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级簿-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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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头和脖子肿的特别大，血压骤然下降，这是拉沙热的严重症状。
但这些还不是最重的病人。最重的是那些不断抽搐和已陷入昏迷的病人。几乎所有病人，只要已过了早期阶段，进入呕吐、神志不清和流血的，都会死去。根据我们的经验，凡是不断抽搐的病人，没有能活下来的。
我们继续进行了将近两年的血浆治疗实验。我们轻轻地将静脉注射针打进了一个个病人的手臂，注入我们宝贵的免疫血浆。但病人还是死了。工作人员感到泄气。我们工作得如此努力，抱有这么大的希望，现在我们开始认识到即使当时我们有了血浆并对约翰卡马拉进行了注射，也无济干事。
但这是临床试验，不能要求你对它事先作出判断。你只能做试验，试验结束后，你才能看到它的结果，决定你是否取得了成功。
当时还有病毒哇小组。依我看，这对病人的疗效似乎要好一些。是的，很多人仍在死去，但预计可能会死去的少数病人，其病情的确有了好转，这真的是由于病毒哇，还仅仅是因为幸运？唯一的办法是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在当时还没有个人计算机的情况下，这只能在“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我们将所有的数据送给了他们，还有病毒分离抽样。在进行这一项目三年后，1979年，我一回到亚特兰大就开始分析结果。首先，我得学习我离开后在“疾病控制中心”安装的新的计算机系统。在与数据和计算机大师们一起努力奋斗后，最后我知道了我所做的是些什么。
结果呢？更多的是失望。
第一次分析表明两种治疗办法都无效。看上去像是一些冷漠、凛冽的数字，即使病毒哇似乎也没有什么效果。
但我不能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对这事想的越多，就越想知道是不是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判断实验结果。我回去重新分析了数据。这一次，我决定采用另一种方法。我开始把病人基本上分为两类：我们开始治疗时属于早期的患者，和属于晚期患者。在我们的第一次分析中，我们没有考虑接纳病人住院的时间：病人是什么时候患病的，具体是什么时候到医院来看病的？现在我考虑到了从发病之日起到我们开始使用病毒哇时到底花了多少时间。
无论我们怎样查看免疫血浆的数据，结果都一样。在每一病例中，血浆都不起作用。无论我们多么早就治疗这一疾病，病人的死亡率仍与以前一样。但是有了病毒哩，我发现了一线曙光，也许是我们正在寻找的奇迹所发出的一点微光。如果病人在发病的头六天或七天就住了院，病毒哇增强了他生存的希望。如果病人病了一个多星期，胶囊的效果就更差。我们总算查明了一些事情。
但是数目小，差别也不大大。我们得再试试。还有一些问题：在发病初期将药物的剂量加大是不是效果会好一些？采用静脉注射，我们就得使药物血浓度更高，使更多的药物能进入病毒隐藏的地方，如肝和脾。通过静脉注射，药物会更有效吗？
是的，我想用静脉注射病毒哇。但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得再一次通过整个批准程序。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足够的用于静脉注射的病毒哇。因为在地球上除了墨西哥外，其他地方都不生产。而且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不让我们利用这种药，因为它坚持所有药物都要按照一定的标准生产，而这在墨西哥得不到保证。
这一次，我们得拟定一个详尽的议定书，它将涉及要求回答的所有问题，以便得到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批准。我费了8个月起草新的议定书，使它通过了所有批准步骤，管理局也很快采取了积极行动。我们有了一些有利因素。首先，我们已表明口服病毒哇有效，尽管效果不大。第二，我们已表明它显然是无毒的。但要想得到这种药，困难仍很大，但最后说服了美国制造商专门为我们的研究作准备。
