宿的打麻将，弄得家里乌烟瘴气的，我妈受不了，说几句，我爸就动手打人，打得我妈住了好几次院，后来，他们就离了，我跟了我妈。
　　刚开始还好，我妈跟我一块过日子，她也很疼我。可是，后来我妈下岗了，每月发很少的工资，根本养活不了我，我妈就找了一个男朋友，后来，人家要跟她结婚，但是，那个男的不喜欢我，一定要我妈把我送到姥姥家去。
　　我到姥姥家以后，妈妈就结婚了，我去看她，她总是塞给我几块钱就赶紧让我走，说那个男的看到我会对她发脾气。
　　我当时特别伤心，姥姥家很穷，只靠姥爷的退休工资过日子，我上学的开销也挺大，时间一长姥姥不耐烦，让我去找我爸爸要抚养费。
　　当初我爸同我妈离婚时，说好每个月付给我妈100元钱抚养费，可我们只拿了第一个月的100元钱，以后就再也没拿。
　　我去找我爸，他正同一个女人在一起，也特别不耐烦的赶我走，说他没钱。
　　这样我在姥姥家好歹呆到小学毕业，升初中时姥姥说把你送到山东你姨家去吧，姥姥实在供不起一个中学生。
　　我姨家的两个孩子都在外地上大学，家里挺清静，我听说山东的生活也比东北好，想想在东北父母都嫌我是累赘，我就答应到姨家上中学。
　　刚到山东还不错，姨对我挺好，姨夫虽说不太爱说话但也没表示出不高兴。
　　我进了一所中学念初中，但因为以前的底子差，因此，我有些跟不上，而学校里老师又不太管学生，有时候我逃课好几天都没有人来问我，我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下来，我几乎门门功课不及格，姨夫很生气，觉得我不争气。
　　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读大学，他认为自己的教育方法是很成功的，所以，他要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我。
　　可是我当时逆反心理特别强，你越要求我好好学习，我就越不好好学，而且，我觉得亲生父母都不管我，姨和姨夫凭什么来管我，就这样他们说话我根本不听，成绩上不去，我索性不上学了，为了这，姨夫打了我，我也把老头的手腕弄骨折了，一害怕我就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回姨家，我也不知道他们找没找过我。
　　跑到大街上，最初我还挺自在，觉得终于不用再上学了，不用再去做那些没完没了的功课，听姨夫的唠叨。
　　可是肚子饿的时候我就傻了眼了，我身上一分钱没有，手腕上倒有一块姨夫送我的电子表，我当时特别生姨夫的气，就把这块表给卖了，卖了5元钱，我吃了两天，后来，没办法我就蹲在地上做了乞丐，每天要个块儿八毛的买个火烧吃。
　　不久，我就结识了从东北锦州过来的六子，他也是因为父母离婚把他当包袱甩来甩去，他受不了跑出来的孩子，他当时是十五岁，比我大一岁，但是，他听说我又会开车又会飞镖。他特佩服我，管我叫哥。
　　有了伴儿我的胆子就大了，有时候白天要不着钱，我就同他溜进录像厅捡烟头，然后卖给那些老乞丐，在录像厅里我开了眼界，那些打打杀杀的场面让我很钦佩。
　　这以后我又陆续认识了后面的几个孩子，他们大多是从山东的县里跑出来的，有的是从东北过来的，最小的那个才八岁，已经在街上流浪了两年，比我的资格还老。
　　我们这些小乞丐凑到了一快儿倒是挺开心，每天大家有钱一起分享，没钱一起饿肚子，有时候还合伙偷点东西卖钱，甚至到附近学校里找小学生“要钱”，反正只要能弄到钱的事儿是一合计就成。
　　在这里边我懂得比较多，人也长得高大，所以，他们都听我的。后来，我们有了点钱，便天天晚上花5角钱买张票，在录像厅里过夜，那时候，录像厅里所有的片子我们都背得下来，慢慢那种黑社会老大的形象让我羡慕起来，我想我也应该象录像片上那样把他们组织起来干点大事儿，然后，有了钱大家一起享受。
　　就这样，有一天晚上我建议我们也成立“丐帮”，推举一个帮主，然后做几件大事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些孩子的厉害。
　　不用说他们都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