1982年，我们准备开始用静脉注射病毒哇医治病人。由于人道主义原因，我们省去了对照组。我们已经表明口服病毒哇有一些效果，所以我们得向每个人提供真实情况。我回到亚特兰大后，帕特里夏留在了塞拉利昂，接替我的位置任该项目的主任一一虽然我在研究期间还经常到塞拉利昂去。由于她曾在玻利维亚和中美洲进行过调查试验，她给拉沙热项目带来了许多经验。她也是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对一个总是杂乱无章的地方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有利条件。她对当地的实验室有很大影响，就像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里工作时一样。直到1990年，我们仍在亚特兰大利用她的目录系统。帕特里夏决定将主要的实验室从凯内马迁到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医院。她利用我在各地没法弄来的资金，增添了一些设备，使我们自己能分离病毒。这减少了许多麻烦，不用总是把抽样送回亚特兰大。在帕特里夏的指导下，我们将首次在塞格布韦马试验用静脉注射病毒哇。柯蒂斯·斯克里布纳（Curtis Scribner）接替她担任主任后，这一研究仍继续进行。
当病人到来时，我们总要跟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作一番斗争。我看见一个男孩，名叫阿马社（Ahmadu），是由他父亲送来的。他是一个过分瘦长的小伙子。父子二人从潘古玛坐了三小时的波达一波达车（poda一peda）来到这里。可是，那时我们已不在潘古玛医治病人。这医院的领导已更换了多次，包括一位新的负责的修女，她战胜拉沙热的办法是宣称它根本不存在。
这个男孩最初发病时，他父亲说他们找过巫医。过了两三天，喝了许多药水，吞了许多符咒，后来还吃了药粉，结果病情加重。他的父亲绝望了。这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对他的孩子说，“我们得到塞格布韦马去。”
父亲把年轻人放在实验室外面一个旧的板登上。一位名叫詹姆斯·马塞利（JamesMasser1y）的技术员走出来在他身上抽了一些血。然后男护士长库尔布拉（Coolbra）来到这家人中间，开始问他们一些我们调查表格上所需要了解的问题。表格填好后，让他父亲把男孩背进病房。他用一块手织的，上面有黑白几何图型的乡村棉布将他的儿子裹了起来。这是裹在他赤裸裸的身上的唯一的一块布。
同时，詹姆斯在实验室里分别进行了两项试验，一项是用分光光度计测试他的肝酶量，另一项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查他体内的病毒量。分光光度计表明他的AST是325，肝酶量高得令人惊恐，AST是天门冬氨酸盐转氨酶，一种肝里面的酶，正常值不到40。根据我们的经验，患拉沙热时，肝酶量达到150通常就意味着病人很可能得了重病，甚至会死亡。因此，任何人的AST超过150后，我们就要对他进行治疗。阿马杜的AST超过了这一数字的两倍，一个非常坏的征兆。然后詹姆斯走过去看荧光显微镜。它装在两位和平队员用旧木箱搭成的一个样子很怪的小房间里。从一位工作人员住处“借来的”颜色明亮的门帘悬挂在小房间的正面，使它看起来像马戏穿插表演时一个算命先生的小亭子。但是这些门帘很起作用：在黑暗中才能最好地对荧光进行观察。
也许像算命先生的小亭子，这不是巧合。詹姆斯·马塞利正在观察这个男孩子的命运。在德国政府赠送的显微镜下面，被荧光染料固定住的男孩子的细胞变成了明亮的光团。詹姆斯看见病毒的滴定量还低，因为他仍处在患病的初期。可是，由于他的AST这么高，我们得立即行动。从临时代用的小房子出来后，他向库尔布拉证实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向病人看一眼就能知道的结果。
詹姆斯说：“他需要治疗。”
库尔布拉立即拿来了一小瓶新的病毒哇和一套新的静脉注射器。尽管下午的天气异常炎热，他从实验室很快走到了病房。病房里没有欣慰。男孩躺在床上直流汗。他一直在吐，嘴里还有一些血。当库尔布拉将他翻过身时，他只能呻吟。当护士长一看见好像是静脉，就把针扎了进去，固定好滴注器。孩子的父亲在这个期间一直不知所措地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库尔布拉转向他，警告他要小心，不要把男孩子的血弄到了自己身上。他给了他手套，指给他看了漂白剂溶液，并告诉他如何使用它。然后他走开了。
库尔布拉不能在男孩的病床边久留。那天他在病房里还要查看另外十四位拉沙热病患者。
每隔6小时就要输注一次。男孩子仍然病得很厉害。看来他似乎在接近他所患疾病的最后的、致命的阶段。
两天过去了。第三天早上，帕待里夏正在查房，碰巧特别忙，所以当她走到男孩床边时已经晚了。男孩不在床上，床是空的。
在隔壁床上躺着的一位老人正喝着热茶。帕特里夏惊愕地转向了老人。
“阿马杜在哪儿？”
人们听说过如果家属认为病人将要死去，他们会在晚上把病人抬走，因为人们认为不在家里死去是不吉利的。
老人咧开嘴高兴地笑着，他咂咂地喝着茶，向窗子做了个手势。帕特里夏通过无窗格玻璃的窗口向外看去，看见男孩正坐在树下，滴注器就靠在旁边。附近是他家里的三个成员，要他尝尝他们为他准备的一些饭菜。
老人说：“你看见他们了吧。他正在吃东西。”
真令人惊奇，这个男孩子本应当死的。
我们继续治疗了一千五百多位实验室证明他们患有拉沙热的病人。死亡率从16％急剧下降到5％以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治疗方法已在全区闻名。每当我伴随着拉沙热专用卡车外出时，人们经常会走出他们的住房，让我们停下，和我们握手。我已记不清他们的面孔，但是我很快就能认出他们来。他们的生命都是被病毒哇挽救的。
1985年，我们研究的数据明确证实，静脉注射病毒哇能大大降低死亡率，特别是在发病的头7天内注射，效果更好。我们能证明只要注射了病毒哇，血液里的病毒滴定量会迅速下降，因为它在血液里除去了病毒。在我们的研究完成时，我们及早治疗的病人几乎没有死去的。当我们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Medicine）上发表了我们的成果时，我们创造了一个历史奇迹：利用药物有效地治疗了爆发性的病毒感染。很多人对这一划时代的研究作出了贡献：特别重要的有伊莎贝尔·金（Isabelle King），帕特里夏·韦布，柯特·斯克里布纳（Curt Siribner）、鲍勃·克雷文（Bob Craven）和黛安娜·贝内特（Ulane Bennett），后四位都担任过这个项目的主任。
但失败的情况又怎样？大多数是在接纳入院时都已是晚期病患者。那时病毒已经造成了很大损害，病毒哇已无能为力。我们得寻找其他方法帮助他们。此外，还有一群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当时不知道怎样对他们进行医治。这些人困难特殊，因为不是一条生命，而是两条生命受到了威胁。
卡蒂阿图（Kadiaiu）
卡蒂阿图22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再过三个月就要生第三个了。她住在塞拉利昂一个较大的钻石矿区，名叫通戈矿区（Tongo Field）。丈夫在那里当矿工。她一家人与其他20多人住在一起，他们当中大多数也是矿工。像该地区的其他人一样，她和她丈夫也是外来移民。他们都是想一夜致富而被吸引到东部省来的。
虽然卡蒂阿图没有去过诊所或找过医生进行产前检查，她对此并不特别在意。毕竟，她在生头两个孩子时没有碰到任何问题，因此看不出现在会有什么困难。的确，卡蒂阿图年轻、健壮，假如说她的处境困难，那么她的身体可以说似乎比较好，与其他人相比，她的情况还不算那么困难。与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民相比，矿井的收入毕竟不少，的确，她住的房子很挤，但是房子比较大。由于大多数男人都是混得不错的矿工，他们不费劲就能弄到许多食物，其中大多数食物最后都挂在上有波纹铁皮屋顶的泥砖房的椽子上。当然，房子里有许多老鼠，但老鼠到处都有，已成为生活的客观现实。
一天，卡蒂阿图醒来时感到身子多少有些虚弱，有点发热，头痛。她的肌肉也有点疼，但是她没有躺在床上的命，有这么多的事情等着她去做，她得准备早茶，喂孩子，保证男人去矿井之前能吃好。但是这天早上，她干家务时没有平常有劲。当她干完活后，她感到精疲力竭，不得不躺在铺着草垫子的床上。这个床是她与丈夫和两个小孩子一起睡的。她断断续续地打起鼾来。
当她醒来时，发高烧，全身痛得很厉害，特别是背的下半部，这时她已没有劲提水了，因为水井还有大约一英里远，所以她请她的表亲帮她去提水。午饭，午饭又怎么办？她已没有力气舂米，或者为晚饭吃的排骨准备木薯叶子。的确，她为男人们回来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晚了。幸好房子里还有其他人，他们愿意帮她把这一天的活干完。明天她肯定会好，一切又会恢复正常，过去，她曾多次像这样发冷发热，通常一两天就好了。每个人都患过这样的病，也许她得了疟疾。
整个晚上卡蒂阿图都在发高烧，她的丈夫阿布杜尔（Abdul）非常关心，于是去找药剂师。在附近找一位药剂师没有问题。因为采矿使这个地区比较繁荣，人们有钱吃药打针。这位药剂师还兼医生，因为村子里没有医生。他给了阿布杜尔4片治疟疾的氯哆，让他叫他的妻子立即把这些药都服下。
卡蒂阿图还能把药片吞下去，但难以不让它们吐出来，因为她感到恶心。第二天，阿布杜尔认为药片起作用后他的妻子就会开始好转，因此像平时一样去了矿井。但是，当他傍晚回来时，显然，一切都未好转。她的烧没有退，要说有什么变化的活，她似乎烧得更烫了。现在她的喉咙非常疼，并已开始呕吐。她说她太难受了，什么也咽不下，甚至喝一小匙水都要吐。阿布杜尔决定第二天送妻子去潘古玛医院。他想要知道真主为什么要惩罚他？
像富拉（Fula）部族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阿布杜尔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难道他不是每天至少祈祷一次、星期五下午都去清真寺吗？无论怎么说，如果真主允许的话，他明天就带妻子去看医生。医生有白人的药，他会知道怎么办。她会好起来的。
第二天早上，阿布杜尔帮他妻子准备好，带她乘坐早班的波达一波达车来到25英里外的潘古玛。那一天的波达·波达车是一辆尼桑小卡车，后面有长板凳。阿布杜尔设法在紧靠驾驶室板凳上为妻子和自己找到了两个座位，心想这一路就不会像坐在两边的凳子上那样震得格格地响。
这时，卡蒂阿图已痛苦万分。疼痛似乎来自四面八方，袭击着她的背部，慢慢钻进了她的腹部。她感到恶心，她的喉咙痛得很厉害，甚至连自己的口水也咽不下去。她感到精疲力尽，但这时又有了一种新的感觉，腹部绞痛。她想，这不可能，不会这么快，她的预产期至少还有两个月。
每当尼桑车颠簸一下，她就感到更加疼痛。那时后面已挤满了24名旅客，还不算坐在车顶上的四个人。他们带着一捆捆的农产品，还有一只山羊和几只鸡。最后，她实在忍受不了了，于是开始呕吐，用衣服的底层接住呕吐物。司机不知道她病了，不管怎么说，他也不会停车。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是艰辛的，你只有走下去。卡蒂阿图沉默不语，不想惹出什么麻烦推迟他们到达潘古玛医院的时间。
这一群不幸的旅行者继续在通往潘古玛的崎岖不平道路上歪歪倒倒地颠簸着，呼吸着汗臭和呕吐物的气味。沿途要停车，旅客要上上下下，车子一共开了三小时。
他们到达潘古玛时，卡蒂阿图瘫倒在她丈夫身上，已坐不起来。阿布杜尔告诉了司机病情，他同意把车一直开到医院门口，让他们在那里下车，由于没有人帮助他们，阿布社尔只得把她背了进去。虽然卡蒂阿图已不大知道周围的情景，但她还知道绞痛变成了挛缩，修女们很快地、和蔼地接待了她，把她直接送到了产房，助产士对她进行了检查。很快了解了她的病史后，助产士马上知道她的病人得了拉沙热。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个可怕的病，但对一个将要生产的妇女来说，这简直是一场灾难。根据她苦痛的经验，助产士知道卡蒂阿图子宫里的新生命活不成了。
助产士是一位本地姑娘，但她受过很好的训练，工作出色。她第一件事是从一个构架上悬挂一块布用作临时屏障，将卡蒂阿图隔离起来。这是为了提醒工作人员和其他病人，这里有一位患拉沙热传染病的病人。但那是仅有的隔离措施，人们没有手套或口罩。
卡蒂阿图全身疼极了。除了疼痛其他什么感觉也没有。肚子疼，背疼，肌肉与喉咙都感到的痛。其他任何事也顾不上。她为什么得忍受这一切，按照放在腋下的体温表，她的体温现在已超过华氏104度。你不能将体温表放在舌头下面量体温，因为人们不知道你在于什么，有人可能会将它咬成两段。通过直肠量体温在文化上不能被接受，特别是在敞开的病房里，腋窝下的体温——一称做腋下体温——的读数通常比中心体温低1至2度。所以。如果腋下温度的读数为华氏104度，那么，卡蒂阿图的体温就会高得给生命带来了危险。
几小时过去了，卡蒂阿图的阴道开始出血。她挛缩的次数减少了，后来停止了。对他腹部的检查结果表明婴儿的心跳越来越慢。助产士估计卡蒂阿图怀孕只有二十七周，婴儿非常小，没有什么成活的可能。在塞拉利昂全国也没有能够照料早产婴儿的新生儿中心，他们只有等死，所以助产士不愿引产。
卡蒂阿图的病情继续恶化。她的手与脚正变得冷冰冰潮腻腻的，她的血压在下降，渐渐进入休克。她呼吸急促、吃力。她的肺里积满了肺液——成人呼吸窘迫综合证，它常伴随着致命的病毒性出血热。她可怜的丈夫站在床边看护着她。对他来说，她似乎只知道呼吸，别的什么也顾不上了。她已完全不知道他或周围发生的事情。
她需要血。自然，阿布社尔会提供自己的血，但他的血型不对，他是O型阳性，而她是B型阳性。在潘古玛或塞拉利昂其他地方�
